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族穆斯林跨境东南亚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回族论文,东南亚论文,云南论文,跨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云南回族穆斯林是一个跨界散居于东南亚一带的民族。以往研究云南跨界民族只限于壮、傣、布依、苗、哈尼、瑶、傈僳、拉祜、阿昌、怒、景颇、独龙、德昂、佤、布朗等15个民族，以及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回族也是我国历史文化悠久的跨界民族之一，云南回族在越南、傣国、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均有分布。
一、云南回族跨境东南亚的历史渊源
数百年来，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间一直活跃和散布着一支由马帮商人、矿工及军士组成的云南回族穆斯林队伍。英人福布斯指出“这支操汉语，在当地居于支配地位，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但鲜为外界所知，宗教信仰上属于逊尼派的穆斯林大军，构成了当今生活在东南亚北部的中、缅、泰、老四国，保持着教内通婚和亲近的族缘关系，具有伊斯兰和汉双重文化少数民族社会集团”（注：〔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3期。）。历史上，云南回族进入东南亚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随军居留。元朝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后，曾攻降交趾（今越南北部），于其地设“达鲁花赤”。在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期间，纳速拉丁被朝廷任命为诸路宣慰使都元帅，在1277至1278年间受命指挥元朝对缅的首次征战，招安村寨300，得民户12万，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只是缺少历史记载，此时回回是否定居缅甸尚须进一步考证。至元二十一年，世祖命诸王相吾答儿率军征缅，回回人怯烈驾船为向导，克缅甸要塞江头城，并以3000人驻防。江头城即贡章，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之杰沙。元朝至元四年在缅甸设置邦牙等处宣慰司（驻今曼德勒西南的阿瓦），后明代在缅甸设宣慰司亦驻阿瓦，隶属于云南行省。朝廷由于多次入缅越征战，兴修水利，设驿站、宣慰司等形式，如大德五年（1301年），元朝军队帮助缅甸兴修栖水利工程，后又开凿了墩兑运河，许多回回先民多次进入东南亚。彻里铁木儿为西域大族，至顺元年（1330年）入滇平叛，后因罪被贬于安南（今越南），卒于任所。许多回回将士驻守边境沿线，或靠近边境地方屯田戍守，如明正统年间三征麓川，王骥所部回回将士多沿博南古道聚居未返，形成许多靠近缅、老、越的回族村寨，如滇西的腾冲、施甸、保山、昌宁、镇康、临沧、云县，滇南的景谷、景东、思茅、普洱、文山、砚山等地。清初云南回族沐英后代沐天波等随护永历王朱由榔逃亡缅甸时死于难。还有一批回族人被阻于腾冲、保山一带。抗日战争，大量回族技工、旅缅华侨积极参加滇缅公路的修筑工程，近百名回族归侨参加“随军海外战地工作队”入缅对日作战。远征军中亦有许多回族将士出国参战，有的还被选为突击队翻越喜马拉雅山空运到缅、印作战。
第二、经商开矿。云南回族进入东南亚落籍，与回族商人进入缅甸、泰国、越南一样悠久。公元前4世纪，随着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商人就活跃在从西南通往东南亚的古道上。回族参与云南与东南亚大陆地区的陆路贸易则主要是始于元代。到18世纪末叶，云南回族穆斯林商人的足迹已遍及自西藏边境穿过印度阿萨姆、缅甸、泰国和老挝。于是云南与东南亚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即由留居在缅、泰等国回族穆斯林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这部分商人是随云南与泰国等国陆路贸易的开展逐步定居在东南亚的。一部分继续保持行商，作为云南与东南亚贸易的中间人，一部分定居下来成为经营小客栈或清真餐馆的小业主，还有一部分参与当地采矿业。云南回民在元明时代从事矿冶业的不少，明代已形成“无矿不回”，到清初、中期更是大规模开采。《腾越杜乱纪实》载：“腾（冲）之回教……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清初云南人进入缅甸贸易者较多，《清史稿·缅甸传》说，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为孟密，有波龙（在今缅甸北部掸邦腊戍一带）者产银，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今保山）人出边商贩者甚多，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年不下数万人。”