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前夜的动荡、调整与启示———九九八年国际形势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动荡论文,国际形势论文,启示论文,九八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是不平静的一年。90年代的两个动荡年份是1991年和1998年。1991年这一年苏东剧变余波未消，又发生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导致了战后国际格局的瓦解；1998年可圈可点的事件不少，局面有喜有忧。但综观这一年形势的走向，形势发展的重点似乎不在结束过去，而在面对未来，因为在这一年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中透露着某种新世纪的信息。
经济、安全双重动荡
如果说90年代初世界发生的那场动荡主要是制度转型的动荡，是政治动荡为主，引发国际安全形势动荡的话，那么，1998年发生的世纪之末的动荡则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动荡和与之相并发生的国际安全动荡。
1998年的经济动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前一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继续深化；二是逐渐发展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危机；三是危机进一步扩散蔓延，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动荡。这场危机，抑制了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暴露了一度骄人的“东亚模式”的问题，引起了该地区相当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给亚太地区繁荣稳定的局面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1998年安全形势的动荡也比较突出，整个国际安全环境较之往年更为复杂。除了因经济危机使亚太地区的安全出现新的不稳定外，还表现为国际热点增多，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发生的频率上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进程一波三折。继印、巴两国的核试爆后，朝鲜、伊朗两国接踵发射了中程导弹，美、日趁势启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和部署，使国际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与此同时，国际恐怖活动明显升级，烈度更强，成为某些国家和集团组织进行“非对称性攻击”和“非国家战争”的一种常用手段，构成影响国际安全问题新的复杂因素。
尽管1998年的形势动荡起伏，但和平与稳定的趋势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动荡并没有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安全动荡中的大部分热点问题也未“炸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在不少地方得到了贯彻，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在科索沃问题上，避免了大国或军事集团的武力干预；在阿以、北爱和柬埔寨国内的和平进程上终于达成协议；在土叙、伊朗、阿富汗等冲突危机面前，各方保持了克制，防止了战争爆发；秘厄（瓜多尔）、也厄（立特里亚）边界领土纠纷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得到解决；英阿马岛之争也取得了谅解，向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两大趋势加速发展
1998年国际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的双重动荡是在多极化趋势深入进行、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两大动荡和两大趋势构成了这一年国际形势的总画面。而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这一年是全球多极化进展最具成效的一年。
第一，各大战略力量的实力和地位又有了新的变化。日本和俄罗斯由于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力量有所削弱。欧盟在国际经济风浪中保持了稳定；欧元的启动，欧盟的东扩，赋予欧盟强势地位；欧亚关系的提升、欧中伙伴关系的建立，增加了欧盟在多极力量竞争中的筹码。中国战胜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展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东亚经济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前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在一些重大的热点问题和国际危机的处理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是一支可以信赖的力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地位有所增强，回旋余地有所加大。美国经济迄今尚未受到东亚经济危机的明显影响，持续增长的势头依然在继续，由于在高技术领域和知识经济方面居于领先和支配地位，其“一超”的优势有所加强，而它着力追求的“单极化”目标却受到了日益增多的抑制，陷入“一超”虽有、“单极”难成的窘境。
第二，新格局整体架构趋于成型。从全球层面上看，这种架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一个超级大国、多种战略力量并存的局面已趋于相对稳定。它是通过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来加以规范的网络结构。在这一网络结构中，原先联结不够紧密的俄日两国在1998年加快了接近的步伐。其二，在多极国家关系和集团关系之上，世界已形成由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板块的区域力量以及由它们的相互关系鼎立支撑的战略框架。在这一战略框架中，相对比较薄弱的欧亚边在1998年得到了加强。其三，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有所增强，它的活动越来越体现出不断增长的多极化趋势，显现出在未来新型格局中将有效发挥组织协调和保障机制的作用。从区域层面上看，这种架构经过各方利益的竞争与磨合，反映现实力量平衡关系的多种三角和多角关系日趋明朗化。在欧洲方向，总的三角是美、欧、俄；东边的三角是德、法、俄，西边的三角是德、法、英。在亚太方向，大的格局是中、美、日、俄和东盟五角关系；居于核心位置的是中、美、日三角关系；其次还有美、日、韩三角关系和中、俄、日三角关系以及由东盟倡导的“9+3”模式等从中发挥平衡和补充的作用。
第三，大国外交走向大国深交，构筑更为务实和积极的大国关系。大国深交的活动，首先表现为在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对付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共同推动多极化发展的原则和措施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谋求更大的默契。其次表现为把纸面协议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把领导人的承诺付诸政策实践，并以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各大战略力量之间普遍都建立了高层对话和磋商机制。这种大国深交的活动还表现为各大战略力量的相互关系继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最明显的标志是军事关系滞后的局面有所改变，越是互为潜在对手的国家越把两国军队的接触和交往放在重要的位置，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也成为大国之间新的热门话题。大国深交的开展说明，大国相互之间的战略估量逐渐接近客观实际，它们各自追求的战略目标已基本确立，战略关系的调整逐步到位，相互打交道的方针和方式也已大体选定。各方开展大国深交的目的仍然是构筑于己有利的战略态势，谋求自身的优势地位，而这种在主观上基于各自利益的打算，由于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顾及对方的利益和关照全球共同利益，因而由这些国家各自行动所形成的合力，在客观上起到了有利于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作用。
