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路径探析
张叶晔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结合新时代“互联网＋”的大背景，文章通过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结合具体实例与数据，使用文献分析法探究了技术革新、社会民众思想革新、社会参与方式革新的条件下，中国网络慈善和现代公益的建构发展路径、现状及问题，以期借鉴已有经验和借由有效对策来规避可能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互联网＋；公益；网络慈善
1 研究背景
“网络社会”这个概念上世纪70年代被曼纽尔·卡斯特（2011）提出，他认为这是一种由技术发展而生发的一种新型社会结构。从公益视角来看，这是一个由新技术催生而来的网络民权社会。
一方面，因为这个平台的公众性和围观效应，民意和诉求常常能得以充分的表达与满足；另一方面，网络支付渠道的拓宽和创新也为网络慈善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互联网的开放和高效更是利于资源的大范围动员和监督反馈机制的建立，公众借由互联网这一平台参与公益项目的全过程不仅有助于公共责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也有助于当下慈善事业的创新发展。
“受学徒观察高度影响的最终结果就是很多人认为教师教育课程对师范生产生较小的影响。”[3]因此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进行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和调整的时候，应考虑增加教学法、课程设计、语言教师职业发展等课程的比重，通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具备辩证评价教学的能力。即使其能够正视早期教育的利与弊，正确的延续有益于教学的经验及传统，摒弃不利于教学的手段和措施。规范教学，有能力撰写规范的教案和讲稿，做好充分的准备，能够通过观摩熟手教师的课堂从中学习宝贵教学经验并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尽管我国“民间慈善”从上世纪末久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在网络新媒体崛起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官办慈善”才是我国公益事业的主流。在信息化潮流的影响下，传统的慈善模式低效、冗杂、行政化的弊端显现，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低下的桎梏也待寻求突破；此外，“郭美美事件”等恶性事件的披露，更使得传统官办公益的公信力受创。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间”的，探寻适应时代潮流的创新发展路径的必要性凸显出来。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来自某企业印染废水生化尾水经树脂吸附-脱附后产生的树脂脱附液。采用的纳滤膜和膜分离设备均购自合肥世杰膜有限公司。纳滤膜的截留分子量在200～300 Da，可以截留大部分的有机物，同时可以让小分子物质及无机盐离子透过。本实验在温度为15～30 ℃、操作压力为1.0～2.0 MPa条件下进行。由于纳滤膜的耐碱性较弱，故进入膜分离装置的树脂脱附液的pH不能高于12。
将转染后处于对数生长期的SUNE-1细胞使用胰蛋白酶消化后，制成单细胞悬浮液并以1×103细胞/孔的密度接种到96孔板中。在培养7 d后，加入20 μL MTT测定液，每孔充分混合均匀，并在37℃下孵育4～6 h;将孵育后的上清液与150 μL二甲基亚砜充分混合溶解，48 h后在49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计算鼻咽癌细胞的增殖，实验重复3次。
互联网公益的加速发展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和几次危机的推动。以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南方雪灾为代表的灾害事件和日益成熟的电子支付和信息沟通平台，为慈善事业中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提供了动力和渠道：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显示，2008 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为 1070 亿元，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了企业捐赠，改变了我国公益捐赠格局中个人捐赠严重不足的局面。 时值传统公益慈善公众信任濒临破产之际，公益事业在技术革新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0年，“微公益”被《公益周刊》列为年度十大热词之一。2011 年，记者邓飞在网络社交平台之一的微博上发起的一系列“微公益”项目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和参与，如“微博打拐”等，这一理念随着公益主体从政府到民间，渐入人心。随着以微博为代表的 web2.0服务的公益平台技术发展，将新媒体与公益结合的众筹应运而生，相关的专业平台出现在大众眼前。《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指出，这一年我国大众慈善正式加入公益主流，也是在这一年，我国开始就慈善事业的立法工作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中国公众的公益观调查报告 (2017)》显示，随着“互联网＋公益”效应的日渐显露，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渠道。
对于“公益”和“慈善”这两个概念，通常被认为分别是上位和下位概念的关系，也被认为是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态。尽管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公益学界都不做区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实现从基于等级差异的、较为封闭的恩赐式慈善，到基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开放式的现代公益模式转型，是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技术和思想上的共同目标。
