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史研究与美学的当代状况——从《西方美学通史》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通史论文,史研究论文,当代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27 —0289（2000）04—0031—08
近期，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蒋孔阳、朱立元教授主编、厚厚七大卷长达四百五十万字的《西方美学通史》，这对于中国美学界来说，可谓盛事。
这些年，中国美学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空前的繁荣后，正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转型与蜇伏期。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中国美学青春已逝，日薄西山，值得思考。近来，有不少学术刊物都发表了对二十世纪中国美学进行检讨与反思的论文，笔者在阅读《西方美学通史》后，对此，亦有一些相关的看法。
一、美学发展的基础还在于基础性研究
当前，中国美学相对沉寂，但《西方美学通史》的出版，表明在这种气候下，仍有不少学者在做扎实的基础研究，它的出版及其内容、观念对人们考察中国美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方向有不少启发。
中国美学，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从国外引入而开始的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百年来，它经历了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成了中国现当代人文学术中一条在学术上富有成就，同时也颇能反映、代表中国现当代人文学术历史命运的鲜明线索。这从一方面看，是中国美学的骄傲，但从另一方面，此处亦潜藏着今日美学相对沉寂的原因。这也就是说，中国美学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出于现代性目的对美学的取用与放弃联系一起，美学过于为自身的工具性功能及超越性目的所控制。从世纪初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到世纪末八十年代借以突破僵化意识形态的“美学热”，可以说这是美学的基本情状。它从内外两个方面潜伏着对学术发展的不利因素。从外部来看，美学过度依赖社会游移不定的现代性欲求对其的选择，当美学问题在某个时代适于这种主导欲求时，社会的关注点、各界精英都集中到它这儿，使它产生一种泡沫性繁荣，与此相较，这繁荣自身内质的基础却很薄弱；当社会主导性欲求因时势变迁，发现更好的最大化热点时，社会力量又整体移置，使美学顿时如金融危机那样进入失重状态。中国人文学术这种过度一体化、集约化的状况，正如资本全球化一样，其实已给许多学科造成过这种过热过冷的经历。
这种外在大势造成了美学的内在薄弱。回顾“美学热”中的许多活动，不难看出其中基础性研究的缺乏，甚至许多基础性工作也缺乏建设的实质。例如，八十年代，美学界有大量西方美学著作的译入，并造成很大的阅读效应。这个现象，对中国美学建设当然有很大意义，不过，其中亦有一些问题对此意义有一定程度的“抽空”，即在人们大量译入、阅读西方美学著作时，在很大程度上，因应着时代“现代化”、“西方化”的整体欲求，对“西方”的兴趣大于“美学”的兴趣。又如，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美学大论争，开辟了中国美学学派的基本格局。这个论争，是围绕美学基本问题的论争，这是很基础的建设性活动，不过，如果注意到美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则可看出其中亦有不少“泡沫”。美学这门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在于，有时，基本问题的思考并不等于基本性的研究，只有在相当学术基础上对基本问题的廓清才是基础性的。“美是什么”是个人人皆可谈论的问题，但这不意味着，每种谈论都是一种基础性活动。第三个例子涉及当前美学研究的一种新情况，那就是与当前美学相对沉寂的大形势相反，有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从事一种“原创性”学术理论的建立，很有一些“某某美学”的面世。总的看来，这是可喜的，至少它意味着对中国美学“述而不作”的传统进行改变的努力。新的“原创”美学，常常以新的问题、新的意见构成自己新的面貌。不过，在这些努力中，亦有不少人没有意识到，在美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中新问题、新意见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水平与基础的“新”，自然科学的新旧问题常意味着学科基础的推进，中学生解不了大学生要做的数学题；但对于美学的“题”来说，任何程度的人都可有自己的解答。
