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子音乐教育思想的演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音乐教育论文,思想论文,杨仲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71(2015)03-0128-10 杨仲子先生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篆刻艺术家，我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国乐改革的先行者。他从1920年回国起，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了整整42年。从北京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南京，无论工作地点、职务以及社会地位发生了何种改变，但有一点丝毫未变，那就是他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今年恰逢杨仲子先生诞辰130周年，笔者想借此文纪念先生并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同时更想以此唤起学界对这位音乐教育家更多的关注。 一、创建音乐学科 专注西乐教育(1920-1927年) 1910年，25岁的杨仲子在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学习钢琴、音乐理论，后于1919年底毕业，次年夏天回国。此时五四运动爆发整一年，北京各大学学生、社团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而在音乐界，一大批进步的新青年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们宣扬新兴音乐、改良旧乐，由此各种音乐团体也应运而生，但这些音乐社团都属于业余团体。在我国，高等专业音乐学科的创立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从德国归来的萧友梅，另一个就是杨仲子，他们两人一起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于1920年秋天，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立了我国第一个音乐系(音乐体育专修科)。①16年后，当杨仲子回忆创建“音乐体育专修科”的过程时，感到既幼稚、惭愧，又骄傲、自豪。自豪的是“音乐在我们高等教育各学科里面，占了一个独立地位，我们女院的音乐系是第一个”。“幼稚”的是这个“音乐体育专修科在课程方面，是音乐与体育并重的。当时这两种人才，异常缺乏，所以我们积极地要养成音乐兼体育的师资，以应一时之需要。谁知经过一学期的试验，我们的计划，竟完全失败了。经验告诉我们，这两科的性质，是迥然不同，不能并驾齐驱地前进。理由是很简单，所以事前竟未想到这一点！喜欢音乐的人，性多好静……喜欢体育的人，天性大半都很活泼”。②因为社会的需要而强行地把这两种性格迥异的人培养成为一种类型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杨仲子“受了这个教训，无可奈何，只得请学校当局替我们分家。第二年是民国十年(1921年)的春天，我们就正式分离”，成立了独立的音乐科。后来经不断地完善、发展，成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杨仲子任系主任(1928年秋)和钢琴教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开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之先河，音乐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发展道路。杨仲子和萧友梅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为中国的音乐专业教育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音乐科为我国培养专业音乐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有音乐天资的人能够获得专业的学习机会，而后服务于社会，提高我国音乐的整体水平。 紧接着1922年7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的国民音乐组第一次会议上，杨仲子提议“京都亟宜筹备音乐大学，在音乐大学未成立以前，各省大学或师范应添音乐专科”，终促成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音乐传习所“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挥而光大之……分理论作曲、钢琴、提琴、管乐、独唱五科”。③由此，音乐研究会由一个业余音乐社团变为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杨仲子为钢琴导师。1925年8月“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并增设音乐系，学制五年，萧友梅任系主任，杨仲子任钢琴导师。 杨仲子在欧洲留学近二十年，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日内瓦音乐学院他主修钢琴，学习西方音乐理论知识，接受了完整的西方高等音乐教育训练。而他的瑞士妻子杨燕妮，也是一位颇有音乐素养的女子，擅长西洋筝和钢琴。④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中，西乐很自然地成为他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为此他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从1920年回国到1927年的这7年时间里，杨仲子除了在各个大学教授学生学习钢琴以外，还开办各种钢琴研习班，是我国创立钢琴研习班的第一人。