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若干个困难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若干个论文,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个事实，经济热或者过热
对通胀的预警源于去年7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一次会议上的表述。
在周小川作出预警反应的同时，亦即与信贷投放过猛相伴生另一个事实——过度投资，同样是经济学界议题重点。2003年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达9.9%，一般描述是“中国经济多年未见格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此时提供的一份报告，在描述了经济运行的新变化同时，提醒说“局部行业出现过度投资”。
学界的声音在政府部门也得到回应。去年7月的“2003中国钢铁产业链战略发展与投资峰会”上，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称：政府相关部门将要对钢铁、汽车、建材等行业进行整顿。
今年年初，在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称，“局部行业出现投资过度”。那份充满各种数据的权威统计公报，给出的数据是：工业投资增长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1156亿元，增长3.7%，增速比上年回落19.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15007亿元，增长39.1%，加快16.2个百分点。部分工业行业投资高速增长。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事实上，也就是这些行业成为讨论是否“过热”的关键领域。如此格局下的中国经济与GDP增长方式，国家统计局核算司综合处处长施发启向记者出具的结论是：“投资拉动（支出法）与第二产业（生产法）拉动，第二产业中重工业又高于轻工业的增速。”
在央行的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同样对周小川半年前的判断给出了正面的数据证明：200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1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在这份报告里，同样说明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整所形成的结果：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月均增加2965亿元，第三季度月均增加2300亿元，第四季度月均增加979亿元。对于这样一个贷款月均增长很陡峭的下降曲线，宋国青甚至描述说，“信贷控制下手太重”。
央行的报告分析新增人民币贷款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基建贷款增加6373亿元，同比多增3199亿元；二是个人消费贷款增加5091亿元，同比多增1397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增加3528亿元，同比多增8 57亿元）；三是票据融资增加3403亿元，同比多增1171亿元；四是农业贷款增加1531亿元，同比多增354亿元。这四项占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额的60%。
“货币信贷增长过猛”、“部分工业行业投资高速增长”——2003年度GDP的9.1%增速背后两个显著事实，构成了讨论中国经济结构最为关键的核心事实。中国经济热或者过热，达成结论的所有材料都在对这两个事实及其复杂的相关因素更缜密的分析之中。
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力
历史上固定资产投资的异常增长都伴随着经济过热——货币信贷增长过猛与部分工业行业投资高速增长这两个事实同时出现，对200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对今年经济趋势的分析，最容易的推导是：过热——通货膨胀。不过，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宋国青向记者给出的解释是，“贷款的高速增长是贷款和需求互相推动的一个结果，而总需求之所以增长迅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盈利预期刺激了投资的增长。”但是，这一解释并未取得广泛共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撰文分析：“（高速增长）看起来是国内价格的回升诱发了企业扩大资本支出，但实际上，国内银行信贷的放松才是推动投资热的最主要因素，而价格回升不过是因为能源价格大涨所致。”
从技术面来观察，许小年分析说，过去1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可持续实际增长速度大约在10%～20%之间，但现在的投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由此，由于投资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增加原本就已经过剩的产能，中国有可能因此而重新陷入通货紧缩。使许小年得出这一结论的基础，是他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在显著恶化”的判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汲凤翔对讨论通胀与通缩问题显得谨慎，“看起来，现在是侧重于反通胀”。他更着重于分析的是目前投资的质量与效益问题，“当前投资活动中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数量和速度问题，不如说是质量和效益问题。如果所有的投资都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并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收回投资、获得利润，则投资增长就不存在过热的问题。”他提供的数据表明：从投资效果系数观察，1994年为0.71，1997年下降为0.26，2002年下降为0.15；投资的弹性系数从1997年的1，到2002年下降为0.47；投资的边际产出率也从1997年的3.34下降为2002年的1.20。这意味着从宏观的角度看，近几年我们的投资效益并不理想。
价格传导，通货膨胀或者紧缩
