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专题片概念的迷失与追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片论文,概念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3-0038-04 一、从“专题片”与“纪录片”概念之争说起 所谓“专题片”与“纪录片”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理论话题。[1]这一理论话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8年。 事情起因于一部名叫《望长城》的电视片。1988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合作拍摄了系列纪录片《望长城》。这部长达12集、每集片长50分钟的系列纪录片，完全不同于以往画面加解说的传统专题片结构形式，而是以全新的结构方式和叙事形式，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感受：主持人作为节目结构主线，以长城作为节目脉络，由主持人带领大家走遍长城，从东到西描绘了一幅长城两边人民生活的风情画。[2]《望长城》让中国的电视工作者开始重新审视纪录片的概念、结构方式和叙事手法，也引发了关于纪录片和专题片概念的大讨论。1992年11月、1993年4月和11月，中央电视台分别在北京、浙江舟山和湖北宜昌举行了三次“中国电视专题节目分类与界定”研讨会。与会者对专题片与纪录片的界定产生了激烈的争论。[3]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专题片上。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根本就没有专题片这种说法。持肯定意见的专家学者认为，专题片是中国电视节目的客观存在，而且是电视界的口头禅，完全取消是根本不可能的。[4]中国电视工作者将这次论战记入了中国纪录片发展大事记，声明《望长城》是中国纪录片和专题片分家的标志。 1993年至今，“专题片”与“纪录片”之争一直没有停歇，如2011年张瑞林的《专题片与纪录片属性再议》，2012年熊高的《视觉传播下对电视专题片的再认识》等文章还在对这一争论进行探讨。当然，也有很多电视研究者有意回避电视专题片这一概念。 二、“专题片”如何迷失了自己——电视专题片概念嬗变过程的梳理与勾勒 “专题片”既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想要厘清这一概念还要对纪录电影、电视专题节目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根据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论述：“电视新闻片和纪录片是早期电视新闻的基本形式。当时的‘电视新闻’主要是指电视新闻纪录片，根据片长和时效，它可以分为新闻片和纪录片两种”。[2](34)有研究者据此认为“我国早期的专题片与纪录片是同一个概念，即专题片—纪录片。”[3](6)的确，回顾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中国的电视专题片起源于时长较长、影响较大、主题明确的新闻纪录影片。和世界各国二战题材电影一样，中国最早出现的抗战电影是纪录片。1932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成为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翌年，上海众多电影制片公司相继推出了《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上海抗战》《上海浩劫记》《暴日祸沪记》《十九路军血战史》《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等多部表现这次战役的纪录片。这些新闻纪录影片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电视专题片有着很多相同之处：有明确的主题，有着浓厚的主观性，结构紧凑，有较浓的宣传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由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很多纪录电影也与后来电视界所言的专题片具有共通之处。中国第一部被正式称为电视专题片的节目诞生于1958年10月1日，是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片长20分钟，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是一部无声电视作品，由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记者、编辑集体创作。[5]这部电视专题片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纪录片。其实，在新中国电视发展的初期，新影厂的长短纪录片成为电视台长期的、经常的和大量的节目来源。[2](34)后来“专题片”这一名称的出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教节目部的“专题节目”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社教”的本义是“社会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一般指“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配合这项运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社教专题节目。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北京电视台也开始制作播出了大量的社教专题片，如《一个工人的家庭》《珠江三角洲的农村》《美丽的橄榄坝》《欢乐的新疆》《大庆铁人》《收租院》《战斗在越南南方》《成昆铁路》等，“文革”期间有《三口大锅闹革命》《海空雄鹰团》《深山养路工》等，“文革”之后有《承德离宫》《太行丰碑》《庐山散记》《鲁迅故居》等，这些专题片可以看作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专题片中有农业专题、人物专题、气象专题、历史专题等等内容，包罗万象。