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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追求、积累财富的社会经济活动具有的自然性质与社会性质二重特点，这是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选择上不同的主要原因。作为人类经济行为假定的研究前提，新古典综合采用的是“假人”假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采用“真人”假定。在理论分析工具的使用上，新古典综合采取“边际－－均衡”、线性式因果分析、抽象－－具体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矛盾分析、辩证分析、具体－－抽象－－具体的分析方法。结论是：经济学其理论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只能由人类经验和经济事实来验证。
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市场经济体制的革命，在这场体制革命中，中国经济学家们面临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描述经济现实与指导经济实践的过程中，构筑出一套有关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在实现完成此项任务的过程中，经济学界存在着一个理论选择的问题，即在什么样的理论资源条件约束下进行理论产品的生产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转换成经济学界在何种理论基础上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的问题。为此，就有必要对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至今仍然影响着市场经济研究的主要经济学理论予以深刻地把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综合理论是当今世界上两种最具代表性、最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它们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影响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进程。这就是本文之所以要选取这两种理论作为分析比较对象的依据。本文不准备对这两种理论作全面的分析比较，只打算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分析比较两种理论在对市场经济研究中的特征和理论逻辑关系。
在进入正题之前，本文需作出两点说明：
1.本文选取的两种理论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狭义理解上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广义的研究方法。这样一种广义理解上的研究方法，它包含了一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前提、研究对象和理论的分析工具；这些内容均属本文分析比较两种理论研究方法的范围。
2.本文不同意现在经济学界某些人把市场经济理论等同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做法。当前较为流行的一种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上的做法，就是提起市场经济理论或讲授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就把整个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分析方法和主要观点搬出来①，这样做就不能不给人造成新古典综合理论等于市场经济理论的印象。本文认为当代各种流派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市场经济的各个不同侧面、不同类关系、不同活动方式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同样也不例外。尽管它的理论所涉范围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市场经济的范围，但绝不能以此将它排除出市场经济研究理论的领域。因此，将新古典综合等同于市场经济理论或将其视为市场经济理论正宗的想法和做法，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操作层面上看，都有着重大的缺陷。
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这两种当今世界广为人知的理论，其理论渊源来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经济问题是：“首先是财富从哪里来的？……然后是价格问题，……然后是货币问题：在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是社会主义……。最后是有效需求问题。”②当然，对古典学派来说，所要关注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社会财富的来源及其分配③。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理论的研究对象，用亚当·斯密的不朽著作的书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可概括。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者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社会学式的研究，如从阶级分析到资本、剩余产品、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从分工、工厂制度、分配、价格到商品的生产研究，从有效需求到人性本质的研究等；古典经济学家们对问题研究重点、兴趣的飘忽不定，使他们对经济学所要回答的最基本问题即研究对象留下了学术空间宽泛的遗产。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从各自不同的方面继承、发展了这份遗产。
从阶级分析、资本、剩余产品到市场经济运动规律这个方面入手，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⑤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⑥
从有效需求到人性本质这个方面入手，新古典综合学派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⑦
从解决同样一个基本经济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出发，两种理论规定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其主要原因在于追求国民财富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特点所决定的。
追求财富、积累财富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起点。人们的经济活动首先就表现为人类利用各种可供支配的资源（包括劳动、知识、生产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自身和社会需要的财富生产活动。⑧经济活动的这样一种特点，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但是满足需求的这样一种经济活动，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进行。它不仅要受到人们在追求财富时遇到的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还要解决社会生产如何适应、满足社会需要的问题即如何将资源合理地分配在各种财富的生产上，以使在一定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最大可能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来。这个问题的解决其本身还涉及到如：各种需要之间的关系（各种不同财富如何根据统一尺度进行度量和比较的问题），根据资源稀缺性对生产技术的选择，生产和财富需要的相互联系，各种生产的规模、比例的调整等问题的解决。对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研究，就构成了经济学关于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理论。
