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_货币政策论文

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理论和实践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新发展论文,理论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欧央行宣布QE，全球央行的货币大战正式吹响了号角。事实上，这场不宣之战早已大张旗鼓地展开：过去短短两周内，已经分别有丹麦、加拿大、瑞士、埃及、土耳其、秘鲁和印度多家央行纷纷降息。而如果从2014年算起，全球主要国家中，已有12个国家的央行步入了降息周期；仅巴西、俄罗斯和新西兰由于通胀和本币贬值等因素的困扰，仍处在加息通道。

      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Gary Cohn在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国家已经在参加货币战争。“我们正处于货币战争中。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简单的方法是让货币贬值。”但是，这种“以邻为壑”通过货币贬值拉动经济的行为的有效性却值得商讨。华尔街资深交易员、瑞银首席经济学家Cashin一针见血地说，欧央行实现的只能是欧元贬值，并无其他。“这些国家一直在输出通缩，但还没有演变为海啸。当达到那个地步时，你才会看到全球央行决定，他们最好还是更加合作些才好。”Cashin还表示“货币战争不可能善终，从来都不。”2015年1月15日，瑞士央行宣布放弃1.2的欧元兑瑞郎汇率下限，同时降息至负0.75%，导致瑞郎大幅升值，让瑞士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更糟糕的是，瑞郎风暴席卷全球金融市场，引发了一场损失惨重的金融海啸。瑞士的情况突显了货币战争的徒劳。

      与全球“降息潮”相对的是，美国经济复苏强劲，美元正不断走强。自从2014年年中开始进入升值通道以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已经高达10%。而美联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容忍美元升值，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目前存在大部分的国内外学者认为无意外情况发生，2015年下半年美国会进入“加息通道”。这就导致全球货币政策不仅表现为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战争”，也表现为美国货币政策走向的“与众不同”。这种局势长此下去，无疑会给全球各国的币值稳定、资本流动带来巨大挑战。

      历史上的全球货币紧张局势导致了一些协调政策利益的国际协议，并载入了世界经济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元的强势催生了三十年前在纽约广场签署的“广场协议”；1987年，G7国家在巴黎卢浮宫签署的“卢浮宫协议”，一致同意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那么，如果这场全球货币战愈演愈烈，是否有希望全球能就政策协调再次达成一项新的协议？此时，对于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研究和重新认识显得尤为必要。于2013年9月发布的《日内瓦报告》以及2013年10月和2014年4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纷纷将国际政策协调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讨论焦点，以期通过国家间的协作减缓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为其他经济体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并作为应对单个国家汇率的“过度反应”或“以邻为壑”政策行为的主要工具。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进行综述和梳理，一方面从理论上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货币政策合作，另一方面也旨在为国际政策合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相关理论，讨论国际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以及合作收益的影响因素；第二部分阐述在目前经济形势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第三部分总结全文以及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启示。

      一、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理论

      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理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分析框架主要经历了宏观静态分析、传统博弈论、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三个阶段。

      (一)泰勒模型(Taylor，1993)

      二战后，最早讨论货币政策合作理论的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1982年出版的一篇文章。这一文章通过如下方式定义了国际货币合作：即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名义或实际汇率，或者使货币政策目标盯住名义汇率(Branson，1982)。Branson证明了实际汇率的波动可能会引发美国就业的波动，尤其是对于耐用品部门，因此，对于汇率波动的担忧是合理的。Branson认为引发汇率波动的原因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在经济体之间对于政策合作是否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不存在共识。

      直到90年代初期，关于合作的货币政策研究成果仍然不是很多。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来自于对7国集团(G7)的研究，主要建立在Taylor(1993)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之上。Taylor(1993)建立的模型可以被看作是当时盛行的具有宏观经济基础、合理预期、价格粘性特征的一个典范。Taylor(1993)建立了一个关于G7的中型理性预期经济计量模型，考察对象主要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这一模型包括98个随机方程，规定并描述了7国的国内经济特征和国际间的经济联系。这一模型最重要的特征是工资粘性合同的设定。这一特征不仅使模型具有名义粘性，而且给出了这一粘性存在的微观基础。在这一意义上，Taylor(1993)可以被看作是沟通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具有完美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桥梁。

      Taylor(1993)假设利率和汇率由世界资本市场决定，并且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两国间的利率差异由预期汇率的变化决定。这一模型包括了消费平滑、进口价格和进口需求的缓慢调整。模型所需的参数完全通过70年代至80年代的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得到。在Taylor(1993)的第六部分，Taylor利用一个假设的政策实验来回答国家间在设定政策规则的参数时是否希望进行政策合作。Taylor(1993)考虑了以下名义收入货币规则：

