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祛魅与人的解放——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学派论文,与人论文,伦理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大规模运用对生活世界的负面影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反复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他们不仅从现实层面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运用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而且还从理论层面揭示了技术理性的本质和社会功能，并形成了系统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科技—生态批判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西方人并没有因此走向自由和解放，反而陷入更加全面的控制和奴役之中。对此，马尔库塞分别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中进行了分析。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提出了“必要的压抑”和“额外的压抑”两个概念，借以探讨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必要的压抑”是指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社会和文化对人的本能欲望进行的压抑，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压抑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是社会进步的前提。“额外的压抑”则是指“产生于特定统治机构的附加控制”（马尔库塞，1987年，第23页），是特定统治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强加给人们的不必要的压抑。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原本为人们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创造了前提，但是其结果却是使人们遭受了更为全面的“额外的压抑”。“现行的本能压抑主要不是产生于劳动之必要，而是导源于由统治利益实行的特定的社会劳动组织，也就是说，压抑基本上是额外压抑。”（同上，第112页）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则把分析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作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出发点，他指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在马尔库塞那里，“统治的合理性以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为标准，这个系统允许把同科技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的提高作为它的合法性的基础”。（哈贝马斯，第40页）为了说明科学技术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功能，马尔库塞提出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两个概念。“真实需求”主要指未被支配的人的自主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个向度；精神需求主要指人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虚假需求”是一种由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所决定的，是指“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 （马尔库塞，1988年，第6页），在马尔库塞看来，“虚假需求”的社会功能在于使人们按照资本主义社会所制造出来的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流行需求来生活，这些流行需求的共同点是把人们引向消费领域，使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体验自由和幸福，而忘记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进而丧失对资本社会的批判否定能力，整个社会盛行一种顺从意识。马尔库塞强调，什么是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问题，原本应该由个人自由地回答，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却借助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牵引和支配人们消费的方向和内容，使人们丧失了回答这一问题的能力，这既意味着社会对人的控制日益全面和深入，也意味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控制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
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带来的对人的总体控制，使得人们丧失了自主意识，导致人们把美德和精神健康归结为如何去适应社会的要求，而不去追问社会本身的病症，进而把服从社会和权威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真实利益看作是自私，这就造成了人们在伦理价值观上的两难矛盾。一方面，人们把服从社会和权威的利益看作是最大的“善”，把不服从看作是最大的“恶”，权威主义伦理价值观得以流行。这种价值观要求人们不要自私，实际上是要求放弃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行事，改为服从社会和权威的利益和意愿。而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行事。这种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的矛盾造成了西方人在伦理价值观上的虚无感、焦虑感和无所适从感。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不仅造成社会和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背离，而且也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把人和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归结为启蒙理性，指出正是启蒙理性使“理性”蜕变为“技术理性”，进而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导致了人们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利用的关系。而在当代西方技术理性日益盛行的条件下，自然已经变成屈从于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要求的被控制的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自然反过来成为异化于人的对象。“商业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马尔库塞，1989年a，第131页）
二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强调，技术理性的形成同“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密切相关。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使人们从对神和自然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形成自立。人类之所以能够摆脱神和自然的恐惧，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具有理性和知识。“人类的理智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霍克海默、阿多诺，第2页）但问题在于，启蒙运动将理性和知识归结为技术，认为技术既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同时也是控制人的工具。因此，知识并不是向人们展示真理，或者揭示世界的因果关系和终极本质，而是指导人们的操作性的实践活动，这就必然导致把一切不符合算计和实用规则的东西排除在知识之外。“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同上，第3页）对意义问题的追求被当作形而上学的幻想予以抛弃，结果是世界仅被归结为量的形式方面，用形式的抽象统一原则来把握整个世界。“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同上，第5页）以这种启蒙理性为指导的西方现代化虽然在推进西方物质现代化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最终会导致社会生活的异化和人的价值的失落。“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自然而然地，经济机构，甚至在全盘计划之前的经济机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霍克海默、阿多诺，第25页）
那么，技术理性在当代西方社会盛行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以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老一辈理论家强调技术理性在当代西方社会执行着意识形态职能，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就是借助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制造“虚假需求”支配人们的心灵世界，使人们丧失了批判和否定能力，起到了模糊现象和本质的区别的欺骗作用，技术理性在当代西方社会就是一种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但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虽然在当代西方具有意识形态职能，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传统意识形态着重于通过上层建筑自上而下地对政治统治进行辩护，对人们从思想上进行欺骗和压抑，而技术理性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方式则是非政治性的，这同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使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第58页）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且，依靠科学技术的成果制定的对群众的一系列补偿原则获得了广大群众对制度的忠诚，进而形成了以科学崇拜为特征的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将技术进步和奴役的增强二者等同，把技术本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容易走向反科学的浪漫乌托邦的结局；哈贝马斯虽然也承认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职能，但他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反对把技术进步等同于奴役的增强，指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造成了科技统治论这一新型的意识形态。可以看出，老一辈理论家和哈贝马斯是分别从技术理性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这两个不同视角，来揭示技术理性盛行的根源的。
