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碰撞 传统现代交融——试论陈若曦《远见》的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中西文化论文,远见论文,试论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陈若曦以她具有生长在台湾、留学美国、回归大陆后又移居加拿大和美国的“三重放逐”的传奇式生活阅历，以及70年代初以“文革”为题材创作《尹县长》等一系列小说，开了“伤痕”文学的先河，80年代在美国创作了以海外华人生活为题材的《远见》等系列小说，为大陆读者所熟悉和热爱。本文从人类文化学角度，就“时代、历史、政治、文化‘夹缝’中的海外华人群像”，“多重文化交汇下的华人心态”和“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女性世界”等三个方面，探讨《远见》对海外华文文学和女性文学艺术世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贡献，析缕《远见》淳厚的文化意蕴和作家重塑华夏民族理想的文化和人格的崇高理想。
具有“三重放逐”阅历，对原乡、故乡、祖国和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中西文化内蕴有深刻理解和体悟的海外华文作家陈若曦为我们奉献的长篇小说《远见》，对正处于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期，传统和现代文化重新整合，成千上万年轻学子涌动“留学”热的大陆读者来说，无异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相信它会有长久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更会有深刻的现实启迪意义。在《远见》等一系列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中，陈若曦站在超然于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的“大中国”人的立场，以华夏大地为根基，以博大的胸襟去探觅和状写寄寓在异国一隅的中国人生活的情态和波动不已的心灵世界，在多重文化和诸种价值观的撞击和融汇中，寄予了作家对华夏民族文化和人格再塑造的崇高理想。
处于“夹缝”中的海外华人群像
陈若曦将长篇小说命名为《远见》，本身就蕴寓着象征和独具的讽刺韵味。“远见”一词出自于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求取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绿卡”的台湾中级官吏吴道远之口，小说正是通过被吴道远派往美国代他谋求绿卡的妻子廖淑贞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来展开聚集在美国旧金山的柏克莱的华人各自的“远见”的。这些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不同的华人知识分子，他们的中国情结、民族意识、思乡情怀、时空错失、自我身份的迷惘程度同中有异。
首先，作者展示最为充分的是一类华人畸形的美国梦，“梦”的起因和目的不尽相同，但要获取“绿卡”进入想象中的“自由”、“富庶”的天堂美国是一致的。作家着力述写了台湾的吴道远和大陆的路晓云形同实不同的畸型美国梦。
陈若曦深谙中国传统小说为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命名的双关和象征的笔法，吴道远、路晓云、陈忠雄、吴双等名字都有些字面的和深层的象征意蕴。正如其名“道远”所示，吴道远是一个十分自私、虚伪又颇有心机的人物，他的“远见”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私欲上的原因的。他原在武汉大学读书，1949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虽然由小职员一步步爬到了中级官吏地位，在台湾有了妻室、家产且住了几十年，但他仍笼罩着浓厚的“过客”心态，无法“拥抱”台湾这片土地，一次随团访美受到了启示，把争取美国居住权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远见”，与其说是“远见”不如说是“后路”更为确切。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碍于公务员的身份不便于亲自到美国求取绿卡，真实的理由是暗中早已背叛了妻子，有了一个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情妇，并且还想借此女人之腹生个儿子，解除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虞，且可乘支持妻女在美生活经费之名，暗中将妻子房产攫为己有，真可谓“机关算尽”一箭多雕！
作家在吴道远身上不吝笔墨，透过廖淑贞之心之眼之口，作了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展示，将其虚伪、利己、假道学的层层文化伪装象剥笋一样尽行刷去。他道貌岸然，俨然是位不近女色的牢靠丈夫；他不苟言笑，写信一律用毛笔正楷，不多不少八行；给远在美国的女儿吴双邮寄书页里写了“密密麻麻”字的《人生十论》，“要她用心细读”，似乎是一个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继承者。其实，他所维护和承袭的都是传统文化中僵死的需要加以扬弃的渣滓，吴道远的价值观，是个地道的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杂交出来的怪种。小说结尾他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为了不失去梦寐以求的绿卡，他宁可抛弃年轻的情妇和传承吴家香火的私生子，也要维系名存实亡的婚姻，可是，“赔了夫人”又失了绿卡，吴道远直落得个“无”道远了。
