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7-0117-11
一、早期人文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中国早期人文主义的形成，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明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传统终未能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乃是由于清朝的建立及其后的思想禁锢。直到晚清时期，这种禁锢才被逐渐打破，不过此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已不同于晚明的时代，因此晚清的人文主义思潮也就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晚明的情况与前不同，与晚清亦不尽相同。晚明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于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人文主义之核心，必是人本主义。中国的人本主义，源于先秦诸子百家时代，但秦汉以后，专制主义的发展将人本主义打压殆尽，于是民主的精华，便成精英们思想中难得一见的亮点。此种情况在晚明时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人本主义由精英化的思想转而成为大众化的普遍行为。此种情况大约出现在万历中叶以后。究其根源，当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万历间的政治状况，也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0世纪50年代，余英时即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人文主义研究的论文，他的贡献之一是在讨论西方人文主义的同时，能够兼及对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解。[1]80年代中叶，当中国学界由于传统文化热而引发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并各执一说的时候，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已经在美国纽约的大学俱乐部学院讲堂上为阿斯本人文学会作了关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报告。不过他的讲稿当时未能翻译流传到中国，直到90年代初期才经董乐山翻译，并于90年代后期由三联书店出版。布洛克报告的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找寻“人文主义”精神，他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谈到20世纪的新人文主义，主要是通过评论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讲述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布洛克的报告不仅让我们这些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一知半解的人能够有深入一步的认识，而且启发我们，对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的思考不仅在于寻根探源，更要看到其发展变化。
文化传统的传承性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文化在任何时段几乎都可以追根溯源，找到历史上的影子。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现象又是不断变异的。因此，尽管我们一定能够从历史传统中找到许多人文主义的精华遗产，但是我们却不能将人文主义的产生提前到诸子百家的时代。萌芽式的精华与早期人文主义的形成，还不能是一个概念。人文主义必然是对于过去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的结果。过于强调人文主义的传承，容易导致文化传统的负面的解释。这也可能便是有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更多批评的原因所在。
明朝自嘉靖末年严嵩专权失败后，内阁权威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战。嘉、隆以后，内阁纷争突起，皇帝的权威亦失去往日的威严。万历初年经历了张居正的专权及失败后，皇帝与内阁的权威再受创击，带有启蒙意义的“非君”思潮亦由此而生。这与少数精英们的“非君”有所不同，晚明开启的是一次自下而上的“非君议政”思潮。著名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海瑞骂皇帝”事件：“今赋役常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迩者严嵩罢黜，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2](P218)这里面至少给予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舆论批评的声音来自民间，而传之于内外臣工；二是严嵩罢相为民间舆论发展之一关键。此时王世贞《鸣凤记》以戏剧形式揭露严嵩专权的同时，也揶揄嘉靖皇帝，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讽刺作品。再有便是雒于仁的四箴疏，指斥皇帝嗜酒、贪财、好色、尚气，全无一点君臣之体，明人的非君思潮已可随见于言行之中。刘志琴曾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论述晚明的“非君思潮”，均收入其文集《晚明史论》中。
