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分析方法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用学的分析方法是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这三大语言哲学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它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渗透和扩张，它作为一种横断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显得愈益鲜明和重要。因此，本文将试图立足于语境实在论的视角，在语境的基底上揭示语用分析方法的形式、结构、特征和本质，并表明它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向性，从而展示语用分析方法的真正意义。
一、语用的对象性及其方法论趋向
语用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始终是探索语用学意义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求解，不仅表明了不同的语用方法论的态度，而且也蕴含着它的可能的方法论趋向。所以，从历史的和现实的不同层面上去把握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历史地讲，继洛克和皮尔士之后，C ·莫里斯较明确地给出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 即它是“对指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联的研究”。 （Stephen C.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这一研究一方面涉及到了对相关元语言本身的详尽阐释， 另一方面需要把元语言应用于对特定符号的描述及其作用的研究。在这里，语用学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还涉及到了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等的方面。莫里斯的思想为尔后语用学的研究奠立了最基本的对象性基础，给出了较广阔的方法论研究的范围和可能趋向性。
而后，卡尔纳普曾经从指称论的研究视角更深入地指出，在进行语言探索中，当“指称与语言使用者”相关时，就会产生语用学的问题。（同上书，第3页）换句话讲， 特定语词的语义与它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语用的本质的对象性问题。卡尔纳普的这一见解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既非常宽泛，又非常狭隘”的规定。因为，他一方面将这一对象性问题局限于指称层面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又在这一关联中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并把符号学、语言学和哲学的方法论性融为一体。
在以后的发展中，人们从许多不同的视角对语用学的对象性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明，显示了语用研究的丰富的方法论意义：
1.从与符号学的关联上讲，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语用学虽然是对符号及其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在于这种解释是从关系到其指称对象的说明。 （Dagobert D. Runes,Dictionary
ofPhilosophy,A littlefield,Adams & Co.,New Jersey,1962,P245.）但从生成的意义上讲，语用学是在指号出现的行为中研究指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参见莫里斯等著：《指号、语言和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所以，有人认为语用的功能表明， 语用学是通过指向非语言的根由来解释语言符号的各个方面。
2.从与语义学的关系上讲，语用学的对象域处于语义学外部，主要研究语境起作用的方式。（参见杨寿堪著：《冲突与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然而作为对语用意义的揭示， 语用学是探究言说意义的，因为这些言说不能由直接指向语句表达的真值条件来说明。所以，“语用学＝意义－真值条件”。这也就是说，语用学是研究那些在语义学中所不能把握的各类层面的意义。
3.从语言的使用上讲，语用学研究讲话者有意义的一组语言实际使用的目的、 效果及其蕴含。 （Antony Flew, A
Dictionary
