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的复杂性特征——对机械唯物史观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复杂性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6)06-0086-07
一、流行教科书中的生产理论具有简单性、机械论特征
国内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关于人类生产、人类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的学说具有明显的简单性、机械论特征。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所建构的整个唯物史观理论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唯物史观的色彩。其基本观点及其相应缺陷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早期教科书对人类生产形式的范围采取了狭义化处理，仅只归结为物质资料生产一种形式。后期教科书对人类生产形式的范围加以扩充，除了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形式之外，还增加了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生产等形式。但是，对这三种生产形式，往往采取相互割裂的论述方式，仅仅看到了三者的相对独立性，而未能看到三种形式之间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
第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范畴进行简单性、割裂化的理解和规定：仅仅把生产力看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其实，在人类的生产活动过程中，不仅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会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物质性产品，而且同时会在改造人与人的关系中获得新的交往关系的产品。这样，讲生产力就必须同时顾及改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和改造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力的两个方面。
第三，仅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方面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而没有看到生产关系本身也可以成为生产力活动的内容。
第四，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基本矛盾确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由于经济基础是与特定社会制度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所以，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便是同一个环节。据此，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总是将社会基本矛盾描述为两对矛盾三个环节，并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可以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而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则只能通过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中介发生间接的相互作用。其实，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仍然可以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且，上层建筑也具有人类生产活动产品的性质，因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制度与设施，即“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 (P71)，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具体内容则只能通过特定的精神生产活动生产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 (P72)
鉴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观点中所呈现的缺陷，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理论，并应用复杂性研究方法重新予以解读，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和活的灵魂揭示出来。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四种生产和“全面生产”的理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中，曾经提出过许多不同意义的生产活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工具的生产；物质生产；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精神生产；生命的生产(自己生命的生产或他人生命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整个世界的生产；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① 上述不同意义的生产活动的提法，除了“整个世界的生产”和“全面的生产”这两种提法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概念的整体性意义的表述之外，其他提法在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四种基本生产活动形式：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交往关系生产。对于这四种生产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过较为详尽的论述。要全面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和生产力的理论，就必须对这四种形式的生产活动进行相应的考察和解读，而生产和生产力概念也理应是对这四种意义上的生产和生产力活动过程的综合概括。
物质生产指人类创造物质产品的活动与过程。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动物只是与自然界提供的生存条件保持直接的适应性，而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改造自然界，从而使自然界与人的需要相适应。物质生产便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有方式。在自然物不能以现成形态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人们便会通过某种创造性的活动去改变自然物的存在形态，使之成为能够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实现对自然物的利用、控制和占有。这就构成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类改造自然、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便是物质生产力。
精神生产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2] (P72)，它是人类创造观念形态产品的活动与过程，又称意识生产。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精神生产主要指精神生产者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如科学、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哲学等)和创造实践性观念(如方针、政策、规划、设计、模型、目的、计划、方案等)的生产活动，以及精神产品的分配、交换、消费，即精神交往关系与过程。马克思曾按照产品和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把精神生产区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够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一段时间内存在”，如书籍、绘画、图纸、拷贝、录音、录像、计算机软件等；二是“产品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教员、医生、牧师等等情况”，以及某些个体劳动中的仅供自己当时劳作所用的，在自己头脑中所设计的目的、计划、方案的生产和消费的情况，这时，产品在精神生产者主体的运动状态中即被他人或自己直接用来消费掉了。[3] 我们有理由把这两种形式的精神生产分别称为延迟性间接消费的精神生产形式和即时性直接消费的精神生产形式。精神生产为人类提供理论观点、科学知识、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目的、决策、行动计划和未来预见等，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类创造观念形态的产品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能力便是精神生产力。
人自身生产是指人类自身世世代代的繁衍，是人本身的肉体和智能的双重生产和建构的过程，包括繁殖后代、人的培养和教育等活动，所以又称人口生产、人的生产、人的生命的生产。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同时，也必须进行人自身的生产。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4] (P2)人自身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 (P67)没有人的种系繁衍，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既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也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优化控制的方式和能力便是人类自身生产力。