非君乃是士大夫们的思想体现，是自明朝中叶以后，士大夫们与皇权之间矛盾斗争的终极表现。然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他们的追求尚不及于朝廷的核心。反传统或称之僭越，则是下层社会中人文主义思潮的体现。因此我们有时会感到，晚明的人文主义，与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且更多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动向。万历间人李乐曾记一事：
箬溪顾先生应祥，官巡抚，家居。盛暑中，有二司访之。呼田间一老奴挥扇。奴取小兀坐先生后，先生不觉也。既觉，诘之。奴曰：“汝有风足矣，何管我坐为？”主宾大笑。此奴不可谓知礼，然膴仕而风味若此，山家真率，了无官套，令人叹羡云。[3](卷二，四十八条)
既为老奴，于主人的家礼自是知晓的，其所为，当非真率二字可解。“了无官套”即“令人叹羡”，是对旧礼教的反动，老奴与官员同坐，在旧日的礼教中是不可想象的。主宾大笑，是官僚身份的主人对老奴此举的容可，这与整个社会变迁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
此老奴虽并无人文主义之思想，然其必因所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表现于行为之中，这里面则实在是包含着自发的人文主义因素，此种发自乡间社会最下层的人本思想的表现，其社会意义自不言而喻。
晚明人文主义的流行可以被称为一种“运动”，且此运动乃是由社会基层开始，由乡镇而至城市，从而影响到整个晚明社会。相比起先师国桢教授所论及的党社运动，文学界所关注之古文运动、小品文运动，以及市民运动、讲学运动等，应属更为重要的运动，且其更具社会之普遍性，也更具有晚明的社会特色。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对君主政治的批评和个性的追求；人文思想之可以被称为主义，则必须由精英思想转为大众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一定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批判而产生并发展的。
晚明时代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时人称之为“山人”。晚明山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而是活跃于官场边缘的一种特殊人物。一般来说，山人不具备官员的资格，多为仕途中的失败者，于是自命清高，挟才自傲，其实是将其作为了谋生手段。这些人活跃于社会上层，其实际社会地位却往往处于下层，虽然有些山人为权贵所敬重，但是多数山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对于山人不无讥讽，但我们却从中看到山人的另一面：他们实为活跃于官场边缘的文化人群体，他们往往以放肆地批评官员来自高身价，因此很使得一些官员们颇感顾忌。方志远对于山人有深入研究，于此不敢妄作专论。但笔者以为，山人群体的出现，固然是科举取士的结果，也同时打造出一批另类的文化人。他们不受官场约束，也不完全依赖官场生活，本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带有一定独立性的早期知识分子特质的角色。但令人遗憾的是，晚明的山人们却如同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一样，走向了另一个方面。他们不仅成为人们心目中以骗游食者，甚至成为文化人当中反面形象的代称。
天启中，山东禹城县人祝延寿，自称龙潜山人，言其山有顽石，放光月余，中裂出宝剑一口，上有三皇神符，于是到京城进献。结果通政司验其剑，并非古剑，乃系新铸造而成，熹宗命巡城御史审明解回。有此辈混迹于其中的山人群体，已经不再是失意读书人个性的伸张了。
个性思潮之社会化乃是人文主义发生之必备条件。明代自王阳明“心学”的传播，人始有公开的个性追求，并由此而“非君”，而“非官”，而“非政”。这与部分官员出于正统思想的直言敢谏不同，是民众中个人社会价值的体现。这也是近世社会文化现象的体现，若言及人文主义，则这种现象当属有了近代人文主义的特性。
明朝人对自我认同的塑造，也包含了对传统的另类解释。例如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间所著《交友论》，在当时“士大夫”和“士”中产生极大影响，其关键在于他所提倡的交友原则既同于传统观念，又不尽同于传统观念，因此既为人所乐于接受，又有新鲜的感觉。
友之益世也，大乎财焉。无人爱财为财，而有爱友特为友耳。
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
西土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腆养之于都中，以其为智贤者，日旷无见陈谏，即辞之曰：“朕乃人也，不能无过，汝莫见之，则非智士也；见而非谏，则非贤友也。”先王弗见谏过，且如此，使值近时文饰过者，当何如？[4](P110-115)陈眉公为作序道：
伸者为神，屈者为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者，庄事者也。人之精神，屈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伸于朋友。[4](P119)
这当可算作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的一次交融，他们共同提倡了一种超乎君臣父子关系之上的朋友论。
陈眉公是肯于为妓女作传的人，他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种平等意识，而平等意识正是人文意想的基础。晚明小说中极有影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万历乙卯，楚掾革狎姑苏妓陈氏，倾赀，姆厌之。陈私留掾，身托疾他避，求里中豪贷掾，得嫁之，而所携赀颇饶，毫不累掾也。归楚后，同掾谒选。北道鄱阳湖，同舟徽人窥陈色艺，间许掾千金。掾以情告陈。陈叹曰：“君装薄，果进其千金，可耳。”俄千金具，别掾更登徽人舟。望掾帆发，渐不复见，拊膺嗟喟，投水死。明年掾还，渡湖中，感陈设祭，俄风晦舟没。①
这其中当然人为增添了许多故事成分。但正是这人为增添的故事，表现了人们心中尚存的那一点善良之情，从而扩展成为人性的思潮，再进而升华为东方人文主义的精神。
比利时学者钟鸣旦在对明末天主教徒杨廷筠思想的研究中，就曾经定义他为人文主义者。他在谈到明朝中叶以后变化的时候，引用了西方学者讲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遗产的十二大潮流：
一、强调实践；