同时他还举办了多场个人及师生钢琴演奏音乐会，如1921年10月10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会上，演奏了辛丁的作品《春之絮语》；1922年5月1—2日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主办的最后一次演奏会上，表演了李斯特的《旅游岁月》⑤。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急切地想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加上西方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因而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全盘西化的现象。西方文化处于绝对的强势，而中国文化却处于弱势，人们迫切地想学习西方知识和文化。在北京仅有的几所开办音乐系的高等学府中，钢琴作为西方音乐的代表，自然特别地受推崇。这几所高校都纷纷聘请杨仲子担任钢琴教师，其中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钢琴被列为必修科目。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一共只有三个专任教员，除萧友梅外，杨仲子和嘉祉都是专业的钢琴教师。杨仲子特别想把在欧洲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国人，因此，在1920年至1927年期间，他专注于西乐的教学，为推动钢琴专业教育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我国近代钢琴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二、提倡专业教育 关注国乐改革(1927-1937年) 1927年对于杨仲子来说，是最不平凡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他音乐教育观转变的一年。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刘哲，着手改组北京大学，恢复晚清时代的“京师大学堂”，并自封为“大学长”，同时以“音乐为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浪费国家钱财”为托词，下令撤销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仅保留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这对全国音乐界来说无疑是一场劫难，对于刚刚起步的高等音乐教育来说更是一次无情的摧残。杨仲子在这几所高校里任钢琴教师，亲眼见证了这几所高校音乐系的创建和成长，现在却因为“政府”的无知，解散音乐系，这样的行为是他所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失学士子，叠次上书当局，奔走呼号，亦复毫无效果”⑥，他随即在《音乐杂志》上发表《质疑》一文，质问并指责当局政府。他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文化，从国际到国内等分14个方面阐释了音乐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文措辞犀利，浩气凛然，不畏权势，为北京音乐教育界请愿，呼吁恢复高校音乐系。 同在这一年，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家、一代国乐宗师刘天华，创立了以“改进国乐”为宗旨的音乐社团——国乐改进社(见图1)。1922年，刘天华北上担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所“琵琶导师兼事务员”，与杨仲子同为音乐研究所的导师，此后杨仲子和这位比自己小10岁的民族音乐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共事的十年中，刘天华的国乐改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杨仲子。杨仲子担任“国乐改进社”的名誉会员，并用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刘天华的一切国乐改革工作，例如，在“国乐改进社”社刊《音乐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乐音浅说》《质疑》《苏柏之进行曲》《北平音乐运动》等，并亲自为1930年第1卷第9期的《音乐杂志》题写刊名(见图2)；在萧友梅去上海后，杨仲子和刘天华把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民乐选修课改为必修课。但天不假年，1932年刘天华因病去世，终年38岁。杨仲子无比悲痛，为完成挚友“改进国乐”之遗愿，他在此后的音乐教育中，把国乐作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贯穿一生。为纪念刘天华，杨仲子还特别举办了一场“刘天华遗作音乐演奏会”，会上共演奏刘天华的10首二胡曲、3首琵琶曲和2首器乐合奏曲(见图3)。另外在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主任时，杨仲子创立了国内首支女子民乐丝竹合奏乐队、国内首支女子琵琶队，让民乐学生走出校园，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在担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期间，他大力推行国乐教育，上书“教育部”，建议增设国乐系，为加强国乐师资队伍，聘请杨荫浏、储师竹、陈振铎、曹安和等人到重庆“国立音乐院”任教；在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时，他提的大部分议案都有关“国乐改革”。从一名钢琴教师，到积极投身并极力倡导国乐改革，这样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刘天华的影响。