路晓云是陈若曦塑造的另一个患了畸型美国梦的人物。不过作家对她所持的态度与对吴道远不同，对路晓云既有同情和理解，又有几分批评和婉惜。路晓云被丈夫遗弃，是在亲戚的资助下来美国留学的，她“留学”是手段，留下是目的，为了拖延留美的时间，只有继续读下去，可是她“为身分念书真念怕了”，为此她想到了另一条捷径靠结婚争取绿卡。她不顾及是否有爱情作基础，结婚换卡是唯一目的。小说结尾，表面上看如愿以偿，她嫁给了犹太籍美国教授麦康农，后事如何恐怕她自己也难以预料，真象一片迷蒙的“云”。
陈若曦还在长篇小说《远见》中，通过人物对话等侧面描写手段，写到其他一些来自大陆的华人面对美国生活的种种畸形心态、扭曲的灵魂，如公费留学在美国拿了医学博士的王炳章，不报效祖国，反而在美洲办了杂志恶毒攻击中国；还有借出国比赛之机，跑到美国以寻求政治保护为名取得绿卡的女运动员××等。对这些失去国格、人格的人，作家通过小说表示出悲哀和蔑视的心情。
当然，陈若曦在《远见》中着力刻划的还是她理想中的华人知识分子形象，与怀抱畸形心态和畸形人格一类的旅美华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类理想人物有的来自于大陆，有的来自于台湾，他们怀抱着一定的理想和目的来到美国，并通过正当手段实现其目的；他们仍然把根深深地扎在祖国和民族的沃土上，秉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健全的人格，正直的心灵，博得美国人的尊重，他们身在美国，他们的心——精神的家园，仍在遥远地平线的另一端；中华大地、炎黄血液，给他们以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是他们在异国强势文化面前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精神力量的泉源。小说中，以复旦大学访问学者林同济教授为原型的武汉大学访问学者应见湘；身为吴道远的妻子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廖淑贞，就是作者心中理想华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多重文化交汇下的华人心态
海外华人文学本质上是放逐文学，作为具有含盖台湾、大陆和美国“三重放逐”经历的作家陈若曦，状写同是放逐者海外华人心灵世界确实是游刃有余且深知其底里。对于来到美国的华人知识分子来说，东道主美国文化（西方文化的代表）是强势文化，与自己民族的文化——东方文化形成强大的反差，对于每个在异国生活的华人来说，都面临着文化上的重新整合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大批留学生涌入美国，同早来的或同时来的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度的华侨后裔又相聚在一起。同是炎黄子孙，然而，由于隔绝时间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不同，文化有变异，大同中有小异，势必也要发生碰撞。陈若曦在《远见》中，既描写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也描写了来自不同地域华人间内部文化的价值观的交汇和撞击，小说从政治文化、伦理文化、食文化、审美文化、婚俗文化等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展示，精心地塑造了应见湘、廖淑贞、吴道远、李大伟、吴双、彼德、麦康农等诸多人物，从他们的交往和矛盾纠葛中，对文化的差异与整合作了多侧面的展呈。
应见湘是作家倾注感情最多的人物，他是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他身上既葆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在的活力，又具有现代意识。应见湘这个人物的刻划，是通过廖淑贞和其女儿吴双的眼中和心中在同吴道远反复对比中完成的。应见湘和吴道远年龄相若，1949年同在武汉大学三年级就读，“两人的不同起自一九四九年”，应见湘留在大陆，毕业后留校任教，虽然历经磨难，至今仍孑然一身，但是，他并不后悔，也不怨天忧人，对经受的磨难和极左的曲折错误，他毫不避讳，反而能作出科学的、冷静的、政治的、文化的深刻反思。经过“文革”这样一场文化劫难，他不仅没有被击垮，反而信念更加坚定，对华夏文化辉煌的未来寄予殷切的期望，并以自己的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华夏文化的复兴默默地去耕耘。作为大陆派往美国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他以渊博的学识，精湛的学术造诣，得到美国学术界同行的赞誉，如果他留在美国，不乏富庶的生活和优越的科学研究条件，他之所以坚持回国，是因为他坚信中国人才主要是靠自己培养，也为了不影响他人出国，但是更主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回去，主要是想证明一点，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侮，不但威武不能屈，而且富贵不能淫。”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即表达了他报国的赤子之心，也显现出他贵在有信、刚直不阿的优秀文化品格。他本人不想留在美国，“可是从来不轻薄别人的行动，甚至玉成他人”，因为他认为“中国一向有自由移民的传统。”应见湘本人有很精湛的烹饪技巧，且有高深的食文化学问。他虽然是教学研究专家，但对历史、文化、音乐也样样皆通，他讲解华氏定理而援引《吕氏春秋》，证明中国早在黄帝时代就已使用这一定理造黄钟律吕，加上他高超的高胡演奏技巧，和对台湾歌谣内蕴的深刻理解，这一切无不体现出应见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之深。