ofPhilosophy,Pan Books Ltd.,London,1984,P284.）因此， 语用的特征可从语言的使用及其可能的变化中进行抽象。比如，语用学的研究涉及到了特定语句集合为什么是不规则的或是不可能言说的原则或原理。在这里，语用的研究关联到了直指、蕴含、预设、讲话行为以及叙述结构等等各个层面，提供了必须说明的各类现象的集合。
4.从语用的语境性上讲，语用学是对语言和语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研究，语境构成了阐释语言理解的基础。在这里，在语用的行为性上，语用学要说明在作为命题的特定句子的语境中，讲话者与对象之所以构成相互关联的原因；在语用的结构上，语用学要表明语境是被语法规则化了的或是在各种语言情景中可被解释的结构；在语用的交流性上，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境的意向交流，揭示交流就是一种复杂的语境意向，它是由“发话者”意图引起“受话者”思考或行为而构成的，前者是后者思想或行动的原因；在语用的语句适当性上，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者将语句组合成语境的能力，因为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这些语句才是适当的。（Stephen C.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3.P6—27）
以上这些说明，均是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深度、不同的意义上给出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些不同层面、不同深度、不同意义的视角是内在地一致的，是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所以，只有在一个共同可确立的基底上来谈论语用及其意义问题，才是最可接受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语用的语境性上去研究语用的形式、特征、本质和实现的途径，在语境的基底上去构设语用分析的方法论性，从而将语用的语境性与方法论性结合起来，是一个较有前途的研究趋向，使人们可能在语用的特殊性中把握语用的多样性和普遍性。
语用学的对象性的确定是语用学得以确立的前提，但它能否发展，如何进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途径它的方法论意义才能得以实现，则是与求解难题密切相关的。到目前为止，与此相关，存在以下几种主要的研究趋向：
第一，历史的趋向。这一种趋向从总结乔姆斯基的生成语义学出发，试图矫正将语言学看作是抽象设计，并把语言学与语言的使用、使用者和功能割裂开来的缺陷，从而挖掘语言使用的本质，并直接从语言哲学中汲取语用学的重要概念。这一趋向的方法论途径，就是求助于语境的概念去描述语境现象，在语境中探索语用学与语形学、语义学及语音学的相互关联，去把握语形规则、语义深度和语言效果的互补性。这一趋向最重要之点，就是强调在特定的语境中，语用学存在着使语义学更简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语用的原则可以系统地显示嵌入言语的意义远比约定的和文字的意义更多。换句话说，在特定的语境中，除去语用现象的语义分析而走向语用解释，“导致了某种语用学可以简化语义理论的期望”。（同上书，第38页）
第二，融贯的趋向。这是一种试图在语言学理论与语言交流说明之间的沟壑中“填充”语用学的走向；也就是说，语用研究将成为语义学（以及语形学、语音学）与语言交流的可行理论之间的桥梁。当人们以为语言学理论的目的是构造任何语言中无限语句集合的合理意义的相关说明时，就必然要求给出使用该语言进行交流的本质说明。而这样一种目的对于语义学来说是无法完成的，因而，语义学与语言交流的融贯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了。
第三，功能的趋向。这种趋向突出语用学具有为语言事实提供有意义的功能解释的可能性，并促使语言学的解释由内在（从语言特征到语言学的特征）向外在（从语言事实到语言特征）转化。这种趋向的本质在于表明，语言结构不是独立于语言使用的，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在命令、疑问和陈述三种基本句型的使用中建构的。所以，这种趋向的强势就是要在语言结构的基础上去建构语言使用的效果。当然，功能在这里是一种“矩阵”，它展示了语言解释的多层面性。例如，涉及到了：信息指称内容的指称功能；讲话者状态的情感功能；讲话者意愿的意向功能；关联符号使用的元语言功能；建立和保持接触渠道的交际功能；信息说明的联想功能；等等。这里最关键的是，人们不能局限于对语境变量或语句功能的静态分析，而应重视意向显示的动态语境，即注重对话或面对面的相互交流，以实现由静态到动态的转换。因此，在语言使用的功能矩阵中，现实的动态交流应是语境的核心。
