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哲学与社会发展笔谈——生态学思维与生存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生态学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4-0006-14
尽管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高级的阶段，但人类并没有学会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最明显的例证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竟然是“生存困境”。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诗意地栖居”。然而，即使是在最需要认真反思我们行为的今天，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一、文明时代的生存困境
人类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使人走出了上帝的阴影，并能用理性的方式审视这个世界。当自然的图景被纳入到了理性的视野以后，自然的神性便消失在理性视野中，取而代之的是秩序和规律。500年前，伽利略就看出自然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自然的规律深藏于数量关系之中。F.培根也意识到，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深藏于知识之中，通过知识人类便可以获得自身的解放，而科学的作用就在于运用正确的方法寻求这种知识。由此，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几个世纪过去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确认着这句广为传颂的名言。
启蒙运动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便是释放了人欲，正是依靠这种最强大的动力，人类创造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奇迹。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在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对物质财富增长要求的同时，也刺激了人的物质欲望。科学技术为现代文明所作的一切贡献，使人有理由相信，只要依靠科学技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多年来，人类靠着这一信念建构起了现代的文明。人们一直坚定地以为，征服了自然就意味着人的解放。殊不知，当人类把自然作为征服对象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改造自然的力量就可能会变成破坏自然的力量。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害频繁……都已成为这种破坏性力量的佐证。正是这种征服、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依赖性的漠视，对科学技术一味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结果把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置于了“生存困境”之中。
然而，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作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或手段，自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科学技术的能动调节作用总是在与一定的价值观共同作用下体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既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又要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人的目的的规范。在征服和控制自然的价值目标下，自然界的一切价值都被归结为人类价值，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就是价值的焦点，科学技术仅仅是人实现人类需要和利益的工具。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仅仅是出于实用性的、纯粹经济或政治的考虑，而不关注人的利益以外的其他价值。因此，人类困境从根本上讲，不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出现的问题，而是受“控制自然”价值观所规范的科学技术被实际运用的后果问题。造成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不在科学技术，而在于支配着科学技术运用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价值观危机。
二、生存需要整体性思维
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呈现的危机反映了我们对自然界认识的偏差。R.卡逊说得好：“‘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1](P263)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采用的是还原性分析方法。这是一种强调人与自然分离，把整体的事物分割成局部，并不断地进行还原，事物的部分决定着整体性质的认识方法。它试图通过对事物局部的深入认识去寻求基本规律，主张用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获得确定性的知识。科学中的学科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信念所支配的，即复杂的系统只有在被分解为彼此分离的各个部分时才能被了解。这种认识方法一直被视为指导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有效工具，并作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和价值形态而受到推崇。
尽管这样一种还原方法简化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使我们能够一眼就看到深藏于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但我们却不能忘记，它是在分离了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下实现的。这种认识并不能够必然地获得关于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尤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这种认识不仅片面而且潜藏着危险。当今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重大问题的最终根源都可追溯到这种认识方法；部门间的各行其是，只顾经济利益而忽视其他的做法，也与这种认识方式有关。
在科学的内部，生态学的发展对还原性分析方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生态学的研究揭示了一幅与物理科学迥然不同的图景：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依赖性、系统整体的平衡性、有机性和整体性。按照英国生态学家A.坦斯利的看法，生态系统不仅包括有机复合体，而且也包括形成环境的整个物理因素复合体。通过对生态系统各构成之间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关系的研究，生态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具有统一性、和谐、相互联系、多样性和稳定性的自然界。整个生态系统犹如一张“无缝之网”，人和其他生物都是网上的一个“节”。如果我们试图脱离这张网去看其上的“节”，那就打破了系统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因此，整体性构成了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旨在表明，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组织性、有序性和动态性，都是整体性特征的外在表现。B.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中，把生态学的整体论思想概括为四条基本法则：(1)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2)所有事物都必然地有其去向；(3)自然界最懂得自然；(4)没有免费的午餐。[2](P25-37)
生态学对思维方式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一切现象之间都存在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2)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过程与事物本身同等重要。生态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整个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整体与部分的区别只具有相对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才是更基本的。这就把还原论所理解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在还原论的世界观中，整体的特征取决于部分的性质。整体论的世界观则恰恰相反，部分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学性质所确定。整体的动力学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东西，而是基本过程的表现形式，而且结构与过程最终也是一种互补关系。
生态学研究孕育了一种强调互补、平等、关系和均衡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正在成为一场新旧范式转变的契机。F.卡普拉称新范式是一种整体论世界观。E.拉兹洛则把它看成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文化意识，认为：“新的文化意识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并且强调了自然界中和人类世界中的共性和统一性。”
三、生存的艺术
实现人类的持续生存，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的支撑，这种世界观应当是一种整体论的、不滥用自然资源的、在生态学上合理的、长期的、综合的、爱好和平的、人道的、合作的世界观。我们需要转变到一种真正全球性的观念上，在这种观念中，个人、社会和行星都被给予充分的重视。换言之，我们必须从一种协同程度较低的世界观转变到一种协同程度较高的世界观。[3](P120)
这种协同程度较高的世界观只能是生态学的世界观，生态学也因能为社会和文化批评提供价值基础而被一些西方学者看成具有“颠覆性的科学”。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生态学的整体论世界观成为了反思生态危机，建构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关系的科学依据。A.利奥波德在生态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大地伦理学，旨在将人与人的道德关系扩大到整个自然，从而使人从自然的征服者变成生命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
事实上，如A.麦克劳夫林所说的那样，生态学并没有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当这种观念在参与到了自我中并被应用以后，确实需要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图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用人与自然一体来替换人与自然分离的方式看自然，那么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很清楚了。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并未真正完成。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只完成了它最初的目标：人性的解放。然而，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就不能没有自然的参与，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也等待着解放，即从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中解放出来。因此，人类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其目标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这是人的全面解放的必然结果。而在这场新的启蒙运动中，生态学的思维方式能为我们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生态学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与伦理具有的“颠覆性”，就在于它是以一种整体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向我们描述生命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提供关于地球生物圈的知识；它对地球上人、生物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所揭示的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它不断地向我们传达着和谐、秩序、多样性、适应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正在进入社会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并且逐渐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文化中的基本概念。
当我们能够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两者的冲突而是和谐。人是智慧的生物，人的智慧的表现不仅在他能看到人与动物的差别，更应该意识到他是生命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例如，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拥有了实际的支配、控制自然的巨大能力，从而使人在生态结构中从消费者变成了调控者。作为调控者，人对自然生态系统具有道德责任和义务。这就意味着人类既要有对自然深刻的理解，又要以负责的态度同自然打交道；既要有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必要认识，又要有一套合理规范人类行为的有效制度，尤其需要对科学技术运用的生态后果进行理性的评价。
随着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正在成为规范我们社会活动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范式也因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呈现出生态化发展态势。在科学领域，它表现为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日益受到重视。这些学科愈来愈深刻地揭示出生态系统运动的规律，客观上为人类利用这些规律创造了条件，使人类能够遵循生态规律，在提高生态系统组织水平和生产力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生态系统，从而有效地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实现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和协同进化。在技术领域，它反对刻意追求技术的工具效率而对技术有明确的价值选择和评价，即技术的运用不仅要从人的物质及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完善出发，注重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要求技术选择与生态环境相容。
这种征兆在新世纪的今天已经显露，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当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手中掌握的科学技术持续“绿化”的时候，一个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距离我们就不会太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