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的综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主权论文,综合分析论文,信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1年华尔街财务欺诈事件以来，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因贩卖劣质公信力屡次受到国际谴责，其标榜的“客观”、“公正”、“独立”、“科学”和“严谨”的职业准则与操守也因其政治上的双重标准而备受质疑和批评。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终于从2010年下半年起陆续对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发布了一系列与以往不同的“负面”意见。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历史上首次把美国主权信用的AAA评级下调至AA+，巴克莱资本认为这是评级机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级事件，国际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剧烈动荡，美国证监会和司法部随即对标准普尔的行为展开调查。
一、信用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级别：历程与理由
(一)信用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动态过程
在标准普尔正式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之前，三大评级机构已有系列动作。尤其是2011年6月8日共和党议员提出“技术性违约”建议，即美国政府暂缓偿还即将到期的国债利息之后，三大机构终于统一了口径：惠誉在2011年6月8日发布《设想难以想象的问题——如果国债上限没有提高而美国违约？》的评论，指出债务上限就是影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最根本因素。2011年6月10日发布警告，即使只出现短暂的“技术性”债务违约，也将进入负面观察名单并可能失去AAA评级；穆迪则将美国AAA评级列入观察名单；标准普尔继续维持本、外币评级前景负面观察，并在2011年7月21日发布警告，未来美国政府赤字可能存在超出既定目标的风险，1～3个月内有50%的概率将美国AAA级评级下调至AA级。
2011年8月5日开始，标准普尔打出“组合拳”，实施预设方案中的第二种，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及“政府关联企业”和部分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级别(见下表)。
(二)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理由
标准普尔2011年8月5日发布了题为《政治风险与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降至AA+，前景展望负面》的评级报告，提出了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4点理由：[1]
一是美国债务负担率不断上升。与四个AAA级别的国家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法国相比，美国债务负担率虽非最高，但除美国外，四国的债务负担率到2015年将开始下降。相反，美国始终面临政府债务问题，债务负担率会持续上升，2021年可能升至85%，超过了标准普尔认为提升评级级别需要的78%的比例。
二是裁减赤字和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比较粗糙。该法案决定在未来10年内削减政府开支2.1万亿～2.4万亿美元，与标准普尔认为解决美国公共财政问题至少需要4万亿美元的测算差距较大。从中期来看，法案的细节、内容和相关安排不够具体，不足以稳定政府的中期债务状况。由于两党仍未找到能长期稳定公共财政的办法，债务问题成为随时再次引爆美国主权信用违约的炸弹。
三是政府和国会的政治“边缘政策”(Brinksmanship)显示政策制定者缺乏效率、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债务上限和“技术性违约”威胁成为了政治博弈筹码，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的决心、诚意和合作不够，一直拖延到债务上限到期日才仓促通过法案，这种把政治操弄推至极限的“玩火政策”导致全球对美国的信任度几乎丧失殆尽。鉴于此次方案出台过于艰难，对下一步的财政计划能否顺利通过，政府能否完全落实法案规定和维持债务长期稳定，信心不足。
四是主权信用评级新规则修订后的需要。下调美国评级是2011年6月修订后的《主权政府信用评级规则及假设》的首次实践。新规则更加强调“还债意愿”和“还债能力”。鉴于财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按照新规则第36～41条规定，美国“还债意愿”和“还债能力”不足以支撑AAA评级。
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的影响
(一)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级别，2011年8月8日亚太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韩国股市甚至因暴跌而暂停交易；欧美股市再次全线下挫，道琼斯指数下跌5.55%，标准普尔指数重挫6.66%，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9%；拉美股市全线暴跌，阿根廷梅尔瓦指数跌停、跌幅达到10.73%，巴西博维斯帕指数重挫8.09%，智利IPSA指数、墨西哥IPC指数和秘鲁IGBVL指数的跌幅分别为6.92%、5.88%和7.09%。
