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意识与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_文学论文

性意识与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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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本”代表了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女性的发言。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女性心理的、情感的、生命的历程,是女性自我追求、自我生存的心灵记录。对现当代女性文学中性爱意识的研究,我们看到女作家由对性的回避到对性的关注再到对女性性心理的揭示的演变过程,这正表明了女性生命意识觉醒的历程。

一、“五四”女性文学——对性爱的回避

女性有自己的生理、心理特征,如果为了追求男女平等,而抹去自己的性别标志,这本身就是不平等,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

五四女性作家显然还没有领略到现代女性解放的全部内涵,她们不自觉地遵从了男权社会中的条例和准则。尽管她们理性上激烈反封建反传统,但她们的落脚点有时仍然难以脱离传统的规范;她们在自觉运用现代观念去分析事物、解决问题时,却不自觉地参照了传统标准。由于缺乏更现代的性道德、性意识的观照,五四的女性文学作品难免重复传统的局限,或者以曲解了的新的性爱观念去代替旧的性爱标准。

以创作大胆而著称的冯沅君的《旅行》,曾被众多的研究者们誉为“五四”知识女性反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争取自身爱情幸福和个性解放的代表之作。但是,在男女主人公同居的十天里,他们虽然夜夜同衾共枕,然而他们的“爱情在肉体方面的表现,也只是限于相偎相倚时的微笑,喁喁的细语、甜蜜热烈的接吻”。作者借主人公,热情地赞赏他们爱情的纯洁,称之为“最高的灵魂的表现。”对女主人公性欲克制的赞许态度,反映出作者对人的正当要求的性欲的回避,对相爱双方守身如玉不逾矩的首肯,说明作者经过了“五四”洗礼后的灵魂,仍然维持着那种对传统性道德、性心理的无法割舍的依恋。

冯沅君在《旅行》里对少男少女守身如玉的赞美,庐隐对女性符号的回避,同是来源于传统社会压制人性尤其是女性的种种陈规旧习的影响,说明五四女性文学中性爱意识的传统局限。“五四”运动作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的本质和趋向规定了知识女性们的思考和创作。在那个时代,新女性们所要向社会显示的并不是有别于男性的精神特征,而恰恰是极力弥合人们传统观念中的两性差异,向男性看齐,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角色。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女性写作就具有了向社会宣言的姿态,面向男性、面向社会的写作立场决定了这一代女作家很难将女性自身作为关注的焦点,她们着意表达的是作为一个性别整体的觉醒了的新女性的苦闷、压抑与迷惘。她们一方面抨击封建道德对人性的摧残,高张起个性解放的现代旗帜,一方面又无法彻底摆脱旧的性道德、性心理的影响。

二、七八十年代女性文学——打开“玫瑰门”

从80年代初开始,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终于迎来了繁荣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涌入以及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浪潮的波及,当代女作家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和高涨。女性文学从“人的自觉”转向“女人的自觉”,同时注入了更多的女权色彩,“女性的解放”成了女性文学的重要关怀,出现了以张洁、张辛欣为代表的富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创作。

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几部作品的共同之处,是开始企图用“分辨”的眼光考察两性在社会、情感、心理和伦理等方面的关系,也许这还谈不上以女性为“本位”的眼光,但它至少意识到要对两性加以“分辨”。在男女两性对抗的思维模式下控诉男性文化压迫的主题使一时的女性创作,陈辞慷慨,深深的失望与悲哀弥漫在字里行间。80年代女性文本从群体范畴上揭示出女性自身的自卑与困惑,在获取功名过程中女性的挣扎进而与男性价值体系的认同。文本中的女性“雄化”现象正是男性中心话语的产物。

80年代中后期女性更注重性之于人生,之于女人的重要意义。王安忆、铁凝扩展了张洁、张辛欣的书写领域,把把女性肉体的觉醒带入文本。

王安忆勇敢地涉足性爱这一领域,她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正是以性爱为聚集点,集中透视在纯粹的情与欲的纠葛中,人,特别是女人本体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内涵。在《小城之恋》中,王安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经过热烈情欲的骚动与洗礼后,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达到对男人、对本我的超越,充分表明了王安忆对性爱之于女性人生重要性的一种深刻理解。女性在性爱面前比男性更注重、更强烈需要的不在于性本身,而在于一种关系的体悟。王安忆是将人的性欲作为一种本体,一种核心,一种存在,一种动源来描绘,借以探索社会化了的人的自然本质。她在宗族血缘关系为正统观念的近似中世纪田园景象的背后,展示出一个似乎只是由于现代人探讨人类性饥渴的命题才有的世界。

从80年代中期起,残雪以自身一整套意象、句法、叙事面目,颠覆了既往男性话语所指定的女性小说文本。她的小说更直接逼近女性欲望丑陋的一面,《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在一幅表现出非常世俗的意向里面,将女性圣洁的偶像击得片甲不留。在这里,妇女心灵的成熟与健强,主要表现为女作家对女性自身采取的一种彼岸性的审视的目光。她们不再将激情一无保留地投入对“贞女”的赞美,或者对“妖女”的不平。而是在静观与剖析中显示着现代女性的心灵力度,在冷峻的审视中,重塑现代的女性人格。残雪作品的风格可能给人以矫枉过正的偏激感,甚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过程中的“性别遗忘”,但这对于越出男性审美趣味强加给女性书写行为的种种限制,是不可省略的。

铁凝更注重挖掘表现在传统文化环境的制约下,作为类存在的女性的生命本相,她在作品中用了一种较明显的女性视角,一种女人味极浓的叙事口吻。这突出表现在她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中。