二、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
三、提高历史意识；
四、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五、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
六、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
七、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
八、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合潮流；
九、寻找儒家本质；
十、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
十一、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
十二、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5]
这在当时大概与西方许多认识是一致的。在当时相当一批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明代“士大夫”和“士”们，其实也都不同程度上成为东方人文主义代表，如注重理性的形而上学的形式，强调实践，对时代的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合潮流，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这几乎都是人文主义者的共通特点，而其中第七条更强调了其“深邃的人文主义倾向”。事实上，西方学者在对待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问题上更强调的是社会阶级而不是思想本身。余英时就曾论述道：“中国学人近数十年来每论及文艺复兴，常喜拈‘由复古而得解放’一义为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此一观念即是从布加特书中辗转传下来的。……是则布氏原意，文艺复兴乃是市民阶级从中古文化中解放后而产生的复古运动，与我们所了解的‘由复古而得解放’已大有距离。”[6]
其实要中国士大夫们接受人文主义的最大难题乃是终极的人文实践。黄一农《两头蛇》一书在对明末士大夫王徵皈依天主教个案的研究中，就曾经讨论到了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与天主教“十诫”的冲突，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纳妾”。他说：“一些儒者更透过妇德的大帽子，劝诫正室不仅不应敌视或欺负小妾，且在绝嗣时更应主动劝夫纳妾……当时的女学著作中，亦往往将‘宽容婢妾’视为二十四条女德之一，并把‘莫嫉妒婢妾’当作八十条女戒之一。”[7](P138)黄先生较为笼统地将其视为“儒家化的天主教信仰”。但是笔者感到这里面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晚明的士大夫们虽然开启了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他们却很难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实践，如果说，大多数的士大夫们纳妾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无法让人相信他们完全不是为了对女色的爱恋。因为他们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思潮的主导者，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显得格外重要。西方学者现在开始重视文艺复兴过程中的宗教作用，也许这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别。
毋庸置疑，明代中叶以后的“士大夫”和“士”与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这其中却看不到脱离旧的传统等级社会的新阶级化的变化特征。相反，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仍然怀念旧日的习惯，而更多的人则成为社会风气的追随者。于是，我们期待的人文主义思潮没有能够继续向前推进，而被另外一种思潮——纵欲思潮所代替。
二、未富先奢
我们在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明朝中叶以后的人们，在谈到旧日风俗时，难免感叹一番，内容也无非是昔日如何淳朴节俭，今日如何奢靡。因知在从明初至中叶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由俭入奢的过程。
洪、永两朝名臣解缙的一份家书中，说尽了当时官员们生活的窘迫。
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皆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假象食之类，所费不资。②
《西园闻见录》卷十三记载，永乐朝户部尚书夏原吉弟弟来京探亲，临去时原吉送给弟弟俸米二石。永乐帝得知后，感到太过寒酸，问原吉何故。原吉答：“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永乐帝过意不去，又特赐几匹好布。
大约明朝初年算得上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时代，虽然国家可以兴大工、下西洋、迁都、出征，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不过国富民穷而已。不止民穷，即如皇室、官员们，也不能算得富有。明仁宗时为太子，留守南京监国，经常因为手头过紧，不得不取给于城中富户伊氏。而如伊氏这样的富户，在当时实在少之又少。③那时候新科进士们看榜就宴，都是徒步而行，未见有乘车马者。直到宣德以后，进京赶考的举子，也只见有乘驴者。那时在京的御史住所，有的敝败不堪，仅避风日。④官员尚且如此，民间生活更可想而知。当时的官员邹缉曾说：“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处，人民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簸稗子以为食。而官无储蓄，不能赈济。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穷财匮如此，而犹徭役不休，征敛不息。”[8](卷二十一，《奉天殿灾疏》)明永乐一朝，是中国历史上蠲免赈济最多的时段，邹缉这里所说的北方各地，则显然是并无蠲免的去处。
