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预警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问题预警系统是社会预警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指对于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或将要造成的社会负效应进行预测预报以及监测。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的主要内容在于：明确社会问题的警情；分析社会问题的警源；确定社会问题的警度；提出有关对策。
基于下述依据，社会问题预警系统是能够成立的：
第一，社会问题的生成与演化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一般来说，社会问题是由于社会运转秩序出现故障或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不协调情况等原因而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由偶然因素促成的，而是有迹可寻的。严格地讲，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社会问题，所不同的在于各个国家与地区中社会问题的种类以及负效应的程度有所差异。正是由于社会问题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对于社会问题的生成、演化及社会问题所产生的负效应是可以预测预警的。
第二，社会问题的生成与演化是有一定征兆的。社会问题的生成与演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散发出一些特有的信息流。正是基于这种信息流，因而可以说社会问题的生成与演化是有征兆的、是有迹可寻的。即便是突发性的社会问题，也大都会有相关征兆先行出现。把有关的信息亦即征兆给予条理化、系统化，便可以形成社会问题的预警系统。凭借这种预警系统，人们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预警社会问题的趋势。
第三，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与调适能力已大为增强。随着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主体能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问题的认识与调适能力在不断增强。一方面，人们可以凭借着科学的理论与知识，解释以前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对之给予恰当而合理的说明；可以发现社会结构的机制、社会运行的法则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预见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将要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基于对社会及社会问题的认识，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与手段，对于社会环境进行有效的改善，包括对于社会问题进行有效的缓解和防范。就社会问题的认识与调适而言，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理论以及社会研究与调查方法可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之，社会预警系统是可以成立的。
社会问题预警系统具有如下的主要功能：
第一，预见的功能。同自然领域相比，虽然说在社会领域中由于人们各种动机的存在因而偶然性成分的色彩要更多一些。但是，社会领域毕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基于这种规律的把握，人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社会领域中许多未来的变化现象。社会问题预警系统主要的作用在于，通过对特定社会问题指标体系中的某些指标要项的研究，可以从中找出某些敏感性指标的异常变化并预先指出社会问题的先兆。这种预见的功能是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的首要功能，该系统的其他功能均是由此而导出的。
第二，监测的功能。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的监测功能主要是指，通过对有关社会问题指标的评估而定期或及时地监视社会问题的现状。未来的严重型社会问题始于现在社会问题的状况，况且，现有的社会问题也正在造成一些社会的负效应，由此可见对现有社会问题进行有效的监测是十分必要的。人们运用某些模型和某些方法可以有效地对社会问题的总体状况及轻重程度作出明确的评估。对社会问题的现状可以用特定的几个警限，将之分为重警型、轻警型、正常型等几种类型，而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还可以再具体化，即运用相关的一组具体指标对之进行更为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从而对于社会问题的监测更为具体化、更为精确化，换言之，使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了解更加详细和具体。值得说明的是，有时对于社会问题的监测并不需要面面俱到。相反，倒可以选择一些敏感性的而且是得当的指标，便能够及时地反映出社会问题的基本现状。
第三，防范的功能。由于社会机体构成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所面临环境多种随机因素和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环境控制力的有限性的存在，因而一个社会不可避免地都会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不存在着社会问题有无的问题，只存在着社会问题的多少和强弱的差别。社会问题数量的多少和强度的大小，对社会机体起着大小不同的干扰与破坏作用。数量多、强度大的社会问题，极易诱发社会的动荡，从而损伤社会的正常运转与发展。虽然社会问题的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之内，或者说某种条件下，避免某些突发性的社会问题，或者是减轻未来某些社会问题的强度，则是有可能做到的。这就需要借助于社会问题预警系统。预测的目的是防范。通过社会问题预警系统，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到社会机体在哪个部位最能、最先出现哪些社会问题。据此，人们可以预先制定预防性的并且是具有可行性的、可操作化的对策，以尽可能地消除某些突发性的社会问题，至少是减小即将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负作用。
第四，缓解的功能。对于现存的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给予程度不同的缓解。人们可以通过社会预警系统，对社会问题的现状作出评估，并依照各类社会问题对于社会运转与发展的负效应程度，具体分析出各种社会问题的轻重缓急。然后，人们可以根据具体的发展目标、社会成员承受力的具体情况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难易程度，制定出具体可行的而且是合理的措施，来缓解、控制或者是消除不同的社会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缓解与消除，实际上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防范了未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某些突发性的社会问题。
二
社会问题的种类很多，涉及面广，所以在确定社会问题预警系统中的要项时应有所选择。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选择？显然，应选择一组较为敏感的而且是能够从总体上反映出现阶段社会问题基本特征的社会问题。对于这样一组社会问题的预警和监测，相对来说可以准确、及时地把握住社会问题的大致现状和基本趋向。而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从中国社会问题的成因亦即社会问题的警源开始分析。
无论是同先发国家相比，还是同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很不相同，具有着一些明显的特色。这种情形，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解组的状况所造成的，而后者，则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一些特殊时代条件所规定的。