在《玫瑰门》中,铁凝更突出更注重作为个体的、个性的女性性心理的剖析。她深入到了女性生命世界最隐蔽的角落,勇敢地打开了那扇曾经紧闭的闺门——玫瑰门,从性别的角度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及其脉动。这对于女性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对司猗纹形象的塑造,铁凝大胆地引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性爱观念,又巧妙地把传统道德的善与恶都交织在司猗纹身上,逼近原生状态地揭露了她变态的性心理及其隐型文化人格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和自渎倾向,从而使司猗纹形象超越了曹七巧形象的单纯恶性发展而更富立体感和现实性。在苏眉12岁时的那个特别玫瑰的春天,她对自己身体的变化感到莫可名状的欣慰,在作品那欢畅抒情又惶惶不安的文笔中,我们看到的是性意识的萌动,生命意识的觉醒。因此,“玫瑰门”寓示着性意识的觉醒开放之门,生命意识的突发之门。苏眉正是靠着生命意识的觉醒,开始了自己充满希望的生命轨迹的构建。

《玫瑰门》对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到来,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铁凝的意义在于她表现了女性肉体的觉醒,以空前的胆识切入女性原欲世界,从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本体,从而对女性的探究也就上升到了性心理层次和潜意识层次。这是划时代的标志,是女性真正长大成人,面对性别自我,寻找女性出路的标志。铁凝以性为视点的新关照方式和女人味极浓的叙事口吻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个人化女性写作。

三、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一个人的战争”

90年代出现并活跃至今的真正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女性个人化写作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一些年轻的女性作家把目光从对男性的声诉转向对自身世界的探索,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关注女性的个体,以个体生存体验表达女性集体的生存经验,从社会生活空间走向私人生活空间,从类走向个人是个人意识的觉醒。

作为女性作家,自身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往往成为写作中最自然的契入口。在少女成长历程中,“性”永远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不管这一步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遭遇,还是怀着期待与好奇的试探之举。林白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作者以回忆的叙事口吻向我们描述的纯然是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那独一无二、刻骨铭心的体验。她把少女“性”觉醒的过程表达得从未有过的坦诚和富于激情。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是一次女性的自我迷恋,是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教育与习俗告诉女孩关于身体的骚乱与迷狂是丑恶和肮脏的,但勃勃生长着的身体以她自己的语言向“我”诉说着那波涛般起伏的欲望,那么顽强。一个少女所经历的痛苦考验:发育、性觉醒、初次的情欲、初次的性兴奋、恐惧、厌恶、暧昧不清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当一个少女意识到她的内身本质,而这个事实与憧憬中的纯洁偶像格格不入,出于羞涩少女会拒绝自己的内身现实,林白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这种拒绝几近虚伪。在女性笔下性与爱必须融为一体,缺乏爱自然是无法言说性的快乐的,这种灵肉必须合一的信念使女性在性爱追求中将承受更多的痛苦与磨难,为此也显得更执著、更坚韧、更纯真。性爱作为女性成长过程中最醒目的标志,其中所有的幸福与痛苦都将一起成为女性寻找自我、塑造自我的力量源泉。

在《与往事干杯》中,陈染叙述了“我”的两个性爱故事,塑造一位通过性爱体验成长起来,拥有独力思考世界和人生能力的青年知识女性肖檬。陈染对青椿少女性意识觉醒后既惧怕男性而自守,又渴望男性而脉脉含情的躁动不安,以及女性在生命内部重大变动时期(如初潮)既张皇失措又甜蜜沉静的矛盾心情做了极为细腻、清晰的描述。同时作者还用了大量篇幅描绘女性原欲觉醒之美,传达出女性认识世界即认识自身身体开始的女性独有经验。《嘴唇里的阳光》中,女性作为两性关系中性主体出现在陈染笔下,她们不再是男性小说和一般传统小说中被玩赏的欲化对象,也不是一般守身如玉的女性理想者。陈染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敢于以女性性别角色去体验、认识世界,探索两性关系中灵与肉的存在,传达出女性的自我醒悟。

90年代的具有内省意识的女性经验小说,那种非常个人化的女性写作,那种直率的性别话语方式,那种执拗地探索女性隐秘的内心冲动,标志着女性写作立场的转移。如果说在张洁、铁凝她们的小说文本中,女性作家一直是在某种社会政治的历史背景下讲述着她们的女性经验女性故事的话,那么在林白、陈染的小说文本中,我们所读到的乃是一种极为纯粹的几乎与社会、政治不发生什么联系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故事。

四、结语

性禁忌是男性秩序的最深、最坚固的堡垒,也是男权用以压迫、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试想,当女性连如实诉说对自己身体的感受的权利都没有,她还何谈更多的自由)因此,女性主义的叙事集中从这个层面突破男性话语的封锁。对女性主义作家来说,身体的描写、性的描写与其说是带来了小说的“故事”,不如说是带来了一种挑战性、抗拒性的叙事“形态”,性已经成为她们笔尖最锋利的那一微细的部分。如果说专注地凝视自己身体是女性主义寻找其叙事方式的初始点,那么,这种视线就不仅仅引出了有鲜明和果敢的性意识的反叛主题,也不能不引出一系列相关的叙事艺术倾向。

对于女性个人化写作,克里斯蒂娃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其自身就带有“革命性”,它可以进一步证明传统社会的秩序有可能从其内部得以转换。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一直被摈拒于自己的身体之外,一直羞辱地被告戒要抹煞它,用愚蠢的性谦恭去打击它。今天,女性作家大胆地无所顾忌地自由抒写,这本身就表明一种解放,同时也意味着女性意识开始独立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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