为抵消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信用等级的负面影响，G20和G7财长及央行行长等举行了紧急电话会议，讨论如何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低对金融市场的冲击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标准普尔在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警示性意见中就指出，评级下调将影响美国资本市场，尤其公债和政府关联机构的债券融资成本将会上升。
按照美国广播公司发布的系列分析与评论，评级下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包括：[2]
一是损害美国经济，导致财政收入更少，政府偿债压力更大；政府借债利率提高，将进一步加大财政压力，政府可能会增加税收、减少开支，而这将进一步打击经济复苏。此外，主权信用评级负面影响有可能扩展到州和地方政府，届时影响将进一步扩大。
二是对美国经济短期的直接冲击，包括证券市场市值减少6%～10%，大约有14万个401(K)的养老金平均损失9 000美元；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这使得平均17.2万美元的家庭贷款利息支出要多增加1.9万美元；利率每上升0.5%，意味着减少64万个工作机会；GNP下跌1%，居民消费减少，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增加。
三是评级可能造成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推高整个市场借贷成本，经济复苏可能中断，甚至重新陷入衰退。借贷成本上升导致政府每年为此需要多支出750亿美元的利息。摩根大通则预计，评级下调导致美债利率升高70个基点，美国政府利息开支将增加至少1 000亿美元。
四是对奥巴马政府以及美国的形象造成冲击。中立智库Third Way的经济学家Jim Kessler指出：“主权信用只要被降级一次，即使美国经济复苏，美国再也不是以前的美国了”。[2]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彭博社、路透社和巴克莱资本的分析评论认为，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对提高融资成本、延缓经济复苏和提升民众对政治文化的厌恶情绪有影响，也打击了美国人的国家自豪感。但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债不被信任，现阶段美国国债仍然是优质资产。长远来看，财政问题肯定会促使美元进一步弱势。[3]
三、国内学者关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对经济影响的观点综述
陈超、陆前进、马骏、范为(2011)等认为，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除对全球股市产生巨大冲击外，可能引发连锁反应[4]。
一是标准普尔可能继续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标准普尔在2011年8月5日的声明中提到，如果美国未来两年内没有完全履行削减财政支出方案，或者利率提升，或者债务上限更高导致更大财政压力等情况出现，将把AA+降至AA。
尽管穆迪和惠誉与标准普尔的看法有分歧，并维持美国的AAA评级，但下调美国主权评级仍有可能。惠誉评级2011年8月16日发布报告，表示尽管美国主权信用的主要根基仍未受影响，但将根据参议院联席会议“削减赤字委员会”的讨论结果重新评估美国财政状况以及短期和中期的经济前景，在2011年底重新评估这一评级决定。
二是“政府关联企业”债券评级下调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首先，保险公司受影响程度可能最大，持有债券价格下跌以及风险拨备变动都可能对其造成较大损失，可能被迫出售大量美国国债和政府支持企业债券，遭受较大损失。其次，根据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持有美国国债、政府支持企业债券的商业银行可能面临追加计提风险拨备，进而导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三是美国主权评级下调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信用评级下调。正如穆迪首席经济学家Mark Zandi称，若美国主权评级遭下调，则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破坏，其他国家主权评级都很可能遭下调。野村证券美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David Resler指出，如果美国不能得到AAA评级，那么次高评级AA就会成为实际上的AAA基准。尽管法国未遭调级，但日本和意大利已经成为继美国后遭降级的发达国家。如果全球都掀起降级潮的话，融资成本的上涨势必拖累经济增长的速度。
四是资产结构的影响。全球范围内能在资产规模与流动性方面替代美国国债的投资品种几乎没有。因此，短期内美国投资者只能继续持有美国国债，且调整资产组合的余地并不大，就安全性和抗风险性而言，美元资产可能仍然是较优的选择。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对美元储备货币、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市场需求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持有美元储备货币的国家，调整资产结构可能性同样不大。
实际上，标准普尔最终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正是基于对美元霸权的清晰理解，那就是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未有重大改革、美元未失去全球本位货币地位之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不会导致美债被大量抛售，美国的借债成本也不会大幅提升。
五是美元可能长期承压，中期贬值风险较大。除美联储可能加大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力度外，美联储推出QE3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无论是美国主权信用等级被调降本身，还是市场预期QE3的可能性加大，都会进一步打压美元汇率。