这些具有明确的主题，有着完整的结构，对主题进行深入细致挖掘，时长较长的节目都被称为专题片。这些专题片不仅是中国“形象化”的政治表达，[2](34)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技术等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成为中国观众接受思想教育的窗口。 在“专题片”的这一嬗变过程中，它的内涵、外延以及内在的逻辑都与传统意义的“纪录片”有了较大的分异。纪录片在英文中被称为Documentary。1926年2月，纪录电影教父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在《纽约太阳报》上首次使用了“documentary”这个词来指罗伯特·弗拉迪哈(Robert Flaherty)拍摄的影片《北方纳努克》和《摩阿那》，之后，这个词沿用至今。众所周知，这个单词的核心是文献的意思。所以，文献价值是纪录片最核心的东西。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开始努力保存自己的记忆，然而只有在一百多年前电影发明以后，人类才有可能利用这种新的技术拍摄了很多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献的影像资料。所以，纪录片又被认为是人类记忆的保存。尤其是那些可以被称之为人类共同记忆的珍贵的纪录片。在这个意义上，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是人类用不同的摄影技术拍摄的同一种类型的东西。 如今我们这样定义纪录片：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6]事实上，对于纪录片的逻辑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后，我们可以看到，纪录片的逻辑基础与记叙文相同。主张客观真实再现一个事件、一种生物、一段生活或是什么其他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当然这种记叙中免不了带有记录者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和思考。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维尔托夫开创了“电影眼睛派”，提倡镜头如同人眼一样“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这当然是一种原生态的记录叙述。而世界纪录电影之父罗伯特·弗拉迪哈在拍摄《北方纳努克》时，虽然让纳努克一家进行了真实扮演，并为拍摄建造了冰屋等，但其并未对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进行创造，而是尽量还原并把它拍摄下来，在笔者看来，这是对即将消失的一种生活形态进行抢救性保存的记录叙述。 中国专题片出现的起点应该是新闻纪录影片，但因其具有明确的主题和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与纪录片客观纪录的核心理念相冲突。比较专题片与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个明显的区别：首先，纪录片着重纪录一个过程，专题片则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其次，纪录片是追求客观性，往往忠于事实，专题片则是主题先行的，往往具有较强的目的性；第三，纪录片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向观众展示一个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或是呈现一种自然生物的生命状态等等，专题片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宣传灌输一种观念。在拍摄手法上，纪录片多以长镜头为主，采用跟拍、抓拍、偷拍、隐拍的方式进行，有声时代的纪录片中多保留大量的同期声，很多纪录片导演反对使用解说词，因而很多纪录片作品没有解说；而专题片则多种镜头并用，摆拍以及多次拍摄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剪辑过程中大量使用具有隐喻、象征意义的镜头，在解说词中大量使用拟人、排比等文学手法，而且往往采用煽情或是升华的方式强化主题。 三、“专题片”发展演变追踪 (一)改革开放后电视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专题片”的生存环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电视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专题片这一概念变得无法准确对位目前的电视节目。 从1990年11月2日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开始，中国进入了有线电视迅速有序发展的轨道。有线电视的发展，为老百姓接受更多的电视频道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而省级电视的上星又为观众能够接受到更多电视频道内容提供了保障。随后数字电视试播成功。21世纪信息爆炸的时代特征在电视媒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备受电视制作者和研究者关注的一是电视频道的发展呈裂变态势迅速增加，二是节目形态呈裂变态势发展千变万化。在电视运行管理上，原来的新闻部、专题部、文艺部不复存在，制片人制度成为新的管理制度模式。就电视节目本身来说，在原有电视台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文艺节目的基础上，电视节目被不断细化，裂变出了新闻频道、经济频道、音乐频道、科技频道、体育频道等等；从节目形态上来看，原来的新闻节目裂变出了大量的新闻栏目，增加了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栏目；原有的专题节目则裂变出了大量的社教服务栏目，如法制类、生活类、科技类、教育类等等；原来的文艺节目细化为通俗音乐栏目、严肃音乐栏目、电影栏目、文学栏目、艺术人物栏目等等，有的甚至进一步发展为频道。可以说这一时代的电视节目特点之一就是大量的电视栏目占据荧屏，成为最重要的角色。