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笔谈）（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繁荣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
程恩富
最近，中央领导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整体看来也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前苏联的蓝本有很多不适应。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尚未形成。西方教材乘虚而入，正确的态度应是批判地接受。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奇迹，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我们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编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要编写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注：参见《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上海宣传通讯》2005年第3期，第18页。）这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总体精神是正确的。
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注：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不过，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几个学派，与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存在异同点（展开地说，日本的官方经济学与学界多学派的经济学就有一种互动和互补的交互关系，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和布什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某种选用和综合的关系，而主要不是学界经济学拥护和赞美官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同时，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必须多学派地发展。在西方资产阶级“话语霸权”和学术强势的新形势下，最不明智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引导和评价，是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视在西方主流理论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最高学术水平，并给予重奖，而不支持甚至贬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需要改进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2000年，笔者在学界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注：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主办《经济理论研究》2004第1期。）去年以来，中国社科院刘国光教授也使用此提法，并严肃指出：“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注：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这与后来河南财经学院杨承训教授强调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克思经济学为魂，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的观点，也非常相似，（注：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但与主张“西学为体，马学为用或中学为用”的观点反差较大。北京大学已故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生前为笔者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所说的“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 体察国情”，（注：参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也是一个科学处理现代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指向。近年，除了胡代光、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丁冰等资深教授和“老海归”，又涌现出中国社科院左大培和许建康、北京大学王志伟、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等知名教授和“中年海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孟捷、北京大学余斌、上海财经大学朱奎和薛宇峰等经济学博士和“青年海归”，这些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中青学者也基本持上述观点，同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老中青学者一起，形成了日益壮大的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术阵容。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或者说，笔者和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等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发展思路是什么？我们主张，以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经济学。
第一，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是思想源泉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但证伪只需一次，也许这一证伪只具有个别或局部意义。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效结合的重要命题为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意见，并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改革后的蜕变和我国公有经济比重下降来佐证。其实，与西方产权学派张五常在此问题上混乱的逻辑相比，该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讲得比较客观，指出过去已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证伪。观察中外现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表象和本质，可以部分地得到实证的说明，即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而苏东国家的经济大倒退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等，恰恰表明资本主义或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某种不相容。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假设是理论基点
在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00多种。其中有资产阶级右翼和左翼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其实，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确立了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斯密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等等，难道没有价值判断的“主义”之争？所以，症结不在于要不要“主义”一类的价值判断和思辨，而在于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
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注：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进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近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用语习惯，经常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同时把“生产三要素”、“私有高绩效”、“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利益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有益于讨论的简化和深化。
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列宁经济学中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必须在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论预见，不妨都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简言之，采用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和“利益人”（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或“自私人”不同，“利益人”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等主要假设为理论基点，积极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并由此构筑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新假设和新范式，便能实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目标。
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假设前提，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须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条件不存在而导致低绩效，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可见，重建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表述“科斯定理”、“帕累托最优”或“市场效率假设”等方式，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所必然涉及到的这类假设及其前提条件，大幅度提高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和预见力。
第三，古今中外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是学术渊源
广义地说，沿用式的继承、批判式的发展和否定式的摈弃等，均呈现出某种学术渊源联系。狭义地理解，也可将学术渊源界定为一种学术与另一种学术相互继承和发展的来源关系。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不能采取传统的做法，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作家的学术地位和渊源关系，而盲目排斥其他；或者反过来，只强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作品的学术作用。经典是必须拥有和重视的，但仅仅拥有经典是远远不够的。
