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音乐的仪式性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前论文,中国论文,仪式论文,因素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史前时期很少有文字出现，更缺乏对当时音乐事物的记载。因此，研究中国史 前时期的音乐，应主要依靠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如史前人类遗留下来的乐器 、乐舞图像以及相关的考古遗存等。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在当时社会中 的作用和意义。
此外，研究史前时期的音乐，还应适当利用有关的音乐神话和传说，它们是进入历史 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字记录，虽然不尽可信，但还是包含了若干史前音乐的信息，可以与 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加以探索。
通过对考古发现、神话、传说等资料的综合考察，我们发现，史前时期的乐舞表演， 大多与当时人类的仪式活动相关并具备相当的仪式性因素。
一、神话、传说所见史前音乐之仪式性
中国古代典籍保存了一些有关史前音乐的神话和传说，这里选择几例并试做解释。
《山海经·西山经》有这样一则神话：“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 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这可能是将歌 舞应用于原始巫术之中，通过化装成神兽的歌舞表演，幻想天地人神之间的沟通。
《吕氏春秋·古乐》篇有尧帝命其乐官创作音乐的事例：“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 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
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以致舞百兽。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类 似的描述，在《尚书·益稷》所记舜帝时的乐舞《箫韶》中也能见到。
上述二则传说，透露出史前音乐与仪式活动的一些关联。其一，音乐与祭祀活动具有 十分密切的关系，创作音乐的用途或目的即所谓“以祭上帝”。祭祀应是史前人类生活 中的一项重要活动，音乐则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历史时 期，祭祀的重要性仍然十分显见，它与军事行动同被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即所谓“国 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二，史前音乐中包含了礼的因素，即音乐的功用或目的是为了 追念祖先，规范礼仪。礼乐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后世更为彰显。其三，音乐与原始巫术联 结在一起，所谓“以致舞百兽”，“鸟兽跄跄，百兽率舞”等，应是人类化装成动物的 乐舞表演。在集体狩猎之前或之后，用乐舞形式模拟表演狩猎活动，当是一种典型的原 始巫术——狩猎巫术信仰。
表现狩猎内容的乐舞，在一些史前岩画中也有所反映。如甘肃嘉峪关黑山岩画中即有 描绘狩猎舞蹈的画面(图一，采自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版，第365页)。在这组图像中，有舞蹈的人群，并有牛及有角动物等，其主题应与某种 狩猎仪式相关(注：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甘肃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岩画——黑山石 刻画像初步调查》，《文物》1972年第12期，第42—46页。)。类似的狩猎舞蹈描绘， 在云南沧源岩画第Ⅰ地点第五区也有所见(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调查组《云南沧源崖 画》，《文物》1966年第2期)。
图一 甘肃嘉峪关黑山岩画狩猎舞
在求雨仪式中应用音乐的例子，可举《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一则传说：“昔古 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 阴气，以定群生。”这是用乐器施行巫术，以达到求雨目的的做法。在祈雨仪式中演奏 乐器，后世依然存在，如商代用乐器助祭以求雨，在甲骨文中屡有所见。乐舞表演与求 雨仪式关系密切，至今仍保留于民间祭祀活动之中。