根据峨山县大白邑村回族老人说，反清起义前村中已有少数回族商人在缅、泰的景栋、大其力、清迈等地坐地开铺经商，与当地妇女结婚而留居，有的回族商人因路上土匪猖獗，怕财物被掳而留在缅、泰、老各国侨居下来。杜文秀本人自小从事滇缅问的商业贸易，反清起义时期，采取奖励与东南亚通商政策，回族商人入缅等贸易的更多。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是通往缅甸的重要国际通道，云南到越南、缅甸贸易更方便，滇西、滇南回族人民到缅、泰、越贸易者更多，许多人留居缅甸成为巨商。据1948年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宣称“根据华侨各业公会报告，全缅中国人数接近三十万人”。是全缅华侨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是云南回族居缅最多的时候。
第三、马帮贸易。有一些回族商人没有成立商号或商行，但一直利用马帮开展长途对外贸易为经营手段。大量史料和民间调查表明，回族兴起马帮并到东南亚进行商贸活动，开始于明代兴盛于清代和民国时期。清代初、中期云南回族都普遍兴起组织马帮到缅、泰、老、越贸易。杜文秀反清起义失贩后，虎口余生和“归业”的回族人民再度兴起马帮“走夷方”。施甸县西山回族村，解放前全村62户，几乎每家都有几匹马，全村马帮有200～300匹，除一户务农外，每户都有人半年在缅甸做生意。峨山县文明村解放前有236户千余人，村中男人几乎都参加了马帮“走夷方”到缅、泰贸易。文山、砚山、邱北回族聚居区，解放前也是擅长马帮生意，从广西或河口到越南老街等地贸易。因马帮贸易进入东南亚的较多，因而建国后峨山大白邑和文明村等大都成为我省有名的侨乡。如滇西永平县曲硐回族罗云五，发展马帮入缅贸易，资本不断扩大，把商业贸易发展到泰国、新加坡、南洋群岛一带。峨山大白邑村沐国祥也是解放前赶马帮贸易到泰国的。回族马帮驮运的主要货物之一，就是盛产于滇西边外的玉石和宝石，故有人称其为“回回石”，可见回族马帮在当时的知名度。根据松吞帕萨克的研究，最早定居在泰国清迈咏芬区的云南回族穆斯林移民，就是一位以“崇·林”的回族人为首的，“崇·林”早年曾通过掸帮的景栋往返于云南府（今昆明）与夜赛、南邦、达府、南奔和清迈之间，从事马帮贸易。在迁居清迈之前，他与妻子从事清迈府西北的夜占与缅甸之间的贩运买卖。1915年，他迁到清迈城松吞帕萨克认为崇·林就是定居清迈咏芬区的商人首领，并进一步说明“他最初建造房屋的地便是云南商贾装卸货物、落脚休息及喂牲口的地方”（注：〔美〕松吞帕萨克：《清迈城伊斯兰教的特征：两个社区历史和结构的比较》，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1977年。）
第四、避难入籍。杜文秀起义失败后，云南回民大批难民越过边界在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定居，并逐步以其传统行业经商、赶马、开矿、经营饭馆等立足下来。如在腾冲，杜文秀起义军将领马麟玉率领一支队伍冲出重围，最后只剩下80人逃到边界果敢地区滚弄三江口，向当地佤族拱别王部落请求收容，被指定到黄树窝箐的阿佤山安家落户。定居下来后，佤族部落王委任马麟玉为头目，管辖15个村寨。回族难民初步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消息传出后，云州、顺宁、缅宁、镇康等地难民纷纷向这里搬迁。于是大家搬拢住在一块，时间一长，就称这块地方为“搬拢”，以后觉得搬拢二字不太雅，又把字面改为“邦隆”，最后定为“班弄”（注：《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现仍有回族在此居住。杜文秀起义失败后，李大少爷（起义军将领李国伦之子）领了900人自腾冲逃到缅甸，在缅的回族大多是李大少爷带去的，被安置在仰光附近的鸡鸣墩（注：《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大理落阳村大屠杀中的幸存者马兴发哈只等9人逃亡缅甸，“偷生异域四十余年”，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返回故乡（注：《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杜文秀的小妹子，人称杜老娘，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即携其子杨惠廷及蔡发春的孙子蔡文兴等数十人逃避缅甸瓦城。沐英后裔木国相在“杜老娘”返回保山时护送至缅甸后，遂居缅，开面铺。据著名回族学者、辛亥革命老人沙儒诚著文转述，孙中山先生在仰光时，还专访过杜文秀的外甥杨惠廷。沙老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史实“1908年孙中山先生在槟榔屿，派人赴暹罗成立同盟会……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回人多流亡到暹罗，侨领郑崇林即郑和后裔参加了同盟后，此外还有罗汉采、杜长安、沐二荣与马太等（均为回族人）……”。