事实上，包括上述例子中所含问题的种种问题，说明中国美学“体质虚弱”。这样说并没有对中国美学一概否定的意思，中国美学研究历程中，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等大批学者的大量工作，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支撑性价值。笔者所忧思的是，这些工作，尽管包涵在中国美学的“热”中，但却主要不是这个“热”的真正肇发与立足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美学的“热”与美学本身无关，“冷”亦与其无关。
因而，在今天人们回顾、反思、展望之际，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美学中较严重的外指状态，进一步将美学发展的思想与步子落到自身的基础上来。这并非全然否定美学的工具性功能与超越目的，相反，人文学科从根本上都为了同一个超越性目的或终极理想，并因此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历史实践相关。美学为社会历史所做的贡献应有自身的色彩，在自身的立足点上为社会实践添加与其它学科互有差异的内涵，而非过于随波逐流，以至于失重；这种情状倒让人们对当前美学现状与发展持乐观与主动态度，被社会主体欲望“抛弃”的美学现在应该有冷静下来的机会，夯实自己的基础，寻找自己的天地，思考自己转型与发展的契机。
那么，什么是美学自身的学科基础？对此，本文不拟多加分析，但至少可以说，美学史研究，即对人类历史上丰富复杂的美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应是美学基础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基础中的主要部分。因为在人文学科中，“过去的”不是“过时的”，而是丰富的差异性与可能性，谁对历史的差异与可能把握得越多，谁的理论基础就越扎实。美学史向人们展示美学的内涵、美学学科的本质、美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美学前景的启示。因此，美学史研究，是思考美学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指数。近来，有几位学者发表了对中国二十世纪美学评价的论文，主要集中于美学理论所涵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上，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这是令人遗憾的事。那么，中国美学研究中美学史研究的“家当”如何呢？从整体上说，百年之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于其应成为学科基础的意义，还并不相称。如果考察美学史研究中主体部分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即可说明这一点。
熟悉当代中国美学的人不可能不熟悉朱光潜，但熟悉朱光潜的人未必会注意到这位中国美学首要人物著述中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个最具西学基础的美学家著述中有一个其他美学家著述中几乎不涉及的部分：写了许多诸如“怎样学习美学”、“我攻美学的一些经验教训”等等似乎入门性的粗浅的文章。当然，在那些文章中，少不了“勤钻资料忌空谈，放眼世界需外文”，“要当美学的家，要理清美学的家当”，“读几部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等的劝告。这种“朱光潜焦虑”似乎有时代特点，但可以反映这位美学家对美学学科建设的认识，反映出他对一定时代中中国美学研究状况的看法（他本人似乎饱受与其论争者缺乏美学史基础之苦）。“美学热”之后，中国美学研究当然已远远超越了“懂一门外语”，读“几本”经典著作的水平，但相较于其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
建国前，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与介绍虽有王国维、蔡元培、黄忏华、吕澄、李石岑、朱光潜等的一些工作，但严格来说并不成规模，对西方美学的了解有兴之所致的特点，缺乏整体视野。建国后至八十年代初，有影响的著作也只有作为开创性著作的朱光潜先生于六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而已。令人喟叹的是，甚至到八十年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在中国美学进入多元、大量介绍西方美学的时代初期，国内西方美学史观念还不能突破早期有限的一些学术工作或成果的范围，如《西方美学史》、朱光潜所译几本西方美学原著、北大编译的《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等。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国内西方美学的介绍进入热点状态，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比前一阶段有了推进。一些工作，如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及其《批判哲学的批判》、汝信的《西方美学史论丛》及“续编”，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及其主持的《西方美学名著选》、朱狄《当代西方美学》、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阎国忠主编的《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朱立元《黑格尔美学论稿》、《接受美学》及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史》、刘小枫《诗化哲学》、周国平的尼采译介等都有很大影响。此外，还有大量西方美学的译介研究或介绍性著作出现，包括不少西方美学通史性质的著述，不过这些著述，虽丰富了国人对西方美学的了解，但其影响力与价值尚需一段时间才能水落石出。
