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学的“工业学习”之路_信息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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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科信息学在我国的发展与问题

1.1 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一般认为,我国的社科信息工作起步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初具规模。这期间,其学科建设大致经历了理论、方法的引进阶段,探索社科情报学的“立学”阶段,一直到70年代后期的从前科学研究进入理论自觉阶段。而198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的前身)的成立,则标志着社会科学信息学在我国正式确立。

在国际上,判断一个专业或职业(profession)能否成立,通常要看它是否具备以下构成要素:(1)一个理论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2)针对实践的一系列应用技术;(3)正规的教育项目的建立;(4)相应伦理规范的建立;(5)一个负责监督行为的一般标准的代表性机构;(6)面向用户的服务;(7)来自相当数量的非从业者的肯定[1]。

将上述标准结合我国社科信息学的研究与实践就不难看出,我国社科信息学在“成业”“立学”方面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是不容质疑的。首先,这十多年来出版了以《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为代表的大量的有关社科信息学的论文和专著,对社科信息学的理论、方法、体系,社科信息需求与服务,社科信息教育,事业发展、政策法规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学术边界与体系框架已比较明晰。一些专项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与突破。其次,在全国的各家图书馆学、情报学院系中,社科信息学、社科文献检索、社科文献学、社科咨询学等相关课程已大量开设。第三,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的建立与工作的开展;第四,各类社科信息服务机构的建立。所有这些都表明,社科信息学在我国的确立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社科信息学的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如下特点:(1)起步晚、发展快。(2)自觉置身于情报理论体系中,注意从科技情报学吸收理论养份。(3)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社科情报理论动态。(4)既重视微观问题研究也重视宏观问题的研究[2]。

1.2 问题及成因分析

随着社科信息学的发展,其自身的一些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并已构成了对学科健康发展的障碍。主要表现为:

1.2.1 科学观念方面的问题

80年代,曾有人在以“丰富的理论与贫乏的实践”来概括那场所谓图书馆危机所表现出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科信息学中同样存在。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人们早已习惯了从哲学角度的描述: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但是当代科学的发展已使科学走出了书斋而成为“大科学”,成为一种建制、一项国家事业。科学研究的成果不仅写在书本里文献中,更要植根于社会中,影响和改善人类的生活。当代的科学已经从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以及“科学是反映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阶段一跃跨上了“科学是一项反映客观事实和知识体系相关活动的事业”[3]这样一个崭新的台阶。于是从科学学的角度上看,理论与实践、学科与事业已构成了一个水乳交融的科学整体,人为地割裂和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会阻碍科学的进程。

1.2.2 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

我国社科信息分为五大系统即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党校系统、军队院校系统、党政实际工作部门。虽然已经建立了全国社科信息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也通过了章程,创办了自己的团体刊物,但是长期存在的行政上条块分割、管理多头、科研规划性不强、经费不足、成果转化缺乏体制保证等诸多体制弊端依然没有被彻底改变。

1.2.3 科研成果方面的问题

我国社科信息学近年来的科研成果总体情况可以概括为:数量很多、侧重思辩、少有力作、类型不平衡。在每年出版的众多相关成果中,绝大多数都属侧重于思辩的理论性著述和工作总结两类,少有象文献[2]这样的理论力作和社会科学叙词表这样的重要工具。从已经举办的几届社科信息学科研成果评奖结果情况看,理论成果一直占绝大多数,而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应用、开发类成果却寥若晨星。当今的科学研究,世界各国已习惯以“R&D”来表示,即研究与开发”。科学研究是创造知识和整理、修改知识,以及开拓知识新用途的探索工作,通常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分。科研成果类型的缺乏必然导致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弱化,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和各类社会团体在科研中的组织、协调、实施方面所起作用的严重不足及个人研究占有绝对优势。凭心而论,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以个人研究居多,但社科信息学不同于数理科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它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实用性科学。数理科学中难题的解决通常是以定理或理论的形式出现的,但无论是从“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的哲学命题来看,还是从“科教兴国”国策的要求看,我国的社科信息学建设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建立所谓“象牙之塔”,而必须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密切结合,为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服务。

当然,具体到每个研究者,其学术研究的课题与兴趣是不受限制的,而且在新知识、新技术、新管理方法的创造方面,在知识的总结、整理、修改、传播方面,个人研究者仍起着重大作用。但对于信息立法、制定行业技术规程及知识产业化方面,国家、部门、企业及各类团体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由此现代科学已经把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科学不再“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可以断言,社科信息学研究中还不存在像数学里“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难题;领域内许多重大而根本的问题在校学生可以与名家同场切磋便是明证。但社会科学研究之难则通常在于其理论的社会实践和检验上。没有社科信息事业的建立与发展,社科信息学又怎么能自言发达呢!我国社科信息业的发展,涉及信息立法、行业规章、政府规划与投入、机构的建立、管理的运作、资金的投入、科研成果的转化、产品的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是一个繁杂而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借助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力量而靠少数专家学者,那是绝难办到的。