第五、移民定居。历史上云南回民移居东南亚的现象也不少。如杜文秀起义期间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刘道衡（云南文山回民）从英国出使回来后亦定居缅甸仰光。抗日战争期间，为逃避日本人的劫掠，国内经年累月的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带来的灾害，不断有滇籍华人徒步从国内移居缅甸或泰国北部。峨山大白邑村马玉昌抗日战争前到泰国贸易留居清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云南回民也有进入东南亚定居或加入所在国国籍的情况。据在巍山永建乡和峨山文明、大白邑，通海纳家营、在回村等侨乡调查，当时（1949年）到缅甸的人，除一些地富兼工商户外，也有一些贫苦农民或在外经商的马帮就没有回来（注：《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英人福布斯还指出：“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成千上万的滇省难民和国民党残余部队沿着滇缅公路逃离了云南。大量中国的汉族人进入缅甸掸邦，许多潘泰人则选择了泰北作为迁往之地，加入了他们同胞的社区。”（注：〔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3期。）。载于1966年9月8日《纽约时报》第五版的《等待进入泰国的中国“离乡背井者”》曾报导，1949年后曾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其中至少包括了3支国民党残余部队穿过边界进入了缅甸掸邦。从1954年至1955年期间，大多数国民党残余部队又从缅甸进入泰国，并在美斯乐建立起了主基地。60年代滇籍穆斯林还建有美斯乐清真寺（注：〔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3期。）。福布斯认为，大约与此同时，尽管没有更好的文献记载，但云南籍平民包括一些穆斯林穿过边界进入泰国，并在那里的农村边缘地带建立起小规模的农耕定居区。美国希尔博士在1976年和1978年在对泰国北部的全部滇籍移民社区进行田野调查，认为起始于本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滇籍移民浪潮中，回汉均有。在泰国北部有7个主要的滇籍移民村寨，其中坐落在低地人口约3000的南村寨的少数民族即为穆斯林（注：〔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3期。）。
第六、开设商号。云南回族到东南亚开设商号是穆斯林进入东南亚的一种特殊形式。明末清初，云南回族中已经出现了资金在百万银两以上的对内对外贸易商号。如回族人明清宠与马如灏、朱大春合股开“三盛号”，专营花纱、布匹、玉石生意，在缅甸等地有分号。清中期的回族巨富马三进士家，拥有大小十三家商铺，遍及缅甸瓦城（曼德勒）、漾贡（仰光）（注：《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杜文秀反清起义期间，由于鼓励与缅甸通商，在曼德勒设立大大小小的回汉商号。杜文秀在缅甸瓦城开设“元兴”、“元发”两个花店，规模很大，帮助经营的回人不少，为了使这些人礼拜方便，在附近盖了一个清真寺（和花店连着），上面写着“孙尼·默色之德”（音译，意思是中国清真寺的意思）。大理政权通过汉族大商人李大新开设“永裕号”。曼德勒清真寺里的阿訇赛义德·阿卜杜拉是滇西大理政权的商业代表和政治代表（注：《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驻守腾越（腾冲）、缅宁（临沧）、云州（云县）一带的回族将领为筹措军饷，也派马帮进入缅甸进行贸易，在曼德勒设有自己的代理商号。反清起义失败后，云南回民依靠再度兴起马帮到缅、泰、老、越等国贸易，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出现了一批外贸大马帮、大商号。云南各地涌现了一批回族商帮、商号和商行，许多人把商号开到东南亚。楚雄马超群在泰国、香港、缅甸等开有商号，资金数百万。云南原信昌商号经马国柱到马子厚，在泰国清迈、者海，缅甸景栋和老挝夜赛设立原信昌分号。抗日战争胜利时，原信昌对外贸易资金总值约二万两黄金。据玉溪河西回族聚居区大回村人马泽如回忆，马子厚和一个泰国姑娘结了婚，这个泰国姑娘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泰国人，并且也是穆斯林。马泽如还回忆说，我这一辈是四弟兄，解放后，大哥和四弟连同他们的子女共20多人住在泰国（注：马泽如口述，杨润苍笔录：《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载《云南工商史料选》第1辑。）。腾冲县观音塘回族明瑞华、明瑞兴兄弟，在清光绪年间创办“鉴记”商号，从事中缅进出口贸易，还在缅甸曼德勒设商号，由明瑞华坐镇经营。