不言而喻，以上三种趋向均是与求解语言解释的难题相关的，求解难题的目的与语用学的研究趋向获得了高度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一方面，在20世纪的语言哲学发展中，从对语形的经验语义分析到对语用的语境分析，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由语用个体论走向语用整体论的趋向。这种趋向在其发展中顺应了解释学转向对语言学转向的修正，符合20世纪中叶以来的整体论观念的内在要求。事实上，这种整体论的趋向性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中已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并构成语用分析方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理论。在维特根坦斯看来：①语言的本质是为了交流，因此它具有约定性，是某种社会的行为；②语言游戏是有规则的，它的任意性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决定改变这些规则而玩另一种游戏；③构设完备的游戏是不可能的，任何游戏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④玩任何游戏（除了自己玩暗摸）通常都是与他人一起在某种形式下完成特定的行为；⑤游戏集合类似于由“家族类似”组合的“家庭”，是一种“关联之网”。 （ AndersWedbery,a History of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324.）总之，一个“游戏”就是一个特定的“语境”，一切元理论性的特征都将在具体的语境中，整体地映射为语境化的语用特征表现出来，特别是通过特定语境下的言语行为和言谈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对言语行为可以做以下的简略概括：
┌ 表达语义的言语行为：具有决定意义和指称的语句的言说
言语├ 加强语义的言语行为：通过相关的约定力， 在言说一个句
行为│
子中，去构造陈述，如提议、允诺等
└用言语表现结果的行为：通过言说语句造成了对听者的效果
，这种结果对言说环境来讲是特殊的。在这里，这三种言语行为都必然是特定语境的整体效应的表现，体现了语境的整体性、具体性和功能性。言说形式也可以简略地概括如下：
┌表征：讲话者注重被表达命题的真理性，如断言、结论等
├指问：讲话者试图通过受话人做某事，如要求、提问等
言说├指受：讲话者强调将来的行为过程，如允诺、威胁等
行式├表达：表达心理状态，如思考、道歉、欢迎、祝贺等
└宣称：试图依赖于超语言的手段引生设定状态的瞬间变化
，如宣战、命名、解雇等以上这五种言说形式，莫不通过特定语境的功能展现出来。这些形式中所蕴含的不同语句态度，都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整体趋向性，都在语用的整体性和语用的具体性、趋向性及表现性之间产生某种张力，并在这种张力中获得实现。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语境是实在的，语用分析方法的客观性及其意义是以语境的实在性为前提的。（参见拙作：《论语境》，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46页）没有语境的实在性， 就没有语用分析的方法论性；而没有语用的方法论性，就没有语境的现实性。所以，在语境的基础上去谈论语用学的意义及其方法论趋向，是一种语用研究的本质要求。
二、语用语境的元理论性
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在任何言语或言说的特定情景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具体特征。但对相关特征的选择，则是语言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背景选择，因为言语或言说的产物及对它们的解释是语言地、文化地和社会地相关的。而这种选择功能，只有通过语境的作用才能得以实现。
一般地讲，人们可以相对地列举出语境的内容，譬如：关于言谈都在演讲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认识；关于时空位置的认识；关于表现形式的认识；关于媒介的认识；关于相关事物的认识；关于相关语言使用的认识；等等。但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语境的范围是不易确定的……，人们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和心理的世界，正是在这些世界中， 语言使用者在给定的任何时间中运作着”。 （StephenC.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3）在这个意义上，语境至少应当包含：言语作用者的信仰及其对时间、空间和对象状态的看法；先前的、现在的及未来的（语词的或非语词的）行为；在社会相互关联中参与者的背景、知识及关注程度；等等。总之，语境决不能排除相关语言的特征，因为这些语言特征是与语境假设一致的。所以，这种相关语言的特征被称之为“语境化的角色”（Contextualization cues ）， 或者更明确地将其称为“语用语境”（Pragmatic context）。
