《无脑世界：科技巨头的现实威胁》介评
李建钢 王磊 韩一元*
*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017 年9 月，企鹅出版集团出版了《无脑世界：科技巨头的现实威胁》（World without Mind: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Big Tech ）一书，该书被《纽约时报》评为2017年度值得关注的书籍之一。该书作者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曾担任《新共和》杂志主编，历经杂志转型中的种种挫折，对科技巨头与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关系有着深刻观察。通过对脸书、亚马逊、谷歌和苹果等公司案例的研究，福尔指出，在庞大的利益驱动下，科技巨头会巧妙地利用掌握的算法、接口、用户等庞大平台属性资源，带领互联网与自由、多元渐行渐远，却始终蒙蔽着广大用户，这将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产生深远影响，恐将重塑或颠覆传统、规范和价值观，甚至让人变成盲目跟从的“无脑者”。此外，随着科技巨头垄断地位的不断加强，数字化还可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控制人们思维的新工具。
一、科技巨头的文化渊源
当今科技巨头宣称“科技改变人类”，鼓吹能通过科技帮助人类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潜力，促使社会更加自由、民主。这些科技巨头所描绘的图景和所采取的手段，其实在历史上早就有踪可循，或有所延续，或有所变异。
有关部门应按照国家所出台各项监测标准与政策，借鉴国际先进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经验，对农产品市场销售、产地环境以及产品加工等环节展开严格管控，要积极推行、改进农产品溯源机制以及市场准入制。要对市场交易环节实施动态化管理，及时处理不合格产品，同时还要通过溯源制度，将产品生产信息透明化，确保整条生产链生产情况可以直观呈现出来，以便及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并保证消费者知情权，确保其可以真正参与到产品监督之中，从而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力度。
（一）笛卡尔的人工智能思想和莱布尼茨的算法思想变了味。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父亲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先驱，其所崇信的人工智能理论认为，人脑和计算机类似，受某种生理程序的控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用机器模仿生理程序。佩奇的理想是创建出不受偏见、非理性欲望和错误感知影响的绝对客观的“大脑”。其实，这一想法在17 世纪已由法国思想家笛卡尔首倡。笛卡尔认为“动物即机器”，是被科学规律所支配的机器，人类亦然。但人类在被规律支配的同时，又具有身体和精神、意志的双重性，其中身体行为可被解释为机械本能，但道德品行等属意志的控制范畴。笛卡尔称，若清除身体的欲望、感官的影响，即可达到他所谓的“纯理解”（pure understanding/pure intellection）的状态，① 笛卡尔是17世纪唯理论的创始人，坚持唯理论的真理标准，认为凡是理性清楚明白理解到的东西都是真的。 从而提升人性。
竭尽全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长泰枋洋水利枢纽工程、莲花水库工程、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流域整治工程建设。
当今的科技巨头对政治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当今的技术巨头与过去的大企业相同，都试图影响政治权力拥有者，借此保护自己的业务和地位。令人恐惧的是，科技垄断型企业拥有的权力更大。它们通过信息分类控制言论走向，试图塑造人们对事件、政治家的看法，引导人们去点击、阅读和购买特定的内容，甚至是投出特定的票。这些策略非常有效，因为我们看不见操纵我们的手。在人们每一次的点击和浏览中，脸书掌握了每个人的政治偏好。如果扎克伯格本人希望某些人群多去投票、某些人群少去投票，他完全可以在新闻推送中有针对性地投放内容，以达到影响投票率的目的。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是奥巴马的坚定支持者，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深度参与动员活动，被外界称为奥巴马的“竞选策略大师”。谷歌还发布研究报告，深度分析了奥巴马团队如何使用谷歌分析进行快速有效的决策，其中包括利用大数据分别向新支持者及有所犹疑的选民分门别类地精准投放竞选内容等。