      

      其中RS表示实际利率，LP表示价格水平的对数形式，LY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形式，g是待决定参数，上标“0”表示目标变量。假设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最小化产出和通胀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Taylor分析了一国改变其政策参数g对于其他六个国家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影响。

      参数g，Taylor证明这一波动对于国外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并不显著。Taylor也在价格规则，即不包括收入项的规则中发现了同样的结论。事实上，这一模型显示了对于货币冲击的国际敏感度。因此，Taylor认为即使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也是很小的。

      (二)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

      在最近十几年中，货币政策合作的文献逐渐增多。例如Benigno and Benigno(2001)、Clarida，Gali，Gertler(2002)、Sutherland(2004)、Michaelis(2006)不仅集中于合作这一话题的讨论，而且都发现通过政策合作获得收益是可能的。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融入了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模型的分析。在以下部分，本文对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进行简要回顾，并描述在这些模型中关于货币政策合作理论的研究成果。

      广为流行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由于忽略了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策考虑，目前已经被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所代替。对于开放经济建模方式的转变主要有两方面促进因素：第一，允许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线性方程。具备数据支持的结论使得政策观点更加清晰和准确。对于较复杂的问题，经济学家能够通过可信的方法进行辩论。第二，在经济中模型化个体部门能够对总福利进行计算。这对于对比经济政策、评估经济特征的影响建立了统一的对比标准。在最近的模型中，一般趋势是简化假设(如单位弹性、线性效用、有限的金融市场)以得到更加精确的关于国际经济的展示。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以Obstfeld and Rogoff(1995)(OR模型)为起点，之后经过了不断地精细化和现实化。

      1.模型的起始点——Obstfeld和Rogoff(OR，1995)。

      Obstfeld，Rogoff(1995)建立了一个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每一个国家包括两个部门，个体部门和政府部门。个体部门主要指消费者和生产者，政府部门主要负责提供货币供给，并进行转移性支付。在所有的私人部门中，n部分的比例属于本国，1-n的部分属于国外。每个生产者生产唯一的商品。个体j的效用函数由国内和国外消费品、货币供给提供的正效用以及由劳动创造的负效用加总得到。价格指数由所有价格的加总得到。Obstfeld and Rogoff(1995)假设政府消费为零。因此，任何由于货币创造产生的收益都将以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归属于消费者。最后，这一模型引入了无风险的国际债券市场，利率假设恒定。消费者j的预算约束因此成为当期和未来的货币持有、债券、消费、政府转移支付的函数。模型假设所有的个体具有相同的偏好，并且不存在贸易摩擦。购买力平价成立，实际汇率因此恒定。价格具有外生粘性特征，即提前一期被确定。

      OR模型最重要的贡献是证明了具有微观基础模型的便利性。例如，通过考察代表性经济人的效用，证明了能够通过非预期的货币扩张带来等量的效用收益(Lane，2001)。

      2.货币政策协调对于OR模型的改进。

      研究两国间福利的比较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OR模型为研究货币政策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Clarida，Gali，Gertler(2002)利用这一方法进行了货币政策合作的进一步研究。根据Clarida，Gali，Gertler(2002)，是否选择政策合作决定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不选择政策合作的国家将最大化其国内消费者的福利，将国外变量看作给定，约束条件为模型中的均衡条件：

      

      

      这里

表示在第0期的期望，β表示消费者的效用贴现因子，Φ是依赖于国家规模权重、价格需求弹性和代表性消费者福利收益的常数。通过福利的对比，能够比较非合作政策和合作政策的适用性。

      (三)国际货币政策收益的影响因素

      1.企业定价行为。

      对于OR模型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国内企业对出口产品的定价模式。Betts，Devereux(2000)通过假设一部分企业能够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制定不同的价格。最重要的结论是允许企业按照当地货币定价(LCP)导致了汇率超调的可能性，即面对货币冲击，汇率在最初的变动更加剧烈。Betts，Devereux(2000)认为这一过程解释了在实证研究中汇率的波动性。这一研究的缺陷是不能产生价格粘性之后永久性的非常规汇率波动。本质上来说，尽管Betts，Devereux(2000)能够模拟出汇率超调行为，但是这一特征依赖于外生的价格粘性特征。