第七、途经或客居。朝觐途经东南亚现象十普遍。据现存晋宁昆阳镇月山的《故马公墓铭》载，郑和祖父和父亲都是“哈只”。《赛典赤家谱》记载：郑和的祖父拜颜，名“米的纳”，授滇阳候，定居昆阳，郑和的父亲“米的金”，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候，他们都是元代的官吏，曾通过缅甸到沙特麦加朝觐。明代回族马欢随郑和下西洋在其《瀛涯胜览》一书中曾记载，在云南与泰国北部之间存在着一道后门。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早在1350年便记载了在云南与天方阿拉伯半岛之间存在着一条“陆上通道”，经由这条陆路抵达天方需1年时间。据英人福布斯指出，这条艰险的经由缅甸抵达天方的陆上朝觐通道，云南朝觐者一直使用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汉志的定期汽轮船开通。著名经师马德新去沙特朝觐就是由版纳进入闷经（景栋）、罗觉城（腊摭）到阿瓦城（曼德勒）乘船到达漾贡（仰光），再乘大船西行到达麦加的。马德新在《朝觐途记》中还讲到“缅甸曼德勒穆斯林众多，约三千多户”，除印度穆斯林外，云南回族也很多。还有的是到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而客居，如泰国清莱府在清光绪年间建的者海清真寺，把国内峨山县大白邑村知名教长沐运甲请去任教长，后其子沐宝田又接父任于1900年从大白邑村到者海和清迈的玉和清真寺任教，直到1916年底从曼谷经香港到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返回家乡。云南回民著名教育家白耀明，字亮城，长期客居缅甸，1965年病逝于泰国。跟随他到缅甸定居的有王竟成、马云安、金治堂、杜永文等30余人。白亮诚在缅甸同好友、缅甸华侨马从福合办面条厂，生意兴隆（注：王子华：《回族学者、实业家白耀明》，载《回族研究》1994年第1期。）。
二、跨居东南亚的回族现状分析
第一、人口分布情况和特点。据历史记载和可考证的资料，云南回民在东南亚分布涉及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在泰国北部、缅甸北部出现了滇籍穆斯林聚居区或村寨，如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在八莫、夜功、景栋以及亚马腊普拉和曼德勒等地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另一部分组成了新的村庄，如班弄村。福布斯指出，如今在许多贸易中心城镇都有滇籍穆斯林，诸如仰光、曼德勒、东枝、景栋、八莫、抹谷、腊戍及其附近的唐羊等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都有潘泰人聚居区。他们在这些聚居区建有清真寺和学校（注：〔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3期。）。穆斯林社区的形成一方面是一些滇籍穆斯林从云南带妻室到达东南亚的，另一方面与北部泰族妇女通婚后将其后代培养成了穆斯林。滇籍穆斯林男子与南亚穆斯林妇女教内通婚，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关于东南亚滇籍穆斯林人口，由于居住分散，流动性大，要想详细了解和统计其分布的准确人数十分困难。清迈伊斯兰教协会主席yong fooanant先生提供的70年代末期泰、缅、老及中国边境地区居住着的穆斯林已超过10万。美国希尔博士认为仅泰国北部滇籍穆斯林侨民有3万人。从当前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两省滇籍华侨中，回族为其主要成分，约有5万之众。滇籍穆斯林侨居东南亚各国历史悠久，远的已有若干代，多数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如90年代初巍山永建回族乡在缅、泰等国604人，加入所在国国籍的约有583人，为所在国增加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注：《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经济形态。跨居东南亚的回族穆斯林大部分居住在贸易中心城市，也有部分在农村。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泰国北部回族穆斯林社区繁荣起来，并逐步扩大。除了继续参与马帮贸易外，回族穆斯林以中心城市特别是清迈、清莱和南奔等城镇为基地，还渗透到各种零售行业，如出售水果、蔬菜，经营餐馆和茶叶店、布匹及副食品等，并开始经营玉器。