“货币信贷增长过猛”，“部分工业行业投资高速增长”——在这两个事实的基础下，央行在其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推导通货膨胀，亦叙述得十分周全：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首先要分析价格传导过程。目前，我国的价格上涨具有上游产品价格涨幅大大高于下游产品价格涨幅的特征，具体表现就是生产价格中初级和中间产品价格涨幅高于最终产品，购进价格高涨幅高于出厂价格，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于消费资料价格。如果价格传导顺畅，一段时间后生产价格的高增长就会最终传导到消费价格上，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历史数据显示，投资品价格变化超前于消费品价格变化大致一年左右，投资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一般会反映到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来。但如果受最终消费需求的约束，初级和中间产品的价格上涨无法传导到最终产品，就会形成某些行业或某些生产环节的生产能力过剩，最终导致通货紧缩。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当多数经济学家认可这种价格传导，相信上游价格会渐次传导至下游并最终形成消费价格的上扬。但例外的声音不是没有，专门研究物流与价格的商务部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学者陈克新给出的结论正与此相反。陈注意到国内原材料价格的明显上涨始自2002年，这年年底，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年初上涨3.18%，而进入2003年，涨速显著加快。在当年的3月，全国钢材平均吨价同比增幅超过14%，天然橡胶则比上年同期上涨近一倍，石油及油品同比涨幅在三成以上。但一年多时间对价格起伏的细心观察下来，陈克新向记者分析说，“现在只能说上游价格，只有不多的部分去传导到下游产品”。
陈克新的个案是，铁矿石全球性价格上涨，一般超过30%，也有超过50%的，这是原材料部分，初级产品如粗钢与钢材涨幅亦超过铁矿石，但如果以热轧或冷轧薄板为例，它们所形成的最终产品是空调，冰箱与汽车，“你说这些产品完全没有涨价，可能不现实，但降价却是它们主要的趋势。”再比如天然橡胶，其原材料差不多上涨近一倍，但轮胎价格上涨不到10%，而汽车的价格却整体在下降。
对此的解释，陈克新说：“对原材料与下游产品的涨价，要注意这样几个背景，其一，它们受资源限制，一段时间不可能生产出那么多的铁矿石，一旦需求产生，就会形成拉动，形成价格迅速上涨；其二，由于原材料的这种敏感性，使得它的价格在期货市场上容易被放大；其三，由于早些时候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已落至底谷，有价格自然反弹的原因，也有相关国家政府实行的保障措施。如此就将价格拉了上来。但从下游产品的现状来看，由于竞争激烈，同时也无投机资金介入的可能，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使得价格传导不会像人们想象那样。”
更多与数字打交道，并且有统计学背景的学者似乎更同意陈克新的分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李晓超与记者一道梳理这种种价格变化及其可能的影响后说，“从长期来看，通缩的压力要大于通胀的压力；从短期来看，总体上的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改变”。
支撑中国人民银行判断“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理由仍来源于具体数据，央行的报告分析说，2003年前8个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持续小幅增长，但从9月份开始快速上升，12月已高达3.2%。因此而初步估算，2004年同比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为2.2%，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涨价，全年物价上涨也会达到2.2%。与此推论相一致的是，央行监测企业间商品批发价格变化情况所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年1月商品价格总水平较上月上涨1.2%，较上年同期上升6.7%。正是这一数据，使得各位学者对通货膨胀或者紧缩的讨论变得谨慎。
即使这样，经济学家任若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阐述了他对央行与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与其间差异的疑问，“央行发布的是企业间商品批发价格指数，而国家统计发布的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这两者，一个是批发价，一个是零售价，如果要将两者进行比较，必须注意这两者之间可能变动的因素是商业费用。如果两者之间背离过大，比如现在看到的批发价格大幅度上升，而零售价格变化很小，则意味着商业费用有较大的变动，来消化批发价格的上涨，这似乎不太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任若恩发现两个机构的数据差异，他举例分析：按央行的价格指数，2002年11月物价总水平继续呈快速上升势头，较上月上升1.9%，较上年同期上升5.5%，1～11月较上年同期上升1.9%。而按国家统计局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显示，11月份全国价格比上年同月上升1.4%，而1～11月较上年同期下降0.3%“这两者之间的分歧实在过于明显。”任若恩说，“如果不通过部门协调来消除这些差异，对宏观经济的判断达成共识会非常困难。”
粮食及其价格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农业部分，“全年粮食种植面积9941公顷，比上年减少448万公顷”，“全年粮食产量43067万吨，比上年减产2639万吨，下降5.8%”。这一轮的粮价上涨始自去年9月～10月间，统计表明，其涨幅与上年同期比较，由10月份的上涨3.2%递增至11月份的10.8%。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消费价格处处长刘文华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描述他对这一轮涨价的一个发现：粮食成品，包括面粉、大米以及食用油、饲料差不多同步上涨之外，畜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也一并上扬。一般而言，也如工业品原材料、上游产品与下游产品价格传递有个时滞一样，稻子加工成大米与饲料，然后进入禽类养殖，到达畜肉制品、蛋制品上市也有一个时滞周期，但此次上涨打破了这个一般规律。刘文华的解释是，“引发商品价格连锁反应有两条因果链，一是成本效应的纵向链环，另一条是‘比价效应’的横向链环。事实上，这一横向链环作用更为明显。粮食上涨了，消费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会减少粮食购买，而选择食用畜肉制品和蛋制品。”
看上去这一轮的粮食涨价似乎有些突如其来，但更具体地分析国家统计局的公报，秋粮的产量为30501万吨，占全年粮食产量71%，是夏粮与早稻产量的2倍多，而去年减产比例也是秋粮最高，达7.1%。秋粮减产，意味着全年粮食减产，而局部的粮农与粮商也会从中发现“商机”，粮食上涨由局部蔓延起来。