这种情况大约正统以后方有所变化。当我们看到成化间解职归乡的御史姚绶那种“粉窗翠幕，拥童奴，设香茗，弹丝吹竹，宴笑弥日”[9](乙集，《姚御史绶》)的生活时，我们会深感这些乡官们就是社会奢靡风气的引导者。但是其实这也不过是当时社会上层富人生活的写照。我们不妨看看隆(庆)、万(历)时的商人：
人亦有言：士固有志。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筴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召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百不足也。[10](卷二，《汪长君论最序》)
我们看历史，皆知首先得以享受这种奢靡生活的人，只能是官员与商人。但是流风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到这个时候，人们却又要说“士风俭薄，民风奢侈”⑤了。不过此类说法，大都见于方志之中，这很能够说明民风趋奢成为一时之共见。这无非是地方修志者们认为，上层官员士绅与富商大贾的奢靡尽可理解，而民间的效法，则是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的衰颓之变。
天顺年间，一个老内官从江西回到京城，见到内府用官纸糊墙壁，不由落泪，因为他在江西看到了制纸的不易。据说洪武年间，国子监生们用过的课本和写过仿书的纸张，要按月送到礼部，仿书送光禄寺包面，课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纸用。永乐宣德年间，年节烟火花炮还用旧纸制作，成化以后，鞭炮均用新纸。这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产量增多，旧纸供不应求，况且即使用新纸，生产出来的花炮也足以赚钱。这似可以作为“民风奢侈”的佐证，但另一些材料却告诉我们另一种情况：
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日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而书柬摺拍，亦不过一二寸耳。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⑥
待到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年节时得到的贺卡数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3](卷轴)这显然又是自上而下的奢侈了。
我们其实并无必要考察晚明风气的来由。倘若一定要寻根问底的话，那也只能是商品生产的结果。商品生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所以昔日的商人会馆才会成为应试举子的寓所，才会出现全民一致弃本逐末。当这一切已成为社会风气的时候，便无分贵贱老少男女。
我们翻开晚明的文集、笔记或者方志，几乎随处可见关于社会竞奢风气的记述，而且记述下了社会风气从俭入奢的前后变化。万历《通州志》卷二记：
弘(治)、正(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廉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故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上座。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么麽贱品，亦戴方头巾，莫知禁厉，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旧时便宜的羊肠葛、本色布因为没有销路而不再生产，这是典型的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里中子弟争相以价高而美丽者为衣，为裤袜，且“倏忽变异，号为时样”，则是追求时尚风气的结果。今日所谓追求时尚，其实是商家的行为，以此而促进商品的销售。年轻人永远是潮流的追逐者，晚明时代也是由青年们领导了时尚的潮流，并由青年人影响到整个社会。
吾乡先辈，岁时宴会，一席而宾至如归主四人共之，宾至如归多不能容，则主人座于宾之侧，以一瓷杯行酒，手自斟酌，互相传递。肴果取具临时，酒酤于市，惟其土风，不求丰腆，相与醉饱而别，以为常。庶民之家，终岁不宴客，有故则盂羹豆肉，相招一饭，人不以为简也。贵家钜族，非有大故不张筵，不设彩，不用歌舞，间有一焉用歌舞戏，则里中子弟皆往观之，谈说数日不能休。
今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渎客，不敢以荐。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得之，以得者为豪雄。
既已称“今乡里之人”，即已不限于里中的年轻子弟；既以夺他氏之歌舞“以得者为豪雄”，则里中年轻子弟们，已不仅仅于追逐潮流的行为：“今则里中子弟，以任侠为豪，其尤桀者，日与宾客奸人博塞酣歌，崇饮无忌，醉则入市攫人之金。有司者捕治之，则持刃而格斗也。”
这里所说的通州，乃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⑦。
这些方志中的记录，从宴饮说到服饰，再从服饰说到民歌时调，从上层社会说到下层社会，从市井说到乡里，竞奢风气似乎成为当时城乡社会的普遍现象。
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⑧
这段记述将当时竞奢的风气与社会生活中的僭越行为结合了起来，而且谈及当时人在竞奢的同时，却不肯承担分内的赋役与社会救助。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竞奢风气的背后，并未形成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而只是更突出表现了拜金与对于享乐的追求。因此，晚明竞奢风气的积极作用也就很难显现出对于社会发展的助动。