三
技术理性的盛行导致了科学和哲学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并形成了两种极端的观点：“一个极端主张科学是唯一可能的知识形式，残余的形而上学思想必须给科学让路。另一个极端反对单纯作为理智技能的科学，认为这种理智技能仅仅符合于对人类实存的次要考虑；真正的知识必须从科学中解放出来。”（霍克海默，第132页）要把科学和哲学形而上学协调起来虽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霍克海默强调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同科学相比，哲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研究对象看，哲学“力图解决那些科学没有涉及或者科学无意识涉及到的难题”。（同上，第242页）从功能看，哲学具有科学所不具备的批判功能。“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效仿。”（同上）当然，哲学同科学相比也具有轻视经验证据、偏爱虚幻的缺陷，但并不能由此否定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因为只有形而上学才能够使人形成独立人格，给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赋予价值和意义。“形而上学赋予他的实存以意义，说明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命运只是暂时现象。形而上学断定，通过人的内心决定，通过形而上的人格自由，现象世界才有价值。形而上学涉及的是本来的、真正的实存。”（同上，第133-134页）不仅如此，形而上学所保持的问题同科学研究的结果一样提供了文化发展的要素。技术理性的问题正在于它否定哲学形而上学的价值和意义，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拜物教。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要破除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拜物教，就必须批判和破除作为技术理性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指出，实证主义哲学的共同点是坚持“经验证实原则”，拒斥形而上学，主张“一切关于对象的知识，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感觉经验事实”。（同上，第137页）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也对实证主义哲学的主旨进行了归纳：“(1)认知的思想靠事实经验而生效；(2)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3)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论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哲学的思想变成了证明性思想；哲学的批判是在社会的框架内的批判，并把非实证的概念污蔑为纯粹的思想、梦幻或幻想。”（马尔库塞，1988年，第146页）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实证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借口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而坚持的“经验证实原则”和“价值中立”的经验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所标榜的“价值中立”的经验主义立场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第一，决不存在什么纯客观的经验，任何经验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都必然会受到主体既有理论知识的影响；科学观察和实验以及对科学材料、命题和结论进行的方法上的组织和协调，总是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理论立场。第二，经验主义把“主体”、“价值”排除在科学之外，并且声称“把价值与科学严格区分开来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霍克海默，第159页）这实际上是在科学中完全拒绝“主体概念”，从而把科学看作是和主体无关的事实的体系。事实上，人类认识过程决不是认识主体被动接受外部经验的过程，而是认识主体从自己的认识旨趣出发的能动建构过程。同时，虽然科学与社会理论存在着差别，但决不能说“共同利益、人类能力的限制、幸福及增长这类范畴与科学毫无关系”（同上，第161页）。作为技术理性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由于否定了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割裂了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社会发展的逻辑被归结为技术进步的逻辑，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拜物教得以产生和流行，技术也因此成为论证极权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在这个世界上，技术还为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很大的合理性，并且证明，自主、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马尔库塞，1988年，第136页）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它的批判性，哲学批判的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输灌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霍克海默，第150页）而哲学发挥其批判功能的工具是哲学理性。“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哲学以理性的名义，领悟到本真的存在观念；……与这种观念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现存的一切并非自然而然地是或已经是合理的，相反，现存的一切必须被带到理性面前。”（马尔库塞，1989年b，第175页）哲学的这种批判功能源于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马尔库塞指出，西方哲学传统包含着肯定性思维和否定性思维双重向度，这种辩证思维把“是”和“应该”之间的批判的紧张状态理解为一种本体论条件，从属于存在本身的结构。它使既定现实本身表现为虚假的和否定的，这就决定了辩证思维和“既定现实之间与其说是一致的，毋宁说是矛盾的；真实的判断对这个现实的裁决，不是依据这个现实本身的术语，而是依据那些正视对现实的破坏的术语”。 （同上，1988年，第112页）但是，实证主义哲学不仅否定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使科学走上了定量化、形式化的发展道路，把真和善、科学和伦理割裂开来，而且它还借口保证哲学的精确性和明晰性，把哲学变成语言和逻辑分析，实际上是用形式逻辑代替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不关注对象的内容，而把对象全部变成可替换的符号或记号，由此“净化掉了在逻辑和哲学起源时普遍隐隐呈现的‘否定性’——关于现存社会否定的、骗人的、虚假力量的经验。随着这种经验被排除，那种保持‘是’和‘应该’之间的张力并以自身的真理来颠覆既定言论领域的概念力量，很可能从一切客观的、准确的和科学的思想中被排除掉”。（同上，第119页）这就意味着实证主义哲学尽管标榜“价值中立”是自己的哲学原则，但事实上它却承载着为现存社会辩护、使人们屈从于现存社会的生产体制和社会体制、阻碍现存社会质变的功能。实证主义哲学的这种非批判的实证思维和形式逻辑，也必然使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虽然它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却必定使社会和人走向片面发展的道路。
四
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是科技伦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它关涉的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研究和运用过程中的价值问题。从科技伦理学的理论视域看，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一方面，高新科学技术研究如生殖技术、克隆技术本身就蕴涵着一系列伦理问题，另一方面，高新技术运用过程中的巨大风险要求人类的行为选择必须承载相应的道德责任。科技伦理学要求把科学技术研究的求真精神和科学技术运用的求善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科学技术研究的求真精神要求在研究过程中遵循求真、求实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以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科学技术运用的求善精神则要求在运用过程中强化人的道德责任，保证科学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使社会、人和自然之间实现和谐发展。科技伦理学在上述一般原则的指导下，更加侧重于探讨具体技术运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进而形成诸如生命伦理、生态伦理、信息伦理等各种具体的科技伦理。和以上所述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并非是去解决某种具体技术运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而是侧重于从哲学理论层面揭示技术理性的本质与社会功能，体现为一种科技伦理价值观。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把技术理性批判进一步引向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威廉·莱斯就是通过借用和改造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论述，集中批判了技术理性“控制自然”的核心价值观念，提出“人的满足不在消费领域而在劳动领域”的著名论断；本·阿格尔则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集中于技术理性批判和社会批判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将批判的视域引向了生态问题。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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