算法是每个科技巨头的核心竞争力，其提出者是17 世纪德国天才思想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出生在“黑暗时代”，出于对和平的渴求及对理性的期待，他提出了“通用字符”（universal character）思想，希望通过新的符号和表达体系，建立新哲学与理性时代，实现宇宙之美与和谐。莱布尼茨称，他的通用语言项目“承载着心灵的力量”。这种对算法乌托邦式的痴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硅谷之中。例如，脸书更像是一个政府而不是一家公司，而其权力即来自于算法。脸书在完全掌握公民信息的同时，制定了行为规范和公序良俗，培养着符合脸书标准的“公民”。脸书的所有用户在后台完全透明。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甚至宣称，“如果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在公众下，社会将变得更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将会增强”。事实上，脸书是当今科技巨头中最虚伪的公司。表面上看，脸书是高度参与性的，但其信息筛选的规则和过程表明，它始终在监视用户、打用户的算盘，把用户当作实验的小白鼠，侵害了人的自由意志。
（二）类似大工业时代的垄断地位仍是科技巨头的精神追求。在计算机和网络发展史上，每次突破性的技术创新都被预言为可让人类变得更民主，科技巨头们也描绘着自由开放、平等竞争的社会蓝图。但事实上科技巨头却不断加强着自身的垄断地位，每项新技术、新网络都带来了更强大、更精密的垄断力量。从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微软，到互联网初兴时代的三大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再到现在的“FAGA”（脸书、亚马逊、谷歌和苹果），无不如此。所谓多元化的社交网络，其主宰者是拥有20亿用户的垄断巨头脸书。
网络时代垄断者和大工业时代垄断者的相同点在于，两者都鼓吹合作（实质是希望与他们合作）、反对竞争（实质是担忧同他们竞争）。他们都认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不可或缺，声称人类社会因他们变得更美好，因此需“原谅”他们过大的规模。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就曾公开声称竞争是“历史残迹”，而垄断更有利于加快创新速度，可让人们腾出精力去关注提高福利等其他重要问题。在“合作精神”指引下，如今的硅谷创业企业都不再妄想取代谷歌、脸书，而是将最终发展目标设定为被巨头收购。现在的科技巨头也很少跨进其他巨头的主营领域，巨头之间相互开展合作，维护各自的垄断地位。例如，谷歌每年花费10亿美元，确保苹果公司使用它的搜索引擎。科技巨头们鼓吹，将权力集中到他们所控制的网络体系中，是为社会做好事，是实现全球大和谐的必要条件。科技巨头们称只有在他们提供的垄断服务的帮助下，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潜力。
短路保护是指在电路发生不经过负载或导线电阻几乎忽略不计等故障时，瞬间产生极大的电流提供切断电源，防止设备损坏而造成事故的保护方式。在正常供电的电路中，电流的流经路径形成一个闭合回路，如果在电流通过的电路中，两导线相触碰或者被另一小电阻物质短接引起短路现象。如果短路保护出现故障，低压配电系统的正常运行将会受到阻碍，人们正常生活和工作也将受到一定地影响。
（三）硅谷文化发端于反主流文化运动。硅谷文化可追溯至20 世纪60 年代倡导自我意识觉醒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特别是其中的嬉皮士文化。当前的硅谷正是当年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中心。嬉皮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是硅谷最早的精神偶像，他善于引导20 世纪60 年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并成功运用科技手段表达他们的精神渴望。布兰德的圈子吸引了最早的科技信徒们，他们在政治理想破灭后，力求通过科技实现人性的升华，因此提出了极具吸引力的“用科技治愈世界”的口号。布兰德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 ）可谓早期的搜索引擎和信息服务平台，它塑造了一个纸面上的网络。布兰德在书中要求读者理解生活中的网络，思考一切事物如何与其他事物产生联系。该书也被乔布斯称为“我这一代人的圣经”。