较早关注晚明竞奢风气的学者，中国台湾徐泓和林丽月首先提出：“嘉靖以后，社会风气侈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尤其商品的贸迁质与量的增加，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人们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恬不为怪，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11](P318)这里既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也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贪腐的推波助澜。
我们在诸多史料中看到的是万历以后社会风气的变化。顾炎武作《肇域志》记扬州府事，称：海门“民风蓝天称淳直，近则尚气而好攻讦，虽学校不免”。通州“其土田饶溢，民富而好义。又人文渤发，仕者多贵官显秩，盖风气固殊焉。然闤闠绣错，衣食服玩，日渐于纷华”。而如皋“土膏活而俗勤于稼。征科易集，讼稀简，在昔最为醇厚。自倭警以后，浸淫一变。富家巨族，竞以华侈相高。豪不逞者，辄诱良家子弟，纵樗蒲六博，荡其赀业，甚则为逋逃渊薮。迩或稍惩艾焉，但馀风未殄，长民者，其未可画诺而理也”。[12](P350-351)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将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化归结为倭寇之乱。
像嘉靖倭乱这样的事件，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东南财富之地遭到这样的动乱之后，会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人们在追求社会生活平定的同时，对于过去富而不奢也极易产生反思，在兵燹之余，或许会更愿意去享受生活。我们或许应该讨论一下，嘉靖倭乱对于东南社会风气的影响。
那么，在晚明时代，面对这种奢靡之风，时人又是如何评论的呢？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现象。
但是奢靡并不代表真正的富有，而只是一种社会攀比的风气。在晚明时代，这种风气主要流行于南北两京及江浙一带。
明朝人记述说：“余弱冠至燕市，百无所有，鸡、鹅、羊、豕之外，得一鱼，以为稀品矣。越二十年，鱼、蟹反贱于江南，蛤蜊、银鱼、蛏蚶、黄甲纍纍满市，此亦风气自南而北之证也。”⑨这不仅是南风北渐，而且是市场流通的表现。没有城市生活的大量需求，这些产自南方的水鲜，也不会充斥于北京的市场上。当时人还记述说：
各省虽富贵之家，惟布衣布服。两京、吴、越之地，以绮罗为常服。布者，富贵悠长，衣帛者，储无隔宿。所以贫多在市，富多在乡。饥寒生于大厦，饱暖处于草茅。此皆奢俭之效也。[13](《商贾醒迷》)
我们从当时材料中看到的，显然不是这样，这只是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奢靡追求的批评。况且奢靡风气会造成官员的贪腐，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所以当时御史赵文炳说：
未有小民奢侈而不困窘者，亦未有居官奢侈而能清介者。迩来繁华僭逾，风俗大坏。则去奢崇俭，诚救时急务。但大臣不行，何以表百官？京师不行，何以示天下？⑩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因发生星变示异，礼科给事中张贞观上疏请申奢禁：
太祖高皇帝奢靡之禁，盖亦甚严。我皇上即位以来，再三申饬。至十三年，因科臣言，命本部将题禁事宜通行内外。不数年间，颓靡如故。岂惟小民蠢愚而无知？抑亦有司奉行之不实。今天下水旱饥馑之灾，连州亘县。公私之藏，甚见匮诎，而闾巷竞奢，市肆斗巧，切云之冠，曳地之衣，雕鞍绣毂，纵横衢路。游手子弟，偶占一役，动致千金。婚嫁拟于公孙，宅舍埒乎卿士。惰游之民，转相仿效。北里之弦益繁，南亩之耒耜渐稀。淫渎无界，莫此为甚，京师四方之表，簪绅众庶之标。从风易向，不可不谨。诚有如科臣所言者：行父区区相鲁而家无衣帛之妾；平仲仅仅显君而口甘脱粟之饭。翼翼京邑，民极所归，赫赫师尹，具瞻攸属，诚不可不厚自准绳首先士庶，以副圣天子还淳崇俭之意。(11)
有趣的是，一心追求奢靡的神宗皇帝并不在意海内的匮乏，他只注重官场的僭越风气，他在批复中说道：“近来士庶奢靡成风，僭分违制，依拟严行内外衙门访挈究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近闻在京庶官，概住大房，肩舆出入，昼夜会饮。辇毂之下，奢纵无忌如此。厂卫部院一并访缉参究。”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
问题是明朝人真的有条件这样去享受生活吗？王尔敏认为，那个时代并不是真正的富裕时代，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不过是“大贫”与“小贫”而已。那些有身份的世家官员和富豪之家的情况，自然是亭台楼阁，奢华至极，但是他们毕竟只是城市生活者中的一小部分，广大的城市平民百姓，也就是所谓庶民的生活情况，才真正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王尔敏曾对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进行过研究，他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对于明清时代民间的多种信仰、饮食与养生、礼仪规范、契约关系、风水、游乐，甚至性生活(风月调教)都给予了颇为生动有趣的描述。但是王先生的著作中，还是将明清庶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描述的，这些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贯穿到了每一个家庭生活之中。那么，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对此，明朝人的小说中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明朝宣德年间，有一个老者，姓刘名德，家住河西务镇上。这镇在运河之旁，离北京城有二百里之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上有居民数百余家。边河为市，好不富庶。那刘德夫妇两口，年纪六十有余，并无子女。自己有几间房屋，数十亩田地，门首又开一个小酒店儿。