1927年萧友梅南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的音乐院校——“国立音乐院”。这给当时正处于动荡的北京音乐界以强烈的刺激，而建立专门的音乐学院一直都是杨仲子的梦想。在北京时，他曾三次公开建议或上书“教育部”，恳请建立高等专业音乐学府。第一次是1922年7月3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的国民音乐组第一次会议上，促成在7月5日第三次会议中决定“设立音乐专门学校或音乐传习所于北京”⑦，最后以改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告终。第二次是1924年7月7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的音乐组第三次会议上，由杨仲子任主席，通过“陈请‘教育部’速筹国立音乐专门学校案”的提议，并将此决议上书“教育部”。⑧第三次是在1928年，6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停办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和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国乐改进社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请归并北平音乐教育机构改设音乐学院。7月下旬，在北平音乐教育界得到萧友梅复函后，他们委托杨仲子草拟《请归并北京大学传习所、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女子大学音乐专科改设国立北平音乐学院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及《国立北平音乐院组织大纲草案》(以下简称《大纲草案》)，《计划书》从改设音乐学院的理由、经费、校址、组织、设备及学科等6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说明，而《大纲草案》从音乐学院的总纲、院长、各处组织机构、学科组织、各项会议和附则等6个章节对设立音乐学校进行了长远的规划和打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北平设立音乐学院这个宏伟计划没能实现。杨仲子在6年之内，3次建议增设专业音乐学院，虽然都没有成功，但他并不气馁。在1928年至1938年期间，杨仲子曾先后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主任，并且凭着一己之力，让曾经面临“关门”的艺术学院逐步走上正轨。另外，在他的努力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的发展蒸蒸日上，为我国培养了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女性专业音乐人才，如萧淑娴、曹安和、汪颐年等。在1935年接受《世界日报》采访时，他曾说到：“能够造就同发现音乐人才的，机会最多的是学校，可是我国学校对于艺术，并不注意，关于音乐方面，也是一样的漠视。我觉得应该设立独立的音乐学校。”⑨为此，他不断总结办学经验，积蓄能量，为创办我国专业音乐学院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 三、坚持中西并重 推动国乐发展(1937-1947年) 20世纪初，西方各种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入，国内音乐界形成了对西乐和国乐两种极端的认知。在大多数人那里，西乐受到了无限度的追捧，甚至有人提出“用西方音乐代替中国音乐”这种荒谬的观点；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用复古的旧乐来排斥西乐。如果这两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很可能会给中国音乐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刘天华曾在《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一文中批判了这两类人，他说：“这两种人都是各趋极端，知其一不知其二，坐井观天的朋友。其实中西音乐的内容何尝如此简单。只因中西音乐在我国社会上都不发达，接触既少，互相揣测，未免成了盲人说象，各不着边际。”⑩1927年，刘天华联合杨仲子等人一起创立“国乐改进社”，杨仲子以实际行动开始参与国乐改革。在20世纪初，国内这种“轻国乐、重西乐”的现象特别突出，而他的挚友刘天华、同事萧友梅都主张学习西乐以改进国乐，达到“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之理想境界。这样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位留学多年的钢琴家。1935年他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茜频采访时说：“中国音乐有几千年的历史，自然有悠久存在的价值，可是无人提倡，所以到现在仍不见得有显著的发展……中国音乐什么时候能够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11)他希望国乐有一天能够像欧洲音乐一样，在世界音乐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那么，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大胆地改进国乐、推广国乐，使更多的人学习、热爱、研究国乐，让国乐和西乐在中国得到同等的重视，并驾齐驱地向前发展。