马克思在提出“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2] (P123)的同时，又强调指出交往形式的生产即是社会、国家、制度的生产，因为“市民社会”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2] (P87-88)，“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 (P132)，而社会组织则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2] (P131)。就交往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度乃是这种关系的习惯的、政治的、法的形式而言，任何社会的制度形式都可以看成是交往形式生产的产物。在人的生产活动中所发生的交往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首先必须是存在于人的生产活动之中的关系，同时又由这种生产活动本身生产出来，从而构成相应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生产活动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2] (P123)如此看来，从生产发生的条件的尺度上，交往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发展的形式，与作为生产活动的内容的生产力构成一对矛盾，但是，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尺度上，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又只能是生产发展的内容，只能是某种意义的生产活动过程本身。而人类生产和发展自身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的方式和能力便是人类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在谈及人类交往关系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生产力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下的一些论述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共产主义……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2] (P122)“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2] (P141)
从上述四种生产和四种生产力形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生产和人类生产力的论述是十分全面的和整体性的，他们并未把生产和生产力狭隘地归结为物质资料生产和物质生产力这样一种单一形式。在他们看来，人类自主创造活动的一切过程和产物都是人类生产的过程和产物，而在这所有自主创造活动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类生产的创造力都是人类生产力的具体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 (P89)
认真研读上述论述，再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生产和生产力形式的多样性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全面生产”的理论。它把整个人类社会，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过程及其产品，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需求和欲望，人类的科学和文化，人类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制度、体制，人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国家与社会都看作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所有生产活动形式、社会基本矛盾诸环节之间互为前提和基础、相互生成转化的互为因果、相互为己为它的内在融合关系。这是一种对人类生产理论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复杂性解读方式，由此更能清晰而准确、深刻而合理地揭示出人类生产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全面性、整体性和历史发展性的本质特征。
三、四种生产活动的内在融合的复杂统一性关系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交往关系的生产，这四种具体生产活动在社会生产的整体运行过程中不是分别孤立存在和展开的，而是处于互为基础和前提、相互渗透和映射、相互交织和贯通、相互制约和转化、相互为己为它的内在融合的普遍相互作用之中。正是在这种普遍相互作用的有机关联中，呈现出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产力的统一性、整体性、全面性和复杂性特征。
对于上述四种生产活动的内在融合的复杂统一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有过极为详尽和清晰的论述。他们写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 (P72)“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把它们看作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这样，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 (P79-80)
正是由于多种生产和生产力的普遍交织、渗透和贯通，因此不应当把多种生产和生产力看作发展的“不同的阶段”，而应当看作是一个统一过程中的“三个方面”和“三个因素”的思想，道出了人类生产和生产力活动内在融合的复杂性和统一性关系的秘密。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坚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解释人类的全部生产活动、过程及其产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承认物质生产一种生产活动或形式，排斥或否定其他形式的生产活动或形式；也不意味着否定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同时就交织、贯穿和实现着其他形式的生产活动。恰恰相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类诸多方面的生产活动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一方面，人类社会中所有层面的创造性成果都必须从人类具体的生产活动过程中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这些被生产出来的全部创造性成果又会成为后续人类生产活动的现实基础，从而制约着人类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2] (P92)
其实，前述四种不同生产形式的划分仅仅着眼于其产品载体表现形式的区别，如果从人类生产活动的现实过程及其产品的具体结构来看，这四种生产活动形式也总是内在融合地统一在一起的。
马克思曾通过对比蜘蛛和织工、蜜蜂和建筑师的活动，十分精辟地论述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并把精神生产作为物质生产的前提，作为贯穿于物质生产全过程的内在环节。马克思写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 生产者的目的、在生产者的观念中先已建构出来的关于生产结果的表象、关于生产过程的规划，以及始终决定和控制着生产过程的注意力和意志、方式和方法，等等，都是在精神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观念性产品。这样，在人的所有物质生产活动之中，就必然同时相伴着精神生产的活动，并且，精神生产始终为物质生产活动提供目的性、计划性前提，以及操作指引、过程监控、结果评价和检验等实质性生产活动的内容和环节。
不仅物质生产活动中交织和贯通精神生产的活动，而且精神生产活动中也交织和贯通物质生产的活动；不仅物质生产活动以精神生产活动为基础、前提和条件，而且精神生产活动也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前提和条件。人类精神的产物可以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第一种是主观呈现或储存的状态，它具体存在于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脑之中；第二种是客观储存的状态，它具体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客体结构的相应编码结构之中。
问题的要害在于，从精神产物的第一种状态过渡到第二种状态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它必须借助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中介，并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某种结果(产品)而具体呈现出来。一个最简单的知识输出活动，也必须依赖于书写、绘制、语声等相应的活动，并借助于笔墨、人体器官的中介，并在纸张、图版、空气的波形等物质基质的相应编码结构中实现。
当代的科学认识活动已经进化为借助于庞大的中介工具和设施来实现复杂工程性生产活动，例如，人类借助于射电望远镜、卫星、宇宙飞船对宇观世界的探索；借助于高速粒子加速器对微观世界的探索；借助于各种复杂的仪表、仪器对相应层次认识对象的定性定量分析。正在发展中的智能性电脑则更是着眼于替代人脑的部分认识加工和储存活动，并试图将人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储存过程作为某种客观工程性生产活动来实现。如果考虑到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创造、储存和传播方式的日趋复杂化的情形，这不仅是指电脑排制、大型机械印刷、光盘刻制、数码拍录，而且还指电视、网络传播、虚拟现实系统的营造，另外还指作为精神产品的载体的日趋精美的艺术化设计与造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精神产品”同样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
不仅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具有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而且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同样具有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任何生产者要从事生产活动首先必须以维持和发展自身生命的生产为前提。这里不仅是指处于生产活动中的个人必须通过呼吸、饮食、休息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必要的体力，而且还指一般自然人只有通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和培训才能转化为具有生产能力的现实的生产者，另外，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又需要通过他人生命的生产来解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类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都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在这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性的关系。恩格斯写道：“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4] (P2)
