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旅游地增长极限的理论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地论文,模型论文,极限论文,理论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Sharpley & Telfer(2002)[1] 等指出，旅游发展及其政策的研究缺少理论的支撑，特别是没有与发展理论相联系，往往是就旅游论旅游，从而导致旅游的发展与全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偏离，与可持续发展相背。只有在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正确定位旅游业和旅游政策，才能充分发挥旅游的潜力，使旅游业成为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政策的制定。近年来，许多省市做出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决策，各相关部门也都在关心、支持、帮助旅游业发展，希望旅游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点、城市化的推动力。但是这些旅游的政策缺少理论和实证的支撑。事实表明，一些落后地区虽然靠旅游发展获得第一桶金，但由于区域发展走的仍是资源经济之路，容易形成过度依赖旅游资源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使其他产业包括旅游业自身的创新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从而导致旅游业的带动效益下降，旅游目的地被锁定在一种“非最优”的发展模式中。本研究试图在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一些典型资源型旅游地的发展规律，探讨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一般结构和导致资源型旅游地发展的内部限制性因素，最后提出措施和建议。
1 增长极限的现象描述
1.1 投资回报的规模递减
旅游业属于传统产业，规模递减的现象明显。资源型旅游地的投资最初来源于本地企业，投资规模小，但对推动旅游的发展作用大，随着投资的增加，特别是投资的主体发生变化后，投资的回报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企业，投资带来的回报和拉动受限。例如，夏赞才(2004)的调研发现，当张家界林场成为国家森林公园时，近1000万元的国家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大量游客，给张家界以及慈利县的索溪峪和桑植县天子山的旅游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90年代后张家界的旅游项目建设动辄数千万、上亿元的投资(如祥龙国际酒店、百龙电梯)，但是这些宾馆、电梯对周边的旅游发展带动并不明显，游客数量增长却很有限[2]。
1.2 旅游产品缺少创新
在中国旅游的实践中，研究者不断地指出，资源型旅游目的地缺少创新。在产品方面，过分依赖传统的资源观光产品。例如，90年代桂林的旅游发展长期停滞在三山三洞一条江上，即使有新产品的投资，也多依附在漓江游览的主产品上，有“搭车”之嫌，只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推出城市旅游产品和“印象刘三姐”等项目，推动桂林旅游的再发展。黄山的旅游长期依靠黄山风景区观光游、古村落游，推出的新产品例如徽州文化园等也是依附在黄山风景区-宏村-屯溪这条主要观光线路上，缺少新创意。
旅游商品的生产单一、滞后一直是研究者和政府关注的问题，但是成效甚微，甚至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例如，重庆市共有定点旅游商品生产企业52家，原17家市级工艺品生产厂家现仅存4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规模极小的家庭作坊式、分布散乱的企业，生产能力低下，几乎无科技研发能力，旅游商品毫无创新可言[3]。
1.3 旅游目的地人才层次低
旅游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技能型行业，人力资源层次低是旅游业的痼疾。例如，黄山市导游员的学历结构整体上以大专和中专为主，两者之和占总数的70％以上，本科及以上的高学历人员偏少，所占比例不到总数的10％。黄山市饭店业员工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根据抽样调查发现，初中学历占总员工数的37％，高中学历的占49％，大专学历的占12.5％，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1.7％。初高中学历占整个从业人员的85％以上[4]。
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阳朔、黄山和张家界的调研都揭示出旅游目的地的人才流动是双向的，但流出的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而流入的是低层次的农村劳动力。即使这些低层次的劳动力也将此地作为培训基地，他们一旦获得经验后，就前往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因此，资源型旅游目的地难以积累供其他行业所使用的专业人才[2，4，5]。
1.4 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难
许多旅游目的地在吸引非旅游方面的投资难度大，产业升级换代缓慢。例如，张家界的工业化水平难以提高，工业长期以来一直非常薄弱和落后，企业规模低，而且旅游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越低。张家界的工业企业中，大部分企业都是位于500万元以下的非规模性企业[2]。阳朔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度高，产业结构不十分合理，2002年三产比例为46.5∶16∶37.5，三大产业的排位为一三二，第二产业发展极为缓慢。这样的产业结构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桂林市12个辖县中长期居于中下游地位，限制了政府对社会基础服务设施的改善[6]。
1.5 旅游业过度占用资金
旅游业过度投资，占用其它产业发展资金。有研究指出，在张家界旅游发展过程中，金融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全市金融机构直接用于旅游产业的贷款余额为16.7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4.5％，支持旅游相关产业的贷款达54.8亿元，占到全部贷款的80％以上。武陵源区金融机构贷款95％以上用于支持旅游业。用于其他产业的资金很少[7]。