2“产业兴学”战略提出的背景及其意义

2.1 探讨学科发展战略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1991年以研究图书馆哲学见长的台湾学者赖鼎铭先生以“不计科学名,宁务研究实”为题,对图书馆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提出了颇为中肯的意见[3]。去年陈昭楠先生撰文再次强调了“以任务和产业带动学科建设”的主张。

借鉴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信息产业作为我国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如果缺少社科信息学在理论、技术、人才方面的支持将是困难重重的;反过来社科信息学的发展如果脱离了信息产业,也将失去目标和归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2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及知识经济的讨论与实施,为“产业兴学”提供了政策、体制上的保证

国家创新体系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其中知识创新体系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技术创新是知识创新的目标和动力,同时也是知识创新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两者必须密切结合,知识创新的最终目的不是出论文而是为经济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和来源,技术创新应当把知识创新的成果转化为企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和政府。企业是国家技术创新技术开发投入的主体,企业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而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知识创新的主体。因此社科信息学的发展必然融入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为国家的发展与建设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力倡导科学和教育从来就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是始终将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振兴国家的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实物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阶段。知识经济本质上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本身不仅有价值,是财富和资源,而且在社会生活与发展中起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现实及未来社会中,生产力的水平高低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参与生产的程度,即: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在生产力诸要素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通过上述公式已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因此,新世纪的社科信息学的发展,应努力摆脱构建“象牙之塔”的倾向和束缚,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为社会和经济服务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立脚点和归宿。

由此我们提出的“产业兴学”的学科发展思路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上所提出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科技兴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3 实施“产业兴学”发展战略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要实现“产业兴学”的发展战略,陈昭楠先生已提出了十余项建议,比较全面细致,在此不加赘述,以下几点是需特殊强调的:

2.3.1 要树立行业竞争意识

我国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目的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是为了发展壮大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信息产业虽然前景无限,但也充满挑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是残酷无情的,对此广大同仁一方面满怀信心,另一方面却又准备不足。80年代,西方学者还乐观地认为:“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员是被教育和培训出来的,以使图书馆这种机构在满足读者需求方面具有效能和效率,而情报学家的兴趣则是在于通过现有技术的使用而使图书馆增加其能力。”[4]可好景不长,曾一度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的数据库和联机检索技术很快就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发展的映衬下成为苍海一粟,互联网给人展示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计算机行业以其快速增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新设备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已构成对传统图书情报业的巨大威胁与挑战。相反我们能拿出应对的策略和技术却很少。经济实力的对比就更加悬殊了。实力将决定竞争者的地位和利益分配。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对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对此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2.3.2 要有发展思路上的创新

把社科信息学的发展与我国目前及长远的国家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大战略及需要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国家行业、企业在学科与产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从实践中选择那些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关键课题,争取完成一个项目就能够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

2.3.3 要有管理体制上的创新

我国现行社科情报体制是在过多的纵向组织干预下形成的,效益低下,无法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社科信息事业的新要求,应该通过社科情报政策的指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创新。一方面要建立国家社科情报职能管理机构和完善政策法规,来加强国家对社科信息事业的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另一方面要减少对社科情报机构的直接管理,打破部门所有制和条块分割局面,拓宽社科情报机构服务领域,使之成为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的独立法人。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职能管理机构负责科学研究的规划、选题、评定及成果转化,把个人的智慧化作整个行业的生产力。

2.3.4 创建社科信息企业(实体)

“产业兴学”最终要落到社科信息企业(或实体)上。我国虽然已经有许多这样的企业,但由于管理上的分散尚难形成一个强大的行业体系。在这方面“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可以说是创办信息产业开拓信息市场的一次尝试。但这样的企业在我国实在太少,而且其服务活动的开展也受到有关知识产权方面法规的制约,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信息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利用法律和社会所给予的空间。

通过对我国社科信息学的建立及发展的回顾我们逐步认识到,如果随意将社科信息学或图书馆学的教科书与关于会计学、审计学甚至法学的教科书相比较是很难得出前者一定逊于后者的。但后者显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决定作用不仅立足各自理论的发达程度,更主要的是其下的实践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因此我们所需要的社科信息学应是能造福于社会的实实在在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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