综观人类经济理论变迁的历史，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学术体系均难以彻底抛弃前人的思想，而往往是将超越和创新同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有扬有弃。不仅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近现代经济学说的综合经济学家，李嘉图、弗里德曼、诺思等创立了新学派的西方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创立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一概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
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譬如，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思的制度主义，英国的凯恩斯左派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一外围”、“依附”和“不平等交换”等国际贸易理论，日本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悖论的经济思想，等等。其中，西方各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和左翼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
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颗粒。台湾学者构建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思想体系、加拿大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庸经济学”理论，也值得高度关注。
第四，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是新颖方法
马克思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三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并未主要沿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套方法，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也曾被视为学术前沿和最新工具。这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是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旧程式的。
要真正实现同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例如，借鉴现代哲学的方法和知识。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哲学方法对理论经济学的功用将逐渐凸现为最大和全面性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总体异化论和范式说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又如，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尽管政治经济学名称中的“政治”原意并非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目前西方建立的新政治经济学又属于另一种含义），然而，理论经济学不是不要汲取政治学的营养。关于市场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关于经济周期与行政推动或政治选举的关系，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霸权主义的关系，无不需要结合一定的政治学方法和观点去透彻地解释之。再如，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经济活动中存在美与丑的现象，也有股市这类“野兽之美”的状态。“经济美”可归属为与自然美相并列的社会美范畴，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对于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美”是指经济学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谐与该理论所揭示的内容上的完整和谐。应当用中外美学的某些思想来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度和学术品位。此外，要借鉴系统论、信息论和场态论之类的方法和知识。依据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性，将经济对象和经济行为作系统化分析；依据层次系统优于非层次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层次化分析；依据开放系统优于封闭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开放状态分析。不确定性、风险、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等信息学观点，“场”等物理学观点和“社会场”的观点，均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层面考察具有方法论的新价值。
作者简介：程恩富，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从陈岱孙教授题词谈起
吴易风
“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 体察国情”。这是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留下的珍贵题词。我十分欣赏这一题词。这4句话16个字，不仅凝结了陈老先生本人毕生探索经济学真理的经历和经验，而且凝结了我国社会科学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追求社会科学真理的经历和经验。
在我国经济学界，大家都尊称陈岱孙老先生为陈岱老或岱老。陈岱老是20世纪同龄人，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20年清华毕业时，获得公费留学美国，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1922年入哈佛大学当研究生，1924年获硕士学位，1926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来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
1956年的一天，英国新剑桥学派领袖、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在听报告时，我第一次见到陈岱孙教授。从那时到今年，整整半个世纪了。陈岱老欢迎罗宾逊的讲话，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撰写全国统编教材《经济学说史》。当时陈岱老刚进入花甲之年，是编写组成员中的长者。这一年我28岁，是编写组中较年轻的成员之一。从那时起，我和陈岱老有过多次接触。我实际上成了陈岱老的一个没有学籍的学生，一个在后来30多年中始终没有毕业、永远拿不到毕业文凭的学生。他对我的多次谈话，涉及许多学术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陈岱老向我讲过他在经济学领域追求真理的历程。从1920年到1926年，他受的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教育。当时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是接受的。在美国期间，偶然翻阅过马克思的书，但从未系统读过，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在回国后的20多年中，教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也是西方经济学。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阅读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
有一次，陈岱老对我说，他读《资本论》，跟年轻朋友读《资本论》不一样。年轻人头脑中没有成见，很容易接受马克思进行了科学论证的经济学原理，而他则是在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过去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反复比较，直到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之后，才接受的。他说，这样也好，掌握得慢一点，但是比较扎实和牢靠。确实，陈岱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许多经济论著都表明他是一位理论功底扎实、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陈岱老晚年的题词“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 体察国情”，全面地、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陈岱老的题词，可以从陈岱老的论著中找到最准确的解释，尤其是可以从陈岱老发表在1983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中找到最准确的解释（下面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弘扬马列——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陈岱老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标志着经济科学的革命变革。它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学派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注：陈岱孙：《陈岱孙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其他经济学原理，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他明确指出，西方的经济理论不能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他说：“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又说：“由于制度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他进一步说明了西方经济学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指导理论的理由：“不应该忽略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这区别就不只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概念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有不相契合的地方，而是在若干基本前提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枘凿”。
锐意求新——就是要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借鉴西学——对西方经济学要认识其本质，但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而是要加以分析，对其中在特定条件下有实用性的成分要借鉴。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陈岱老说：西方经济学“在若干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又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近年的发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