至2014年中央电视台的频道节目已经蔚为壮观，据笔者初步统计，仅中央电视台第一、二、三、四套节目就有一百多个栏目。2015年百度百科数据显示，中央电视台现有免费播出频道17个，国内付费频道11个，外语频道15个；另有公交、地铁、民航、列车、快客、楼宇、饭店、广场等移动传媒8个直播频道，以及中国微电影、数字人文等CCTVIP电视(100个直播频道、48个轮播频道)。这样算下来中央电视台的栏目数量足以令人震撼。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题片”变得无法准确对位目前的电视节目。 (二)电视栏目主持人化改革改变了专题片的结构 电视栏目的标志是有着固定主持人、内容主体明确、风格和形式统一、定时定量定期播出。新中国第一档主持人栏目《为您服务》于1983年开播，10年后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提出电视栏目主持人化：“每一个栏目都要建立自己的主持人，并形成自己独特的主持节目风格和特点，跟观众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①在主持人化的电视栏目中，已经很难见到传统的专题片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小专题”。之所以这么称谓，是因为它时间较短，只有几分钟，通常作为一个大的节目的组成部分存在。比如在《新闻联播》中出现的《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抗战老兵》等等小的系列新闻专题片，虽然拍摄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先进人物，但都采用了纪实的手法，与上个世纪的专题片相比篇幅短小精干，却更加生动感人接地气。另外在一些访谈类节目中往往也会看到“小专题”，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军事节目《军情连连看》，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资深军事观察家做客节目，介绍别国军事情况，介绍一些新型武器装备的“小专题”；北京电视台的《养生堂》栏目经常使用小专题来介绍某种疾病的形成机理或是作为话题的起点。在一些法制节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小专题”的身影，例如《一线》栏目播出的《两张新钞票》，就将案件的侦破过程制作成了几个“小专题”，再由主持人串联起来。 电视栏目主持人化改变了原来电视栏目的结构，节目形态发生了变化，由结构完整的专题片变为由主持人进行串联的一系列小专题。在这样的结构中，原来专题片中评述的内容大多由主持人完成，小专题中大多为相对独立的描述性的片断。 “小专题”与传统专题片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主题明确；二是节目形式为画面加解说；三是自成体系，有完整的结构。“小专题”与传统专题片相比又具备几个不同的特点：一是时长较短，传统专题片往往在20分钟以上，“小专题”通常不会超过5分钟；二是碎片化，过去一个大的专题片拍摄的内容，在“小专题”中往往被分割为若干个小的片断，每个片断又自成体系；三是宣传教育功能不再是专题片制作的唯一目的，有很多“小专题”承担了更多的叙事、解读的多元功能；四是小专题大多没有大段采访，节目中涉及采访的部分往往被导演单独处理，制作成独立的片断(VCR)；五是将这些“小专题”与其他一些采访、图片等串联在一起往往作为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控制节目进程的手段。 有时，在主持人栏目中也有较为完整的纪实性专题片，这样的专题片往往用纪实的手法拍摄，与纪录片非常相似，但纪录的过程不够完整，画面的镜头语言不能进行完整的影像意义表达，中间加了大量的配音解说以连接采访和纪实片断。配音解说的部分往往画面较为单调，如果不加解说不能清楚表达编导的意图；解说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主创人员的态度，具有主观性的色彩，解说中出现了很多评述性的语言。 (三)“政论片”崛起成为中国新时代“形象化的政治表达” 考察新时代电视专题片的发展走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主题宏大、气势磅礴的电视“政论片”亮相荧屏。这些“政论片”论点明确，具有较强的思辨性，论证过程严谨，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纪实影像，其中大多数来源于新闻纪录片，但是，其目的并非为了展示这些事件，而是为了用这些影像资料作为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今天我们一般这样定义政论片：政论片，就是指具有强烈政治理论色彩的电视片，相对于新闻、纪录片和各种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而存在，它以宏大的叙事方式和主题类的表现题材，以及鲜明的思辨论证为最突出的特色，广泛使用于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社会等各行各业的重大宣传报道中。[7]这个定义有些冗长且不够明确。但是，至少政论片的几个不同于新闻和纪录片的显著特征已经被电视业界和研究者广泛认同。 我们从逻辑上对“政论片”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政论片的逻辑基础与议论文相同：有明确的观点，有充分的论据，有论证的过程。所以浓厚的思辨色彩是政论片的显著特点，议论或评论贯穿全片，也即政论片试图运用多种电视手段，把抽象的理论通俗化，使观众看得懂，易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央宣传部门制作出了很多精良的“政论片”，如《较量无声》《旗帜》《百年潮·中国梦》等。这些“政论片”对于治国理政，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对于以往的理论性专题节目，这些政论片更加注重论证的过程，达到了以理服人的目的，起到了宣传教化的作用，是这个时代“形象化的政治表达”。 注释： ①出自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在沈力同志主持电视节目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录于《中国荧屏第一人沈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