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东大学，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我们提出农业现代化这以口号已经多年，但是制度上的现代化仍旧没有实现。本文就现代化转型期下中国农民的负担与乡村治理模式展开论述。中部农村地区为追求发展，一味地模仿东部地区招商引资，建立乡镇企业，但是由于自身条件限制，这样只能加重农民的负担，陷入贫困循环。我们必须寻求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改变中西部农村的现状，使现代化不是一刀切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实际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现代化;农民负担;乡村治理
1.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村土地问题
关于家庭承包经营问题，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一种意见认为家庭承包经营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但有局限性,甚至认为已经到了尽头,生命力已经完结。理由是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经营规模太小,劳动生产力很低,阻碍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家庭承包经营符合农业的特点,不仅适合传统农业, 也适合现代农业,这是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变。为解决农民承包土地权不断受到侵犯、集体所有土地不断流失的问题, 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国有化,把集体所有土地改为国有, 由农民“永佃” ;另一种主张私有化,把集体所有土地改为私有。我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改革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是以土地制度为突破口,在维持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权、生产经营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促进了农业的全面高速增长。但是,由于人多地少,土地分户经营,规模很小,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在保留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实行经营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形成一批经营大户,扩大了经营规模,推进了农业的现代化。
2.转型期中的中国农民负担问题与贫困循环
首先是农民负担问题。这是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央十分重视,发了很多文件,开了很多会议,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成效甚微。2000 年在安徽试点费改税,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以及产生负担的根源问题。费改税的做法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明末清初的“一条鞭”即属此类,对此黄宗羲作过批判,被史学家称之为“黄宗羲定律”。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不能治标不治本,不然总是要反弹的。治本就是要治源头。治源头就是要从上到下“拆庙” 、“搬菩萨” 、“转变政府职权” ,不是一般地精简机构、减少非编制人员所能奏效的。本书作者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切中要害的。作者建议将目前的中央、省、地市、县、乡、村五级改为中央、县、村三级,乡作为县的派出机构, 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与正在转型的市场经济基础严重不协调,也是产生腐败而又难以根治的重要的制度因素, 已经到了非改不行的时候了。
其次是贫困循环问题，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土地成为了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重要手段。纯农业收入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广大中部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乡镇企业，因此贡山也收入非常有限。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不高，而农民没有自己的定价权，因此依靠纯粹的农业收入只能使得农民保持温饱的水平，曹老师在书中详细的介绍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一日三餐非常单调，每月仅有一次肉食，几乎没有其他消费。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当地稍微富裕的农户主要是外出务工或者依靠知识致富的家庭。因此农业以外的经济收入就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农民的主要支出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教育、医疗、婚丧嫁娶以及人情往来成为农民支出的大头。
由于农民手头没有足够的收入，他们往往只以温饱为生活目标，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需求，更不用说去长夜投资，因此农民增收的渠道依旧有限。外出务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工作不够稳定，并不能从很笨解决问题。曹老师在书中曾指出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仍旧保持着小农经济的传统。农民除了和大市场进行有限量的交换之外大多是基于人情网络的礼尚往来，因此说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方式并没有深入到这一地区。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充分发挥，有限的价值没有进行增值的渠道，而是一味地消耗，这样又进入了另一种贫困的循环。
3.政府职能转变与乡村治理模式
乡镇级别政权以及村委会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权小、位卑、责重。从书中可以看出，农民对于这一级别的干部普遍印象很差，而对于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却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普遍认为上面的政策的好的，知识下边执行不力。但是乡村级别的领导干部却是在完全执行上面的命令，或者是严格的完成上面部署的任务和指标。这一级别的政权仿佛双面胶一样，上面职责其办事不力，作风粗暴，而民众又对其给自身施加的负担不满意。究其原因在于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地方史记，例如农民普遍抱怨的集资摊派问题，一方面由于个别官员谋取私利，但是更多的是基层政权没有足够的经费维持正常的运转，很多不切合农村实际的政策更是加剧了财政的困难。书中提到一个例子，一个不到3万人的贫困小村每年用于订阅报刊的费用就达到12万元，而且一些冗余的机构设置确实没有必要。义务教育的费用也是基层政权财政支出的大头，约占75%，但是必须自筹经费。还有办公、开资开支使得基层财政赤字非常严重，而这些负担也逐渐落在了农民肩上。摊派造成的如此负担也反映了我国基层政权所属地位的尴尬，基层政权只是作为上级政权的派出机构，单纯的执行命令，而无自己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并贯彻执行的能力。在僵化执行某些不合理的命令之时必然会导致干群关系的激化。如何使得基层政权有更大的自主，如何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更好的贯彻实施应该是日后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基层政权财政的窘迫，所谓的第二财政或者说是执法经济成为了某些地区的现象。在本书中，主要是拥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滥用手中权力进行罚款，而这种执法经济在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更加激发了干群矛盾。此外政府一系列不合理的发展规划也成为了这一现象的诱因。上一级别的政府盲目模仿东部沿海富裕农村的致富手段，大力进行乡镇企业的建设，但这些建设的资金只能从农民手中赚取。该类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和东部差距明显，所以造成了投入产出比列失调，企业效益低下，而政策的制定者却从不为决策的失误而负责，造成的亏损也只好由农民买单。曹老师为此提出了乡镇自治、减少行政级别的意见，但对基层权力扩大之后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没有进行论证。
4.小结
研究中国的实际应该走出书斋，多参与社会实践，不仅要读纸面的书，更要阅读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学人应该做的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解释概念和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大城市的现代化，更应该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对于面临社会转型和大变革时期的红果，我们更应该脚踏实地，了解民生、关注民生，为社会的发展、民众的需要而积极地探索。
参考文献
[1]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作者简介：刘正艳（1994.10—），女，山东省烟台人，烟台市芝罘区鲁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
论文作者:刘正艳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5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