1.6 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在总体实力上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大
虽然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旅游是不发达地区获得发展的机遇，旅游资源是贫困的西部最可利用的经济资源，但是以旅游为支柱的目的地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很大。图1初步显示出了七个城市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水平。可以看出在这些目的地中，旅游的比例越高，人均GDP越低。对产业结构相对完整而合理的泰安、桂林而言，2002年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市GDP水平的40％左右，而旅游总收入相当于第三产业GDP比重也没有超过40％，两个城市的人均GDP水平是较高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丽江、张家界，2002年其旅游总收入相当于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高达90.42％和134.85％，其国民生产总值比较而言是七个城市中最低的。低层次、低效益的旅游业如果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成分，则不利于国民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
2 理论的解释
旅游是否是发展的通行证，能否成为区域经济的驱动力一直都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Emanuel de Kadt(1967)[8] 等人最早对旅游发展的问题提出质疑，但是，他们只描述了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旅游目的地有限发展的现象，并没有深入地分析造成非持续增长的内部结构。借助近年来的相关理论，系统深入地分析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和有限增长的原因，可以使认识走向清晰。
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创新，传统的观点重视的是资源和资本，因此各旅游地都很重视招商引资。近年的研究表明，技术和创新的作用更为重要，持续的发展依赖创新[9]。但是相对来说，旅游业缺少创新。Hjalage(2002)[10] 总结了几点主要原因：①缺少创新的动力。旅游业中的新观点和理念很容易被同行企业模仿和盗用，难以受到法律的保护，旅游很难获得专利保护。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必须不断地创新才能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创新企业受到过度压力，甚至会失去创新的动力。孟祥风(2004)[11] 对桂林旅游商品开发的调查证实了这一观点，新的旅游商品只要投放市场，仿制品随即跟来，严重影响企业生产/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②研发活动与企业的规模成正相关，80％以上的旅游属于中小企业，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除Hjalage(2002)列举的因素外，人力资源素质低也是制约旅游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行业就业的人员，只有极少数具有高等学历。即使是欧洲，大部分的从业人员也只有高小学历。③旅游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外部，例如IT技术、环保技术等，虽然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和法规支持和敦促旅游企业采用新技术，弥补旅游业缺乏创新机制的缺陷，但是政府缺少行动。以上种种造成旅游业缺少创新。
资源经济学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许多学者从资源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资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资源依赖型发展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资源消耗后，区域经济也逐渐衰退，例如传统的矿业城市。资源的稀缺性越高，垄断性越高，对资源的挖掘和掠夺就越剧烈，区域的发展期就越短[12]。进一步的研究揭示“公共悲剧”是产生再生型资源非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当社区的生活和生产都依赖公共的再生资源时，每一个人就会尽量使用公共资源，增加自己的财富，当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赶不上消耗速度时，资源总量就不断地减少，最终难以支持区域的发展，Butler描述的英国海滨旅游地的衰退就是例证。
“集聚、搭车”现象是许多产业的共性，Kalnins和Chung(2004)[13] 对酒店的投资布局进行了研究，发现酒店和一些服务企业倾向于选择比自己星级高，或者至少与之相当的饭店周边投资，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外部经济效益。高等级宾馆广告投入大、品牌效应强，自然会吸引大量游客，到达高星级宾馆区域的客人有可能选择价格低的饭店。但是当新开发的景区和旅游定点商店等都只搭车在“形象”上，而不注重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的维持时，就会影响目的地“口碑”和旅游目的地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桂林一度是日本游客市场的传统目的地，桂林的一些旅游商店、企业向日本市场出售假冒伪劣商品致使桂林在日本市场的口碑一度下降，游客数减少[14]。