中国的社会变动呈高速率状。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1979—199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9.3%， 列发展中国家之首位。〔1〕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振荡幅度过大。 1984年比1983年增长14.6%，1989年比1988年增长3.6%，差幅高达11 个百分点。80年代，同是后发国家，印度最高年份1988年为10.4%，最低年份1982年为3.7%，差幅只有6.7个百分点。〔2 〕中国经济的高幅度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的社会秩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不利影响。中国社会的大幅度变动还表现在民众社会生活层面上世俗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在1978年以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禁欲主义以及唯意识形态思潮的影响，社会过于看轻人民基本生活的需求，致使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在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77。〔3〕而到1978年以后， 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人们的消费水准便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且，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与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来看，已改变了以往那种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而代之以务实性的态度，注重目标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但由于以前受压抑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因而人们在挣脱束缚之后出现了反弹冲动过度的现象，即：过于看重消费、过于看重个体及小群体的利益。于是，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世俗化过程便呈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在特殊时期出现了一种并存的局面。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一种二元性结构的情形，如现代工业部门与旧式农业部门的并存、先进的沿海开放区域与落后的内地封闭区域的并存等等。与大多数后发国家不尽相同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的二元性结构突出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并存。在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实行着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塑就了一种与之吻合的社会模式。1978年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社会机体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还应看到，“在改革过程中，各种‘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就会发生互不衔接的情况，使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和较快地投入运转。”〔4〕这样， 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两种性质迥异的体制在目前特定的时期内，便必然地呈现出一种并存的局面，表现为一种胶着的情形。这种状况，势必会对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等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阶段中的国外示范效应表现得非常充分。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中国一直处在封闭的状态之中，深闭固拒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首先是表现在经济水准方面的悬殊。悬殊的经济水准给予中国民众的刺激是很深的。这时，人们情绪化的东西往往要多于理智化的东西，对于外国的消费品以及生活方式容易表现出一种盲目推崇的情形，就是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方面，国外的示范效应对于中国社会的原有秩序也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民族传统正处在修复过程中。现在人们常争论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冲突或是相互交融的问题。不过，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这种争论与中国的现实社会有些隔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现今中国社会，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不像学人所通常认定的那么大。现在，中国大陆45岁以下者读过《论语》一类书的人并不多，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并将之奉为生活准则与信念的人也不占多数。应当承认，民族传统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断层。随着开放、改革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人们逐渐发现，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民族传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坚持民族传统是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的前提。其次，民族传统对于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再次，民族传统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某种定向的作用。正因为民族传统如此之重要，所以，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民族传统开始出现了回归的势头。但是，这种回归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完成。民族传统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以便使民族传统得以合理的扬弃并在中国社会重新生根。而在这个修复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传统不可能像别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如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传统那样发挥着正常而有效的作用。于是，这就给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秩序造成某些不利的影响。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上述特定的时代条件，造成了中国某些特殊的社会解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中心呈疲弱与紊乱的状态。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在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中，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要协调资源的配置、组织社会成员，而且还要直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但目前中国的政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弱化与紊乱的情形。一方面，政府权力系统所制定的社会目标体系往往缺乏同一性，因而也就难免出现某种非权威性的色彩。社会变化的高速率会使政府系统制定的现代化目标体系中的一些目标尤其是一些短期目标、操作性目标很快失效，这在客观上容易降低整个目标体系的稳定性、配套性和同一性的程度。再者，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社会群体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形成了，一些原有的利益群体依然存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的需求各不相同。为了维持社会的整合与稳定，就必须兼顾各种社会群体。于是，基于不同的利益群体需求所形成的一些具体目标显然很难保持着同一性。另一方面，政府的实际调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减弱。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情形使得政府系统不但要继续支付庞大的、日益增大的机关事业的日常开支，补贴国有企业巨大的亏损缺口，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致使政府无法完成应有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财政能力出现一种日益削弱的不正常的情形：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小，1978年为31.2%，1990年为18.7 %，1993年仅为16.2%。〔5〕政府系统权威性以及控制能力的降低， 使得中国社会难以有效地防止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难以有效解决、缓解已有的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目标体系的紊乱甚至会直接引发社会问题的出现。