除了在大城镇与大集镇的滇籍穆斯林社区以外，在一些山区的小镇及村子里也有许多回族穆斯林在那里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村子中只有一两户回族穆斯林居民，他们在那里最初是作为小店铺掌柜或货郎来满足当地泰人或“山地部落”居民们所需。他们作为云南回民马帮贸易的后继者，从19世纪后期开始活跃起来，直到今天仍从事着相同的行业，但贩运的路程已大为缩短。留居东南亚的回族马帮商队继续穿过泰、缅边界，将玉石、宝石、茶叶运往泰国，并将日用品和药品运到缅甸的同时，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商人中大部分还充当着泰国北部各山地部落（苗、瑶、克伦、傈僳及阿卡）与清迈这类平坝商业中心之间贸易的中间人角色。有一部分滇籍穆斯林在东南亚一些山区从事着农耕生活，比如清迈府东北部泰、缅边境上的芳县，以及清莱府境内湄公河北岸，就有一些云南籍华人（包括回民）的小定居点，这些云南籍穆斯林在当地种植旱稻。据通海纳家营不完全统计，居缅、泰同胞48户，其中泰国36户，从事职业做生意、开饭馆、食品加工业18户，农业种植果园种茶叶、养牛17户，在清真寺当阿訇1户。抗日战争前留居清迈的马玉昌在郊区种植荔枝园达500亩，荔枝远销香港、日本（注：《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三、宗教信仰状况。东南亚滇籍穆斯林仍保持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据介绍“同他们在中国的回族、缅甸的‘潘泰’等讲汉语的同胞一样，泰北的霍人穆斯林几乎都始终如一地信奉着伊斯兰教逊尼派（正统派）中的哈乃斐·玛哈布教派”（注：〔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东南亚滇籍穆斯林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纽带，在一些大中城市和大集镇以及农村聚族而居，建立了聚居区并形成了大小不等的穆斯林社区。随着滇籍穆斯林社区的发展，还建起了清真寺，有条件的清真寺还开办经堂教育。如清迈城邦霍区清真寺，于1917年9月17日正式开放使用。后又在另一个穆斯林聚居区建起了一座清真寺大殿和教学大楼，并设立“敬真阿文学校”，有小型图书馆，于1973年招收男女学生100余名，进行阿拉伯语、古兰经及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泰国语教学（注：〔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曼谷清真寺也办有伊斯兰经堂学校。清光绪年间在清迈府回民主要聚居地的王和街建有王和清真寺，后又建白象清真寺。在本世纪40～50年代又建有下寨清真寺和敬真清真寺。在清莱府，清光绪年间就建有者海清真寺，本世纪50年代建有密赛、茶房、美斯乐等清真寺，以及曼谷清真寺（注：《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清真寺中的一些建筑仿“莫卧儿式”风格，这显然是受印度穆斯林情趣和风格的影响，另一部分具有中国建筑特色。清真寺教长有一些是从国内请去的。当找不到滇籍穆斯林伊玛姆负责宗教事务时，他们便请南亚或缅甸裔穆斯林中的伊玛姆来充当此任。滇籍穆斯林每年都依据伊斯兰教历聚集在清真寺中欢度“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忌节”。经济条件好的老年人每年都要到沙特圣地麦加朝觐。还成立泰国穆斯林协会和清迈分会，会址设在清真寺内。许多知名滇籍穆斯林回民热心捐资刊刻出版伊斯兰书籍，多次任泰华商会理事长的马小华哈只（云南峨山人）捐资出版《穆斯林家庭手册》等书籍。
第四、与云南的交往及关系。滇籍穆斯林虽处在不同的国度，但他们与云南回民仍有共同的民族观念。“他们更喜欢自称华人（或汉人或中国人）。或者如果他是穆斯林，则采用中国对讲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标准官方称谓：回民（或回回，或鲜用的回族）”（注：〔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他们至今仍与云南回民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心支持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峨山县文明村兴建文明中学，募捐书寄到泰国，村中滇籍穆斯林同胞慷慨解囊者多达70多人，共捐泰币327400元（合计人民币7万元），使文明中学在国家帮助、个人捐资和泰国同胞帮助下得以建成。施甸四大庄是回汉杂居村，村内31户回族要建清真寺，该村在泰国清迈开饭馆的同胞闪子昆捐资3.8万元人民币，并为住寺阿訇开了三年的工资。永建大围埂村建清真寺需70多万元人民币，泰国穆斯林同胞捐资24万元人民币资助（注：《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东南亚穆斯林同胞捐资办学和建清真寺的情况，许多回族地区皆有。