由上述情况可见，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已成规模，并且通过成为培养美学研究人员的主要途径而深植人心。不过，在今天如果说促进中国美学与文艺发展、转型所要求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基础的厚实性已达到要求，似还为时尚早。几十年的西方美学层次介绍、研究量堪称丰富，但仍有不少弱点。
首先，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引进、介绍，中国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的了解已有从历史开端到当代的全程涉及。但也因为时间上的不对称，对已获得的信息，尚不能充分消化，转为知识与智慧，而是在总体上有些浮光掠影。
其次，也因为上述特点，国人关于西方美学史的概念，尚保持在几部较早的权威性著作如《西方美学史》、《批判哲学的批判》、《德国古典美学》的水平之上，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并未能较大范围地发生效应；一些新撰的西方美学史著作，还不能较显明地体现这些进步。上述几部权威性著作，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限于时代，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至少在观念上都还有可商榷之处。例如《批判哲学的批判》，它通过康德研究，确立了一种主体性美学，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文艺思潮，但今天看来，用主体性的结论来归结康德哲学或美学，显然过于简单；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至今看来仍可谓精深之作，不过因时代关系，德国古典美学中一些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思想中对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发展影响的质素、环节，还可加以阐发，以明脉络。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是中国美学这部分的基础，但亦有可商榷之处，例如虽然朱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体现出深厚的哲理思辨力，但其本人的美学观念总的说来心理主义色彩较浓，这种观念多少影响到其对西方美学史主脉的把握。另外其《西方美学史》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为主线贯串西方美学，似粗略、简单一些；对西方美学史材料的介绍，虽简明、洞达，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视野还不够开阔，还有许多思想家没有介绍，对有些材料的阐明尚嫌单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国美学研究中西方美学通史的整体性研究一直未有大的突破，而且由于朱著本身的通晓、简明，加之流布甚广且长期以来作为教材或专业考试必读书目，故它现在仍是中国西方美学研究甚至整个美学研究中影响最巨的著作，它的概念，决定性地影响了国人对西方美学史的看法。
另外，一些同题译著，如鲍桑葵、丹纳、克罗齐、文克尔曼、塔塔科维兹、吉尔伯特与库恩、奥夫相尼科夫等的著作对国人把握西方美学史虽深有助益，但存在着这些史著与国人阅读界面的差异问题。其中有些著作，带有强烈的观念性局限，故也不尽如人意。
这些状况，意味着中国美学获得发展生命力的基础还不够厚实，也呼唤着有更新、更完善的研究成果。这个成果能满足对西方美学史整体性的把握，在对西方美学史资料的理解上，能吸收新的成果甚至自身就是新的成果，对西方美学发展的精神有深刻理解，从而对中国美学的基础性研究产生感召力，并对它的发展提供启示。如果从这些意义上看，近期出版的《西方美学通史》就作了很有价值与很高水平的努力。这部著作，纵贯西方美学史，从最早的美的意识产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资料上看，目前也是最充实的，不仅较为完备地介绍了中国美学界所熟悉的美学家，还介绍了许多尚不被国人熟悉的美学家、美学思想，如其第二卷《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第七卷《二十世纪美学（下）》中的前沿思潮部分，就几乎是填补空白之作。另外，该著述还注意研究介绍许多常被视为文论的思想，显示出编纂者对“美学”理解的别一层深意。从研究水平上看，该著大多卷册，可以说达到了国内同题研究的最高水准，尤其是第四卷《德国古典美学》，对该主题的研究，《通史》主编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一直是权威著作，在《通史》中，作为蒋先生第一届研究生的三位作者，集各自对康德、黑格尔、席勒美学的长期研究，在乃师的鼓励与支持下，共同作出了一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努力，即此事件，即可为学坛佳话。实践证明，这部《德国古典美学》比之上一部，已达新的高度，在材料、论域、深度、当代性等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最值得注意的是，《通史》编纂体现出对西方美学史发展规律与对美学内涵积极探索的理论精神，它在这两方面的探索都很大地突破了当前中国美学界既有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当代意义。