应见湘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国粹”论者，他广采博纳异域文化为我所用，他赞扬美国的物质文明和充分的学术自由，但是，对它的政治上、文化上的弊端又有所批判；他欣赏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化速度快，但是，透过歌谣的悲伤意味，对台湾同胞受殖民统治和国民党当局的禁锢又深深地给予同情；对已成为美国华人少数民族一员的李大伟、安妮夫妇，对犹太原籍美国教授麦康农，对美国男高中生彼德等的所作所为，既给以理解，也知其苦衷。总之应见湘是作者笔下“理想中国人的寄托”，是现代中国完美的文化品格的代表。
台湾文化渊源于中华母体文化，台湾和大陆在文化上血脉相连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加之地缘、史缘、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上的差别等原因，海峡两岸文化上又同中有异。陈若曦在《远见》中，通过旅居在美国旧金山附近大陆和台湾知识分子交往和纠葛的描写，多侧面地展现了两岸文化相合又相异的状态及其原因，如果说透过应见湘、路晓云和廖淑贞同舟共济、心灵相通亲密关系的描写，从深层展示了大陆和台湾文化上的一致性的话；那末，通过应见湘和吴道远的分野，以及他们婚姻上的“不幸”和对待亲人的态度的描写，又多层次的表现了海峡两岸文化上的差异性。
应见湘和吴道远是海峡两岸文化和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小说中有一个吴道远只邮来二百美元，让妻子廖淑贞为其在武汉的妹妹买高档电用家俱和照像机的情节描写，这件看似平常的锁事，象一面多棱镜，映照出大陆和台湾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吴道远及其妹、吴双、廖淑贞等人不同的伦理观和价值尺度。正如应见湘所评论的那样，大陆目前还是个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占支配地位，家和家族观念是“社会支柱”，所以，作为还相对比较贫穷的妹妹，毫不脸红地向哥哥“寄张单子来要东西”，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台湾进入了工商社会，“逐渐都市化，逐渐商业化，许多事往往围着个利字打转”，吴道远有钱不多寄，邮来妹妹的购物单子，让妻子用作女佣赚来的少数几个钱去满足妹妹的需求，既圆了他的面子，又省下了自己的钱，自私和冷酷、虚伪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表面看他遵循的是“孝悌”为本的传统伦理之道，但是，骨子里依照的是台湾的“利”的原则；廖淑贞遵从夫之命，省吃俭用也尽力一件件去完成，要把女儿也需用的照像机先邮给小姑子还人情债，虽然守的是“旧”伦理原则，但是，也有可取之处；吴双坚决不答应“与其说是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差距，不如说是两岸文化上的差异的造成”；除此之外，迅速美国化了的吴双，信奉成年的子女经济要独立，不能靠在大人身上的原则，不能不说也是拒绝无偿给姑妈买东西的理由之一。如果说应见湘所言，更多的是着眼于外来文化影响和社会结构转型，给台湾文化变异带来的正效应的话；那末，廖淑贞说的是其负效应。当然，这两个人的思索也含蕴着东西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和科学整合问题，也涵容着工业社会物质丰裕、精神危机，人们内心深处发出的寻找精神家园困惑着整整一代人的问题。至于，廖淑贞与吴道远，林美智和陈忠雄的婚变，以及台湾在离婚问题上偏袒男方，足见台湾仍是个男权主义笼罩的社会，台湾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混合物。
陈若曦在《远见》中，还通过塑造早已由华侨后裔成为美国居民的医生李大伟，从香港移居美国的安妮以及香港人、安妮的母亲储老太太等形象，多角度展示了中西文化的交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变异了的亚文化之间的撞碰。
李大伟认同美国，抱持的是“华人沙文主义”，要为华人争得在美国的地位，平常也不向孩子灌输中国意识，可是，不赞成华人和白种人结婚，为的是“维持本族的纯粹性”，他不象新到美国的华人有“客居”和“过客”思想，而以美国优秀少数民族自豪。其妻子安妮，虽然来自资本主义化了的香港，尽管生活方式已认同了美国，但是，女性意识的深处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她认为男人是靠山，还盼望多生男孩，多子多福，男尊女卑的文化意识在心中扎了根，终至于死在产房里。陈若曦还用神来之笔，顺带描写了安妮的母亲储老太太的为1997年香港回归神思不安；还写了目前在美国大学中留学的华人留学生，来自香港的远比大陆、台湾来的活跃，居于华人留学生学生会的中心位置，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包容着十分复杂而维妙的政治的、文化的内涵，既可看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之间的理解和和解，又可显示出“一国两制”国策的威力影响，以及在未来改善大陆和台湾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香港独特的有利地位。
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女性世界
