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现代行政的文化精神———写在《当代行政文化》丛书出版之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论文,文化论文,写在论文,丛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化角度认识行政，为行政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和视角。文化，是能够最深层次理解认识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关键。现代行政文化，就是使先进文化透过表层，进入肌体及灵魂，构建行政行为内在的生命力。这是民族复兴与崛起的重中之重。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是党的“十六大”发出的时代强音。
在全球化的今天，真正使先进文化成为政治家、公共行政人员行政思想和行政行为的内在的精神动力和昂扬向上的价值取向，是提升政府能力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创造更大的人间奇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政府能力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文化的现实状况如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怎样面对现实迎接挑战，从根本上提升政府能力，这是行政文化面对的时代课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随，政治也出现全球化的趋势，而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中的地位如何，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力。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高度重视，进而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更加强烈的要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所有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都必须具有跟踪、理解和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只有从总体和根本上提升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的能力，这个国家才能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主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底子薄、资金匮乏、科技落后，不仅在经济上面临巨大压力，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这种世界性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的竞争。中国入世后，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优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就会处于被动的守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最为根本的任务，只有通过社会全面的、多向度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的发展，才能保持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才能保持国家的政治上的强势。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不能再根据以往的行政惯性来获得和增强自己的能力。必须探索新的提高政府能力的途径。
为此，西方国家曾提出：“政府再造”、“重塑政府”等，并围绕这个核心实施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改革开放20几年来，我们进行的几轮政府“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政府权力不断从微观经济、社会领域中退出，把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真正从政府管理中剔除去，“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一系列的改革，使政府能力有了明显提升。这些改革还在不断深化，还在继续进行。
“一切政治发展都是以提高政治能力为标志的。”政府能力的获得有多种途径，可以通过行政生态的改善，行政改革特别是机构精简、行政法制的确定、科技手段的引进，管理方式的改进等各种方式来提高政府能力。所有这些方式都是政府能力提升的前提。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新措施的实施对政府能力的提升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效应往往是极其短暂的。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提请人们注意，在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体制、管理方法的外壳时，似乎没太注意人家体制、手段的外壳里面是有着生机与创造力的灵魂的、有着生存的文化内涵的。文化作为的内心深处的灵魂，是不可模仿的，不可照搬的，一个没有文化信念和底蕴作为灵魂的民族，没有理性为原则的民族，是决不可能真正崛起的。仅仅移植西方的现成的制度、技术和方法，没有重点放在培育民族的先进的行政文化精神，这些外在的努力与追求，或者只是在现成的利益格局内实行调整，所谓的改革弄不好就是功利主义的角逐。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揭示社会体系的生命结构、经济政治的文化灵魂，文化教育的核心地位，民族崛起的内在动力，创造源泉的生命冲动，以人为主体的自我教育等都应立足于生命的哲学，那种机械的、教条的思维是极其有害和错误的。