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沉淀，杨仲子音乐教育思想最终得以定型，即：大力推广国乐，坚持中西并重。此后，我们可以看到杨仲子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案，无不是围绕着推广和发展国乐进行。而他真正开始独立地提倡和改革国乐是从重庆开始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杨仲子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并长达一年足不出户，后几经周折终于在1938年来到了战时首都重庆。1939年秋，杨仲子担任重庆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该院音乐系以造就中等学校音乐师资为目的，所以与一般音乐院校系科之训练专门技术人才者不同。”(12)但是在音乐系必修科目里却有“国乐概论”和“国乐”两门课程，在选修科目里，“国乐”这门课程的学分和“钢琴”、“声乐”一样，而且要求用三年的时间修毕。1940年11月1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杨仲子调入该院任教务主任兼教授，1941年3月改聘为代理院长，1942年1月起正式聘为院长。在任代理院长后，仅半年时间里，杨仲子就拟写了《“国立音乐院”三十年度增设国乐系计划大纲》，成为在中国提出建立国乐系并实行国乐系与西乐系并行的第一人。在《计划大纲》中他写道，将“抱最大之决心致力推动国乐，以符钧座中西并重、殊途同归、昌明乐教之宏旨”，该“计划鉴于过去国乐训练之缺点，察今后人才种类之需要，先定目标。凡课程分配教授方法，一以此所定目标为指归”。撰写这份《计划大纲》有三个目的：“1.造成兼长独奏伴奏及合乐之技术人才；2.造成国乐材料收集整理及研究之干部人才；3.造成国乐曲调修改及作曲人才。”国乐系常设组别为研究组、合乐组、古琴组、琵琶组、二胡组、昆曲组以及一个其他组。每组学生除了各自的专业课以外，还要学习国乐通论、普通乐学、视唱练耳、和声学、对位学、西洋音乐史等音乐共同必修科，以及一门共同的必修科目——国乐听写及翻译。这门课要求必须先修或同修昆曲或者学习合乐组中的一种或数种乐器之后才能修习。因为这门课程主要是“介绍古来各种谱式及符号，从各种不同律制、不同技术，取比较复杂之曲调为听写及翻译练习之材料。目的在养成学生精细之听写及翻译能力，使适于收集国乐曲调之工作。所译成之曲调，以前未有适当之译本者，除由本课教师批阅外，再由本课教师，商同相关之技术教师，根据来源，精密修改，随时出版”。从以上内容可知，“国乐听写及翻译”是一门相当重要的课程，它帮助学生系统学习各种谱式，熟悉历代重要的乐曲，提高学生对乐曲的敏感度，为学生学习国乐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授课教师还要仔细修改，以达到准确之目的，并且通过不断地积累，把各类知识和曲目修订成册。通过这样严苛的训练，不但可以使学生了解我国千百年来优秀的乐曲，同时还能够使他们得到国乐之精髓，为收集、整理、研究国乐做好充分的准备，为创作新作品提供宝贵的素材。开设这样的课程有很大的难度，对授课教师也有很高的要求，没有深厚国乐知识的人根本无法胜任这门课。杨仲子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提出了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教学计划，可见他对国乐改革的力度之大，信心之强。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视察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情况报告之教员统计这一份档案来看，当时该院在职任教的教员共有31名，其中国乐组教师仅4名，即杨荫浏、储师竹、陈振铎、曹安和，而这几个人都是在杨仲子任院长期间聘用的。具体情况见表1：
虽然这4名国乐组教师有很强的专业实力，但如果要新建国乐系，教师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杨仲子决定再增聘国乐教师以充实师资力量。对于新增教师的数量，杨仲子也是经过缜密思考决定的，其依据如下： 依分组科目推算，普通学术科目，音乐共同必修科目，及选修科目除外，假定国乐理论科目，每年设2科则每年须有兼任教师2人。此外合乐组、三弦及鼓板合聘教师1人，箫、笛及笙1人，月琴等器1人，古琴组教师1人或2人，琵琶组教师1人或2人，二胡组教师1人或2人，昆曲组教师至少2人，合计至少需专任教师十余人。依学生人数推算，假定全体学生百人，假定西乐系有80人，国乐系有20人。西乐系学生除必修国乐通论外，五年中每人必修国乐技术12学分，1人每周须占教授时间约4小时。平均每年有16人学习，每周共须占教授时间64小时。国乐系20人中，假定有5人入研究组，每人须学技术24学分，占每周教授时间8小时。又假设有15人学技术，每人平均须学54学分，每周约占教授时间18小时。则国乐系方面每年平均约需技术教授时间54小时。假定理论学科，每年开设5小时，则普通学术及音乐共同必修科目除外，国乐方面，每周需授专门学科123小时，至少须教师10至11人。 从以上杨仲子给出的推算可以看出，如果要增设国乐系，无论从学科方面，还是从学生方面，都必须增强国乐师资。在提交《计划大纲》时，“国立音乐院”仅有的4名国乐教师，其专业也仅限于二胡、琵琶、三弦和国乐概论，而古琴组、昆曲组并没有专业的授课教师。因此，“国立音乐院”决定再增聘5名国乐教师，但是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按原计划招满5名教师，只增聘了2名专任教师——二胡讲师刘北茂和戏曲讲师赵蜀禾。可以看出，当时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在二胡师资方面，实力异常雄厚，6名国乐教师中，仅二胡教师就有3名，占到了一半，而其他乐器就显得相对薄弱。究其原因笔者分析有三：一是二胡在传统音乐中，属于最基础的伴奏乐器，虽然地位不高，但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会拉二胡的人远远多于演奏其他民族乐器的人。二是刘天华对二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大增强了二胡的表现力，他创作了十首二胡独奏曲，建立了系统的二胡教学法，使二胡成为能够独奏的乐器，改变了之前人们对二胡的看法，更让二胡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因此，高等学校培养的二胡专业学生也远多于其他民族乐器的学生。三是杨仲子和刘天华情同手足，因此对于杨仲子来说，对二胡的感情远甚于其他的民族乐器。