其实，不仅在人类社会中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是互为前提、基础和相互制约的，而且，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这诸多种生产形式从其最初的萌生开始就是互为前提、基础和相互制约着产生和进化的。这种相互制约的产生和进化指的是，任何一种生活物质资料的获取方式的改变，都会导致精神生产活动方式，以及种的繁衍的生命延续方式(两性交配方式和育子方式)的改变，而后者的改变又会促进前者的再变化，并且，前者的改变又须以后者的相应改变为其变化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人类的动物祖先的古猿的群体结构从原来的林栖型过渡到地栖型的同时，一方面改变了原有生活物质资料的获取方式，从原有的分散为小群觅食的素食者，转化为结成大群统一狩猎、采集的杂食者；另一方面也改变了群体中成员的精神性心理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产生了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新认识，以及由此导致的团结互助精神的强化；再一方面也改变了种的繁衍的生命延续方式，这主要是指与雌性交配过程中的雄性间的相互容忍和对幼仔的集中照管。男性外出狩猎和女性滞留居住地采集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女性固定发情期消失的性生理状态的变化，以及维系两性关系的新的精神性因素——爱情的心理活动的发生和发展，由此导致的便是人的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方式的变化。氏族禁忌规范和图腾的精神生产活动的成果导致了氏族的自我封闭和氏族间的相互隔绝，由此又导致氏族人自身生产的遗传基础的贫弱化和保守性倾向，同时也制约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氏族和两合氏族婚姻联盟的建立既是形成新的禁忌规范和图腾模式的精神生产活动的结果，又是打破氏族间性交往封闭性、克服人自身生产危机的新的婚姻方式的建立，同时还是发展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基础和条件。[6]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人们的交往关系并不仅仅是什么外在于生产活动的形式，而其本身同时就是生产活动的内容。在与其他形式的生产活动普遍交织、贯通和融合的现实运作过程中，人的交往关系既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内容、过程和产物。与交往关系的生产相伴，人们通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本身生产和交往关系生产的内在统一融合的“全面生产”的发展，不仅生产出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个人与他人的生命与生活的产品，而且同时生产出人与人的关系，进而生产出整个市民社会，生产出经济的、政治的、国家的关系、结构和体制，以及创造性地生产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属人的“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下的论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上述观点和理论的理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 (P68)“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 (P71)“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2] (P122)
四、人类生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复杂性结构
按照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相关观点，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因为经济基础是与特定社会制度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所以，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便是同一个环节。这就是两对矛盾三个环节的学说。相关观点还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可以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而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则只能通过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中介发生间接的相互作用。根据上述观点，可以将其结构模式表示为图1。
图1所表明的社会基本矛盾三个环节关系的缺陷是明显的：
第一，仅看到三者相互独立的特征，未能看到三者相互交织、贯通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第二，未能看到作为精神生产产品的上层建筑和作为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生产的制度化凝结的上层建筑的生产力属性，以及其与现实的生产力过程所发生的直接相互作用的情景。
第三，图1还只是某种缺乏历史的考察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其中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简单性原则的特征：一是对生产和生产力形式和内容理解的单一性；二是对三个环节的相互关系缺乏历史演进的生成性视角的考察。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只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而未看到生产关系也是从生产力中生产出来的观点的时候，在批判蒲鲁东试图通过某些简单关系的构造来解释所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试图“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2] (P149)的时候，也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对待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上的非历史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写道：“假定被当作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既然蒲鲁东先生认为各种观念在辩证运动中不能互相‘区分’，那么他就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自身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创造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2] (P147-148)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否定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在以往的生产活动中历史地被生产出来的，是因为他们试图将这种生产关系神圣化，并以绝对合理的名义天然、自然地强加于现存社会的生产力之上。马克思写道：“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2] (P151)
正因为采取了历史演进和生成的考察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看到了生产和生产力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以及诸多生产和生产力形式与内容之间普遍交织、贯通的内在融合的复杂性关系；正因为采取了历史演进和生成的考察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看到人们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观念的、思想的、政治的、法律的、国家与社会的上层建筑等等都是在相应的生产活动中生产出来的，并随着生产的运动和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这样，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先天具有的和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人们不可能超越现实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通过什么主观的臆断和匹配来任意地消灭或制造某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并将其强行施加于现存的生产力、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之上。
当然，在特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之上，在相应的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会成为后续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并与现实发展的生产和生产力过程构成相互作用的矛盾性关系。这是一种在历史演化和生成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不断生成、转化和多层级反馈环链相互作用的复杂交织的多元综合统一的矛盾运动关系。这一关系集中体现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诸多形式、成分、因素，诸多矛盾环节和内容之间的复杂综合的统一性关系：普遍相互作用、相互生成转化；普遍相互交织贯通、内在渗透融合、相互为己为它；普遍互为因果、前提、基础与条件；历史、现实与未来关系的多重全息映射，等等。
图2是在某种简化和一般抽象概括的层面上对这一复杂性关系的形象表达。
注释：
①关于上述不同意义的生产活动的提法，都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