资源开发与“荷兰病”。20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经济一度快速增长。但是进入70年代，荷兰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制造业产品出口下降、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等许多经济问题。因此，“荷兰病”是指地方政府和企业将资金、人力和土地等稀缺资源从传统的部分分配或转移到资源或服务部门，恶化了第二产业的生产环境，区域经济短期效益好，但是却失去长期发展的机遇。“荷兰病”产生的原因是，大量出口初级产品获得了巨额外汇收入，引起汇率上升，除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以外的其他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因此资源开发阻碍了其他部门的生产，对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Javier Capó Parrilla等(2005)研究了西班牙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西班牙是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经济上过度地依赖旅游业，旅游业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致使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制约了其他产业的发展，造成西班牙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其他欧盟国家[15]，也是患上了“荷兰病”。
Hirschman(1958)[16] 提出了产业的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理论。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产业与该国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很低，无助于其他部门的成长。例如种植园、矿产业经济生产关联效果十分微弱，在以种植园、矿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国家中，种植园、矿产业的超前发展将会扭曲该国的产业结构。虽然旅游业的前向和后向带动比传统的资源产业强，但是其带动作用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落后的区域，对其它产业的带动作用越有限。
上面介绍的几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解释了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问题，但是现有的此类研究过于零散，陷于个案的描述，没有研究者运用这些理论从系统角度对资源型旅游地的发展做较为全面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将总结和升华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的个案，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提高旅游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17]。本研究运用这些理论，建立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解释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增长及增长极限的规律。
3 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增长极限的模型
系统动力学是一种系统分析的手段，在分析复杂系统的结构和行为方面有30多年的实践经验，其核心是反馈分析。通过反馈分析可以很快地抓住动态过程的内部结构，并且易与同行分析和研讨。
系统动力学研究得出增长受到正反馈的控制。通过旅游促进经济的发展是通过正反馈起作用的(正反馈1)，文化或自然资源能够吸引游客的到达，带来旅游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后反过来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接待设施条件，旅游的接待能力提高，从而进一步吸引游客。由于国内旅游市场需求旺盛，旅游者在不断地寻求新的旅游目的地，因此早期由正反馈1导致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在旅游发展的同时，负反馈出现并产生作用。
资源驱动的旅游产业发展受到三个重要的制约。负反馈1是资源使用的“公共悲剧”机制。高品质的旅游资源能够吸引大批游客，但是由于旅游的特性，游客在旅游地短期的消费过程中，并不能辨认各种消费的质量，参加团队旅游的游客甚至不能控制消费的决策，因此，不仅高品质的核心旅游资源可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同时，“搭车”在核心旅游资源上的项目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那些与旅行社合作的旅游景点、商店还可以获得更高利润。例如，黄山、桂林、石林的调查都发现，景点开发商的动机是为了其投资的回报率，并不考虑此景点对旅游目的地总体旅游形象和吸引力的影响。过多的搭车项目不仅直接破坏物质资源、还造成负面的口碑，限制了高质量和高消费游客的增长。
负反馈2是荷兰病在中国资源型旅游目的地中的作用机制。①政府对旅游资源开发利润的高预期，使得政府对其他产业的扶持引导力度相对不足，上文提到张家界就是把大部分资金都投放到旅游业中；②旅游业的过度投资，引起土地价格及其他资源价格的上升，恶化投资环境。宾馆等固定资产的投资是长期性的，即使最初投资决策有错误，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纠正，但是土地的价格却因此居高不下，影响到整个区域的发展，北海的开发就是典型的案例[18]；③垄断资源开发形成的高额利润，使得旅游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投资相对利润下降。但是，当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旅游对目的地的带动作用主要取决于目的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外部支撑条件，而不仅仅是旅游业发展本身。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制约了目的地旅游综合经济效益的提升。④产业选择受到限制。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受到国内外舆论、各种组织和机构的关注，资源型旅游目的地也常强调自身的相对优势是优质的资源环境，是大都市的后花园，因此除了一般意义的商业风险外，投资者要承担额外的政治、社会舆论风险。传统的机械制造业由于污染而不能入选，有潜力的产业只能是高新技术和服务性第三产业。然而，资源型旅游目的地的远离大都市，又面临人才严重缺乏、交通不便利等因素，即使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但缺少优质人才，很难发展高新技术、服务性第三产业，产业的升级出现瓶颈[4]。