从人追求财富活动的性质看，除了与自然发生关系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性质的关系。人们追求、积累财富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交往关系中进行，特别是在一定的财产关系的支配下进行。一定的财产关系性质决定了追求财富的不同个人在财富生产、交换、分配中的地位及活动方式；决定着不同个人间的相互联系。所以，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又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反映社会关系的活动。
追求财富经济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它从两个方面影响、制约着财富的活动。一方面，它使人们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表现为不同的人或社会集团的特殊经济利益，并由此产生了经济活动中的利益矛盾，包括个人间、集团间、个人与集团间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运动的结果，表现在财富的分配上，是各自获得由财产关系决定的分配比例。另一方面，它又影响、制约着人们在追求财富活动中的效率高低。人们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说到底都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如何处理、协调利益关系的各种矛盾，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主体进入经济活动的行为方式、主观意识和目标追求。而这些又直接影响着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努力程度，并最终表现为经济效率的高低。由此，研究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运动的性质、特点，研究经济关系的格局调整对社会经济效率高低的影响，以及如何使在协调利益关系矛盾冲突中减少效率损失，或怎样使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获得为大多数人满意程度的一致，就构成了经济学关于经济关系或生产方式学说的理论。
人们追求、积累财富经济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二重特点，使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分别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两个方面来进行。新古典综合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从两个不同特点角度来规定各自经济研究的对象。
新古典综合理论，是将经济活动的经济关系、经济制度作为理论研究给定的背景条件，着重从人与物的关系、人类财富生产与需要的角度，考察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它所着重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物质资源、选择生产技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财富需要的问题。这也就确定了其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市场经济活动。它所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中人们相互间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尽管它也认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物质内容、社会经济关系与资源配置活动有关，但资源配置活动的内容和结果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外壳”而已，它不能真实、深刻反映出市场经济活动的实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时，如价值、剩余价值、资本、生产价格，把握住经济关系含义具有绝对的重要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确定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关系。
由追求财富经济活动的二重特点所带来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上不同，导致了它们在关于经济学性质、研究内容认识上的不同：
首先，是在对经济学的科学性是否具有社会历史性质认识上的差异。新古典综合理论因其研究的着重点放在财富获得的人类行为的自然过程即人与物质的关系，故它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内容是超时代、超社会历史的，它的理论体系内已知的经过经验证明的若干结论如消费函数、生产函数、市场均衡关系等，都是人类行为活动的必然结果，在任何人类社会都是如此。如果发生变化，绝不是原理、结论不正确，只是人类行为受到某些偏离常态的因素“干扰”，“干扰”一旦消除，人类行为就会恢复常态。经济学研究对象有着普适性和非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关于经济关系的学说，则与此相反。在它看来人类追求财富的一切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进行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尽管也需要从人与物的关系上作出说明，但主要必须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上给予说明。由人与人关系引起的经济活动既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又决定了人类行为方式的性质与特征。因此，它认为不同社会时期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存在。政治经济学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其理论的历史性、社会性，或者说任何经济关系象人的生命演变过程一样，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
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应具有普适性和历史性问题上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并各自以此否定对方理论的科学性。其实，我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财富活动的经验科学，其普适性与历史性并不存在着象争论双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新古典综合理论持有的普适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有的历史性看法，不过是对人类追求财富经济活动的二重特点的认识角度不同引起的对立，也是各自受其对经济学研究对象限定的研究范围限制而得出的不同结论。人类追求财富活动行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确实存在着普适性与历史性的对立，两种理论分别对这种自然性和社会性进行研究都揭示出了人类经济行为一个方面的科学性，也有人称之为是一种片面的深刻。⑨但是这种科学性并不以否认其对立面为前提。要解决这种科学性上的对立，关键是要把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至人类经济行为自然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在这样的范围内，经济学既是一门关于人类追求财富活动的普遍、一般行为的科学，又是一门关于在不同经济关系中人类追求财富活动的具体、特殊行为的科学。前者说明人类经济活动行为的普适性，后者说明它的历史性。这是对人类经济活动行为二重特点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概括。经济学研究对象性质上的普适性与历史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可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来加以说明。在任何一种商品中，其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与价值是对立的。从物的有用性角度来研究商品，也可以认为商品是一种普适性的物品。因为物的有用性是始终存在的，⑩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商品是超历史性的。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商品，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商品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是不同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也可以说商品是社会性、历史性的。商品的二重性表明商品既有超历史性的一面，又有历史性的一面。说商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性或超历史性的范畴，都不能算错。但作为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商品范围，则必须是历史性与超历史性的对立统一。