最初的计算机是庞大、集中控制的机器，操作者不能发挥个人影响。但“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亲身享受了科技带来的快乐，亦极度期望计算机技术的革新。布兰德指出，“科技带给世界邪恶，也只有科技能拯救邪恶。将科技从政客、军火商手里解放出来，交给每个人，就可以让人类更自给自足，更好地自我表达”。计算机和网络被想象成自由解放的工具，正是这种期待推动着年轻的工程师们完成了个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跃。可以说，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是当今硅谷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
①大江大河治理滞后，防洪工程体系薄弱。黑龙江没有经过系统的规划和治理，防洪体系不健全，干流堤防防洪标准大部分不足20年一遇，沙基沙堤多且部分堤段不闭合。嫩江、松花江干流堤防有1/3没有达到规划标准，丰满、察尔森等骨干水库还存在病险问题，胖头泡、月亮泡蓄滞洪区建设明显滞后。
二、冲击传统新闻理念
在传统工业时代，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是电、油气、水和排水道等。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智慧和知识成为必需的“基础设施”。1994 年，贝佐斯（Jeff Bezos）最初构思创建亚马逊时，他便认识到“网络将重塑世界”。亚马逊不只是可随意浏览、检索的书店，它还能根据数据猜测人们的喜好，为其下次购物提出建议。亚马逊这样的少数公司拥有了一种特权，替人们决定应该阅读什么、忽略什么。这些特权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和文化权力。
（二）损害独立性和公平客观性。2002 年，当时的互联网仍处于幼年时期，但知识的电子存储量便已超过了人类过去拥有的全部总量。2006—2012年，全世界的知识产出增长了10倍。知识爆炸分散了人们的关注度。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早就预料到，“信息会消耗接收者的注意力，大量的信息会导致关注的稀缺”。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这种现象进一步损害了正在试图重新吸引受众的传统媒体，同时也使享有经济和文化特权的新兴网络公司占据更有利地位。脸书、谷歌等科技公司把控受众用户接口，新闻网站要想得到点击量、增加收入，就必须迎合这些科技公司的喜好，由此形成了一种病态的依赖关系。大数据改变了新闻业的特征，最终把杂志、报纸的传统新闻业产品变成了被脸书、推特和谷歌推销、测试和贩卖的商品。
此外，硅谷还打着共享旗号侵害知识产权，倡导所谓合作精神，诸如对等生产、社交媒体等充满合作和分享意味的词汇在硅谷最受欢迎。领英联合创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就表示：“没有人能靠自己取得成功……只有和别人一起工作，才能取得辉煌成就”。对于知识的分享，硅谷认为应该形成全球合作模式。由网络推动形成全球社区联合起来，化解人们的分歧，全球各地的读者在网络上一起增加注释、编辑文本、走向共识。随着谷歌图书扫描计划的开展，“环球图书馆”将变成一个巨大的单一文本：世界上唯一的书（the world’s only book）。用户们会抓住这一机会，利用技术将图书改编成自己的作品，将图书变成类似维基百科页面一样的新类型，书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交叉链接和重新组合，这改变了知识存储和传播的形态。
（一）破坏知识产权。知识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具备高速流通性，可以同时为多人所用。为保护知识产权，政府一方面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创造条件提升社会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但随着互联网崛起，对知识产权的传统管理体系很快遭到破坏。正如科幻小说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所言，“我们无法阻止网络上的复制，因为整个网络就是一个复制机器。”谷歌扫描了所有能找到的书籍，苹果公司的广告语直言不讳地说“扒歌、混制、烧盘——这是你的音乐”。亚马逊降低书价，并且将很多电子书的价格统一定为9.99 美元，完全无视背后凝结的作者智慧、创造力和多年努力。
公正曾经是媒体合法性的来源，报社越是抵制市场化，记者越是坚持公正客观，报纸才越有销量。二战后崛起的报业甚至敢对它们的读者挑刺。但从本世纪开始，新闻业大幅萎缩，“独立”突然成为一种负担不起的奢侈品。随着源于数字化的压力和竞争不断加大，创收是再也不能忽视的一个目标，记者们不得不放弃自己曾经坚持的原则，信息的公正和客观性不复存在，声望也随之崩溃。调查显示，报社记者是美国最糟糕的工作，甚至比伐木工和假释官还差劲。随着规则放宽、规范重塑，广告商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模糊。过去几年，关于禁止记者接触广告文案的指导方针开始有所软化。广告的腐败之手不断干扰新闻搜索的真实性，读者越来越难区分报道和广告。