如果从性别文学角度来考察，《远见》是部题材独特、角度别致的女性文学小说，除了廖淑贞这位女主人公外，路晓云、安妮、林美智在面对男人的世界里，都居于主导的叙述地位。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陈若曦以她细腻、多情、敏感的笔致，对笔下的女性人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索，既表述出对这些女性心态遭际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以清醒的目光洞见了她们作为女性的“性别误区”，并以此为基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展示了当代女性从盲从走向觉醒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
女主人公廖淑贞是一位颇具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她秉有中华女性的传统美德，为了给丈夫谋取绿卡，放弃了舒适安逸的家庭生活，携女儿来到人地两生的异国他乡，她内心并没有一般旅美华人那种对美国生活的艳羡，自己并没想从中取得点什么，而且极度眷恋着故园台湾，为了帮助丈夫实现晚年移居美国的心愿，宁肯寄人篱下，过着屈辱、辛苦的帮佣生活，体现出东方女性坚韧的利他主义和牺牲精神。作品中不只一次地写到她对丈夫的“远见”的幽怨和困惑，当受到女主人安妮的刁难和凌辱而不堪忍受时，丈夫还让她坚持，她含泪咬着牙硬挺下来了，足见她为人妻的温驯、体贴和顺从。然而，她无条件地一味服从，包括满足丈夫妹妹的无理索取，都体现出了她思想中残存的盲目尊夫的保守落后意识。
廖淑贞从盲从走向觉醒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逐渐积累的过程的。她虽然是家政系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一毕业便听从父母安排结婚生女，回到家庭过起小康的家庭主妇的时光，她谨奉丈夫的意志从来都远离政治，就是到了远离台湾的美国，也不肯轻率参加实际上很向往的华人“五四”纪念会。然而，由于同应见湘的接触，以及耳濡目染一些华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作的努力和奋斗，她感到异常振奋，使她明白了政治是个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之事，同时，有如拨开云雾了解到大陆的真实状况，她已从对政治的疏远转为不自觉的关注。李大伟劝她学开汽车，她初听为之一震，缺乏应有的信心，当她真的学会了开车，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新奇和快感，以前她把开车与政治看成是男人之事，不是女人所应为。“当她生平第一次手扶着轮盘，可以驱使一部庞然大物，自由操纵自己的前途”时，其感悟已远远超出开车技术的本身，标志她已适应了现代生活，并在现实世界里寻摸到了把握自己人生旅途的方向盘；与应见湘精神交往的加深，为她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健全人格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廖淑贞由一个依附男人的弱女子渐趋成为自立自强的刚强女性，表现在她对女主人安妮暴戾无常性格和行为，由厌恶到理解和同情，她认识到安妮的种种反常举止，源于她对丈夫的过分依赖产生的不安定感，是女性内心世界存有的阴影，是几千年来男权主义压抑的结果。林美智的婚变，引发了廖淑贞对男性世界的重新思考，意识到女性地位相对于男性的不稳定性。而真正促使其猛醒的是她所遭遇到的与丈夫的婚变。当她带着历尽千辛争取到的绿卡回到吴道远身边时，等待她的却是丈夫早已背叛的冷酷现实，她选择了与其母当年发现丈夫背叛时所走的不同道路，母亲为保全婚姻牢牢地抓住父亲，淑贞已不再是嫁夫从夫的柔弱女性，她经历了脱离依附、独立生存的两年美国生活，接受了现代意识中女性独立自尊的新信念，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生存能力上都已受到了磨砺，失败的婚姻使她领悟到“不能依附别人，首先应该独立生活”。既使吴道远为了绿卡进而宁可放弃情人和私生子时，她也没有动摇，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飞回美国。她的这个令在美国获取了博士学位的朋友林美智颇感吃惊的决定，是为维护女性的地位和尊严，她不愿再维持虚假的婚姻和已破碎了的家庭，是对现代意义上女性最关注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理性的思考和抉择，这使她从一个依从父母之命和丈夫的意志的软弱的女人，成长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立见解，拥有对未来生活真正“远见”的成熟的时代女性。她在美国生活中出现的两个男人应见湘与李大伟，从不同角度为她揭示的生活再选择的可能性，使她更加确立了未来生活中重新塑造自己女性形象的信心，一个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重新整合过的新的廖淑贞诞生了！她回美国后是答应李大伟的请求，去做华裔美国人李大伟医生的阔太太过富裕的美国生活；还是追随情投意合的应见湘回到大陆去，小说中并没作明显的表露。不过我们坚信，今后廖淑贞所走的路，既不能如她给予同情和理解，但不完全赞同只为美国富庶生活舍弃爱情的友人路晓云的路；也不会是她怜悯同情懒得离婚的老同学林美智的路；更不可能如已故的安妮依赖男人拚命笼络住男人之路。陈若曦为《远见》取了个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一个任意驰想的空间，正是其高明处，因为妇女解放，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本来还有无限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