体察国情——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态度，又要反对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陈岱老说：“对外国经济学‘内容’的取舍，既涉及本质问题，又涉及技术问题”，“根本的原则应该是，以我为主，以符合国情为主”。
回顾陈岱老的题词，看看我国当前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状况，确实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一面，这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西方各种思潮特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大举进入，受到盲目推崇，而马克思主义则被边缘化。
邓小平同志生前已经觉察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他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11，364页。）
现在的情况，在某些方面也许比邓小平当时指出的情况还要严重。以经济学领域为例，作为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一个流派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些年在我国大肆泛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权理论的意见分歧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一系列意见分歧中居于突出地位的重大意见分歧。据检索，从1994年1月1日到2005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数据表明，关键词含“产权”的论文20403篇，其中含“马克思主义产权”的只有27篇，占1.3％；关键词含“产权理论”的论文643篇，其中含“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文章只有17篇，占2.6％。这样，在我国产权理论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介绍和宣传西方产权理论的论文，主要是介绍和宣传以美国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论文，占据了绝对压倒优势，形成了这些年言必称“科斯定理”、言必称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已经的不正常现象。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界，“科斯定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已经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例如，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严厉地批评了“科斯定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注：Joseph E.Stiglitz et al.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BBL.1989.p 36.），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是“产权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它误导了许多转轨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注：Joseph E.Stiglitz，Whither Sociolism，MIT.1994.p252.）
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正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理论和改革方案的误导下进行的。通过小私有化，把大批国有中小企业“卖给”实即送给国内私人企业主或管理层；通过大私有化，把大型国有企业“卖给”实即送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现在，根据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及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被称为“世纪大拍卖”和“世纪大骗局”的大规模私有化，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第一，这些国家普遍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大萧条；第二，这些国家通过私有化使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第三，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逐步被外国资本所控制，经济殖民化使民族资本被剥夺。
在我国，受西方新自由主义误导的某些经济学家把国有企业看作是“一筐烂苹果”或“一箱子在溶化的冰棍”，主张挑好的卖，也就是“靓女先嫁”：中小型国有企业低估贱卖，尽快卖给私人企业主或管理层；大型国有企业也低估贱卖，尽快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卖给跨国公司。
如果让某些经济学家的私有化主张和私有化方案得逞，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完全被误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就势必出现两极分化，就势必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其结果，就会像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11，364页。）果真如此，各种社会矛盾就会激化，社会就可能发生动荡。其结果，也会像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11，364页。）
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还是陈岱老说的：“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 体察国情”。在我国今天，重温这4句话16个字，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吴易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新自由主义及其在我国的侵蚀与反侵蚀之争
丁冰
中共中央[2004]3号文件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强调“绝对不能搞指导思想多样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重申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当前切中时弊的根本性的指导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在当前，最要紧的是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空谈，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僵化的教条主义；更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思想，特别是要反对在经济领域中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
经济领域中新自由主义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而来的，并且是作为与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一种经济思潮，它最先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广泛流行泛滥于80、90年代；及至今日，也还在继续危害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实际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政策的工具。拉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困境和苏东的巨变就是这一政策效应的典型表现。
就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来说，在70年代以前，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指导地位，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当我国正确地从西方经济学中批判地吸收其合理有益成份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之际，新自由主义也乘虚而入，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快就沉寂下去了，所以，从总体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诡计并未得逞；但进入90年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首先是在1990年前后，新自由主义的强大攻势已在苏东得手，给我国的思想战线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混乱；其次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纲领性的政策措施和要求的“华盛顿共识”已于1990年初出笼，这个所谓“共识”，实际就是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全盘私有化、自由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后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主张彻底私有化的西方产权理论的始作俑者科斯（RonaldCoase），此时恰逢我国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于是，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在少数学者的极力推崇下便很快风靡于国中，不仅严重地搅乱了我国学术界的思想，而且也渗透到我国的实际经济生活。
科斯的产权理论是他在1959和1960年分别发表的《联邦通讯会委员会会》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文章中开始提出和扩散开来的。他认为在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界定不影响经济效率；而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正如科斯说的：“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利的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08页。）这就是说，要使经济效率最大化，产权不仅需要有明确的界定，而且还需要有合理的界定。在西方产权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所谓产权明确而合理的界定，最根本的就是要产权私有。E.G.菲吕博腾、S.配杰威齐说：“由私人拥有的资源常常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08页。），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产权公有就是产权模糊，必然会出现“偷懒”和“白搭车”（free rider）现象，降低经济效率。于是国内一些科斯产权理论的信崇者便认定，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以科斯产权理论为指导，即在以所谓明晰产权、提高效益的借口下，要求把国企产权量化到个人，实行变公有为私有的产权改制，并认为这种改制愈彻底，改革就愈成功，改革的业绩就愈大。我国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进行反侵蚀的争论。