《通史》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人们关于当前美学研究现状的一个提醒，它在中国西方美学史研究上造成一个重大突破的同时，也呼唤着大家对学理性研究的参与与重视，在多谈美的“思考”的问题时，不忽视作为“思考”的前提的美学“研究”的重要性。
二、美学发展应从美学史规律中得到启发
其实，美学思考发展的动力有三：社会文化的新情况、个体的思想力量以及美学史的逻辑，美学史提供的美学思想资源可以极大地影响美学思考的方向，中国当代的“美学热”中，这方面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美学热”时，美学研究有强烈的心理学化与技术化倾向，与此有关的，美学还有蒋孔阳先生所指出的“应用化”、“泛化”①等倾向。这些倾向，显然深受费希纳“自下而上”美学观的影响。费希纳变“自上而下”的形而上学思辨为“自下而上”的美学思考与研究方式的革命，在美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费希纳此种方法提出时的时代特点，其中必然有心理学化与技术化倾向。双重因素之下，十九世纪后期以后的美学发展，势必走向心理学化与技术化的“自下而上”之路。这种理解，相信是当时从事这方面探索的学者们所共有的。在这种大形势下，应用化、泛化的倾向也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了。
现在看来，这些倾向不是十分正确，美学最终还是思想，不是技术。这些倾向很明显与对美学史的理解有关，与对美学史的片面、偏颇的理解有关。费希纳“自下而上”的革命是正确的，它帮助人们摆脱对美的形而上玄思与构想，很有意义。但费希纳之说的价值在于指明了一个大方向，这个方向未必一定要落脚到心理学、技术性上去。现在看来，十九世纪末期以后，心理学、技术性美学研究之外的思想领域，也在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康德、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回到现象本身”也是一种“自下而上”，英美的分析哲学方法也是如此。如果当时我们能视野开阔一些、思虑深一些，也就是说对美学史的规律把握得准确一些的话，那么，那些倾向就至少不会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主流。
近来，也有不少学者在对美学史规律进行理解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美学的现状与发展作出“诊断”。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美学研究始终未能摆脱‘美的本体’的误导”，受哲学本体论的影响太重，故而“在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上，在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上就发生了错位，步入了误区”，即一直在追求虚幻的“美”的本体。②还有的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美学研究仍然在知识论哲学的地基上打转”，为了实现美学创新，应把美学研究的基础推进到“生存论的本体论”上去。③这些意见，因为建立在美学史发展的基础上，所以是较为深刻的，对于中国美学应走出本体论、走出认识论的呼唤，也是非常值得赞同的。不过，在此基础上，如果进而谈到中国美学究竟是陷入了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中国美学在走出本体论、认识论后应落脚何处，是落在所谓的多元发展甚至包括美学的泛化呢？还是所谓的“生存论的本体论”，这是可以结合对美学史，尤其是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西方美学中更进一步的理解，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与选择。
《西方美学通史》是一部史著，不可能直接对此发表意见；不过，编者在全书“总论”及材料选取上，亦体现了很强的理论色彩，不仅有对西方美学史发展规律的鲜明把握，亦暗含着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思考与启示。在这些材料中倒可以发现或引申出对上述问题更好的解答，体现出史的研究对美的思考的指导意义。