负反馈3，旅游目的地缺乏创新。旅游目的地中搭车的现象普遍，影响了旅游业创新。旅游的创新来源于其他行业，例如，高科技农业园的观光旅游就是农业和旅游的结合，科学考察旅游就是本地教育、科研与旅游的结合，网上预订依赖IT技术和卫星定位等技术，旅游目的地其他产业不发达，也制约了旅游目的地的创新。缺少创新的旅游目的地就很难吸引回头客、高消费的游客，虽然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游客量上可以持续上升，但是效益却增长有限。
综合以上几个反馈循环，可以对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发展内部结构(见图2)进行这样的描述：垄断性资源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在正反馈的作用下短期内能有力的促进旅游及当地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没有进一步推动增长的正反馈的出现，但随着资源开发的进一步持续深入，单纯依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对旅游目的地建设和其他产业投资发展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资源过度利用，吸引力下降，制约旅游综合效益提升的负反馈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旅游效益出现衰退性增长。肇庆、张家界、黄山、桂林、丽江等地都呈现出同一种发展模式，6～7年的快速增长后，出现停滞的现象。
4 讨论
对于落后地区旅游资源富集地，旅游发展是其必然的选择，但是如何将发展的机遇转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避免走向增长极限的模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探讨了旅游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在依靠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不是所有的资源型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都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只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资源型旅游目的地才容易陷入增长极限的发展模式。
虽然众多的研究者都强调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大，但是这种带动作用是针对整个经济系统。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表明，如果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产业不够发达，旅游发展中的经济漏损大，旅游业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带动就极为有限。漏损越大，旅游对当地经济的带动就越有限。因此，协调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平衡发展是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重心。但是在一些典型的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发展中，容易形成过度依赖旅游资源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其他产业包括旅游业自身的创新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处于不利的大环境中，从而导致旅游目的地被锁定在一种“非优”的发展模式中。
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政策引导起着关键的作用。制定长期有效的政策可以引导旅游目的地走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例如，“荷兰病”的产生部分是政府大力支持和发展旅游的结果，政府需要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平衡发展，积极鼓励有潜力但是发展周期长的项目和产业，培育区域的经济发展潜力。缺少创新的机制是旅游业的一大缺陷，但是政府和企业也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弥补。例如，通过特许经营和连锁经营，可以扩大企业的规模，从而提高创新的可能和新技术推广的速度；政府也可以引入一些质量标准，促进先进环境技术的推广和扩散；大力资助旅游研究，引导大学和旅游企业的研究合作，使大学成为旅游业的创新基地，为旅游企业的创新提供源泉。政府在承认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搭车”现象的同时，应该避免“公共悲剧”发展模式，利用控制项目的申报和审批等手段严格保护核心资源和控制“搭车”项目，不断地加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吸引力。但是，旅游目的地的健康发展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制定政策，基于集群理论政策制定更符合这一要求。
国际上最新的研究表明，围绕旅游制定旅游集群政策有利于促进旅游目的地的持续发展，避免增长极限的发展模式。产业集群是指特定区域上一些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集群主要包括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区域经济行为实体，这些实体包括专业化要素的供应商，集群也延伸到产业链的下游即产品的分销渠道以及顾客对于产品生产者的技术、工艺和投入的反馈。最后，很多集群还包括政府和相关的机构，比如大学，智囊团，职业训练基地和商业协会等，它们为地区的发展提供专门的培训、教育、知识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例如，Nordin(2003)研究了瑞典的
RE滑雪胜地、澳大利亚北昆士兰等地区的旅游发展，发现这些旅游目的地注重旅游集群的培育，不仅成功地促进本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并能够不断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使之成为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19]。这些研究将为我国提高旅游政策的效力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