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文献——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和国家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文献论文,周年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来审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开启和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那么，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讲话则真正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该文对当时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准确捕捉到了当时制约经济改革的核心政治体制问题。它绘制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内容几乎涉及了后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为此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它的指引下，我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在邓小平论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文献中，该文是最全面、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重要文献，堪称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文献，因此，在此文发表30周年之际，将其置于中国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个历程中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全面剖析了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第一，全面分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较大幅度地变动国务院领导成员为契机，邓小平全面思考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找到了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开始的改革突破口。讲话首先分析了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总体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问题，具体的政治机制上存在兼职、副职过多和干部队伍老化的问题。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在于不能发现和破格使用人才，存在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同时缺少群众监督制度。仍然存在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具体表现为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严重，任人唯亲、走私受贿等破坏党的形象、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分析问题的同时，邓小平指出了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通过改革，目的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并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③使党更善于领导。
第二，系统总结了官僚主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和严重危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④官僚主义几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痼疾，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列宁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曾这样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⑤早在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就把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归纳为：高高在上，孤陋寡闻；官气熏天，不可向迩；遇事推诿，怕负责任等二十种⑥，并指出了“官僚主义态度和作风已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危害。”⑦近20年后的1980年，官僚主义仍然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⑧如此系统、深刻地总结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可见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30年后，当我们重温邓小平这一论述，再反观当前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掷地有声。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始终参与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他深知官僚主义存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艰巨性。并最终找到了克服官僚主义的最佳路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变革与我国经济建设不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机制，逐步克服官僚主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三，文献完整准确地剖析了官僚主义的体制根源，找到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的可行路径。一是官僚主义的总病根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而权力集中的原因在于“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⑨二是缺少严格的行政法规和明确的职责权限的划分，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整日陷入向上级请示报告、互相推诿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忽视了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干部监督和激励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把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都视为作风问题，导致“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⑩的结果，原因是没有发现作风问题背后的体制根源。三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还在于缺少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11)使党的一元化领导演变成个人领导，“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12)。四是家长制作风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及党的民主，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13)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五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导致特权横行，这些带有封建色彩的特权，实质是游离于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力，正是这些特权破坏了党内民主，为违法乱纪以可乘之机，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曾发现了官僚主义问题，并采取了许多防止官僚主义的措施。但是，当时大多把官僚主义单纯看作作风问题，主要通过整党整风、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和对党员干部进行意识形态及理想信念教育等途径予以克服，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值得汲取的教训是他们没有把成功经验以制度或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致使反对官僚主义与运动相伴，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到产生官僚主义的体制根源，忽视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所以，邓小平说克服上述问题“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4)
第四，深刻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体制原因。邓小平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缺少必要的分权，导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15)加之“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6)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体制完善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他指出：“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7)所以，“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8)
从政治体制上论述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错误根源，是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他看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9)从政治体制上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对21世纪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门，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首篇全面剖析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中的问题和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文献。在此文发表以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中，虽然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但都没有形成像该文那样明确的思路。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划时代的文献明确提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0)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害和民主集中制的缺失给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提出了“为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1)这样一些宏观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了改革的政治方向，指出“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2)。提出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的大思路(23)。这时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经认识到当时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正在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此意义上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真正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门，为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在这篇文献的指导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逐步清晰，改革方案逐步细化，一系列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策和措施、机构和章程等及时出台。从1982年初开始，以精简机构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并通过改革干部选拔管理机制等不断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微观机制，逐步健全和实施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任期制度，为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改革领导体制和领导机构等具体思路，这次会议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作为专门一章写入新党章，明确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24)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经济改革中的各种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成为邓小平思考的核心问题。1986年6月，邓小平强调改革包含政治体制改革，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进一步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25)。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6)改革的具体内容是理顺党政关系、实现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政企分开、干部队伍年轻化等。至此，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任务、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的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基本形成。他明确告诉世界：我们的一切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改革，一切改革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绘制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27)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28)
