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习与性成”思想的心理研究——潘菽对“性习论”的主要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与性成论文,我国古代论文,贡献论文,思想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潘菽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贡献给了我国的心理学事业，其观点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思想体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与藩菽是分不开的。
潘菽在其大半生的治学生涯中，主要是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认为中国心理学必须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必须在辨证唯物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起一个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心理学体系。同时，潘菽认为，对我国古代宝贵的心理学思想遗产积极开展深入的、系统的发掘和探讨工作，是我国心理学界当前的一项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任务。因此，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就包含着他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遗产发掘和探讨的大量成果，这些成果反映在其《心理学简札》和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中。其中，对中国古代“习与性成”思想的发展研究，是潘菽对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此，结合现代的有关心理学理论，粗浅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习与性成”概念的产生
“习与性成”理论（或称“性习论”）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性”（人性）的问题讨论得尤为激烈而且意见很不统一，焦点集中在“性”的善恶观点上，潘菽从实用主义角度明确指出，这种争议大都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对于心理学来说关系是不大的，也没有什么意义。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论讨了两千多年仍很少得出积极的结果。因此，以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看，关于“性”的善恶问题没有必要讨论，而对于“性”与“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习与性成”的理论问题，才是心理学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潘菽的贡献在于，把“性”与科学的心理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看到了“性”对于遗传、环境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在遗传环境问题上，孟子和荀子观点是一致的，抛开“人性”的善与恶不去讨论，从人的发展来看，必然受到遗传、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后天环境教育的作用，对于改变一个人的人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可以说潘菽是最早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这种观点的心理学家。
那么，“习与性成”的探讨开始于何时？是何人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一概念的呢？据潘菽《心理学简札》考证认为，“习与性成”科学概念是很早以前在我国产生的，“可以追溯到商代初年。‘习与性成’这句话是伊尹告诫太甲时所说的”。[（1）]那么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这句话的意思与“习惯成自然”很相似，它比较确切地解答了“性”与“习”的关系问题。可见，由于潘菽对“习与性成”这一合乎心理学规律和原则的理论进一步的探究，使我国心理学思想的历史又向孔子之前推移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如果说西方心理学史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话，那么，我国商代“习与性成”概念的提出比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产生要早五个世纪左右。所以潘菽曾总结道：商代伊尹“习与性成”的这一句话“从心理学看尤其从它的古老来看，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十分光辉的、可贵的科学论断。它闪烁着三千多年前我国古代人所已有的高度智慧”。[（2）]由此认为，“习与性成”概念的产生，不仅为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特别是教育心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现代心理学的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二、“习与性成”理论的形成
在伊尹提出“习与性成”概念之后，我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习与性成”的理论，尤其是在先秦和两汉之际，对于这一理论的探讨和辩论达到了最为热烈的时期。
孔子首先继承和发挥了“习与性成”的理论。孔子说：“少若成天性、习贯[惯]如自然。”[（3）]说明孔子是赞成“习与性成”这个理论的。他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意思是说每个人在刚出生时，素质禀性等遗传因素都是差不多的，个性心理是由于后天环境、教育的习染作用而产生了差别。孔子在这里即承认了遗传因素在人的个性心理形成过程中的自然基础作用，又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于人的个性心理的决定作用，这一古老的理论与现代心理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比较一致的。潘菽认为，孔子在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中，遵循了“习与性成”这一原则，这一理论“可能是孔门家学中的一种传统思想”。我们觉得潘菽的这一思想有其一定的道理。孔子对“习与性成”理论的探讨和应用，为以后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们对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应予重视，而潘菽在其《心理学简札》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把我国古代的“习与性成”理论与现代的心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能否认，这是潘菽的一个重要贡献。
战国末年，荀子在孔子“习与性成”的研究基础上，发扬了“习相远”的思想，提出了“化性起伪”和“积伪”的学说，非常重视后天学习的意义，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恶是天生的，善是人为（后天）的，那么怎样才能改恶为善呢？就是要求人们要努力学习。荀子的这种观点，强调了人的本性是可以改造的，强调了人能够通过学习来化恶为善的力量。因此其中含有很浓厚的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潘菽认为，荀子之所以把《劝学篇》放在其全部著作的首位，也一定是为了这个道理。从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如《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及《教育心理学》等著作来看，对这一问题已有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这也是与《心理学简札》的理论导向分不开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和告子在关于“习与性成”的理论探讨上也发表过一定的言论。如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告子也曾主张“性无善无不善。”由此可知，“习与性成”在春秋战国时代确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思想，而且作为一种理论，已经初具规模。
三、“习与性成”理论的发展
从历代学者对“习与性成”理论的研究来看，汉代开始，这一理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汉代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谈到关于对太子教育的重要性时曾说：“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于楚之地而不能不言楚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若成天性，习贯[惯]如自然’。”又说“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教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8）]贾谊在这里将“习与性成”的原理说得很清楚。潘菽认为，“贾谊的这种理论是由孔子而来的。”[（9）]且稍后一些的唯心论者董仲舒也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说：“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下务明教化，以成性也。”[（10）]这就是说教育和学习是人的个性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手段。潘菽分析认为，这就是“习与性成”的中心意义和核心内容。