故事虽然依托于明朝的宣德年间，其实这大约是晚明时代庶民生活的典型写照。不过刘德的生活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故事后面说到这位刘德老汉，在隆冬之季，见到一老一少两位过路的客人，风雪之中，来到小店，下面的一段对话，让我们看到当时庶民生活的另一面。刘老问客人道：“客官尊姓？是往哪里去的？凭般风雪中行走？”那老儿答道：“老汉方勇，是京城龙虎卫军士，原籍山东济宁。今要回去讨军庄盘缠，不想下起雪来。”又道：“济宁离此尚远，如何不寻个脚力，却受这般辛苦？”答道：“老汉是个穷军，哪里雇得起脚力？只得慢慢的捱去罢了。”刘公举目看时，只见他把小菜下酒，那盘牛肉，全然不动。问道：“长官父子想都是奉斋么？”答说道：“我们当军的人，吃什么斋？”刘公道：“既不奉斋，如何不吃些肉儿？”答道：“实不相瞒，身边盘缠短少，吃小菜饭，还恐走不到家。若用了这大菜，便去了几日的口粮，怎生得到家里？”[14](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
这位名叫方勇的老军的生活，比起刘公要差了许多，应该是属于生活更为艰难的阶层，但是他们都同属于当时庶民生活圈子里面的人。
王尔敏在引用了李渔《闲情偶寄》及明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书中关于明清庶民日用饮食的记述后说：
考察明代以来民间日用饮食项目，全面概览，充分反映最低廉粗俗之常食简馔，应是下民每日可得饱足之茶水菜肴。在此可具体指出其特色：其一，最重视基础食品造作。如焙茶、酿酒、造醋、制酱。其二，最重视腌藏食物，备慢慢日用。如糟鱼、腊肉、风鸡、咸蛋、干酪、腐乳、菜干、酸笋、泡白菜、腌罗卜。其三，所有开列菜谱，绝无一样山珍海味。不但未有燕窝、雪蛤，亦并无有鱼翅、乌参、网鲍、鱿鱼。甚至昆布、紫菜、金钩、银鱼亦无所载。全部菜式，充分代表明清庶民普通饮食，家家户户，日用饱暖之品。民间饮食简陋，只能就一般水平而言。明清贫民生活，实有更匮乏、更简陋者。孙中山倡言大贫小贫之说，最足以形容中国人民饮食生活。[15]
尔敏教授对于中国民间生活的熟悉，使他十分敏锐准确地看到了明清百姓生活的实质。民以食为天，吃对于百姓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了。那么，民间百姓们居住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当然可以实地去考察那些现存的明清民居，笔者认为这些民居虽然保留了当年的情况，但是随着岁月的变迁，已经不复旧貌了。明朝人的笔记中所描述的民居，大多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因此才值得他们记述下来。也许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居所的司空见惯，即使在很多明朝人写的小说中，都不容易见到对于民间居住环境的描写，反倒是西方传教士们因为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于是记录下了当时中国民居的情况。克路士《中国志》载：
老百姓的房屋一般外表都不好看，但屋内却令人惊羡。因为屋内通常白如奶，像光滑的纸张，铺有方石板，沿一左右的地面涂成朱红色或几乎黑色。楝木光滑而平整，构制精美，安置适当，好像擦亮的，或者涂上色，要么白色，有的白色美观悦目，像锦缎闪光，差不多像金色，光亮到似乎应在上色时给它褪点色。确实，我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好的楝木。
门口房间的后面有一个院，内有小树、亭子供休息之用，还有一般小清泉。再往后，在妇女通入的房门前，是一条有顶盖的过道，面朝院子敞开，那里摆着精致的大柜，作为房子的间壁。他们在里头放有用木头或泥土制的神像或偶像，这些神像的形态多少有些怪。
房屋都铺上优质瓦，比我们的要好，更坚实，瓦不仅烧得好，而且用的原料是上等泥土。接受雨水的瓦宽而短，铺在最上层的瓦要窄些，朝着街道的瓦沿有石灰工艺品修饰。因瓦质优良，好多年都不用再铺瓦，不像我们的瓦有那样多孔隙，那样粗糙，而是平滑的和保暖的，铺设整齐，简直不生尘埃。
有不少内部相当好的房子，但楼房极少，多半是平房。[16](P129)
在我们看来，克路士把中国民间百姓的居所描述得太好了。他可能还不大了解民间的情况，只是蜻蜓点水般走到一些地方，看到一些情形，我们在他的记述中看到，他甚至认为只有盲女才会充当妓女，这当然是一种误解。所以笔者认为他描述的也许应该算是生活相对稳定富裕的城市居民，当然他也谈到了广州贫穷的船户生活：
很多穷人的小船住着夫妻及子女，他们除船上的半个甲板以御风雨日晒外，没有别的住处。板舟、兰艇及其他类似的船也一样。在大船上，甲板下有很好的寝室的厅房。穷人的则差得多。他们在船上养小猪、小鸡，岸上还有小得可怜的园子，他们就在那里过穷日子和栖身。男人到城里去找工作帮助维持他们的小家庭，女人则留在船上，靠勤劳地使用一根垂到河底的长竿(其头上有一个用细枝编成的小篮，用来捞贝壳)，及摆渡来往旅客，帮助维持家计。[16](P143)
这便是尔敏教授所说的大贫小贫。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有的人家已获温饱，而有的人家还在为衣食而忧。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晚明时代就不是追求奢靡而是未富先奢，是城镇生活对农村的冲击而形成的一种畸形消费观，在这里，观念远远超过现实。本为由长期小农生产营造的节俭，被商品经济彻底扰乱了，而且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改变这种状态。
因此，这些禁奢的看法主张，即使出于对时风的改变目的，也都仅仅是传统的观念，不过说说而已，然而当时也有另一种声音，不同于这种传统认识，对当时奢靡风气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本来是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基础与思想基础同步变化的转折点，但结果却由个性化的追求转化为个人的享乐，在产生人文主义思潮的同时，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缺少人文精神的时代。
三、急功近利与人文精神的缺失
