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制到创新：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674（2000）02—0063—04
中国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也使拥有12.5亿的人口大国步入强国富民之路，在新的千年里，面向二十一世纪回顾反思历史，对于更好地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跨世纪的战略目标，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源于复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也由社会主义革命转为社会主义建设。但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应以什么方式、什么速度、什么模式去建设社会主义，人们是缺乏经验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基于当时历史条件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步设想，首开社会主义先河的苏联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尝试，这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导向和现实参照，以致中国社会主义无形中被染上了浓厚的理想色彩，并深深地烙上了苏联的影子，即呈现出明显的复制性——一是按照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特征“外壳”去复制，二是按照苏联模式去复制——尽管这种复制是不完全的，其间也伴随着多方面的独立探索与创新，但其复制范围却是广泛的，复制程度是深刻的，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在经济制度和体制方面，马恩曾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前提，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作了如下设想，即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按劳分配以及个人劳动直接作为社会劳动，对此列宁作了初步尝试，并适时地做出了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代之以新经济政策的英明决断，主张扩大商品流通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以全民动员、强制推进的方式迅速确立了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被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接受、认可和仿效，“一大二公三纯”、“高度集中”、“国家计划”、“平均主义”是其共同特征，尽管人们不久就发现马恩的设想和苏联的模式并非穷尽一切真理和符合本国国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未能摆脱这种束缚和困扰。
（二）在发展战略方面，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曾实行过过急、过直、缺乏准备的军事共产主义，后被调整到相对正常状态，斯大林时期则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竞赛运动，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低消费，这使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就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随着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1957年10月，赫鲁晓夫便宣布：“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俄国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能超过目前的美国”，而在中国，则仅用了4 年就基本完成了原来预计需要15年左右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这对我国集中力量建设工业化基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和损害了农民利益，不久又提出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略目标，1958年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甚至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 随后认定“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并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向共产主义过度的具体途径，这种急躁冒进的左的狂热和赶超战略与苏联同出一辙，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甚至还以某种形式残存于某些领导干部的头脑，并以巨大的惯性和习惯势力发挥作用。
（三）在民主政治方面，忽视民主、个性，突出集中统一，强调阶级斗争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在社会矛盾问题上，斯大林曾一度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苏联国内实现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道义和政治上的一致，采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来管理苏联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使围绕在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不同政见之争迅速演变为你死我活的路线之争，就在反对派纷纷被击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时，斯大林却得出了“社会主义愈益成功，则阶级敌人的反抗也就愈益加紧”的错误结论，将一切反对派视之为国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予以专政，导致了肃反运动扩大化。毛泽东曾经总结了苏联经验教训和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于1957年2月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整风的形式来解决官僚主义、批判特权思想，但不久就偏向阶级斗争，使反右斗争扩大化，重演了苏联的悲剧，继而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文化大革命，此时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阶级斗争被看成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动力和党的中心工作，这使国家宪法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四）在外交战略方面，马恩经典著作中曾强调过无产阶级必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保持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苏维埃俄国在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列宁更加强调学习外国与对外开放，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却阐述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拒绝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受这一理论的深刻影响和当时复杂国际环境的限制，中国社会主义领导人也忽略了同外界的联系，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特别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完全陷入了闭关锁国状态，同西方国家的距离不是缩短了，而是拉大了。
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复制性，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社会主义并非如同马恩所预料的那样首先诞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都无从得知，人们总希望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指点和启发，因而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导向的结果；第二，苏联是世界上最早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粉碎帝国主义武力干涉和极力扼杀阴谋，它以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份，帮助、呵护并联合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一致对敌，同时也向他们输出了自身体制模式，因而它是苏联有意输出的结果；第三，鉴于世界两大阵营的生死较量和国内急需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主动吸收的接纳了马恩的设想并付诸实践，又根据本国的客观要求，对苏开放、与苏合作，并积极引进和复制了苏联模式，因而它更是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接纳和复制的结果。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在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创新始于建国初期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这种创新细流或潜流常常被一股股来势凶猛的大规模的复制热浪所淹没、所封杀、所冲断，波匈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或失去警觉也可能发生对抗，但却没能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悲剧；对于社会主义进程和发展速度问题，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提出过被毛泽东认为是“少慢差费”的反冒进、综合平衡、稳定前进的正确主张，可当时“多快好省”的右倾思想却占了主导地位，以致发动和实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56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工业化道路中的失误，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强调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又要重工业，又要重人民”的思想，阐明了重工业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还强调要扩大民主，反对特权和官僚主义。