宋鸿兵(2011)认为，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和QE3的可能推出是一场新的货币战争。“无论如何，QE3对全球货币市场而言都是一种新的绞杀。美国国债增长的无限性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有限性形成了内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终会走向崩溃，美元体系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而不是会不会的事情。”[5]
王宇、陈雅儒、宋逢明、丁一凡、夏斌、张明和赵庆明(2011)等认为，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四大影响[6]。
一是外汇储备经营压力有所增加。我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以上为美元资产，尽管美国不断强调和保证其国债安全性，中国外汇储备保值压力仍然巨大。从短期看，中国需要通过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降低风险；就中长期看，需将外汇储备规模维持在合理水平。
二是引发热钱压境之忧。由于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利率水平较高，汇率升值空间大，因此，中国市场可能会成为国际游资的觊觎之地。
三是制约我国出口并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上升。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我国贸易可能面临外需持续疲软、汇率升值、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的不利环境，并将增加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是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制约。一旦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上升，整个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都将会水涨船高，同时也加大了美联储出台QE3的概率。这些因素制约着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令央行是否加息充满了不确定性。
孙祁祥、刘宇飞和段誉(2011)提出与上述学者不尽相同的观点[7]。
一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有限，原因是美国中长期国债评级并未下调，不会导致市场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综合考虑美国国债市场和其他主权债券市场的情况，在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持有美债应当至少是一种“次优选择”。实际上，除了美国债券市场，其他市场也无法吸纳中国外汇储备，并同时满足保值和流动性要求。
二是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不会引发金融危机。股市暴跌更多是因为信心下降而出现的“情绪性的宣泄”，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爆发有着本质的区别。此次美国信用评级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反映出来的美欧未来经济前景问题，而不是评级所造成的金融市场短期的动荡。
因此，中国短期内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应该保持稳定；从中长期看，有必要考虑合理配置外汇储备及其资产结构，包括降低美元资产的比例，或者至少增加美元权益资产的比例。
四、信用评级机构与美国政府就主权信用评级降级的政治博弈
标准普尔CEO夏尔马(Deven Sharma)多次表示，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没有政治目的，也不是要为了弥补次贷危机当中犯下的过错，只是通过透明程序，客观地向市场通报风险而已；标准普尔在考核美国评级过程中考虑了政治程序因素，这是因为“政治程序决定政客如何选择财政、经济以及货币政策”[8]。
刘洪(2011)认为，美国政府对主权信用遭降级一事反应激烈，显现了掌握金融制高点的评级机构的巨大影响力，政府与评级机构实质上形成了相互制衡。拥有政治资源的华盛顿，决定着华尔街的亏盈，乃至关键时刻的存留；而华尔街也掣肘政府能否正常运转，乃至影响着政治家的政治生命。评级机构因此强化了自身的政治话语权，构成了美国的“四权鼎立”的一个因素。[9]
从政治博弈看，自NRSROs制度推出以来，信用评级机构就已经与政治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三大机构为提升自己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的博弈筹码，需要向政府和国会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William James and Emelia Sithole-Matarise等分析师(2011)甚至认为，三大机构的行为“就是一场政治威吓的游戏”。[10]
2011年8月5日下午财政部告知标准普尔数据出现错误后，标准普尔只是简单修正了其评级方法，而未修改下调美国主权评级的结论，并在当晚宣布了降级决定。标准普尔把自己从三大机构统一的政治阵营中分离出来，并置身于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快遭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击：
一是美国财政部网站发表署名文章，斥责标准普尔下调评级不合理，称标准普尔做出的决定是把一个经济决定变成了政治决定。盖特纳甚至称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极其糟糕”的评判，标准普尔的计算方法“令人震惊地缺乏常识”，且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