《通史》认为，西方美学总的说来与哲学是一体化的，这种看法，不仅因为西方美学曾长期被视为哲学的分支，而且也因为现当代以来，无论从哲学的发展来看也好，美学的发展来看也好，两者的思维方式、研究领域、最终目的都日趋接近与融合。故而美学的发展线索与发展阶段总的说来与哲学的相同，也就是分“特定含义”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条贯串主线，以及“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与“语言学阶段”三个演进阶段。上述两大部分，《通史》编者称之为西方美学发展的“深层结构”。
在《通史》“总论”中，编者详述了上述看法。首先，以“特定含义”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线索，是为了替换中国西方美学史观念中盛行而陈旧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线过。后两条具有本体论色彩的线索，对于西方美学史的把握，显得有些大而空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原是十七世纪两个对立哲学流派与思潮的名称，扩大一些，可以描述西方思想以知识论、认识论或人性论为中心的发展时期，这对概念，比之前一对，更加具体一些，而且，对于主要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思想阶段产生的“美学”学科来说，更为切近一些。不过，编者能充分认识到美学思想超越“美学”这门学科传统或原始范域而在西方思想史存在的事实，也并不欲以狭义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来贯串，而是试图加以扩大，将之概述为“一种偏于逻辑理性的演绎，另一种则相对重视感性经验的作用。”此即其“特定含义”的涵义。从其具体分析来看，这个线索是较为符合事实的，并且，根据美学发展的实际，编者并不将之生搬硬套，能充分考虑到各美学家中这两种成分所占的主次，在将线索梳理到十九、二十世纪时，还能深刻地指出线索的变异，即在此期中，“西方美学的两大主潮就不再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分野，而是经验主义同科学理性相结合，而与非理性主义的对峙。”
至于“三个阶段”，“总论”是这样分析的：本体论阶段，指古希腊到中世纪一段时期，它以本体论为中心，是“用概念的逻辑推理建构起来的，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纯粹原理。”认识论阶段则起于文艺复兴，迄至十九世纪末，它以知识论为核心，强调对认识方式的探研，强调对人性各方面的探研，这种范式使认识论美学将美学的主要论题由作为“本体”、“理念”的“美”转为“审美经验”，将之视为人性特殊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有关人性的整体完成与自由实现；“语言学阶段”主要指二十世纪，它包括“语言学转向”后的英美分析哲学的理论方向，也包括大陆哲学中类似的理论方向（虽然对语言的看法与论述方式上有不同），这个阶段的关注点，在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语言、逻辑等（按：或者说得更宽泛一些，相对前两个阶段关注的“世界”与“主体”，这个阶段关注“物”），以此为基础，重新理解人与世界。这个阶段中人们主要在语言（关系）中寻找美的意义。④
上述阶段与线索构成了“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笔者以为大有益处。一可使阶段与线索互相补充，阶段展示了线索中的内在差异，线索体现了阶段间的互相贯通。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编者较复杂的历史观，即不再以简单的进化观、新旧观来看历史，而是体会到历史的复杂性。就此例而言，三个阶段，其实是三种范式、三种话语。三个阶段的每个阶段，都催生了美学的不同理论层面、不同概念体系，对概念赋予了不同内涵，由此产生了美学理论的复杂性。三个阶段的交替，一方面可视为一种历时性，即不同源生点的变更与替代，另一方面也可视为一种共时性，在后一种情况下，美学的各种概念、思维方式、理论布局的范式归属判定便成了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判定，有助于理解这些问题的内涵精神及使用方式。
然而，更需重视的是，范式更替是复杂的。范式更替不是对既有范式中全部概念等的全然抛弃，而是转型。一些质素被放弃了，一些质素则通过意义的转变、叠加、歧曲被吸收进新的范式甚至打乱范式分布。此时，情况就相当复杂了。《通史》用“深层结构”来取代简单的阶段论、线索论，显然考虑到了这些情况并暗示着这些情况。
如果用这样的整体把握来思考当代美学状况、发展，包括上述一些论点及其它理论问题，即可看出这种史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示与价值。
显然，中国美学不仅光受到“本体论”纠缠，也不仅光沉入“认识论”的网罗，它受到的制约应包括这两个方面。而且，不仅中国美学如此，世界美学也如此，这和“美学”这门学科在认识论阶段产生及美学思想在本体论阶段长期、充足的发展有本质关系。这种成分的存在，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种基础。当美学走出“认识论”或“本体论”之后，应落脚何处？笔者以为，当以“语言”研究为宜。“语言”指广义的语言，它在“意义”分析的基础上，具有广泛的视界与深厚的包容力，它进可涉及“世界”与“人”的分析，退可研究艺术品本文的结构；宽可思考各种性质符号中的各层次意义，窄亦可探求符号本身的各种问题。这种研究，容纳了学术性、批判性。纵观当前西方美学的状况，特别是结合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域与论旨，皆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示范与启发作用。这种落脚点的丰富蕴涵，自然优于局限于某家某派的结论；同时，它也不是毫无原则，在“多元化”的名目下任其“泛化”甚至庸俗化，它自有其严密的思维方式、分析方式以及判定真假问题的标准。