这种“语用语境”从语句的分析视角看，“它是由一致性所构成的命题集合……，这种构成语境的命题一致性集合可被解释为唯一讲话者自己的‘约定记录’。”而从言说分析的视角看，“语境则是一个复杂的事件，或者说是一个由前事件引发了后事件的有序的事件对。简言之，前事件是讲话者言说的产物，而后事件则是听者对言说的解释。”（同上书，第24页）对语用语境的这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是一个金币的两面，应被本质地统一起来。因为，对于任一语用语境来说，它都既是一个命题集，又是一个复杂的事件。作为一个命题集，它有着相关的事件基础；而作为一个事件，它又有着赖以表达的命题集。作为命题，它存在着深层的隐喻和心理的、行为的、社会的基底；而作为事件，它存在着一致性的表达和记录。这两种分析视角的区别和关系尽在这种内在的关联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语言使用上可阐释的语境特性来说：①它必须在意向上是可交流的；②对于相关问题，它必须在约定上是可与语言形式统一的；③解释的形式必须是相关的一组对照集，即不同的特性对应于不同的对照集；④语言形式必须是与常规的语法结构一致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种较强的限制，尽管它存在着确定的合理性，但不应约束语用的灵活性和超形式的解读，必须承认对语用的超形式约束的多样解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基于对“语用语境”的如上看法，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有关语用的元理论问题：
1.语义与语用的对象及关系问题，或者说语义与语用的划界问题，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一般地讲，一个言说（特定言说）交流内容的基本要素至少包括：真值条件或衍推；约定蕴含；预设；适当条件；普遍化的对话蕴含；特殊化的对话蕴含；奠定于对话结构基础上的推论。在这里，约定的东西可语义地处置，而语境的问题可语用地对待。语义越小，语用越大；反之亦然。在一个特定的言说对象上，二者所涉及的范围类似某种反比关系。这从某一侧面表明，在语义结构的语境独立性和语用结构的语境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所以，对语义与语用的划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事实上，从理论上讲，无论采取任何一种语义理论，只要它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其意义的诸多方面都不可能简单地被包容。而从现实的语用来讲，语义和语用具有着“混合模块”的性质，它们均建构在同质的或整体的语境基底上。
2.言说意义与语句意义的区别和关联是在语境基底上生成的。在一个语境中，对言说意义与语句意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对语义还是语用的探讨都是至关重要的，言说意义与语句意义的区别，也称之为“传播意义”与“文字意义”的区别；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约定的”。而从本质上讲，语句是一个在语法规则内被定义或确立的抽象的理论实体，而言说则是在一个实际语境中特定语句的发布，或者说某种类似语句或语句片断的传播。从经验上讲，在特定言说与其对应语句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十分模糊的，通常人们将言说看作是构造了特定语句和语境的对子，因为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句子被言说，但从整体性上讲，存在这样一种相对的区别，即语义是与语句意义相关的，而语用是与言说意义相关的。这既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又表明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无法割裂的相关性。这就是说，它们之所以是有区别的，是因为二者的对象实体不同（理论实体／语言行为）；之所以是有关联的，是由于在特定语境中的相互交流层面上，“讲话者的产物（言说）等价于相关语句”。（同上书，第19页）当然，这也涉及到了语句意义是否可穷尽言说意义的诸多矛盾等。为了解决这一系列困难，我们既不能将语义排除在语境之外，也不能将语用绝对地限制在语境之内，要避免这种抽象的区分。应当承认语义和语用既是在语境基底上相互区别，又是在语境基底上相互关联的，只不过是相关的语境层面、视角、蕴含或隐喻不同而已。在这里，在心理意向上要传播的和在约定意义上与相关语言形式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3.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在可接受性评价中是统一的。无论是语义预设还是语用预设都存在着强烈的背景性，同时也形成了历史论争的诸多焦点，诸如：①逻辑蕴含与预设之间的区别；②断言与预设之间的对比；③既把预设看作是句子、陈述或讲话者之间，又同时看作是假设之间的关联，是否是适当的；④对预设意思之间的不清晰性是予以否认还是保存，被看作是结构或语词的模糊性；⑤明显的预设可被看作是断言或衍推，它等价于其它的句子意义。那么，如何区分语义与语用预设呢？