史前音乐的仪式性因素，还表现在对祖先和图腾的崇拜。《吕氏春秋·古乐》篇有“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音乐传说。八阕之中的《载民》，应是 对祖先的崇拜，而《玄鸟》则是图腾崇拜的反映。另黄帝族以云为图腾，其乐舞称为《 云门》(注：《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尧 帝的乐舞《咸池》则与祭祀日出有关(注：《咸池》尚有说是炎帝或黄帝时乐名，传说 中它是太阳初升沐浴的地方。《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 池，拂于扶桑。”《楚辞·离骚》王逸注：“咸池，日浴处也。”当与太阳崇拜有关。 )。而《大夏》则是颂扬夏禹治理水患，故《周礼·大司乐》有“舞《大夏》以祭山川 ”的说法。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音乐祭祀活动，有伊耆氏部落腊祭时演唱的歌曲。《礼记·郊特牲 》记载了这样的祷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史前人 类因对自然灾害现象的恐惧而产生的自然崇拜，并通过祭祀活动来祈求农业生产的安顺 。
《韩非子·五蠹》篇记载了一则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音乐传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 ，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 苗乃服。”仅靠一种手执干戚而舞的行为就能征服有苗部落?难道舞蹈真有如此大的魔 力?李纯一先生认为，可以将此解释为战前的作战演习或操练(注：李纯一《先秦音乐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此说甚是。这种具有操练性质的舞蹈，应是 史前舞蹈的主要形式之一，具备相当的仪式性和功利性。云南沧源岩画第Ⅳ地点的相关 描绘或可作为参照(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调查组《云南沧源崖画》，《文物》1996年 第2期，第7—16页。)。在这一画面中，图中人物手执兵器(同时也是舞具)而舞(图二， 采自《文物》1966年第2期，第14页)。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M14)出土的战国时期铜鼓 装饰图案上也见到类似形象，画面中的舞者手执干戚而舞(注：冯汉骥《云南晋宁出土 铜鼓研究》，《文物》1974年第1期，第51—61页。)。
图二 云南沧源第Ⅳ地点岩画
二、乐舞图像所见史前音乐之仪式性
史前音乐所包含的仪式性因素，从目前考古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乐舞图像资料中也 有一定的反映。
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墓葬(M384)出土一件舞蹈纹彩陶盆，盆的内壁 描绘有三组舞者，每组5人。此墓共存物有陶纺轮、穿孔蚌壳、海贝和骨珠等生产用具 或装饰品(注：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 ，《文物》1978年第3期，第49页。)。1991年，甘肃武威市磨咀子遗址出土马家窑文化 舞蹈纹彩陶盆残片，经拼复，其主体纹饰为舞蹈形象，图中人物共分两组，每组9人， 其舞蹈图案与上孙家寨所出彩陶盆相仿(注：《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30日。)。1995 年，青海同德县宗日文化墓葬出土1件舞蹈纹彩陶盆(95TZM157：1)，图案与上孙家寨所 出十分相象，只是人物的双足、头饰和尾饰更加虚化省略。此墓共出彩陶盆五件，但有 舞蹈纹者仅此一件。盆的上腹彩绘三线钮结纹，口沿绘斜线三角纹，盆内彩绘两组舞蹈 人像，分别为11人和13人，中以圆点弧线间隔。该遗址还出有吹奏乐器陶埙一件(95TZT 16②：28)，其形制为小平底，两按孔(注：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 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第1—4页。)。考古学者认为，宗日文化的人类与 马家窑文化的人类不属于同一集团，但受到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注：陈洪海等《试 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1998年第5期，第15—26页。)。因此，两处遗址出 土构图相类的舞蹈纹彩陶盆应非偶然，其乐舞文化之间当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这类彩陶盆上的舞蹈图像，目前有多种解释，其主要分歧是舞蹈所表现的内容、 舞者的性别、头饰和尾饰等。由于绘画材料、技法和工艺等方面的限制，其图像不可能 如照相般精确，故其所绘细节(如头饰、尾饰)很难准确判断。因此，我想暂时抛开这些 分歧，先求同存异。从舞蹈形象看来，有一点是大家基本同意的，即论者大都认为它并 非一种单纯的娱乐性舞蹈，而是具有某种宗教或巫术意义的舞蹈。我以为这种舞蹈花纹 装饰，确非出于幻想或想像，而应是史前人类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反映，这种舞蹈具 有一定的仪式性因素应是可以相信的。