与之相似，脸书创造了人人具有话语权的社交平台，亚马逊则打破了传统大发行商对书籍的垄断，它们挥舞着反精英的大旗，使硅谷科技巨头逐渐成为网络时代新的“看门人”。它们或许本无意扮演该角色，但事实上却通过技术和文化权力成功地成为了行业的掌控者。现在全世界有65%的电子书、超过40%的各种类型的书籍（包括纸质书和电子书）是通过亚马逊销售的。发行商，特别是中小发行商，也不得不在亚马逊的压力下压低售价。贝佐斯并不认为知识、创造力、复杂思考所需的时间本身都具有重大价值，他相信技术，却摒弃了传统的人类精神世界，利用技术成为了新“看门人”。新“看门人”比传统“看门人”权力更大，也不断冲击着传统“看门人”的地位。
（三）扼杀社会创造力。从经济上看，网络的危害是垄断，市场竞争性在大公司支配下遭到削弱。从文化上看，网络垄断的危险是高度雷同、缺乏多样性，不同观念的对峙不再那么激烈，读者顺从那些声称拥有智慧的人，向维基百科和社交媒体让步，被迫或无意中形成共识。实际上，脸书创造的“蜂巢思维”（hive mind）① “蜂巢思维”出自凯文·凯利（Kevin Kelly）《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Out of Control: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Social Systems,and the Economic World ）一书；“蜂巢思维”即“群体思维”（group mind），因为蜜蜂的群体性，在蜂巢之中每个个体各有分工，自发维系整个蜂巢，蜂巢就像是一个整体，汇集了每个个体的思维。是一种让人丧失思考能力的思维方式。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共识是一种“整形美容”（plastic beauty），是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它必然抑制争论，扼杀创造力。
受科技公司的影响，新闻业的工作方式也正在发生巨变。新闻编辑被工程化，流量已经成为一门科学。工程师和营销人员在编辑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帮助这些报道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即便讨论的话题可能很严肃，但表现方式一定要快捷和有趣，特别是要适合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社交媒体的加入使得“病毒式营销”大幅扩展开来，高度雷同的报道像病毒一样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里传播，一切看起来都一样，读起来都一样，似乎在争夺同样的眼球。谷歌的排名、亚马逊的算法以及脸书的新闻推送都是基于该理念，它们彻底改变了知识创造和分享的过程。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媒体不得不高度关注热点、趋势和潮流。虽然每个热点最终都会迅速被遗忘，但媒体必须抓住这些趋势才能生存。一旦某个热点获得关注，“无脑”媒体就开始跟随，不厌其烦地写故事，直到人们最终厌倦并失去兴趣为止。如有段时间，围绕一张猎手杀死猎豹的照片共生产了数百万篇文章，甚至连《纽约时报》也参与其中。
此外，20 世纪60 年代，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他认为新技术可将世界连成一个网络，从而打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消除地域和文化的边缘。地球村除了交往方式的便利化，还有另一重要内涵——分享，即每个人都为全村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大批青年离开校园和居住地，建立了许多“自治”村落。但这些组织并没有实现民主梦和集体主义梦，相反，村落之间不断对抗，村落内出现专制主义，最终全部崩溃。今天互联网塑造的地球村，从思想源头上看，不过是这些村落的升级版而已。地球村之梦前景堪忧。
三、冲击传统政治文化
（二）科技企业干预政治早已有之，当今亦然。在电报时代，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曾主导美国电报行业并不断试图影响政治议程。例如，其为国会大厦安装线路，议员们可以免费使用电报系统；其与美联社结成联盟，美联社可低价使用专用电报线路，而作为回报，美联社保证其与下属媒体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鼓励或支持对电报公司不利的言论。在1876 年美总统选举中，美联社西部分支负责人史密斯动用各种力量支持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Hayes），成功使其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在最终民主共和两党的激烈角逐中，西部联合给予史密斯高度权限，使其获得大量民主党高层的电报，史密斯将这些秘密信息传递给海斯，最终助其战胜对手并登上总统宝座。