对于其它理论问题，《通史》的把握亦有所启发。例如关于“实践”美学的争论。诚然中国美学研究基本上都能认识到要将美学从认识论意义上走出来，但有的论者就因此要求全然抛弃旧有的范域与理论层面，甚至以用词来简单地判别整个理论的新与旧、对与错。“实践”概念在思想史上的认识阶段甚至本体论阶段已有丰富的内涵发展，于是一些论者眼中，“实践”不可以提，一提则是过时。这种论点显然忽略了“深层结构”中所蕴涵的范式更新的复杂性和概念内涵的多阶段性问题，而这种情况，在美学史中比比皆是，例如“想象”概念主要生发于认识论阶段的主体性美学，但在当代新型式的西方美学中，它通过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转换，仍然是理论的焦点，在当前文化批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又如海德格尔之复兴“存在论（本体论）”更非简单地回到传统形而上学。
美学史，尤其是当代西方美学的进展，对当前中国美学如何走出沉寂，实现转型、走向发展的启示是很丰富的。当前西方哲学，在“语言学阶段”的总体形势下，日渐更多地汲取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的成果，在保持对终极人文理想关怀的前提下，视野在扩宽，研究方式在变化，社会批判性也在加强；同样，当前西方美学，更是在汲取文艺学、语言学、社会学及其它多学科的成果上，使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更高的理想，以更亲和的态度、更广的视野，面对人生、社会，充当着文化批判或建设的先锋。当前中国美学思想的问题总的说来有两方面：一是对既有传统的清理认识还纠缠不清；二是面对新形势，如人文学科的“边缘化”问题措手无策、裹足不前。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对西方美学史研究中得到帮助。
此外，中国当代美学似还可有一个新的问题与任务值得思索。那就是在上述西方当代美学状况（这方面《通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的启示下，思考哲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美学一直作为哲学分支——其实，不仅美学，所有人文学科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对于美学有利有弊；利且不谈，弊的方面是，美学的一切问题，最终解决都到哲学那里找，同样的，文艺作品的终极解释，即其最终意义，也都在哲学那儿得到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成了一切人文学科，包括文艺创作的“基础”，它成了一切人文学科的“元话语”与“大叙事”，套用罗兰·巴特描述符号与语言的关系时所用的话，哲学是一切人文学科的终极“所指”。这种情况，至少在美学上与思想史中哲学与艺术的冲突与争论的实际常态相矛盾。如果文艺与哲学的冲突有其深层的根据，那么，作为哲学分支，最终指向哲学的美学是否有理由宣称自己可以理解艺术，可以把握艺术，可以准确、完整地表达艺术的智慧，丰富人类的精神呢？从美学史的研究来看，比如在《通史》的“深层结构”的理解上，可以看出，美学对哲学的附庸与依附地位，相当程度上是思想史上“本体论阶段”形成的局面与遗产，这种局面固有其深刻的原因，但它毕竟仅是一种历史性的局面，尚未有其必然性的证明；这个局面，在思想史达到“语言学阶段”，在上述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当代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是否还是如此或应该如此，是可以考虑的。海德格尔曾描述理想的精神境界为“诗”与“思”的交流（当然，他的思想是否已达到或始终保持这一境界是值得讨论的），尼采亦曾宣示要以艺术的本位来看世界，这些大哲的话，自有其异常深刻的道理，值得探究与实践。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美学简单地独立于哲学的问题，甚至它能否解决与成功的前景还很模糊；不过，它也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或者可有可无、可搁置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美学史甚至哲学史的启示下，至少它可以成为中国美学走出困境、走向对终极使命的肩负，走向在社会、文化中新的位置，走出一番新天地的一个“路标”。这方面，《通史》编者亦留有很大余地，在选材上，不仅重视了以往美学史不太关注的非哲学家类的文艺家的介绍，而且特别重点介绍了当前西方美学中哲学与美学互相融合、互相启发的情况，这种做法，似乎也宽容与启示了这么一种探索之路。
[收稿日期]20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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