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等，这都是力图摆脱苏联模式，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有益探索，但是后来发生的以反对苏修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却反将其弊端推到了极端……中国社会主义的创新历程是艰难的，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许多有益的创新思想成果成为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生长点和现实基础，“四人帮”的被粉碎，宣告了以复制为主流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特殊时代的正式结束，而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并预示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中国社会主义创新浪潮的到来，虽然改革开放的20年间，无时无处不交织着前进与退步，创新与守旧的反复斗争与较量，甚至经历过苏东巨变，“六四”风波等事关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的严峻考验，但毕竟中国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更加鲜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创新步伐更加稳健了。
（一）从固守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样板模式到注重社会主义本质内涵，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创新史上的巨大飞跃。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包括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他们的同代人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更多地按照马恩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去剪裁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按照他国已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去克隆本国的社会主义并加以固守，结果严重束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本质和根本任务等基本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并以非凡的勇气和胆略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念和落后观点，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根本任务、根本目的及其实现过程等问题融合在一起，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与社会主义特征、模式区别开来，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迅速从旧的空想理念和僵化认识中解脱出来，并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与创新，在经济上，“试”字当头，大胆启用“市场经济”手段，努力探索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进行微观基础重造；在政治上，坚持“渐进”原则，稳步推动从人治到法制的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在文化上，兼收并蓄，最大限度地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特点，剔除本民族文化的不良因素，努力推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从超越阶段的赶超战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三步走”发展战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马恩虽未考察过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但却阐述了共产主义应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思想，并认为产生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不同的阶段，这为后人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然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却无一例外地犯了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1962年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教训之后，曾提到过赶超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性，但却远未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邓小平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问题，并于1979年12月初步阐述了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思及政策策略，根据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和现在的人多、地少、底子薄的现实国情，1981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87年邓小平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从温饱到小康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证，并对这一战略步骤加以确定，这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创造性地发展，也使人们从忽视生产力状态、盲目求纯求快的左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悲观失望情绪中振作起来，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党的十四大在再次肯定战略步骤的基础上提出了近期与长远三个奋斗目标，十五大则第一次提出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在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同时，又将这看似十分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人人置身其中的正在脚踏实地建设着和实现着的客观现实，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又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从而真正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三）从封闭僵化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搞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新境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以及如何同其他国家相处问题上，中国一直紧步苏联的后尘，冷战代替合作，封闭僵化成为主要特点，1978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邓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时代特点，准确、及时而又果断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他指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既要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也要对苏东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共产主义运动不能有领导中心和老子党，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有统一模式，这使人们从传统的冷战思维和模式框框中解脱出来，国际国内僵局被打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共识和强烈愿望，中国把立足点牢牢放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开放搞活的历史性飞跃，从引进技术、外资、先进管理经验到“三资”企业的大量兴起；从开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发展多边经贸关系、实施多元化战略；从引进市场经济手段和现代企业制度到实行“一国两制”，天才式地创造社会主义新模式和一国之内利用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既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创造性地新发展，又赢得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新起点和良好环境。针对开放搞活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阻力，邓小平又突出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制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包括抓教育、抓思想政治工作的配套政策措施，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提供了重要保证。
中国社会主义创新的核心问题是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今后是不断突破以往陈旧观念、思维定式和复制模式，一是不断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其实质是研究和探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是这种“有机结合”与“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结果，今后的创新道路依然充满艰辛，但只要不断解放思想，始终坚持求是风格和创新精神的辩证统一，就会不断开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
[收稿日期]199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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