其次，是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上的差异。由于新古典综合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考察人类经济行为角度的不同，各自理论在对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研究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在新古典综合理论中，经济主体行为的目标函数，表现为财富的效用函数即各种使用价值的量的总和；而谋取特殊财富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的活动，仅表现为这一最终目标函数的限制条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市场生产者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谋取最大剩余价值这一特殊社会形式的收入，物质财富的生产只表现为谋求和实现剩余价值的限制条件。
再次，是在市场经济运行别制上的差异。经济机制是指经济主体相互间行为作用、影响经济活动过程的方式。追求财富经济活动的二重特点，决定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二重性：即它既显示了社会需要的偏好结构，使财富生产与需要相互适应，实现资源配置和技术选择的财富生产活动机制，或称为“效率优化机制”；又同时使人们实现其社会交往和对财富经济利益的追求，并使各种利益矛盾不断获得解决又不断获得发展的社会机制，可称为“利益实现和协调机制。”新古典综合理论主要是把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当作资源配置或效率优化的机制来加以考察，着重研究了市场机制如何使供求相等，实现效用最大化，资源最佳配置、要素最佳组合、技术合理选择等财富生产方面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研究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资本的运行过程和剩余价值产生、实现、分配的具体方式，从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是如何实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过程。
最后，是经济变量决定上的差异。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是通过对经济变量研究的途径而得到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科学的历史性、经济主体行为目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差异，都反映到关于经济变量的决定上。它们分别从自然的方面和社会关系的方面研究了经济变量的决定。例如就主要经济变量价格、利润率等决定上，新古典综合理论认为，价格取决于效用和生产技术、资源稀缺性；利润率则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与生产函数的“凹凸性”（边际报酬递增或递减）、与人们的心理预期状态等有关联。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的函数关系只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关；而利润，则是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经济关系的体现。
由社会财富经济活动的二重特点所引起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一直是这两种理论相互间否定对方理论科学性的主要根据之一。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除了要对经济活动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给予进一步深刻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要将研究重点放至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性上来，超越对立，走向新的综合。(11)
二
前文已经谈到，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从研究人类追求财富的活动着手，开始其各自的理论研究工作的。但是它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经济活动背后的人类行为的不同因果联系以解释经济事实和指导、改进经济活动。因此，两种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形成财富的人类行为。将人类形成财富的行为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或前提，这是两种理论在经济学理论研究前提上的第一个共同点。不过，这个共同点很快被它们在研究方法上关于“人类”属性的分歧所淹没。
新古典综合在研究方法上将“人类”属性规定为是单个的个人。它认为自发的或无意识的社会秩序是作为个人行为的一种结果，遵循着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逻辑，经济学研究实质上是对个人经济行为进行的一种统计的或聚集而成的证据的研究。或者也可以说新古典综合理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是一种对不同的个人经济行为加以均质化的研究。因此，也可以把新古典综合理论对“人类”属性的规定看作是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规定。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属性的规定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人类的集体行为不同于个人行为的加总。要研究个人行为，必须首先从人类行为的一般入手，个人行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类”行为的属性只能是“集体人”。这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上的集体主义规定。
对经济研究前提上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规定，导致了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方法论到研究内容选择上的一系列十分重大的区别。这也是理解两种理论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上相互对立的枢纽之一。例如新古典综合理论之所以会选择人类经济资源配置这样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单个的均质化的个人间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社会经济关系需要说明的，要说明的只有供给与需求间的一系列函数关系。因此，个人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会选取社会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在于如果没有对集体人类行为的总体把握，就不可能说明个人的经济行为。要把握人类行为的集体性质，就必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给出具有历史性、社会性的规定。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系列经济范畴商品、价值、剩余劳动、资本等其本质上都不是某种函数关系的反映，而是某种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