一个关键之点就在于：语义预设是一种真值条件的预设，或者说它涉及到了真值条件；而语用预设涉及的是讲话者与演说之间的关联，它不影响真值条件，或者说语用预设就是语境预设，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讲话者与相关语句的适当性之间的关联。在这里，真值性问题与适当性问题具有着根本的区别。语义预设是逻辑的、理性的、一贯的和真理性的，而语用预设是情境的、心理的、流变的和劝导性的。一对相关联的概念的语用适当性就在于：一个言说A语用地预设了命题B，当且仅当A 是适当的，且B是参加者共同认定的。它表明句子的使用存在着语用的限制， 它只能在语境预设下适当地使用，因为在语境中假定了由预设所给出的命题是真的。而这样一来，对特定语句或言说的可接受性评价就渗透着强烈的语境因素，超语境的纯粹评价是不存在的。也正是在这种可接受性评价中，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融为一体。（B.C.V.Fraassen,TheScientific Image,Clarendon Press,Oxford,1980,P88.）
4.隐喻是语用的创造性的显现。客观地讲，隐喻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语用的问题。所以，“隐喻完全属于使用的范围”，是对“语词的想象性的运用”。（Donald Davidson,What Metaphory Mean,in thePhilosophy of Science,Ed.by A.P.Martinich,Oxfond UniversityPress,1985,P439.）这种想象的运用是对语词原有词意的扩张，它内含着深层的直觉和超越，显示了讲话者和语词之间的创造性的互动关系。同时，它也展示了一个语词的浅层语境与深层语境，或者说形式语境与意义语境之间的跳跃和变换。这也说明了语用的创造性特征及其创造空间的巨大，也正是这种创造性构成了语用的魅力所在。另外，隐喻所表明的不是语词意义，而总是讲话者的言说意义。但这种言说意义不是任意地不可捉摸的，而是在现实的语境中可理解的。这就是说，隐喻同样存在着语境的选择性和规定性，通过对隐喻术语的指称对象、谓词外延和函项的功能选择，使隐喻获得了有意义的实现。
三、语用分析的若干特征
语用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必然具有着它独到的方法论特征。正是这些特征的现实的存在、展开和完成，使我们看到了语用分析方法的本质。这就在于：
1.语用推理是揭示语境本质的过程。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通过具有特定句法结构的言语形态，根据其言说意义或隐喻，可以导出某种相关的语境事实来。这个导出语境事实的过程是一个具体的语用推理的过程，即揭示语境本质的过程。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注意两个问题：
┌语形
├语义
①语用分析的多层面性├隐喻
└事实（语境假设）
┌交流过程
②语用分析的动态性├推进过程（语境假设）
└形成事实的过程这深刻地表明，语用分析是一个立体的、相互交织的、整体的过程，显示了语用分析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在此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第一，语用推理中的语境假设包括如下“事实”：参加者的空间、时间和社会的关系；他们在特定语言交换中必具的背景信仰、心理意向和语句态度等等。第二，语用推理是系统的，是在多种可能性中的特定选择，而且这一选择的过程是某种期望或意向的实现过程。第三，语用推理过程是一个对语境问题的求解过程，或者是对特定言语的解读过程。第四，在语用推理的过程中，语用蕴含是对语义蕴含的超越。语义蕴含是预设的、约定的和逻辑地要求的，对它的揭示是语义上升或语义下降的过程；而语用蕴含是偶然的、构造的和语境地要求的，对它的揭示是语用建构或语用假设的过程。
2.语用逻辑是诸多语用要素的内在联结方式，在自然语言中，指示词（deiui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用特征，哲学家们亦称之为“语用表征”。从本质上讲，指示词涉及的是一种语用方式，即语词解释了或语法化了言说语境或讲话事件的特征；另一方面，言语说明依赖于对言说语境的分析。在这里，言说直接地确定于语境的各个方面，没有特定的语境，就没有相关的指示词。而这样一来，指示词与语境的关联就涉及到一种可能的逻辑关系，从而把逻辑技巧扩张到对相关语句的把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由此导致了特殊的语用逻辑的显现。