东汉时期，王充也阐述过“习与性成”的思想。他在《论衡·率性》中说：“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也。”又说“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11）]在这里我们虽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习与性成”思想的影响，但王充却把“习与性成”理解成善恶可以互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差呢？潘菽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偏差是与王充主张性是有善恶的思想分不开的。由此看来，两汉时期“习与性成”的思想仍然是十分流行的。然而在王充之后约千年的时间内，似乎对于“习与性成”理论的探讨停顿了下来，只是宋初的欧阳修在论性时曾引证过这一理论，但潘菽认为欧阳修并不很了解前人“习与性成”这一理论的实际意义，所以对这一理论的解释是非常表面的。不过在汉魏之后的千年时间里，仍然有人记得这句话而没有被完全忘记，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到了明代中期，王廷相又开始了“习与性成”的研究。王廷相非常重视“习”的作用，他说：“婴儿在胞中自能饮食，出胞时便能视听，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余因习而知，因悟而知，因过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亲，亦积习稔熟然耳。”[（12）]潘菽对这段话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王廷相这样说是符合“习与性成”的基本含义并符合于事实的。这里的“悟”、“过”、“疑”也都属于习的性质，就象王廷相本人所说的，婴儿出生后的一切，包括父母兄弟之间的感情都是积习而成的。在《王氏家藏集·石龙书院学辩》中，王廷相明明白白地提到了“习与性成”这句话，他说：“理可以会遇，事可以类推，智可以索解，此穷通知化之妙用也。彼徒务虚寂，事讲说，而不能习与性成者夫安能与于斯。”[（13）]在王廷相所理解的“习”里含有“行”或“实践”的意义。潘菽认为这正是习与性成的要求。
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也受到了“习与性成”这一科学理论的影响，他首先对这个理论作了解释。他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14）]潘菽认为王夫之的理论是正确的，就是说，积习形成了，性也和它一起形成了。然而在有些地方，王夫之却把“习与性成”篡改成了“生与性成”。潘菽认为，这是王夫之在研究过程中犯的一个错误。
清代的龚自珍也注意到了“习与性成”的理论，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习与性成”这句话，但实际上也是奉行了这个理论原则的。龚自珍完全主张学习的作用，认为人的一切都在于“习染”或“积习”。他在《阐告子》中曾说：“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15）]就是说人的一切善恶都是由于后天“习染”的结果，只能由于“积习”而形成。潘菽总结道，这就是“习与性成”的基本意义。
四、“习与性成”的评价
潘菽在研究“习与性成”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只是原始材料的堆积，而是对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们提出的观点和理论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首先，潘菽认为，在我国三千多年来众多谈“性”的人中，谈得比较正确、比较符合科学心理学的是告子。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主张完全同“习与性成”的原理相一致。潘菽评价说“告子一定是一个最了解因而最推崇‘习与性成”这一真理的人。”[（16）]然而我们根据史实发现，告子在两千多年中一直受到除龚自珍以外所有谈性之人的贬抑和遣责。潘菽认为，“这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个经历两千多年的大‘冤案’。”[（17）]连王夫之这样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学者也竟跟着许多人贬抑告子，而攻击告子最凶的则非孟子莫属了。作为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潘菽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为告子的“习与性成”思想写下了一个正确的评语，这在其《心理学简札》中是谈得非常明确的。
其次，潘菽认为，在我国近古时期中，真正懂得“习与性成”这一光辉思想的人是很少的，其代表应首推明代的王廷相。因为王廷相在关于人性的理论上无形中是和告子站在一起的，所以潘菽给予了王廷相肯定的评价，说他是对“习与性成”这个原理“作恰当阐明和确切论证的在贾谊以后的第一个人。”[（18）]
再次，潘菽认为，清代的龚自珍是两千多年后发现告子在性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一个人。这一点可以从龚自珍特别写的《阐告子》中给予肯定，而且龚自珍的关于人性的学说也完全是宗奉告子，因此他实际上也就完全宗奉了“习与性成”这一科学的原理。潘菽对龚自珍在性论上的作用评价是比较高的，认为他特别可贵之处还在于能考察到“习与性成”这一原理以及告子性习论所含有的辨证性。以现代的观点来看，龚自珍对这个辩证性的考察有点过头，但其主要方面的贡献还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伊尹的“习与性成”原始概念算起，还是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少若成天性，习贯[惯]如自然”。算起，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探索已有了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到清代为止，已形成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意义和中心意义，而潘菽又花费了数十年的心血，对我国古代这一著名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把“习与性成”理论与现代的心理学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发展了古代“习与性成”的理论思想体系，使这一理论逐渐趋于成熟，而且为我们现代心理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使这一符合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将继续为心理学的研究发展而作出贡献。
注释：
（1）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第37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第40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第38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4）杨伯峻《论语译注》、《论语·阳货》中华书局1980年版。
（5）梁启雄《荀子简释》、《荀子·性恶》中华书局1983年版。
（6）张纯一《墨子集解》、《墨子·所染》世界书局1937年版。
（7）杨伯峻《孟子译注》、《孟子·告子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
（8）《汉书》、《贾谊传·陈政事疏》中华书局1963年版。
（9）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第381页，人民教育出版1984年版。
（10）《汉书》、《董仲舒传·对贤良策》中华书局1963年版。
（11）《诸子集成》（七）、《论衡·率性》上海书局1986年影印版。
（12）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第三卷）第28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3）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第38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14）《尚书引义·太甲二》中华书局1978年版。
（15）《龚自珍全集·阐告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6）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第38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17）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第38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18）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第38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