1982年，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一座房基(F411)，其上绘有一幅地画，画 面内容可与上述彩陶盆舞蹈形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座房基的居住面分上、下两层， 上层是在原居住面基础上铺垫一层厚9—10厘米的干净土和草泥土，表面沫一层白灰面 。在上层近后壁的中部有一幅地画，用黑炭绘线，所占面积为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 约1.1米(注：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 第2期，第14页。)。在这幅地画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两个人物，此二人应是在跳舞，其 形象与上述舞蹈纹彩陶盆相似(图三，采自《文物》1986年第2期)。然而，人们对于舞 者前面方框中所绘图形则有不同解释。原报告认为方框中是动物形象。宋兆麟先生认为 方框是棺，里面两个形象是死者，地画表现的是丧舞(注：宋兆麟《巫与民间信仰》，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6—178页。)。张光直先生认为方框中的人物是一种X 光式或骨架式画法，在民族学上是代表巫术宇宙观的一种有特征性的表现方式。骨架状 态象征“死者再生”，似乎是回到母体子宫中胎儿的形象。方框外的人物是巫师在舞蹈 作法(注：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载其《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111—123 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5年。)。李仰松先生认为方框中是两人前后俯卧的 形象，是一幅为家里人驱鬼的画面，即“驱赶巫术”(注：李仰松《秦安大地湾仰韶晚 期地画》，载其《民族考古学论文集》，第119—124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图三 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地画摹本
无论大家对方框中的形象如何解释，方框外的人物为舞者则是没有问题的，而这种舞 蹈应与仪式活动有相当的联系。大地湾遗址的发掘者推测，舞者“手中似握棍棒类器物 ”(注：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第2期 ，第14页。)。我猜测舞者下身的棍棒类器物可能是象征男性生殖器的舞具或饰物，应 是一种表现生殖崇拜的舞蹈，与张光直先生所论表现“死者再生”的观念有一定关系。 表现生殖崇拜的舞蹈形象，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岩画中也有所反映。呼图壁岩 画有大型群舞祭祀图，男性阳具硕大而勃起，表现生殖崇拜与动物崇拜的结合(注：王 炳华《雕凿在岩壁上的史页》，《新疆艺术》1988年第4期。)。
三、随葬乐器所见史前音乐之仪式性
史前音乐的仪式性因素，在考古发现的随葬乐器中也可得到印证。这里选择黄河中游 地区的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舞阳贾湖和襄汾陶寺加以考察。这两处遗址均经科学发 掘，具有随葬乐器的典型墓葬资料。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贾湖文化人类所制造的骨笛，距今约九千 年(注：张居中主编《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贾湖文化分三期，骨笛多为 二期物，个别为一期和三期制品。据[14]C测年并经树轮校正，一期为公元前7000—660 0年，二期为公元前6600—6200年，三期为公元前6200—5800年。)。骨笛多出于墓葬， 仅有个别出于灰坑(一件半成品)或探方(两件残品)。出土骨笛的墓葬材料比较完整，共 存物较为丰富，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参照。骨笛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相对固定，大 多置于墓主人的大腿侧，个别放于墓主人的手臂旁。骨笛放置位置的非随机性，显示出 这种乐器的宝贵及它与死者的密切关系。出土骨笛的墓葬，墓主人多为成年或壮年以上 男性，仅一例为女性，可见男性与骨笛的密切关系。一墓有随葬一件骨笛的，也有随葬 两件的，其中随葬两件者是否为雌雄二笛，尚需研究。发现骨笛的墓葬，除生产和生活 用品(如陶壶、石斧、石凿、骨簇、骨镖、穿孔石饰、牙削、骨匕等)外，大多(共有九 座)还有龟甲和叉形骨器共出(骨笛与叉形骨器共出的有五座，骨笛、龟甲与叉形器共出 的有两座)。龟甲内有的装有数量不等的石子，有的装有骨针和骨锥之类，个别龟腹甲 上和叉形器上还刻有图形符号(如M344、M387)。以龟甲随葬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墓葬 中也较多见。龟甲大多出自随葬品丰富的大、中型墓，墓主多为成年男女。