把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规定为理性选择的自利性质，是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前提上的第二个假定。经济学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的自利行为的假定来自于这样一段名言：“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12)对这个假定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新古典综合理论看来，人的理性的自利行为意味着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对消费者而言，自利行为就是用自己有限收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对企业而言，自利行为就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投入产出组合以取得最大的利润。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理性的利己行为只是当个人是商品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时候才会出现，即所谓等价交换和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理性自利。而且此种自利在经济关系中还主要是表现为一种阶级的理性自利。
由理性自利的行为而导出的两个不同的结论是：新古典综合理论假定人的理性自利行为最后的结局是增进全社会的福利，并达到所谓帕累托境界，即它假定了市场具有自动实现经济均衡的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假定了由市场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阶级自利行为是不具备自动调节均衡功能的，它不仅不会增进社会福利，反而是造成社会经济波动一次次灾难的根源。
由理性的自利行为引伸出来的第三个理论假定是“理性人”。对这两个经济学理论体系来说，“理性人”的假定是不可缺少的。无论是对消费者主权行为、厂商理论、市场均衡、理性预期等分析，还是对劳动价值论、资本再生产理论等的分析，都离不开“理性人”的假定。但是新古典综合理论关于“理性人”的假定，是一种“假人”假定。用弥尔的话来讲“经济科学认为人类本质上无论如何对较大财富的喜爱都甚于较小的财富。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确实以此为其构成份，而只是因为科学须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13)这也就是说新古典综合的“理性人”假定，并不一定认为“理性人”是现实的人，而只是理论上的分析需要这种前提假定而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理性人”假定是“真人”假定，这一点对于熟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在《资本论》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两大经济主体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对现实经济中的“真人”概括。
还有，在理论研究的外生变量的给定上，新古典综合在其理论框架中，是把个人消费偏好、资源总量、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知识信息排除在外的，并认为这些外生变量对于经济运行被假定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它们不构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能构成经济分析的外生变量的，只是那些非经济的因素，象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只要是与经济现象有关的因素，尤其是技术进步、制度关系等都属于经济分析中的内生变量，它们与其他内生变量相互制约、互相影响，对经济运行产生着同样的作用。
总之，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研究前提的设定上，前者比后者更严格更多。可以这么说新古典综合理论正是靠了这种严格、广泛的前提假定才获得了其理论的科学性的声誉；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其理论前提的设定上的包容度则要大的多，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新古典综合理论有着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
对人类追求财富行为的经济分析，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长期相对不受影响地独立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不同理论独具的分析手段。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风格上的不同，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理论的分析工具使用上的不同。两种理论分析工具上的不同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分析：
1.在关于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客体变化方面：新古典综合采用的是“边际－－均衡”的分析。在新古典综合理论中，市场主体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或需求方与供给方组成。由于对市场主体是给出了最大化的理性人假定，因此，它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分析是采用了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样的边际方法来进行。市场主体的各种行为（无论是从需求或是从供给的角度）都是一种边际行为。而市场主体的边际行为给市场客体本身带来的是一种功能协调的变化。对由市场主体活动其中的不同市场如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力市场等，新古典综合进行的是一种均衡分析，并对“市场结清”(market clean)进行验证或进行排除市场结清各种障碍的分析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均衡”概念对于新古典综合理论起着两重的作用：它既是市场变化的一个结果，又是一个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1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关于市场主体和市场变化的分析上，运用的是矛盾分析方法。在其理论体系中，市场主体：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卖者和买者、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各自相互对立的；他们的对立通过市场得到不断地解决和发展。这样市场客体变化就表现为一系列经济矛盾呈递进关系的变化。如生产者与消费者矛盾表现为劳动的二重性质引起的商品的二重矛盾，从商品的二重矛盾递进到简单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卖者与买者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矛盾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并发展到市场体制的基本矛盾：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对立，结果是市场体系本身的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这些矛盾是在不断地被克服又不断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这种矛盾分析方法证明，所谓市场均衡只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其表现形式恰好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本身。