其次，通过设立并在适当时机撤销顾问委员会顺利地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伟大创举。从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缺失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老干部的身体健康状况、思想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邓小平指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29)1982年4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国务院又制定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离退休作出了具体规定。建立并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部职务终身制的传统模式，为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及一系列改革方针和政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体制保障，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贡献，他本人在适当时机身体力行地退出领导岗位，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善于打破陈规、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政治气魄和人格风范。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构想，面对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新问题，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30)。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体制改革新目标(31)。党的十六大在明确“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具体目标(32)。党的十七大使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具体措施更加明确。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出要“确保权力正确运行，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33)
在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指引下，党和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1995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1997年3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1998年11月21日《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2000年6月23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2002年7月9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4月8日《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暂行规定》，2005年1月3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制度建设成就显著，“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34)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得到转变，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完善；权力结构日趋合理，机构设置科学，运转逐渐高效、富有活力；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不断显现(35)。正如俄罗斯学者叶列娜·波多利科在深入研究了“中国通过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而惊人地快速发展与复兴”后，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再次肩负起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稳定。”(36)综观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我们清晰地发现这些具体的构想和目标、措施无不渗透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文献高超的政治智慧。实践证明，它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文献，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第一，全文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剖析了现存政治制度中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我国经济生活逐步释放出强劲的活力，建基于计划经济之上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迅速受到冲击，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在哪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何处？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些都关系到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必须及时作出回答。文献运用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开始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37)“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38)在他看来“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39)，通过体制改革和完善来规范各级领导的政治行为，是邓小平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
第二，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权力集中在个别领导身上，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由于缺少了权力变得寸步难行，导致办事效率低下，社会严重缺乏活力，进而束缚了人的自由和发展，造成经济社会停滞。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亲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向往新生活、建设新家园的火热的劳动激情，也发现了由于高度集权而导致体制僵化、经济停滞、人民劳动热情消退的影响，所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变革原来缺少活力的体制激发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清除长期束缚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体制因素，最大限度释放个人的潜能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他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持。
第三，深入剖析了制度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制度的功能是合理分配各政治主体的权力，权力的过分集中在于忽视了制度的分权功能，它是上层建筑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集中表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40)。制度的功能还在于有效地监督权力的运行，“每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必定有预防的功能，也有矫正的功能。它应有一种自然的趋向将坏人排除在政府之外，并且不单纯依靠事后的惩罚来保障国家的安全。”(41)如腐败问题便是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或乏力造成的，腐败问题有腐败者个人政治信仰问题、道德修养问题、文化素质问题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制度所特有的强制功能是其他的软约束因素所无法替代的，完整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腐败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的正向效应、避免权力的负面效应，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只有用制度规范权力，才能使国家的政治生活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四，剖析了我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文化根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深刻指出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中国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但肃清其思想残余的影响还很艰巨。肃清封建主义和腐朽没落文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单纯依靠说服教育还不行，要从根本上逐步清除糟粕文化的影响，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民主和制度，“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42)通过制度完善和体制改革使掌握权力者的政治行为逐步程序化、法制化、规范化。同时，也要认识到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制度创新既受条件的制约，又体现主体性和人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人在反复博弈中建构起来的制度，凝结着人关于人与人关系的智慧，昭示着文明发展的趋向，人类若想走向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不能不诉求于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43)。由此可以看出，文献指明了制约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健康发育的最深层的障碍，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总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我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21世纪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切要求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44)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应充分发挥其为社会提供制度服务和实现制度变革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继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持。
注释：
①据考察，在所有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及其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主要使用“领导制度改革”、“机构改革”等词。1983年10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使用了“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一词正式使用是在1986年6月10日听取中央负责同志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中，该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并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此后，他主要使用“政治体制改革”一词，基本不再使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等这些概念了。在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中，“政治体制改革”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含义基本相同，本文根据行文需要均使用这两个概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34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⑥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4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上），第110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上），第110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上），第190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上），第300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
(28)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303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下），第754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
(3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5日。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0日。
(35)杨海蛟、王英：《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述评》，《理论探讨》，2008年第5期。
(36)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7/content_6896712.htm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1)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第13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3)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第1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4)初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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