二是美国证监会(SEC)依据《多德—弗兰克法案》，加紧评估一份长达517页的新方案。按照该方案，一旦评级机构在评定信用级别的方法和程序中出现重大失误，需要在网站上予以公开。标准普尔随即在2011年8月8日提出看法，质疑全新方案中的“公开重大失误”条款，“重大失误”的范畴由谁界定等。双方的政治交锋趋于白热化。
SEC于2011年8月12日正式推出“举报者网站(Whistleblower)”，供了解内情的人士举报信用评级机构的违规行为；13日宣布对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展开调查，将详查标准普尔在下调美国债务评级时使用的数学模型以及标准普尔内幕交易情况等。
三是美国司法部于2011年8月18日宣布，怀疑标准普尔在金融危机前几年对一些抵押债证券做过不合理的评级，正在对其进行调查。
四是标准普尔CEO夏尔马于2011年9月12日离职。尽管标准普尔一再声明，夏尔马的离职与标准普尔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和美国司法部启动针对标普的调查无关，但市场人士普遍不认可这一声明。
五、结语
一是评级事件强化了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效应。长期来看，本次评级下调事件将会进一步提升标准普尔独立的市场形象。只要NRSROs机制存在，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效应只会越来越大。《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詹金斯指出，多德法案的939A条款要求美国所有联邦机构去除法规中一切涉及或依赖信用评级的条款，并以相应的信用信誉标准为替代。但是在2011年7月27日国会听证会上，多数与会者却反对实施939A条款，理由是金融市场无法摆脱信用评级，政府机构要想从规章制度中把信用评级机构踢开不切实际。[11]尽管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怀特说：“一旦我们摆脱法规层面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就会灰飞烟灭。”然而，三大机构却声称，它们报告的效力“不需要法律力量的支持”。因为评级报告在国际金融界各类规范制度领域已经具有广泛渗透和影响力。[12]
可以认为，由于美国政府和国会深刻理解信用评级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所以，美国政界最终还是会谅解标准普尔。毕竟信用评级机构早已成为美国政治隐性的“准政府权力”话语权垄断者和软性隐蔽霸权工具，以及推行双重政治标准和维护美元地位最佳的急先锋。
二是评级事件是信用评级机构为提高自身政治分量，谋求更多政治与经济利益，增加博弈筹码的表现。自2011年4月18日把美国信用评级展望降为负面以来，标准普尔多次发布警示性意见，甚至主动到美国财政部拜会，协商有关评级事宜，但未引起财政部的关注，所以标准普尔才会愤愤地宣称，本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理由之一就是“政策制定者对标准普尔提出的评级警告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标准普尔把两党之争视为“政治玩火”。[1]
三是评级事件引发了激烈争论。巴菲特表示，不能理解标准普尔的降级决定，他个人愿意授予美国AAAA评级，更不会抛售短期美国国债。奥巴马盛赞巴菲特的观点，并强调美国信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美国政府并不需要评级机构的任何指点。美盛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经理米勒2011年8月11日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直言，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是一个“草率、错误而又危险的举动”，时机选择“糟糕透顶”，提议美国国会在三大机构促成或引发下一场金融危机之前，终结它们实际上不受监督或不计后果的寡头垄断地位。[1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更是指责评级机构此前劣迹斑斑，根本无资格来评定美国主权信用。
然而，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特里考夫指出，标准普尔的错误不是把美国的信用评级从AAA下调到AA+，而是没有降至CCC。如果某个国家偿还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印钞，债券持有人只能获得贬值后的货币，这些都意味着一个评级，那就是CCC。因此，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没有理由高于垃圾级里面的CCC级。[14]
四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市场新秩序仍然任重道远。除德国菲力评级公司下调美国主权信用级别外，中国大公国际早在2010年11月发布的美国跟踪评级报告中已将其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展望均为负面。然而国际市场对这些评级的反响却非常冷淡。这说明，国际评级市场要改变美国一家独大、独霸话语权的格局，仍然任重道远。
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美元“非国际本位货币化”进程，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道德风险，打破三大机构对评级市场话语权的论断。因此，美元“非国际本位货币化”和美国“债务上限国际化”是解决美国债务上限和主权信用评级政治悖论的唯一途径。
标签：标准普尔论文; 国债论文; 主权信用评级论文; 美国国债论文; 穆迪信用评级论文; 主权债务论文; 债券信用评级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美股论文; 信用政策论文; AAA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