国立音乐学院国乐组首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江鉴、曹安和、陈渝、刘北茂、后排左起杨荫浏、储师竹、陈振铎。(1946重庆)
表2.国乐西乐两系统计表 表2是杨仲子在《计划大纲》中给出的国乐系和西乐系两系统计表。两系均为研究室的下级单位，国乐系和西乐系分别包括乐团、器乐、声乐、理论四个类别，两系的学生都必须学习9门普通学术基本科目和6门音乐共同必修科目。另外，国乐系学生还须修西洋乐器或西洋声乐，而西乐系的学生必须修国乐通论和国乐技术。由此可知，杨仲子不但很注意国乐和西乐在学科设置上的平衡，同时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在音乐知识方面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使之达到一种“博而专”的状态。 杨仲子建立的国乐系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坚持“中西并重”。国乐系的各组学生都必须学习两年的西洋乐器或者是声乐(美声唱法)。而研究组的学生还要学习两年的西乐高级理论。从学分分配上来看，合乐组、古琴组、琵琶组、二胡组和昆曲组所修的西方音乐理论和西洋乐器学分占到音乐专业课总学分的33%，而研究组更是占到了43%，体现出他“中西融合、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第二，重视昆曲学习。国乐系除了昆曲组以外，其他各组都必修昆曲8学分，学习两年。从清代中叶开始，昆曲就逐渐走向衰落，并被喧嚣的大众娱乐所排斥。但是许多知识分子以复兴昆曲为己任，如蔡元培在1917年9月初任北大校长时，就聘请了我国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吴梅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昆曲和戏剧，自此，昆曲开始进入我国高等学府。杨仲子在1920年回国后，积极响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号召，任职于北京大学，蔡元培的许多教育理念、学术观点都对他影响颇深。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尽管学习、研究昆曲的人已经大大减少，但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却把昆曲作为音乐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第三，教学目标明晰。国乐系6个组的课程设置非常明晰，如新设的研究组以搜集、整理、研究国乐资料为学习目标，因此研究组的学生会学习与此相关的专业知识，如考古学、音韵学、摄影学等。而古琴组、琵琶组、二胡组其目标就是培养古琴、琵琶、二胡表演人才，所以专业课的学分占到了专门科目总学分的44%。第四，重视文化素养。国乐系的学生必须学习本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概论等普通学术课程，这些课程不仅关注国内还关注国外，不但要学习社会科学还研究自然科学，所有公共课贯穿于5年的学习之中，由浅入深，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的同时，综合素质得以全面提升。 杨仲子在1942年11月继陈礼江后担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任职期间，他继续大力推广国乐，提出了许多国乐改革议案，涉及国乐的各个方面，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推行国乐教育。在1943年5月15日“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中，杨仲子提了两条关于国乐教育的议案。“1.通令全国音乐院校系科增设国乐组及国乐必修课程，以宏乐教案；2.设立国乐院，集中国乐专家以完成继往开来音乐教育之大业案”。现在全国的九大专业音乐高校甚至是综合大学里的音乐学院都开设有国乐系(民乐系)，而所有音乐专业的学生也必须学习国乐的相关理论知识，因此这两条议案在现在看来，是一件毫无争议的事情，可是在七八十年前国乐要想进入高校，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难度相当大，因为根本得不到“教育部”的支持和批准。例如，在1942年“教育部”视察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报告中就写道：“国乐亡佚之后不成体系，二胡、笙、管固难自成一系，现时仅可附在西乐系内教学。”关于设立国乐院的提议，当时“教育部”给出的处理办法是“拟令‘国立’音乐院校应中西并重，不必另设机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开设国乐系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音乐界的前辈们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顶着各种压力，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1947年在重庆任教的大部分教员陆续返回南京，但也有一部分教员如胡然、巫一舟、夏之秋、姜希等人来到刚成立的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该校开设了理论作曲、声乐、钢琴、管弦乐及国乐五个组别。