如今国内许多旅行社开通了昆明—泰国，瑞丽—缅甸的旅游活动，特别是昆明直飞泰国清迈航班的开通，云南省回民地区的许多亲属也到泰国或缅甸探亲和旅游观光，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交往和联系。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云南省充分利用毗邻缅、老、越、泰等东南亚国家和云南优越的人文地理优势，掀起全方位更大规模的对内对外开放的热潮，许多回族村寨经济快速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交往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五、社会文化变迁。东南亚滇籍回族穆斯林跨居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峨山大白邑和文明村的穆斯林同胞，除大部分留居泰国、缅甸外，少数还在美国、法国、沙特、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东南亚滇籍穆斯林注重培养下一代子女，现在一代新人正在成长起来，许多人的子女在泰国曼谷、清迈大学毕业后又到美国的大学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有的滇籍穆斯林子女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到沙特石油公司任工程师。峨山县大白邑、文明两个村在外华人、华侨子女，大学毕业95人，硕士生2人，博士生8人。永建回族乡在缅甸、泰国的华侨、华人第二、三代子女都是日本、美国和台湾的大学毕业生，有的留居该地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注：《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东南亚滇籍穆斯林中许多人与所在国妇女通婚，学习所在国的语言文字、文化，与所在国民族在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上相互尊重，相处很好。语言文字方面，积极学习中文，没有中文的地方就请人在家里教。此外，还注重学习阿拉伯语等。文化习俗上与华侨中的汉族侨胞一样每年欢度春节，门上帖大红对联，过八月十五中秋节，全家团圆吃月饼。跨居东南亚的回回民族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以及云南与东南亚跨境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发展，回族将作为一个更加善于进取和开放、务实的民族走向未来。
三、研究云南回族跨居东南亚的几个问题
第一、东南亚回族文化地域特色。跨界民族是指由于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东南亚滇籍回族穆斯林长斯与侨居国人民的交往与和睦相处，不仅使回族与其他民族间开始互通婚姻，而且在其他方面吸收了相应的成分。但他们都是与云南回民同族同源的同胞。尽管国度不同，他们仍有着共同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感，至今东南亚滇籍穆斯林华人华侨中仍自称为回民或回回。
第二、回回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内聚力。跨界居于东南亚的回族生存在多种生态环境，所处地域文化圈各不相同，并相对各自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性，甚至被隔绝在不同的国度、地理空间和文化环境中，面对外在的渗透力和融合力，加之群体成员间信息沟通受阻，跨居于东南亚的回族，又世代居住在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侨民，有的改变国籍，不少人同时使用所在国的语言和中国话，经济生活与所在国人民相同，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着原来的共同心理素质而保持着民族性质的情感和联系，生活习惯仍保持着云南回民的传统和特点。在与侨居国人民共同生活的同时，往往又在一个城市中有聚居的街道和区域，农村聚族而居，甚至在经济生活如经营行业上也保持某些特色。处于其他民族包围的汪洋大海中，但他们至今仍然在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在活动，主要表现在对民族的认同和对祖国的使命感形成了强大的内聚力。