2 我国互联网公益发展及现状
不难看出，随着支付方式变革和新社交媒体应用这两次互联网技术革新为“互联网＋公益”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以“格桑花”事件为代表的网络慈善丑闻，也在冲击着这一新兴公益慈善发展途径，网络环境中的公益慈善事业缺乏规章与参照，公众意识、组织建设也不够成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2016 年颁布的《慈善法》尽管对于新生的网络慈善方面解释甚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公益慈善领域法律的空白。随着《慈善法》的颁布实施，互联网公益开始与线下公益结合，向着规范和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二者共同推动公益事业的跨越发展。“互联网＋”时代的新慈善事业体系既要有完善的监管机制，又不能像传统官办慈善那样受到过多的行政化制约，这需要大众网络慈善理念和慈善文化的传播，更需要实践经验来推动网络慈善参与方式的革新，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中国现代公益事业呈现出多元参与的态势，正面或负面的经验教训都是发展道路上的助推剂。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慈善得以迅速发展。但是，一些由于制度、环境、管理等因素滋生的违法乱象也给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鉴于此，在“互联网＋”背景下对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新的发展路径的探析，要求我们总结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透视网络慈善的现状、模式、问题及对策，借鉴已有经验，在未来的公益发展中改善和规避相关问题。
作为第一家由互联网业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腾讯基金会于2007年6月成立，这在互联网公益领域具有相当的意义。尽管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项目、体制都比较零散，但依旧具有相当的开创意义。到今天，“腾讯公益”依托强大的微信平台，成为了社交媒体时代公益传播中的代表作。
回到十年后血海肉林的灵宝谷，如果届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出手杀了哥舒翰，去掉将要轻出潼关的主帅，大军就会由混乱里镇定如常，反攻叛军，稳住阵脚，回师潼关，天下的大势就会发生转换，大唐的元气会重新凝聚起来。
3 风险及对策
从法规制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政策和监管的风险。比如，《慈善法》中规定个人不能公开募捐，只能求助；那么，网络募捐平台对于求助信息真实性的把控、对募捐程序的监管、对所募集善款的转交，这一系列过程很容易都受到网络本身虚拟性的干扰。除了对于网络空间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以外，享有监督权的各监督主体之间责任的不明确也直接导致了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互联网公益慈善机构既缺乏内部监督自律机制（受众覆盖广、局面分散），也缺少来自官方和社会的监督（相关部门权责不清、个体扩散信息无法保证真实性）。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确保政策配套并广泛征求意见完善相关法律，把握当前公益慈善事业社会化、平民化的特点，明确和构建多元主体、多方参与的定位和机制。
从组织建设角度来看，存在有组织与运行的风险。市面上大部分互联网公益机构都是“草根”背景，有限的规模和资金导致成员流动性大且缺乏专业性，尤其是财务方面，容易导致善款处理不善引发信任危机；此外，作为资源募集的平台，互联网公益项目却由于组织定位不清、专业化不足的问题常常导致公益慈善资源浪费，严重的同质化竞争使得这些资源的效用发挥不足。各个行业在互联网时代都在寻求新的发展和突破，公益机构也不例外，品牌和项目意识的树立、高效的组织管理和平台建设、完善的信息披露与反馈，都是“互联网＋公益”转型创新的必由之路。
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存在有慈善文化缺位的风险。一方面，慈善文化在中国受历史传统和当代政治经济背景缺少生长的土壤，长期以来传统国家治理中“大政府”的角色扮演承担起了大部分的社会福利工作，而民间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以亲疏关系为核心，通过强关系实现帮扶互助，贫富差距和文化缺位更是导致广大群众的公益参与能力不足，进而也对全民公益有所影响；另一方面，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进程相对滞后，这导致网络上的公益信息往往缺乏公众信任，现有的运行模式依赖性强、可持续性弱。当前互联网公益活动对名人效应的依赖表现在方方面面，这提醒我们增进社会认同和实现信任机制重构的紧迫性，通过转化围观热点为持续的公众参与、转化意见领袖动员为“互联网＋公益”的自身公信力，来内化公益理念，建设个体社会责任意识。此外，健全包括内外监督制度在内的行业制度也是争取公众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系统信任的重要途径。
4 结语
慈善在互联网时代承载着打破时间和地域的桎梏传递善意的使命。互联网慈善不仅有利于传统慈善事业和慈善理念的普及和推广，也有助于推动慈善事业平民化和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发展。总之，互联网体量必然持续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益慈善事业要实现跨越发展，更需要从制度到机制逐步建立自身公信力，通过自身的行业规范争取公众的行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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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P393．4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2096-1995(2019)30-01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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