这是继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后，在国内第二个开设国乐系的音乐院校，从教员的名单可知，该校大部分的教员都来自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或分院，他们延续着老院长的办学思路，铭记杨仲子的音乐信念，积极地推行国乐教育。第二，加强国乐研究。1944年4月6日，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杨仲子提出“如何提倡并充实我国固有各项歌乐”的问题，最后经讨论决定：“1.搜集古人词曲、今人作品及民间歌谣；2.搜集古今乐器陈列展览；3.搜集边民歌谣研究整理。”国乐要想得到更好的推广，就必须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整理，只有这样才能提炼出国乐精髓，推动国乐的不断发展。第三，倡导国乐乐器制造。杨仲子提议：“请拨专款集合专家开办国乐乐器制造厂以利乐教案。”其处理办法是“拟以司函国立礼乐管及大同乐会拟具办法送部参考”。随后，大同乐会即从“国民政府”贩济委员会中选拔了30名难童，成立了难童国乐教养院，专门培养乐器制作技工。通过创办国乐乐器制造厂，培养乐器制作人才，从而达到推广国乐的目的。第四，力主国乐走向世界。杨仲子亲自监督“全国音乐界准备在国外用西乐演奏本国作品”等事宜。中国民族音乐博大精深，要想国乐弘扬光大，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首先要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其实，早在杨仲子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主任时，就已开始注重国乐的国际化推广。1934年5月21日，齐尔品赴北平，29日平大女院音乐系专门举办了一场欢迎齐尔品来华的学生音乐会，会上演奏了刘天华的二胡及琵琶作品。(13)1936年，齐尔品二次访华，是年6月12日，杨仲子再次邀请齐尔品等外国音乐家参加“音乐系毕业同学演奏会”，表演了琵琶、南胡、昆曲等国乐节目。(14) 杨仲子推广国乐、改革国乐，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音乐界“轻国乐、重西乐”的现象，而要想让这样的现象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对高等学校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因此，他一再强调在中国应该建立专业的高等音乐学府，开设国乐系，培养专门的国乐人才，实现国乐与西乐并驾齐驱。 从1920年回国到1947年返回南京以前的27年，是杨仲子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27年，在这27年里，他从一个钢琴教师逐渐成为一个全力推行国乐的音乐教育家，这样的变化有来自社会的因素，有挚友和同事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炙热的爱国心。虽然这条道路异常艰辛，但他却没有过丝毫的动摇，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即使断送自己的前途也勇往直前，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为振兴中国的音乐教育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后来者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不懈奋斗。 ①赵后起：《杨仲子传略》，《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32页。 ②杨仲子：《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简单的报告》，《大公报》，1936年5月24日第20版。 ③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8月19日第3版。 ④赵后起：《杨仲子传略》，《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32页。 ⑤俞玉姿：《中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拓荒者、奠基人——(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43页。 ⑥杨仲子：《质疑》，《音乐杂志(北京1928)》，1928年第1卷第2期，第1页。 ⑦第十五国民音乐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报告》，《新教育》，1922年第5卷第3期，第537、543页。 ⑧第十五音乐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报告》，《新教育》，1924年第9卷第3期，第575页。 ⑨茜频：《学人访问记——音乐专家杨仲子》，《世界日报》，1935年6月25日第7版。 ⑩刘天华：《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3页。 (11)茜频：《学人访问记——音乐专家杨仲子》，《世界日报》，1935年6月26日第7版。 (12)孙继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修订版)》，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67页。 (13)钱仁平、张雄：《齐尔品与国立音专》，《音乐艺术》，2013年第2期，第13页。 (14)佚名：《平大女院音乐系欢迎齐尔品演奏会见闻》，《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15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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