底肥施用新洋丰微生物菌剂40kg/亩+有机肥120kg/亩+百倍邦海藻肥50kg/亩；追肥按需分4次施百倍邦海藻肥+百倍邦生根剂。右边转租出去土地，仍按当地习惯施用相等数量的某国产有机肥加某进口复合肥。追肥分4次按需施用。
（一）新“看门人”的崛起。2013 年，《华盛顿邮报》被老东家格雷厄姆家族出售给了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整个精英世界为之震惊。在过去几十年中，《华盛顿邮报》在众多重要历史时刻都扮演了“看门人”的角色，如最终导致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便是由该报最先挖掘并报道的。格雷厄姆家族也自视为社会的领导、精英和特权阶层，认为自己对所属共同体肩负着重要义务。然而，贝佐斯这样的新科技公司领军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并不自视为共同体的守卫者、理想价值的守护人，反而认为这种身份和意识不利于市场发展。贝佐斯将亚马逊看作一个平台，所有人都可在这里平等地交易，这将成为“民主和创造力的胜利”。当贝佐斯接管《华盛顿邮报》时，也秉持同样的观点，宣称读者才是真正的试金石。
但当前，谷歌打着人工智能的旗号，其行径却和笛卡尔的理想大相径庭。谷歌的终极目标不是纯粹地提升人性，而是要通过强占人类有史以来的发展成果，将谷歌自己定义的“纯理解”施加给全世界。谷歌的核心计划是建造全球一切知识的数据库，利用高智能的算法，创造可以代替并超越人脑的机器。若此计划得以实现，人类的一切机制、规则、传统都将失去意义，并将彻底沦为机器的附庸，而谷歌将成为人类发展的推动者。谷歌的宏愿是人类发展到哪里，谷歌的边界就将延伸到哪里。
将枸杞样品称取10g，打浆过滤后三等分，加入10ml 0.2mol/l pH分别为6.0、7.0、8.0的PBS缓冲液，过夜静置后以8000r/min离心10min，取上清液备用。
（三）科技巨头对民主的威胁巨大。新技术挥舞着透明、平等的大旗，但事实上却将人们带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谷歌、脸书和亚马逊这类公司与意大利颇为相像，表面上存在规则，但却永远搞不清权力究竟如何运作。美国民主建立在对权力畏惧的基础之上，而科技巨头却毫无畏惧之心，它们毫无限制地侵入人们的生活，谷歌街景窥私事件就是例证。谷歌工程师马吕斯·米尔纳（Marius Milner）滥用街景车权限，不仅拍摄街景和定位无线网络，而且记录用户的电脑地址，甚至包括私人电脑发送的未加密邮件、上网记录、文本信息以及密码。此外，尽管科技巨头都标榜自由，但为打入一些国家的市场，它们惯于与威权政体达成妥协，而这些妥协通常有悖于民主自由原则。因此，宣称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科技巨头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主的巨大威胁。
四、应打响与网络寡头之战
（一）网络寡头的出现。科技巨头的产生符合资本主义市场发展规律。冷战结束初期一段时间内，互联网确实践行了“1989 年梦想”，成为推动全球化和构建自由社会秩序的利器。彼时尚未产生寡头垄断网络，涌现无数互联网公司，推动了全方位的创新，人们可以轻松找到替代性的网络科技公司，出现了属于消费者的“天堂乐园”，当时人们称之为“新经济”。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就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后，诞生实力超强的寡头，互联网领域也是如此，充满开放和变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集中和垄断。据《经济学家》杂志2016年调查，与1997 年相比，2016 年美900 个经济部门中，有2/3的行业集中程度加深，亚马逊、脸书、谷歌等均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寡头。