仍从统计数据上分析，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创历史最高水平的51229.5万吨，出现了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局面，粮价也随之进入长期低迷，随后开始逐年减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记者任波在调查中发现，尽管2003年全国粮食需求超过4.8亿吨，而近年来当年的粮食产量虽产不足需，却由于库存充足，粮食供大于求的格局一直未发生真正变化。一方面近年来粮食总供给有较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市场粮价反而持续走低，这表明库存在填补着粮食供给与消费之间的巨大缺口。
过去一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统计公报表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0%，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只有4.3%。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分析说，目前60%～70%的农民仍是从种植业里获得收入，农副产品涨价有利于农民增收，这比其他任何补贴和投资都更为有利。而对于消费者，目前的粮价上涨没有拉动物价全面上涨，而服务价格、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在整个物价总指数上涨当中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粮食。
政府的宏观调控
经济发展是否过热，未来更可能通胀还是通缩，各方论争很难有具体结论，负有宏观调控职责的中央银行，虽然面对的是“准以判断”的局面，却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比较而言，赵晓说，“央行对物价最需要负责任，如果通胀起来，而央行失察，就要承担最大的责任”。
央行的措施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去年6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简称121文），银行业内人士估算，2003年上半年地产贷款占了全部贷款的17%，数额并不算太大。但由于房地产企业一般自有资金规模不大，因此其高负债率，容易将风险转化为银行的风险。由此入手，被普遍认为是信贷即将收缩的一个信号。
稍后的8月，央行再次宣布，将法定准备金上调1%。从9月21日起，除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都须将存款准备金由现行的6%调高至7%。央行自己正式的解释是，“有效控制货币信贷过快扩张”。银行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的银行系统准备金余额是1.6万亿元，上调一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大体将冻结商业银行1500亿元的超额准备金，“是最有效控制信贷的工具之一”。
即使从央行的报告上看，人民币贷款月均增长也从第三季度开始曲线向下。
重化工业时代，GDP增长与就业压力
放在更宏观的格局里观察，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以及是否需要收缩，有经济学家分析说，其决策权未必在央行，而是需要最高层判断决策。复杂的一面在于，目前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并不单纯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今年年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GDP增长的规划是7%，在去年增速达9.1%的情况下，定出这样一个显得不高的指标，任若恩认为“这是一般常规做法而已”。但赵晓提供的解释则不完全如此，“这不代表今年GDP的增速就只有7%。但为什么这么定，中央政府可能担心，如果上面定得太高，下级政府就会层层加码，大家都拼增长率。事实上中央政府不希望大家太过关注GDP，而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平衡发展。这是其用心良苦的一面”。
GDP增长率是各级政府可以比较政绩最显性的数据，“但本届政府更加优先的目标，是充分就业。”赵晓说，“所以宏观政策取向从增长优先转移到就业优先。”
“即使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充分就业才是目的。”但任若恩根据初步统计得出的结果是，“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的就业岗位是260万个，90年代初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曾高达370万个，但随后就开始下降。2003年的经济增长持续了90年代以来的结果，在大多宏观指标继续向好，并始终保持全球最高的情况下，就业形势却没有改善。”任若恩说他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理由，而这正是他最近选择的重点研究方面。
记者就这一问题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刘世锦讨论，他的解释是：“不能把经济增长仅仅看成是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升，那样就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中国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就业问题放在这一阶段里，刘世锦的数据是，“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这可以部分解释近一两年经济增长较快，但就业压力仍然很大的现象。”
赵晓对此亦有自己的思考，他分析说：“最大的因素是产业结构。资本密集型企业比劳动密集型用工少；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用工少；工业比第三产业用工少。但目前那些用工少的企业却正是拉动经济最重要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宣称容忍“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的赵晓说，“如果打压经济过热必然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这是代价太大的选择。”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任若恩说，“一般情况下，无论谁更不喜欢通货膨胀，但在中国更有一个现实问题。在通货紧缩时期，那些城市贫困人群尚可以过温饱生活，但通胀，即使是温和的通胀，物价上涨，这些弱势人群的状况将更差。弱势人群对通胀的承受力大大低于中等收入人群。”任若恩根据全国总工会与民政部公布的数据计算，“估计目前全国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可能超过2500万。而我国许多城市最低保障线在300元以下。”
在这样的现实下，选择何种经济政策，未必单纯出于经济学的理论，而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