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体制，遇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相应而生。我们知道小农的特点是散漫而无纪律。其实非仅纪律，一切由此而产生的要求，几乎都无法在短时期内被小农所接受。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关系，或是以契约形式规定下的各种制度。这样基本的条件在农家的田地里面，则是全然不需要的。
于是许多因逐利而有失商业信誉的现象也就在晚明社会转型期相应而发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路克文的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他到南部中国走了一些地方，立即被中国的富庶震惊了。他在笔记里面记录下了当时一些集镇的情况。在繁荣的市场中，卖牲畜的商贩给牲畜吃喝，以增加牲畜的重量，卖鸡的小贩也会在柜台后面给鸡注水。
为了增加份量，他们先给牲口吃喝。他们也灌水给鸡增加重量，鸡食则掺砂粒及别的东西。[16](P157)
明朝人自己也看到了这些情况，而且南、北两京，苏州这些经济活动极为发达的大都会，也正是伪劣商品的销售地。
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挦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如宋时何家楼故事。
当时商人书写刊行的客商指南之类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假货的记述，特别提醒商人：“自常州至浙江，牙行须访，价值难听，接客之徒诓诱。阊门市上杂货，不识休买。”[17](卷七，《杭州迂路滥溪至常州》)
这恐怕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基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因子。每当发生社会转型变化的时候，这种社会弊端便会萌生，而并不需要人们去着意为之。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可以不花气力或者少花气力而一夜致富，这在当时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心态。
前引明人的说法，正、嘉间的风气若与万历中叶后相比，还常用“民风淳朴”四字概括之。此时的士大夫，既有如桑悦、唐寅、祝允明不入仕途者，亦有如盛应期、朱衡、潘季驯、万恭、王宗沐及其子侄士琦、士性，乃至张居正等追求事功者。但唐寅辈之后，复有七子，有归有光、徐文长、汤显祖、公安三袁、竟陵钟谭，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张溥、陈子龙文风相继；事功诸臣却在浮议滋起的辍役罢官打击之下再无振作之力。明亡之后，遗民修史，对于当时形势的慨叹实有发人深省之处：
事功之难立也，始则群疑朋兴，继而忌口交铄，此劳臣任事者所为腐心也。盛应期诸人治漕营田，所规画为军国久远大计，其奏效或在数十年后。而当其时浮议滋起，或以辍役，或以罢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故曰“可与乐成，难以虑始”，信夫。(12)与事功相悖的是晚明的浮躁之风。商品生产在推动社会转型时，必然助长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晚明时代即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
明人王丹丘著《建业风俗记》一卷，于正、嘉前后社会变化描述得颇为生动。“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之。……又云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18](卷五)此类记述于明代方志笔记中几乎随处可见。如前引万历间南通州：“弘、正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衣，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故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上座。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无人服之也。……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踵接而人不以为异。”(13)又如记山东博平：“流风愈趋于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万历《博平县志》卷四)再如记山东郓城：“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崇祯《郓城县志》卷七)
景陵地处江汉平原，嘉靖后置承天府，又地近武昌、汉口，虽不及江浙繁荣，却以新兴之地显示出不同的气象。自然也是“室宇服饰，昔多质朴，今则大厦连云，罗绮遍体，无分贵贱男妇竞尚奢丽”[19](P164)云云。
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本是讲求藏富不露，奢侈则被视为祸根。晚明时代如此普遍的虚荣示富，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商品生产的繁荣，为社会提供了物质条件。从事商业及服务业人员大量增多，形成一种有机的社会链，以至无法逆转。因此时人论称：“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20](P85)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可创造社会财富，却亦可改变社会风气加深逐利之风。晚明商贩为逐利而弄虚作假，但急功近利之风，不仅流行于小商小贩之中，即如读书人，也指望着一夜成名的捷径，而不肯独善其身地去苦读而做到厚积薄发。李诩经正、嘉、隆、万四朝，亲历世风之变化，曾记书肆坊刻间印行历届科举试卷之事，以证世风之华实：
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姻家同刻。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余为怂恿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14)