（二）网络寡头的危害远超想象。数据是互联网时代“新的石油”。科技巨头成为垄断寡头，依靠的正是占有丰富的用户数据资源。数据又不像石油用一桶少一桶，数据是无限可更新的资源，它允许寡头公司们重复挖掘使用，以更好地理解消费者，建立更高级的运算法则。互联网寡头公司利用各自庞大的用户群数据，不断改进算法，使其以“类似上帝的视角”俯瞰市场，侵占人类大脑的自由思考空间。一是破坏公民隐私。用户在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都被网络公司记录，并以数据形式储存起来，然后进行分析，掌握用户的偏好和关注议题，由此预测并影响人类行为。网络科技公司对用户行为的“监视”，实际上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由。亚马逊、脸书、谷歌等公司利用数据分析给用户推荐定制化广告、产品等，虽然满足了用户偏好，但这种机器“筛选”某种程度取代了人们基于“自由意愿”的选择。二是利用新技术特点想方设法避税、逃税。与制造业或金融业不同，网络科技公司并不需设立在特定地点，其核心资产、知识产权都可转移至税负最轻的地方。如亚马逊虽在美国一些州建立了物资储备仓库，但并不需向该州支付销售税，理由是其买卖行为都在网络上完成。因此，亚马逊和沃尔玛这种传统零售巨头的竞争并不公平，沃尔玛需将其收入的30%用以交税，但亚马逊就不必如此。谷歌则将在美开发的知识产权通过关联公司转移至百慕大，享受避税天堂的便利。截至2015年底，谷歌已将其583 亿美元的利润藏匿在海外以逃避向美国交税。三是深刻改变了文化生态。脸书和谷歌等公司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媒体行业，如KINDLE 等电子产品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传统出版行业谋生艰难。广告收入上，传统媒体完败给脸书和谷歌。据统计，2006—2017 年，美广告商在纸媒上的投入削减了75%，大部分资金都转移到脸书和谷歌公司。网络科技公司具有特殊优势：它们可以根据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投放广告，而不像纸媒那样依靠增加发行量、扩大覆盖面来提升广告效果；脸书和谷歌的用户粘度也更强，人们更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在互联网及这些寡头公司产品上面。2016 年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和当选，已经充分证明了传统媒体的衰落。
（三）是时候迎战互联网寡头了。为保护民主制度健康，需要向脸书、谷歌和亚马逊这三大巨头发起反垄断之战，保持互联网市场的开放、健康。同时，为应对新挑战、新威胁，政府需回归到反垄断法的立法精神初衷，急速升级更新立法，可建立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保护公民隐私。普通公民也应该挺身而出，决定自己的行为，如去实体商店购物、坚持纸质阅读等。网络技术公司虽然强大，能够改变人类生活，但也并非尽善尽美。如电子阅读有其便利优势，但也存在不好的阅读体验，我们每天通过网络获取大量碎片化信息，实际上并不会获取多少真正的“营养”。网络技术公司侵入了每个人的生活，但最终我们可能还是要在某种程度上自觉回归传统。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借助学校已有的教学资源进行教学，学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企业就业培养人才模式中[5]。企业与学校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对在校学生进行选拔，遵从学生意愿，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学校结合校情和企业的培养需求，制定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通过系部开展日常教学管理工作，追踪学生学习过程，以动态的测试来考核学生，督促学生学习，以满足企业岗位之需。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提升学生就业率，还能充分检验模块化教学是否真正满足了校企合作平台下，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福尔通过追溯计算机科学思想史、解构科技巨头及其产品，揭示了科技理想化背后的黑暗真相，说明科技进步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乃至威胁。福尔对科技巨头损害自由和个性的抨击，对民众和政界一味享受、被动应对的质疑，警醒人们不要被工具所左右。① Tim Wu,“Book Review:Wolrd without Mind”,http://magazine.columbia.edu/article/book-review-wolrd-without-mind (上网时间：2019年9月2日) 不过，尽管福尔的批评“有效且重要”，但他提供的快捷解决方案并不多，这颇令人遗憾。② Bianca-Olivia Nita,“Life without Thought”,http://moderntimes.review/life-without-thought(上网时间：2019年9月2日)
（责任编辑：何桂全）
标签：亚马逊论文; 《无脑世界:科技巨头的现实威胁》论文; 反主流文化论文; 布兰德论文; 现实威胁论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