因此，回族长期处于分散，未被同化、消失，不但存在下来，并且还吸收一定数量的华人非穆斯林、所在国其他民族成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回族显著的、突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三、回族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东南亚云南回族不但恪守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的生活方式，还建起清真寺，有条件的还办起经堂教育，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文化传统。云南穆斯林履行宗教功修到麦加朝觐，途中一般都要经过缅甸、印度、越南，不仅沟通了与东南亚回民的联系，还增强东南亚回回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观念。清代云南著名宗教教育家马联元主持完成的《古兰经》云南木刻本传入缅甸。马联元长子马安才，从联元学习教典，后任教于缅甸宝石厂，深受当地穆斯林的拥戴。马联元所主持的玉溪龙门九村寺院经堂一度成为云南经堂教育的中心，远到四川、贵州、缅甸都有人负笈千里而来（注：《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伊斯兰文化学术活动在东南亚也有一席之地。著名回族学者、实业家白亮诚1948年定居缅甸首都仰光，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先后在仰光出版了《朝觐指南》、《拜功浅识》等。后来《礼法史话》、《斋戒真诠》、《课赋玄机》等在台湾出版，以上5本丛书深受缅、泰、港、台等穆斯林欢迎。（注：王子华：《回族学者、实业家白耀明》，载《回族研究》1994年第1期。）。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是从域外传入的，但云南回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在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后，又以极强的生命力传播和分布在世界闻名的东南亚佛教国家，使伊斯兰教在从外部传入的同时，又从中国传出，这种交流对我国及其他国家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亦不应低估。
第四、回族在与东南亚对外交往中的历史地位。云南回族历史上同东南亚邻邦通商及向外迁徙，到部分回回民族定居在东南亚半岛诸国，并在这些国家的商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活跃了中国与东南亚密切而又友好的交往，激发和锻炼了回族人民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充分发挥了素有的商业才干。跨居东南亚的回族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第五、进一步研究回回民族跨居现象的意义。研究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是近几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出现的新课题。云南回族进入东南亚，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本世纪特别是近20年来，西方学者接踵而来泰、缅调查那里的穆斯林，英人福布斯于1979年至1985年间在泰国北部及1976至1980年间在缅甸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写成《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是代表性的一篇论文，他说“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民族，绝大多数都是伊斯兰化的中国回族，……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从中国西南边省云南迁去的。”福布斯还写有《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1986年）。日本人今永清二前几年赴泰国清迈府考察，访问了王和清真寺，拍摄了云南回民带去的《宝命真经》（即《古兰经》的汉文译名，云南回民马联元倡刻）。我们也应该调查、研究回回民族跨居这一文化现象。回回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跨界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研究跨居于周边国家的回族及其伊斯兰教，研究其与我国的关系，必将全面增进我们对周边国家的了解，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有益于我国边疆地区建设和民族的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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