      Michaelis(2006)将公司定价行为直接包括到货币政策合作福利收入的分析中。Michaelis(2006)计算了按照LCP定价方式的企业占总体企业的比例，并假设两国间的这一比例是不同的。他发现随着LCP定价程度的不同，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收益也会不同。首先，对于LCP定价比例较高的国家而言，国内的货币扩张将提高国内福利。存在一个重要的LCP比例，低于这一比例的任何值，国内货币扩张会增加国外福利。因此，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的情况下，国内货币的扩张才会对国内和国外经济有利，当LCP定价比例约为50%时，国内和国外的福利将达到最大化。第二，如果两国LCP定价比例的和为1，那么世界的纳什最优货币政策在两国是相同的，并且每个国家总是获得最优的福利分配。第三，Michaelis(2006)发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一直存在，无论LCP的比例为何值。这一结果与许多其他研究完全相反，如Corsetti and Pesenti(2005)、Devereux and Engel(2003)，二者认为当LCP比例为0或1时，货币政策合作将不产生收益。唯一的例外是Michaelis规则即当两国的LCP比例之和为1时。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政策与非合作政策的福利水平是一致的，这与Betts，Devereux(2000)的结论相同。之后，Engel(2011)指出通过PCP或LPC导致的货币错配，当一价定律不成立的时候，将导致全球福利的降低，最优的货币政策不得不在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及错配之间权衡。

      2.国内和国外产品的非单位替代弹性。

      以上文献几乎都将假设国内和国外商品的替代弹性为1。Sutherland(2004)注意到这一假设规则排除了汇率的支出转移效应分析，这对于政策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它决定了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国家商品的需求。另外，Benigno and Benigno(2006)确定了单位弹性是一种极端情况，此时货币政策合作收益将会完全消失，并认为这是其他作者没有发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的原因。Fujiwara et al.(2009)的研究发现，当两个国家同时面临零利率下限的约束时，相机抉择和规则的最优货币政策表现出不同结果，在相机抉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与跨期替代弹性密切相关，同时这一参数也是衡量国际溢出的重要参数，不具有历史依赖性。在规则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国际外溢效应方面表现出历史依赖性。

      允许国内和国外商品替代弹性不为1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模型将无法求解。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福利函数的二阶近似，对于随机模型的这一求解方式将给出二阶近似的线性解。Pappa(2004)、Christiano，Eichenbaum and Evans(2005)和Sutherland(2004)都利用这一方法进行求解。

      3.国际金融市场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Sutherland(2004)对于支出转移效应产生的福利具有更多的便利性分析，并首次对比了不同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的影响，这为货币政策合作中融入金融市场的分析奠定了基础。Sutherland(2004)的关键在于就三种不同国际金融市场结构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金融自主、在央行选择货币政策态势之前的状态依存的资产交易、在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之后所发生的状态依存的资产交易。与其他研究成果一致，Sutherland发现当国内和国外商品的替代弹性不为1时，将会产生货币政策合作收益。同时，也发现当不存在国际金融市场或金融自主的情况下，货币合作收益是很小的。另一方面，当资产交易发生在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之后，将产生外溢效应，以至于非合作的货币政策将对国外产出带来波动。在货币政策制定者制定决策之前发生的资产交易将会产生货币政策合作收益，由于经济人能够使自己免遭货币政策选择的风险，Sutherland认为这是由于非合作的央行将对国外产出造成冲击，进一步对世界福利造成负面影响。

      Sutherland发现不同的金融市场结构能够改变来源于合作的收益，这一结果影响能够从0.2%达到100%。Sutherland(2004)的结论支持在政策制定之前进行的资产交易的框架下，货币政策合作能够产生最大的福利收益，这一金融市场结构与现实中的金融市场结构最为相近。

      Fujiwara and Teranishi(2009)同样认为金融摩擦对于政策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福利分析显示尽管合作会产生长期收益，但是动态的金融摩擦不需要货币政策合作，而内视(inward-looking)的金融稳定性在开放经济中是最优的，无论是否进行政策合作。Marcin and Giovanni(2011)也研究了金融市场的摩擦是如何影响最优货币政策的：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性产生了通货膨胀目标和外在融资溢价稳定性之间的权衡，并对比了合作的拉姆齐货币政策、标准的政策规则以及非合作的拉姆齐货币政策。

      4.卡尔沃名义粘性和非线性对数化的消费偏好。

      OR模型引入了名义粘性，这导致了名义冲击能够导致实际的经济影响。这一渠道对于货币政策合作是必要的。Walsh(2003)证明，尽管OR模型能够解释价格行为的缓慢变化，但是不能解释通胀的缓慢变化，设定在两期内固定的价格能够解释价格水平的粘性，但是不能解释价格变化的粘性。