政府是一个大写的“人”，没有人，政府只是一个空壳，所以，一切制度设计和最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都必须通过行政人员来使其成为现实的力量的。因此，政府能力的提升和改善，必须充分考虑到政治家、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动机、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理想信念等方面因素，需要行政人员在自觉和完善中赢得有利于增强政府能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在公共行政人员理性的行政行为中实现政府能力的恒久提升。
关注内在的人文精神
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驱动力，能让行政人员走出功利的陷阱，最终走向崇高。单纯突出利益调整，事实上包含着对人的利欲要求的妥协，以至于刺激起人们的不合理利益要求。正如杜尔凯母所说：“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威的同时，可望得到的报酬越厚，刺激越大，脱缰野马般的激情就会加剧了这种无规则的混乱状态。”行政人员由于处在政府管理的主体位置上，其人文精神的深层确定非常重要。否则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钻法律的空子，谋取个人私利。比如，公共项目是维护一个社会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尽管对此有那么多严格的纪律和法律约束，由于最终没有建立起行政人员内在的人文精神，一些公共项目还是不幸地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是某些利益群体贿赂官员的机器。为了保证三峡工程质量万无一失，朱镕基总理指示由外国公司来监理，这是向全国人民子孙后代负责的理性选择。据报道，外国监理工资是中国监理的500倍。根本的考虑并不在于国外监理手段先进，而在于减少中国人无处不有人情关系网，为腐败创造“空洞”，有可能给千秋大业造成灾难。我们作为公共行政人员确实不能回避良知上的自省，为什么中国人反而不能对自己的千秋大业负责？因为我们现实政府管理确实存在一些行政人员缺少深层自律意识，在利益面前容易失控的文化缺陷。不少由于这种原因造成的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已经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从这种种无奈中不难看出，社会进步不只是外部的经济增长，更根本的是人们的内心深处的进步，人格的提升。没有深层次上有生命力的文化建设，盲从于滚滚物欲和滔滔权欲，最后只能以败坏我们的事业而告终。
抵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行政人员职业意识的觉醒，升华人文精神。市场经济大潮涌来的时候，人们在讴歌物欲推动社会进步时，却没有想到现实的诱惑、世俗的趣味、感性的欲望会如此捆绑精神的手脚，等价交换原则洪水般进入政治市场，一些政治家、行政人员追求自己的最大效用、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成克杰、胡长清，他们曾经作为政治家，不是潜伏在政府大楼里的“罪人”，也不是一开始骨子里就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原来甚至曾经是优秀的行政人员，只是在他们执掌权力过程中，被物欲捆绑，灵魂中的人文精神逐渐丧失，理想家园最后失守，走向腐败，酿成悲剧。有的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偏袒某些利益群体，经常给予这些利益群体“优惠政策”，使得他们从政策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他们也会得到相应的好处。这些行政人员运用政府权力在分配社会资源的时候，从利益群体那里获得了“好处——佣金”（在交易中代他人进行买卖而取得佣金）他们实际上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这样他们就自觉不自觉由“文明的仆人”变成地道的“经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任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都会导致政府能力的弱化和腐败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精神的力量在政治家、行政人员的个人利益追求方面显得非常尴尬。任何时候，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都应当及时纠正和制止政治家、行政人员的“经纪人”化倾向。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一个复杂的文明系统，要有制度、手段的文明，更要注重它的核心和灵魂。那就是行政文化，行政文化最深层的结构是人的世界观，当然包括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人生观等在内。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共利益、人我关系、群己关系时，要有职业意识的觉醒，即行政人员是一种特殊职业的从业者，他的使命就是维护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务，并拥有一种为此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消解传统落后的行政文化中构建当代先进行政文化。传统、落后的专制文化、官僚文化、腐败文化不仅顽固地巩守在政治领域，而且在新形势下更加顽强抵制先进文化建设。买官卖官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权钱交易渗透各个方面，政治文明的反面，就是金钱政治，腐败是行政道德的极端堕落。急功近利，不顾及社会的客观协调、长远发展。以官为本，官念为本，官级为准，官贵民贱，官性越来越大，人性越来越少，对百姓的疾苦患“冷漠症”，官本位意识扭曲了社会领域的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的公正性。家族宗法血缘关系表现在公共行政中的人情风盛行，“人情大于王法”，“公事私办”，重人治轻法治。“侯门深似海”，政府大院的庄严与神圣，老百姓一辈子也不知道里面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脱离实际，决策主观，办事拖拉、不讲效率。形式主义、欺瞒造假。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政治体系中的灰色关系网一旦形成，庇护关系在官员之间腐败行为的互动中不断强化，以权谋私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权力腐败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政治癌症。它抑制着公共行政的生命活力，对此，要在制度、体制、法律确立的同时，必须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拒绝这种反省，生命的内在动力就无法产生。这种落后甚至是腐朽的专制、官僚、腐败文化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铲除，民族的创造力就会被湮灭，政府弱势的能力在如此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呢？