在80年代初，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刚刚兴起不久并传入我国之时，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就在《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6日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文，坚持要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去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该文在说明西方经济学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的同时，又提醒人们不能“由于某些方面有可资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注：转引自《丁冰学术文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这一发人深省的忠告，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侵蚀所吹响的反击和抵制的最初号角。进入90年代，当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以十分迷人的色彩传入我国之际，高鸿业教授在《经济研究》1991年第3期发表了《科斯定理与我国所有制改革》一文，明确指出：“科斯定理不能充当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根据”，并说：“该定理所涉及的内容根本与我国所有制改革无关”，“如果接受了科斯定理而把它当作为所有制改革的根据，就等于主张彻底取消公有制而建立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从而率先揭开了批评科斯产权理论的序幕。
随后，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已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以及社会上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又十分激烈之际，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于1994年联合连续举行了三次关于“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报告会”。每次都有全国包括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二百名经济学专家、学者与会，对新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批评和质疑。如陈岱孙教授结合当时出现的在“市场经济”、“休克疗法”、“通货膨胀”等问题上的不正确的看法，明确告诫人们要以“正确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注：高鸿业主编，吴易风、丁冰、王箴禹副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61-62页。）；陶大镛教授认为，在实行股份制过程中，舆论宣传应作正确的引导，并强调指出，“近些年来，在理论界、舆论界又不时传来‘一包就灵’（指搞承包）、‘一股就灵’（指搞股份制）的声音。我总感到，这未免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项极其复杂的开创性社会系统工程看得太简单化了”（注：高鸿业主编，吴易风、丁冰、王箴禹副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61-62页。）；胡代光教授在考察分析了大量西方经济文献之后说：“不管怎样，西方许多经济学者已认为，‘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常常处罚无辜的局外人，但却奖赏不从事生产的投机者，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所以我们不能把市场‘神化’了。”因为“市场失灵”是难避免的，所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注：高鸿业主编，吴易风、丁冰、王箴禹副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61-62页。）。此外，高鸿业、吴易风及笔者等还进一步深入分析批评了科斯的产权理论，等等。这三次学术报告会的发言稿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94年、1996年公开出版后，更在全国思想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但当时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已成气候，以致并未因受此抵制而有根本的转变。
1995年秋，陈岱孙教授在为笔者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写的序言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上，当前“……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说“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这篇序言在《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1期首先公开发表后，接着有《高校理论战线》、《求是》等全国十几家报刊又全文或摘要发表，并由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行了全国性的相关学术讨论会。差不多与此同时，《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连载了吴易风教授的访问报告《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文章，提出了改革要以俄为鉴的观点，受到普遍赞扬。上述一系列活动和反应表明，我国这时已把对新自由主义侵蚀的反击推向了高潮。
2001年12月阿根廷因受新自由主义之影响爆发了金融危机甚至社会政治危机，并波及到拉美其他各国。这一教训引起了我国上上下下的高度警惕，包括中央有关领导也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从此，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更成了全国特别是思想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教育部等高学校社会发展中心、首都经济家论法、海派经济学论坛等等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或学术研究阵地，在近两三年都把新自由主义问题作为一个主要议题多次进行热烈讨论，力图通过讨论明辨是非，提高认识，努力防止我国重蹈“拉美化”、“俄罗斯化”的覆辙。与此同时，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版了许多研究、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论著。例如：2003年5月由程思富、黄允成主编出版的《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一书，集中火力批评鼓吹新自由主义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张五常，对彻底揭穿一度在大陆炒起来所谓“张五常热”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何秉孟编审主编的《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于2004年6月出版。此书系统、深刻地提示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对拉美和俄罗斯造成的严重灾难，并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和误导。这本书是集全国数十名造诣很深的经济专家、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普遍赞扬，从而把新自由主义的侵蚀与反侵蚀之争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作者简介：丁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北京 100026）
弄清原意是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
汤在新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些长期流行并对实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往往是源于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或者完全是附加给马克思的。澄清这类观点，还马克思理论以本来面目，对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笔者在其他地方已就这个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本文仅以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相关的问题，就以下三个方面剖析一下流行观点对马克思理论的曲解。
首先，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关系。有的论著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就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认为在该书中马克思明确地确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来作点历史考察，看看这个观点是怎样形成的，是否正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为了批驳拉萨尔派的观点，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论述到共产主义社会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提出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概念，但没有把它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已经发表的马克思的全部论著中，迄今尚未发现马克思使用过社会主义社会一词。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恩格斯才开始使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概念，但都是泛指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开始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在写这本书时还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他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两者之间仅具有名称上的差别。
1936年，斯大林在《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的报告中宣称：“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此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概念就被严格区别开来，即“社会主义社会”一词专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一词则不再包含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而固定用于它的高级阶段。斯大林可以把苏联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把这个社会等同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不管从经济特征还是从政治特征来看，都是缺乏根据的。这种混同，模糊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成为“斯大林模式”依以形成的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负效应。