第二，价值体系的紊乱。从一定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情形造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活版块。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版块基础之上，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必然会出现紊乱的情形。另外，国外示范效应现象的存在，加上民族传统正处在修复过程中而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这就难免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中国民众心理重心外移的特有状况。民众心理重心的外移会进一步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而民族自尊与自信的伤害，又会使不少社会成员丢弃原有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去简单模仿、照搬西方的行为规范。更何况，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外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流入中国。这些，势必会使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中西价值观念并存和激烈冲突的局面，至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是这样的。再者，世俗化过程片面并且是急速的展开，也会使不少社会成员信奉一种更接近物欲的、拜金主义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加重了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程度。需要说明的是，价值体系的紊乱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不是一回事情。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从本质上讲是同现代社会个性的多样化与选择的多元性相吻合，是隶属于一个同一的社会。而价值体系的紊乱则是一个结构分割的社会所特有的一种非同一的、相互抵触的社会现象。价值体系的紊乱会使社会成员缺乏必要的准则和约束，从而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
第三，社会焦虑。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社会焦虑是中国社会解组现象在民众民心理层面上的一种具体表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国外发达国家在一个较高的经济水准上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着示范效应，易使中国大量社会成员形成一种高期望值。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高期望值难以兑现，这也就难免使中国不少社会成员出现一种急躁不安的心情。社会控制中心的弱化，则使社会制度相应弱化与紊乱。社会成员的长期性行为难以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保证。于是，“从事长期行为的人，只承担长期行为的成本，而得不到长期行为的收益。其结果，只能是短期行为的普遍化。”〔6〕这样，社会焦虑现象便容易形成。再者，社会的急剧变动， 意味着社会成员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大规模、急速的变动。在这个变动时期，必定会出现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的行为方式。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认可、认同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因此，在这个特定时期，社会成员往往存在着一种抗拒、认可、认同的复杂不安的心理状态。人们对于改革的结果一时不会有着十分的把握。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因而也就难免出现一种冒风险的心理焦虑。比如，改革需要精简机构，精简劳动单位。如果某单位要裁减一百人，那么，担心者必定会达到数百人；如果要减掉一个单位，那么，必定会有数个单位的社会成员出现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就社会焦虑本身而言，它是由酝酿、形成到呈指数扩张这样三个阶段所组成的一个过程。始初，社会成员可能只是普遍存在着某些不安的心理倾向，如果引起这些不安心理倾向的因素没有及时被消除，并且有所增多、强化，那么，便会引发社会焦虑。社会焦虑如果还不被及时地遏制住，那么，便极有可能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感染、相互促进，从而使得社会焦虑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指数型的扩张状态，从而达到高潮。由是观察中国目前的社会焦虑，实际上已处在这一过程的第二阶段，并很有可能达到第三阶段。社会焦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无疑会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会使社会成员产生一种强烈的自保意识，从而特别注重自身的基本生计一类的事情，而且，还会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更加没有规则和约束，从而加重了越轨行为。
无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时代条件和特有的社会解组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塑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问题的具体特征。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主要特征有这样两个：
第一，生计型社会问题占有明显的位置。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多集中在与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同中国目前特有的社会解组现象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中心的弱化，使中国原有的社会防护与救助能力严重削弱，而社会焦虑的不断加剧，更使社会成员对于未来处境缺乏信心。这些，难免使社会成员对有碍自己基本生存的问题非常担忧和敏感。显然，这也是现代化初级阶段所必然遇到的问题，而迥异于现代化中高级阶段所存在的诸如有关民众参与型社会问题、有关人格健全问题、有关生态保护问题等占有明显位置的情形。
第二，社会问题的生长潜力很大。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目前只能说这一过程刚开始不久。换言之，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特殊时代条件和特定的社会解组现象会持续存在下去，而且，其中的不少因素还会呈加剧的趋势。因此，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尚未达到“充分化”的状态，中国的社会问题具有着很大的生长潜力。
三
基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社会问题预警系统中基本要项大致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即：物价上涨率，城镇失业率，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
1、物价上涨率。
十几年来，中国物价总指数的上升幅度之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以前一年为100，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是：1978年为100.7，1980年为106，1985年为108.8，1988年为118.5，1989 年为117.8 ， 1993年为113.2，1994年则剧增为121.7。以1978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0，1994年则增至310.2〔7〕物价问题确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直接危及到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某些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人却由于不能自助而须依赖援助。那些靠过去的储蓄生活的老人受物价上涨之苦尤甚。”〔8〕
2、城镇失业率。
失业率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程度的高低。以前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出于种种原因，中国一直不承认失业现象的存在，对于实际上已存在的失业问题半遮半掩，而称之为待业问题。事实上，失业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里的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城镇失业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1980年，中国的城镇失业率为4.9%，1985年为1.8%，1990年为2.5%，1993年为2.6%，1994年为2.8%。〔9〕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失业率似乎算不上高。但是，有一点须引起注意，即：中国存在着较高的隐型失业率。有人对此进行过估算，认为中国现今城市里的隐型失业率已高达15—25%〔10〕而隐型失业人数大都集中在大中企业以及事业单位。