在与国际接轨和向世界学习中，升华民族主体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这是现代行政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可被西方文明有形的成果弄得眼光缭乱，晕头转向，最终导致民族自信心的塌陷。前些年，重点大学的高才生纷纷出国，近几年出国留学热一再升温，高中毕业生就开始出国，有的考上了本国大学也不念了。出国学习，开阔视野，经受锻炼，增长知识，对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可是一个不可回避而又让人深思的问题出来了，出国学生的家长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政治家、行政人员，他们竟然让自己的后代出国将来当“国际公民”。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要后继有人的。他们自己是职业革命者，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是起码的文化追求。他们却不让自己的后代回来报效祖国，反而让他们出去当“国际公民”，不可思议。一位韩国的教授，一提起美国、日本就抑制不住要骂娘的冲动，他说，50～60年代的韩国年轻人，在艰难的条件下到国外打工，赚上一点血汗钱之后，便一无反顾地回到苦难的祖国，开办自己的民族工业，不久这个苦难的民族坚强地站立起来了。假如我们行政人员和广大公民把“爱国主义”统统变成了“爱家主义”，对我们民族来说那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呢？马克思曾比喻德国农民是麻袋里的土豆。可以想象，一旦麻袋破了，土豆要滚的满地都是。仅仅外在力量的控制是极其有限的。我们的民族应该是麻袋里装着的钢锭，有无限的凝聚力，坚不可摧才是。政治家、行政人员是民族的精英，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全民族有着巨大的导向和影响作用。
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单线的，唯一的共同的发展模式，并不存在一条唯一的普遍的“现代化”道路，美国不是世界唯一的“现代化”，中国也永远不会美国化。一个民族发展不是依靠外部推动，而是凭借内在的力量的激励、积蓄和发挥。开放、接轨只是外在条件，文化反省和新的文化构建才是内在的根本。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是要有自己民族活的、有创造力的灵魂，这就是行政人员所必备的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自信心。
伟大，先进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伟大文化的民族。我们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是公共行政文化的灵魂。用先进文化构筑当行政的文化精神，是政府能力提升的关键。
新世纪之初，在我们民族开始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时候，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用先进文化凝聚人心，鼓舞干劲、陶冶情操，是时代赋于我们的文化使命。先进文化是我们公共行政建设的前进灯塔。
19世纪晚些时候，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到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日本的留学生和中国的采购官员。他们以德意志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两个民族30年后的不同命运：一个成为东方强国；一个更加懦弱腐败、任人宰割。今天，我们在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时候，不怕一个时期内经济上与人家还有多大差距，最怕的是，我们执掌政府权力的行政人员心中的灵魂既丧失了传统，也没有赢得现代，成为一片荒芜，
经济、政治、文化的生命结构，不是机械、简单的理解为什么是基础和建筑。这种比喻基础和建筑的关系是一种机械的决定和被决定，是外在的作用和反作用。以此来分析社会的静态结构，只是把经济看作基石、材料，政治看作结构、框架，文化只是依附其上的摆设、装饰。这种分析忽略了社会有机体内部的自我发展的活的生命。经济、政治、文化存在着内部的有机整体协调作用，也存在着机体本身的能动作用和内部的动力机制。社会有机体的生命与灵魂，常常是被人们所轻视的文化。生产力是人类对于自然对象的能力，其主体是人。既是物质的能力，更是精神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的交往关系，既是物质利益关系，更是人与人相互间的目的性、价值原则和文化认同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文化是这个机体的内在灵魂，有人曾经拿细胞的模型做过这样的比喻：经济是细胞质，政治是各种酶，法律是防病抗体，文化是细胞核基因DNA。毛泽东同志认为主观能动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人总是要有点精神”。因此，只有文化的进步才能真正激发政治家、行政人员的生机和活力，才能让每个人获得真正的精神的充实与安顿，国家和民族才能保持进取的整体和生命力，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近代中国有过几回深刻的觉醒，挺住了八年抗战，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中国的实力和尊严举世公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得益于在从未有过的巨大耻辱面前的深刻反省，奋起斩断麻木愚昧、醉生梦死的消费文化，在中外文明激烈冲撞中培养了自己新的民族精神，重新获得自己立足的空间和精神归宿。