事实上，在语用实践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促进言说语境相对逻辑化的方式，从而使命题被看作是由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项。也就是说，实现语境的相对逻辑化，就是指在一个语境中特定语句所表征的命题是由可能世界及相关语境到真值的函项。所以，在这里语境将成为语用索引、语用座标或语用指称对象的集合，它包括演讲者、听众、言说时间和空间、指示对象等一切必须的要素。因而，一个言说内容的说明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言说的意义是由语境（索引集合）到命题的函项；另一方面，反过来讲就是由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项。不难看出，这种语用逻辑的展开是在语境中进行的，是各种相关的语用要素内在联结的方式。语用逻辑的相对性不是指逻辑自身的不确定性，而是指由可能世界（语境）到特定真值之间的多样的可选择性。对于选定某一真值来讲是确定的，但对于多个可能值来讲，它又是语用地相对的。正是由于这种逻辑的相对性，有人认为“语用学逻辑地先于语义学，因为理论的语用要素输出恰是语义要素的输入”。（Stephea C.Levinson,Pragmatics ,Cambridge Vaiversity Press.1983.P59.）这样，语用逻辑构成了语用推理的前提。
3.语用行为是对相关语境的现实操作。从语用的操作意义上讲，可以把言说行为看作是关于语境的操作；也就是说，可以把言说行为看作是由此种语境进入到别种语境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言说行为之所以能造成语境转换的原因，就在于“言说行为力”（Speech act force）或“言说行为潜势”（Speech act potential）的功用。 更进一步讲，正是在语用背景的基底上，在语用逻辑和语用推理的前提下，造成了语用假设的潜在选择，给出了言说行为的内在潜势或内在的语境趋向性，从而决定了由某一语境到另一语境的转换。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自然语言中的语句是典型的独立语境的句子。一个言说行为所表达的命题，将随着使用的语境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干扰言说行为的语境变量是多样的，它包括语境预设的一切要素，但它们都必需通过言说行为的现实操作才能转化为实际的现存语境。所以，语用语境蕴含于语用行为之中，而语用行为体现了语用语境，是一种可操作的现实关联。
4.语用的“对话含义”是语境整体性的关联内核。语用的“对话含义”（Conversational complicature ）是语用分析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首先，它代表了语用说明的本质及其力量的某种范本。特别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用推论，它的语用源泉需在语言结构之外作为相互作用的关联加以阐释。但更重要的是，“对话含义”为语言事实提供了有意义的功能说明。其次，“对话含义”提供了它如何能够具有比实际“说出”更多意谓的清晰解释，即比对话所文字地表达的意思更多的意义。最后，“对话含义”具有着非常普遍的解释力，它可为明显地不相关的语境事实提供关联说明。所以，“于无关联处见联系”是“对话含义”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这就是说，“对话含义”不仅会影响话语的形式表达，而且决定了有意义的语词选择。在一个特定的语用语境中，不仅“对话含义”的无形的本质规定性是现实地存在着的，而且，语形的规则性对它是内在地敏感的。因而，“对话含义”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将语形、语义和语用统为一体的真正内核。
也可以这样讲，“对话含义”是一种非真值条件推论。因为它不是从一般的语用原则中导出，而是与特定语词表达的非约定的语境要求相关。这种相关性越强，特定语境的敏感度就越强。当然这种敏感度存在于语境中不同种类的交流内容之中。这些交流内容可图示如下：
（参见同上书，第131页）
由此可见，语用语境存在着语言的语境和非语言的语境（non-Linguistic context）之别。但无论是在哪一种语境状况下， 语用“对话含义”都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的特点：第一，无论在任何一种语境下，“对话含义”都不可能根据语义的关联直接地模型化。因为它不具有逻辑的推理性，所以是“可形式地废除的”（defeasible）。第二，“对话含义”不是与语言形式相关，而是与语用的语义内容相关的；因此，它不能由转换言说语词为同义词而简单地与言说分离。第三，“对话含义”是“可演算的”（calculable）。 也就是说， 对任一推认的（putative）含义来讲，它都应该能够构建相关类型的论据，从而表明言说能够进行推理以保护相互关联的语用假设。第四，“对话含义”是非约定的，它不是语言表达的约定意义的部分。第五，最重要的是，具有单一意义的表达可在不同的语境场合给出不同的“对话含义”。同时，在任一语境场合，相关联的“对话含义”的集合都不是精确地可决定的。
总之，作为语用推理的“对话含义”不同于作为语用推理的“语用预设”。前者建立在谈话者相关联的特定语境假设之上，而不是句子的语用结构；而后者则更接近于句子的语用结构。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均非语义推理，都存在着对语境要素的高度敏感性。这就是它们既存在着可判别的区分，而又同是特殊的语用推理方式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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