1998年又是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一年。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是随着资本开始向全球扩张以来就出现的现象，但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后，这种趋势发生了质的飞跃。整个90年代全球化趋势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这是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的历史进程相关联的，同时，又是市场化在全球范围广泛扩展的必然结果。1998年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动向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与重视。知识经济是以信息为主导、以网络为载体的经济，它传递的快速性、经济渗透的无国界性和与日俱增的空间覆盖性，使知识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知识经济的成长必然使全球化进一步加强。
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作为它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动荡的扩散和蔓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它表明，全球化既可以产生广泛而又迅速的正效应，也可以产生同样程度的负效应。
一个动向值得关注
1998年国际形势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新现象，这就是欧洲政治钟摆出现了带有全局意义的“中左偏向”。继1997年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击败右翼保守势力重新上台执政之后，1998年9 月德国施罗德又赢得了选举的胜利，社民党东山再起。同年10月，前意共领导人、现左翼民主党总书记马希莫·达莱马出任总理，继续执行他的前任普罗迪政府的基本政策，保持了意大利中左政府的政治连续性。至此，欧洲联盟15个成员国中已有13国为中左政府。这标志着冷战后欧洲政治的一个重大转折，其潜在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不可小看。
西欧政治的中左化所预示的西方社会的新变革，集中地反映在这些中左政府所共同尊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纲领上。打出“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的一条新的和成功的道路。他还积极地把“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战略变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国际运动。作为布莱尔政治哲学，“第三条道路”是帮助英国工党从在野党走向执政党地位的竞选纲领，也是工党政府和布莱尔首相执政以来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有人把布莱尔的这套主张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称之为“布莱尔新政”。就连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也把他们推行的政策标榜为“第三条道路。”
几点启示
（一）1998年国际经济和安全形势的双重动荡，突出地显示了迈向新世纪的国际形势的两重性特征。造成这种两重性的深刻原因，一方面同当前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和转折时期国际形势的“过渡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由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深层矛盾所决定的。在这些深层矛盾中，首先是大国争夺国际主导权的矛盾。在全球层面上，表现为“单极”与“多极”、“一超”与“多强”的矛盾；在地区层面上，表现为一些企图谋求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的地区性强国，同力求维护地区力量平衡与稳定的多数国家的矛盾。其次是因冷战旧秩序瓦解引发的民族、宗教矛盾，集中表现为国际性的泛民族主义和国家内的民族分离主义两种倾向。现在看来，人们对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对国际安全影响的深刻性、广泛性、长期性明显估计不足。北爱尔兰民族和解的艰难进程，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的种族仇杀，巴尔干多民族聚居地的战乱不息，阿以怨结的难以消释，印、巴之间克什米尔争端的久拖不决和两国关系的长期交恶，都证明民族、宗教问题是国际安全中的一个恒久的话题，而在今天，民族宗教矛盾的再度上升，又是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和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种反应。第二种深刻矛盾就是围绕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所产生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经济全球化扩散到了全世界，也把它的内在矛盾变成了全球性的发展矛盾，加剧了南北冲突。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有限性和各国追求自身发展的矛盾，也引发和加深了各国之间围绕经济利益的竞争和冲突，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深刻矛盾的存在和作用，使得当前的国际形势呈现出对抗与对话、冲突与合作、动乱与稳定、争霸与反霸、坚持冷战思维与摈弃冷战思维、维护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等两股力量、两种观念的较量。1998年的发展说明国际形势的这种两重性的特征不是一个短时期的现象，它将会带入下一个世纪。未来国际形势的走向将取决于这两种倾向斗争的结局。
（二）1998年的形势为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一年，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以及东盟集团的主要国家都相继发生了“领导危机”，而影响这些国家领导人命运和政府前途的决定性力量是发展经济的成败。在美国总统“性丑闻案”中，“民意至上”超过了“法律至上”，克林顿至今未倒，就是因为他兑现了“重振美国经济”的竞选诺言，保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掌握了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本。而像桥本、叶利钦、苏哈托这样的政治强人，由于在国内经济上的败绩而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权力基础。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的冲击波也危及到一些国家的相互关系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如东盟内部的团结和它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就在危机中受到了明显的削弱。在当今世界上，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越来越难以分开，从而使各国政府和领导人的经济安全意识空前增强。
（三）1998年经济波动引起国际安全关系反弹的事实也说明，在广泛关注经济安全的情况下，也不可忽视军事领域中的动向。国际安全环境并未排除因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出现重大逆转的可能；国际上引发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矛盾和因素还大量存在；一些国家不时表现出恃强用武、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作为实现本国利益重要手段的倾向；霸权主义和民族矛盾从两个层面上构成对一些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威胁；新的科技革命正在推动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有可能在军事领域率先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增大军事强国的领先地位和优势。因此，军事安全作为国家综合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继续予以重视和加强。
（四）多极化和全球化两大趋势的加深和加速发展，使各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国家间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政策越来越行不通了。美国对亚洲经济危机始而观望、继而不得不救；由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掌管的对冲基金在这次危机中兴风作浪，以投机豪赌谋取巨额暴利登场，到头来却落得个严重亏损、血本无归的下场。这些情况都说明，谁也不可能在全球化中独善其身，损害他人而不伤及自己。这将加深各国对共同利益的认识，有利于国际间合作趋势的进一步增强。
本文完稿于1998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