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在我国也存在过。我们刚刚从半封建社会中走出来，就“以俄为师”，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要消灭个体劳动者经济。接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中，又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来否定农民的集体经济，以“一平二调”来取缔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这种“左”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才使我们找到恰当的历史位置。
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证实，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论述套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来必然会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科学地认识和判定当今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其次，关于革命转变时期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作为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终点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它的低级阶段。因为，社会是按阶段依次发展的，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只能先进入它的低级阶段，否则，就等于否定低级阶段的存在。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那么就应该承认，按照马克思的阶段划分，社会主义社会乃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一个发展阶段。鉴于共产主义实现的长期性，也可考虑把社会主义社会视为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斯大林在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当然可以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用这个过渡时期来取代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又是把不同质的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了。其结果，一方面，如前所述，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及其低级阶段的理论超前地用于现阶段，推行单一公有制，用计划来取代市场；另一方面，又使人们误以为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丧失了它的现实意义，成为过时的理论。实际上，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马克思理论中具有指导意义的，不是关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论断，而是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下述观点。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的生产方式创建物质基础。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作了充分的论述。他们在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立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正因如此，《共产党宣言》强调，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
第二，在进入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之前的社会，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这个结论，不仅是从马克思过渡时期的科学概念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而且也有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大量明确的论述作为佐证。例如，《共产党宣言》及其前身《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就显示出，如果19世纪40年代欧洲革命取得胜利后也将存在多种所有制和商品经济。
第三，实行经济改造，创建新的经济体制。这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写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指出，这种“代替”之所以是“经济改造”，是因为“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在高度的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中，除了要建立能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企业组织形式外，还需要探寻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可见，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经济改造”并不只是所有制改造，而是指建立一种能调节国内各种经济利益并与国际关系协调的新的经济体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体制的建立及其体现的经济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将是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
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尽可能增加生产力总量”，为此，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要创建新的经济体制。我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摒弃了以往坚持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理论，运用了过渡时期的理论，由此取得的重大成就，可以说是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光辉的证实。
最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业货币关系。理论界存在一个流传已久的、根深蒂固的见解：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由于实践否定了这个论断，于是，马克思理论被看作是“古典的”、具有“空想”因素的理论。其实，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本来就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来衡量。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并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何况这里被斥为“空想”的见解，未必就是马克思的。
所谓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的论断，是把《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商品消亡论断，附加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上而产生的，是出于“张冠李戴”的虚构。
商品消亡，只能是由于它依以存在的前提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从理论上来看，商品交换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劳动，一方面是社会劳动，因为它的产品是供社会消费的，表明它自身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在表面上都是完全自由地从事对自己有利的劳动，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劳动，所以，它又是个人劳动。这种个人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它只有通过交换才会被承认为社会劳动。正是由于这种社会中的劳动所具有的特殊性，正是由于社会劳动和个人劳动的矛盾，劳动产品才表现为商品，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才表现为商品的价值量。《哥达纲领批判》正是运用这一理论来判定商品存亡的。应该注意到，《哥达纲领批判》是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的。这点，马克思一开始就交代说：“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集体调节的’。”单引号中的话来自“哥达纲领草案”。总劳动由集体调节，是以个人劳动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为前提的，就是说，这里并不存在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劳动不会表现为价值，产品也不会表现为商品，自然也就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既然还存在社会劳动和个人劳动的矛盾，并不具备总劳动由集体调节的条件，又怎么能证实马克思的论断是错误的呢？
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通向共产主义经济的不可逾越的前提。他在《资本论》初稿中，曾经提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未来社会的产品经济三个相继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且指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从自然经济到未来社会的产品经济，必须经过发展商品经济的阶段，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在进入产品经济以前，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时期，都必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马克思虽然没有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既然是处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时期，那么，按照马克思的三阶段论，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于通向共产主义的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规律，建立起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才能成为生机勃勃的、不可战胜的新制度。
回顾历史，我们体会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对两个现实社会（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并将这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作者简介：汤在新，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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