据高广仁先 生研究，内装针、锥之类的龟甲当与医巫有关，或具有原始宗教的其他功能，是死者生 前佩带的灵物(注：高广仁《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载其《海岱地区先秦考古 论集》第29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贾湖墓葬中的龟甲，内装石子者，当可摇击 发声，具有乐器的一般性能。发掘者认为，龟甲和叉形器应非一般生产和生活用品，是 有道理的。随葬骨笛的墓葬比其他墓葬随葬品丰富，且伴出有龟甲和叉形骨器，显示出 墓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或地位，有可能是巫师或身兼巫师的某种特殊人物。因此，骨笛 不仅是一种乐器，而且还可能与龟甲和叉形器一样，作为施行巫术的法器，从而具有一 定的神秘意义。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存在，即骨笛只是人死后用于殉葬的一种祭品， 果如此，则骨笛当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换言之，墓主人也可能不是骨笛的演奏者。值得 注意的是，随葬骨笛的墓葬中有一座墓(M344)的男性人骨架头骨缺失，这是否为猎头习 俗的反映，或是巫师之献身祭，亦需做进一步研究。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寺文化，距今约四千四百余年(注：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 古》1983年第1期，第30—42页。)。在陶寺墓地中，有五座早期甲种大型墓，随葬有击 奏乐器特磬和木制彩绘鼍鼓，墓主均为男性(注：另有所谓“异形陶器”，或以为是“ 土鼓”。因笔者对此是否为鼓尚有疑问，故在此存而不论。详参拙文《陶鼓之疑》，《 音乐研究》1989年第1期，第81—82页。)。鼍鼓多成对出土，其中有两墓出两件，一墓 出四件。成对的鼓，会不会有公鼓和母鼓之分，目前还不能推定。这五座大墓集中在一 片，前后距离各1米上下，从墓地布局和排列看，可认为是在同一氏族乃至同一家族的 茔域之内。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的几辈人。鼍鼓即以鳄鱼皮蒙面之鼓。陶寺鼍鼓出土时 ，鼓腔内仍遗留若干鳄鱼骨板。鳄鱼是凶猛的动物，以其皮制鼓，在当时可能具有一定 的象征意义。出土乐器的甲种大型墓，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且有陶制彩绘龙盘和玉 钺这样的贵重礼器出土。而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中、小型墓则随葬品贫乏， 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表明在陶寺早期私有制已经确立，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已经出现， 拥有特磬和鼍鼓的墓主人当是部落显贵或首领一类的人物。陶寺甲种大型墓随葬礼乐器 的情况，显示军权和神权集于一人的事实。随葬乐器实际上已经成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同时兼具乐器和礼器的双重性质。陶寺的墓葬材料还表明，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物化 形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存在。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史前音乐的仪式性因素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史前时期的乐 舞，往往与祭祀、巫术和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音乐充当了这些宗教活动的 媒介和工具，从而被赋于相当的神秘意义。史前时期的乐舞不仅模仿现实生活的内容和 过程，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操练性和精神幻想性。
从事乐舞表演的人，通常是巫师之类的人物，因此，那时的乐师和巫师多由一人身兼 。主持祭祀的人，往往就是掌握军事权力的氏族、部落或酋邦首领，即神权、军权集于 一人。贾湖和陶寺出土乐器的墓葬，墓主人多为男性，表现出在当时社会中男子拥有乐 器使用特权的历史状况。乐器不仅用于仪式中的奏乐，而且还具有法器的功能。乐器是 拥有者等级、身份、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因而也具有礼器的性质和意义。中国古代礼乐 文明的产生，应追溯至史前时期。
史前人类在宗教活动中应用音乐，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人类社会越是处于早期 历史发展阶段，其音乐与仪式的关系就越为密切。史前人类往往通过祭祀和巫术等手段 来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在这些原始宗教活动中，音乐扮演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