2.在关于市场的内在变量关系的决定上：新古典综合运用了一种稳定的、线性式的因果分析方法。在它对给定的主要经济变量的研究：供给、需求与价格，资本、劳力、土地与利息、工资、地租，投资与储蓄，总需求与总供给等研究，都是一个个有着因果对应关系的变量。尽管在新古典综合理论中对这些因素关系变量次序确立上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但是在该理论体系的分析方法上，被当作观察对象的原因与结果是不可能相互转化的，而且一对对的因果关系是独立存在的。新古典综合的这种因果分析方式被称为“决定论”。(15)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经济变量间尽管也存在着函数关系，如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剩余价值由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劳动决定等。但是变量与变量间主要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存在独立的、绝对的、不可变更的因果关系。一种作为结果的经济变量在与另一种经济变量关系中，会以原因的方式出现，而且这种因果关系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例如生产决定交换、分配、消费，反过来交换、分配、消费的活动状态又决定着生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这种分析方法被称为“辩证分析”或“超决定分析”。(16)
3.在关于市场运行的研究上：新古典综合由于把市场本身是作为“黑箱”而不予以研究的，因此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它看来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函数表达式而已。市场主体间的活动只是在影响到经济均衡状况的实现或无法实现时，才作为参数变量进入研究领域中。如：长期以来“厂商”本身是不作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当交易成本在研究中无法为零时，新古典综合理论才将厂商作为其研究对象。在对市场运行研究上，它关心的是运行的结果即均衡能否实现，至于运行的具体过程则是一系列的逻辑证明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把市场本身作为是经济关系得以沟通和相互联系的场所。它把市场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工人与资本家的活动纳入了研究分析的范围。着重研究在市场中活动着的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过程，相对地，市场主体活动的最终结果并不显得非常重要，它们不过是理论逻辑发展的一个个必然结果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尽管得到有关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结论，但在其理论分析中没有专门篇幅来对此分析，仅是点到为止。
4.在研究市场经济的整体逻辑关系的把握上：新古典综合采用了从抽象到逐渐具体的分析方法。新古典综合从偏好、效用、边际这样几个用主观价值判断构成的概念出发，然后通过需求和供给、无差异函数、生产函数等分析，演化出了一个以数量关系为主的理论体系来说明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新古典综合理论一旦在解释、预见经济事实上遇到困难时，通常采用增加假定或变量来保持其理论的完整性。如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关于经济个量和总量理论在遇到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事实濒于解体的时刻，凯恩斯用增加预期不确性的前提假定对其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从而挽救了新古典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具体分析即商品概念开始，经过抽象分析如价值关系、劳动价值论、资本生产过程，最后又回到具体分析如利润、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等。它的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从前一过程来看，是一种舍象部分经济变量的方法；从后一过程来看，是一种对所舍象经济变量予以还原的方法。在这样的理论逻辑关系中，是不存在着任何可以忽略而不成为其研究内容的经济事实。其理论对经济事实的阐释力非常强。不同的经济事实都可以在其理论逻辑关系链上找到它们合适的位置。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完成了对经济事实的全部分析，而只是认定该理论的分析方法上有这样一种特点。正是这样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当作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
四
本文从研究对象、研究前提、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对新古典综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笔者对两种理论研究方法的优劣没有给出价值评判。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笔者坚信，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及其分析方法运用上的真理性或谬误性，只能由已构成历史的人类经验和正在变化中的经济事实来验证。在人类经验和经济事实没有完成对不同理论验证之前，随便给出价值评判，往往会引起学术上的误导，这不利于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笔者同时还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只有在充分吸取已有的经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说明经济事实和指导经济活动。注释：
①这种现象可见于近年来国内有关出版社出版的不同市场经济丛书中。
②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第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③同上，第16页。
④如果要说迄今为至对经济学性质的理解无法一致，这也是原因之一。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页。
⑦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⑧这里所指的财富活动，并不是仅指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也指各种非物质财富的活动。只要是利用了资源，满足了人的需要的活动，均可作为财富活动。
⑨参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⑩物的满足需要的自然性质是不变的，如果要说有变只是量上的变化，对某些人来说满足程度更大，对某些人则相反。
(11)这方面的工作，国内有的学者已开始着手进行。如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就是这方面的一次尝试。
(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3-14页。
(13)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6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14)长期以来，对“均衡”概念的理解上存在一些争论，主要还是没有把握“均衡”概念在新古典综合理论中的这两层不同的含义。
(15)Richard D.Wciff and Stephen A.Resnick《Economics:Marxian Versus Necclassical》，第14页，The joha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Richard D.Wciff and Stephen A.Resnick《Economics:Marxian Versus Necclassical》，第16页，The joha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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