3、贫富差距的扩大。
1978年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中国的社会分化过程也在不断的深入：新的社会阶层在逐渐形成，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与地位差距在逐渐拉大。这本应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就某个特定时期而言，贫富差距拉大的幅度相对来说是过大了一些。这种现象若不加以及时注意的话，那么，就会使社会群体之间以及同一群体内部社会成员关系容易处于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之中，使许多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容易产生某种抵触的心理，并会降低发展的质量，使得发展实际上成为一种民众收益相对较小的发展。
至于贫富差距的现状而言，可以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这样两个方面去衡量比较合适而且便当。1994年以中国城镇居民10%的最低收入户和10%的最高收入户相比较，前者人均年收入为1734.57元，后者人均年收入为6837.81元，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收入差距为3.94倍〔11〕，按当年价格计算，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78年为133.6元，1980年为191.3元，1985年为397.6，1990年为689.3元，1993年为921.6元，1994年为1221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1978年为361元，1980年为439元，1985年为685元，1990年为1387元，1993年为2337元，1994年为3179元。全国城乡居民的这种收入差距在1978年为2.37倍，1993年为2.54倍，1994年为2.6倍。〔12〕
4、社会治安。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紊乱的情形，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也随之出现了失范的情形，再加上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摩擦，这一切，在不小的程度上容易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事实也正是这样。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的犯罪率在不断上升，已严重地影响到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环境。
四
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有关社会问题警限的界定。根据历史经验并借鉴外国的情况，可以对社会问题的警限作出如下确定：
（1）社会零售物价上涨总指数：无警和轻警的分界值为10%， 轻警和重警的分界值为20%。
（2）城镇失业率：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标准，失业率在2.9%为无警区，3—4.9%为轻警区，9%以上为重警区。
（3）贫富差距倍数：10%最高收入户平均收入和与10 %最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差5倍为有警和无警的分界值。
（4）社会治安：以1994 年全国各省市区的平均数即每万人大案要案的立案数5.2件为轻警和重警的分界值。之所以如是作， 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994年是全国社会治安状况自1978年以来较为严重的一年，因而1994年全国的治安状况很具有典型意义。
要想完全消除现阶段的社会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将之限定在一定限度之内，使之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则是可以做到的。至于缓解、抑制社会问题负效应的对策而言，应本着有效的、可行的原则，并根据社会问题的特征予以制定。具体来说，至少应当把握住这样两点：
第一，强化政府系统的权威与效力。受种种时代条件的影响，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具体进程不可能是相同的。“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获得经济增长率，它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不能调动资源、压缩消费和鼓励投资，以此争取高增长率。”〔13〕在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强有力的政府，不但可以使经济的发展保持一个较好的势头。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有效缓解与抑制由经济的较高增长率等因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降低社会解组的程度，并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营造一个较好的环境。
第二，保证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和基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现阶段的社会问题非常明显地集中在与民众基本生计有直接关联的部位。因此，要想从总体上缓解社会问题，就必须由此入手。现代化建设固然需要社会成员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不能将社会成员视为被动之物，不能总是立足于让社会成员承受些什么。必须看到，由普遍主义原则所直接导致的民众的普遍受益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否则，现代社会将会由于缺乏一种社会公平而不具备完整的意义，而且，这个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将会由于缺少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而缺乏一种活力。正确的作法应当是，让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实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至少保证社会成员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满足，努力降低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使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转型的不适心理不至于加剧；而且，还应尽可能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并增强社会的防护保障能力，制定最低生活线，使失业人员与处在极端贫困状态的社会成员具有着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注释：
〔1〕《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2〕《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841页。
〔3〕《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页。
〔4〕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动作》，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5〕《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6〕孙立平：《“短期行为症”——非理性机制中的合理选择》，《东方》1994年第1期。
〔7〕《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第233页。
〔8〕埃德温·查尔《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9〕《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106、107页。
〔10〕栗正文：《我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省思及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探讨》，《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11〕《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60、261页。
〔12〕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57页。
〔13〕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