书商刊印书籍，目的在于赚钱，印行历届考卷，必因其有市场。文化商品化于此又可见一斑。所谓华实者，于商人固然为实，于读举子业的考生们，则必然萌生取巧之心，华而不实了。
我们回忆晚明时代，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晚明时代的社会转型，最终没有完成，因为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因为清军的入关，把这本来向着中国自身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终止了。
这于是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如果没有李自成的起义和清军入关，明朝真的会向近代转型吗？这种历史的假设无法回答，因为其后的发展变化，只是李自成的起义推翻了明朝，而清军入关，又开始了另一个历史时段。但是我们从已经发生的历史中，似乎也无法得出明朝能够完成自身转型的结论。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影响到国家发展变化的问题，在晚明时代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国家权力的异化，再一个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
人文精神是近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基础。晚明社会由俭入奢的变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但在这种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是因奢侈与僭越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知道，人文精神本来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可是我们在晚明史料中看到的，虽然有自由与个性的追求，有平等与僭越的行为，但是却缺乏博爱的精神。所以崇祯《郓城县志》卷七《风俗》记时人说：“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所表现的不仅是浮薄，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博爱精神的表现。
这种缺乏人文精神的风气，不仅在市民与商人当中盛行，并且也影响到了知识层。
禾城谈时雍者，号继岩，世婴儿医也，神术冠一时。余宿其书舍，晨兴，约一时许，远近抱婴孩至者，不下四、三十人。视毕，无不与药辞金，大约十受二、三，此特小者尔。余通家徽人开典于禾，长郎中痘，痘本无恙，诸医故言不佳，索厚谢。与谈亦素交，夜趋视毕，诸医皆在，谈不敢明言。第曳主人远去，附耳曰：“令郎痘好，不药无碍。”后果如其言。徽商设席酬以百金，笑而不纳。嗟乎！孰谓医仅小道哉？如谈，可以警贪风世矣。[3](卷十，第三十五)
我们看到西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抨击了宗教的权力。其中对宗教代表人物的伪君子面孔与他们的纵欲行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揭露。但是晚明时代一部屡禁而不能止的奇书《金瓶梅词话》，却对那些富家与官府之家的荒淫无度表现出了欣赏与艳羡。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对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引导。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荷兰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ulik)的一段话：唐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真人作人体模特的画家，唐寅是在用自己的情人作模特，所以才能将大幅裸体画画得惟妙惟肖。但是严格说来，唐寅和仇英的人体画似乎并不能笼统地视作春宫图。只是后来南京的一批士大夫们从唐寅、仇英及其弟子们的绘画中找到了所需的范本，从而以套色木刻的方法印制出了相当数量的春宫图，以适应那个时代的纵欲思潮。
当纵欲成为晚明时代全社会的风气的时候，人文主义的精神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看到的只是官员们贪污，吏员们索贿，知识与文化人们也在利用一切方法赚取不义之财，社会上的平民百姓则只有以欺骗谋取一己之私利。
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画面！这个国家中所有的人，都在痛骂利益集团对于社会财富的攫取，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在想尽方法瓜分到尽可能多的一份利益。人们不再相信思想家们对于改变旧的社会传统和建立美好社会理想的说教。在晚明的喧闹声中，历史走向了另一个方面。一个缺少人文精神的社会是不可能完成历史转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不可能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①谈迁《枣林杂俎》义集《义妓陈氏)》。
②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4。
③王锜《寓圃杂记》卷2《金陵伊氏》。
④金幼孜《金文靖公集》卷10《祭都御史胡元节母太夫人郭氏文》。
⑤《万历榆次县志》卷1《风俗》。
⑥郎瑛《七修类稿》卷17《义理类 刺纸》。
⑦万历《博平县志》卷4《民风解》。
⑧崇祯《郓城县志》卷7《风俗》。
⑨谢肇淛《五杂俎》卷9《物部一》。
⑩《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十二年八月丙午。
(11)《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庚戌。
(12)《明史》卷223《赞曰》。
(13)万历《通州志》卷2《风俗》。
(14)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8《时艺坊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