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面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我国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对我国4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所作出的科学概括，同时这也是面对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差距的深刻文化反省。深刻的反映了先进文化的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实事求是的科学性，高度的民主性，深厚的群众性和勇于改革的创造性。
我们要以江泽民同志的文化观作为我们行政文化建设的指南。即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体行政人员，教育人民，正确认识当代中国行政机关的深层文化现状，敢于开拓创新，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塑造富有时代特色的行政文化，构建新的行政价值体系。
唤发内在的创造力
行政文化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行政的性质、向，操纵着行政行为、过程，是行政人员内在追求与能动创造的灵魂，是行政人员奋发向上、创新拼搏的原动力。
在国家行政学院关怀和支持下，由吉林省政府资助、吉林省行政学院教授学者会同国内知名学者共同撰著的《当代行政文化》10卷本丛书，《行政文化》、《行政价值》、《行政心理》、《行政精神》、《行政伦理》、《行政哲学》、《行政权力》、《行政行为》、《行政法治》和《行政领导》。这套丛书将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丛书以先进文化为指南，从更新的层面和更深的层次分析、理解行政问题，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构建当代行政的文化精神。这套丛书在把握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的前提下，用创新的写作体例，不是“写书”而是“写人”，使其更加贴近广大行政人员。丛书不是去关注行政的物质、制度层面的文化，而是全力挖掘行政人员在行使政府管理职能中内心深处的文化缺陷，同时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用先进文化构筑现代行政文化精神，唤发行政人员内在的民族的积极的自我奉献精神和不竭的创造力。这是填补我国行政学研究空白的一部力作，为我国自己的行政学理论搭建新的学术平台。
现代行政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理性超越此岸世俗，指向彼岸应然，引导行政人员为公共利益服从那种来源于心灵深处的理想、信念的召唤。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船长在泰坦尼克号船沉没之际，并未按照求生本能寻求逃生，而是毅然留在船上，与船同归于尽。如果忽视政治家、行政人员心灵深处的彼岸追求，行政价值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再先进的物质设施和制度只能是废铁一堆和废纸一张。
从行政文化、伦理视角出发，行政人员以德行政，即行政道德化是必然的。行政道德化，首先来源于公共行政主体的行政人员的道德化，牢固树立道德精神，在行政过程中时时处处坚持道德取向，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与公众的关系。失去道德目标的追求，行政人员手中的权力就会变成他为所欲为和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法行天下的今天，正义精神是对行政人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政府率先守法是法治社会的真谛，行政人员坚持依法行政，是实现政府公正的前提。法治的确立，即要外部的支撑，更要有内心的根基，行政人员没有内心对普遍的法理文化的自觉认同，仅在法律体系的表层上敷衍，结果非但不能规范社会，本身最是不清白的，结论是人人都要依循法理，而不是服从特定的权威。
丛书中的行政哲学注重的是对行政实践的反思。行政管理本身就是科学，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决策，科学行政。行政人员仅仅会说几句哲学词汇，其思维出发点一定是粗俗和机械的，现实和功利的，甚至容易走向空洞的教条，实事求是都可能成为最无聊的空话。现代公共行政的精神精华，就是现代行政的哲学境界，哲学境界承担着世界观的独特使命，使哲学境界具有深层的文化积蕴和精神品位。哲学境界的确立与寻求是公共行政人员的永恒使命。哲人说得好，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民族没有哲学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安徽风阳有个小岗村，全队20户农民坚决反对人民公社制度，要分田到户，怕上面不让。真的活不下去的农民终于横下一条心，豁上去了，一天深夜，秘密开会，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背着党组织和政府，在自愿担当责任的合同上，按了17个手印，盖了3个图章。这段悲壮的历史故事，震撼着政治家、行政人员的理智和良知，去奋力寻找行政哲学的支持。
丛书以全方位开展对话的形式与政治家、行政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对行政人员过去与现在一些行政思想、行政行为做深层反省和科学分析，使丰富的先进文化资源，保持深度的思想容量与创造力。同时以文化培养社会良知，形成普遍的公共行政理性、法治与公德，引导公共舆论监督行政行为。
这里讲的行政文化，不是一堆空洞抽象的概念，不是一套传统式外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一串苍白的摆设、排场、装饰、宣传与表演，更不是一些低俗的娱乐消费，而是政治家、行政人员精神里的信念、理性、情趣、想象力、创造力、凝聚力。在一个全面世俗的消费时代，唯有高尚的心灵，屹立于文化的山巅，才能有真正的思想，才能有远程的选择。
政府要真正建立起内在的文化动力体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全新的创造性工作。全面、深刻构筑现代行政的文化精神之路，必将是一个漫漫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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