      CGG首次利用卡尔沃定价模式来解释名义粘性，这一方法假设在每一期部分企业能够根据经济条件制定最优化价格，而其余企业将保持其在上一期的价格。由于最优化价格的概率被设定为服从泊松分布，这一方法假设企业不能在长期内调整价格，同时其他企业将频繁地重置价格。这不仅解释了价格缓慢调整的微观基础，同时也证明了通货膨胀的缓慢变化。CGG证明以上名义粘性以及非对数线性化的消费偏好是获得货币政策合作的充分条件。CGG假设不存在资产的金融市场结构，完全的汇率传导，以及不会出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的确定性条件，能够得到央行获得政策合作收益的货币政策规则。Clarida(2002)考察了在存在指导性货币当局的情况下，两国进行货币合作的收益。其发现在非合作政策下，经济结构与封闭经济是类似的，除非存在对数效用函数，当货币当局希望内生化外溢效应时，将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

      5.贸易开放度和其他特定参数。

      Pappa(2004)发现当选择特定的参数集时，尽管一国央行承诺进行货币合作，但是这一合作并不能获得合作收益，原因在于独立的央行不会面对来自贸易条件的任何外溢效应。对于这种参数集，货币联盟是次优的，由于当名义汇率被固定时，超国家的机构不能进行最优分配。而对于其他参数集，对于货币合作框架的偏离却可能会带来福利损失。Coenen et al.(2008)利用NAWM(New area-wide model)模型来估算货币政策合作的收益：在合作和纳什均衡中，假设央行的目标是最大化居民的福利。给定美国和欧元区的开放度，目前货币政策合作收益较小，大概是均衡消费的0.03%。尽管如此，这一收益对于开放度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十分敏感的。例如，将贸易额增加至GDP的32%，货币合作收益将增加至稳态消费的1%。

      二、当前国际货币政策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尽管国际货币政策合作在一定条件能够达到“双赢”甚至是“多赢”的效果，但是回顾国际合作货币政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运行相对正常的时期，尽管全球货币体系也遭遇了明显的压力，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仍然愿意采用国家视角而不是多边视角。以下条件制约着国际货币政策合作在国家间的实践。

      首先，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认为外部的溢出效应太小以至于难以弥补合作的成本。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多国的计量模型的研究成果显示在不同模型中传递效应在大小甚至符号方面具有显著区别，平均加总起来得到的结果是非常小的(Oudiz，and Sachs，1985；Taylor，1985、1993)。Taylor(2013)也指出，在多国的货币实证模型中，假设市场确定的浮动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利率结构项不存在投机因素、理性预期、价格和工资粘性形成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如果浮动汇率下的央行采用以最优化本国价格和产出稳定性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那么这一模型显示央行的联合福利政策将产生很小的收益。

      其次，政策制定者经常会忽略目标间的权衡。通常的情况是，政策协调讨论建立在每一方拒绝来自特殊的宏观经济目标的预算，政策制定者很明显没有意识到不同目标之间的权衡会提高福利收益。像大多数效率分析所得出的结果那样，尽管合作的福利收益可能不是很大(事实上，这一收益与来自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估计收益类似)，但是类似于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却是值得衡量和追求的，原因在于这一自由化会为经济带来长期收益(Ostry and Ghosh，2013)。如果政策制定者将目标固定在某一个上面(如缩小产出缺口)，从而短视地忽视其他目标(如保持金融稳定性风险)，那么关于政策权衡本质的短视性很可能提供了一种关于为什么在实践中没有看到持续性的政策合作的原因。目前，这种短视性的成本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可能已经增加，原因在于政策工具有效性的降低(如货币政策的零利率下界、财政政策的过高公共债务和政治瘫痪的约束)，以及包括金融稳定性等多目标的考虑。

      第三，合作政策通常被理解为由纳什博弈政策，即一个国家所能达到的单边最优性的一系列合作政策的转变。此时，政策合作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抵押物，来使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克服那些能够阻碍获得国内纳什均衡产出获得结果的约束。例如，如果一国政治瘫痪导致了不合理的国内政策搭配(扭曲的货币宽松和财政紧缩)，进而导致全球需求的下降，与贸易盈余国家的政策合作将导致全球需求的扩张，并引发一种更理想的全球产出结果。但是如果一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确定政策合作是否能实现政策抵押物的功效，很可能不会放松对国内政策的约束，并参与到合作中去。事实上，政策制定者通常很难确信此时的政策合作会不会违背国内目标。

      第四，尽管通过合作可能会使双方国家都能够获得收益，但是这一均衡结果是很难维持的：如果一方严格遵守协议，而另一方国家违约，从而获得福利收益。比如，两国通过协议就限制货币政策刺激的程度达成共识，本国能够通过“欺骗”——也就是采取与协议相比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来提高本国产出。由于双方具有相同的违约动机，合作协议将会被破坏。在缺少国际制裁的情况下，合作协议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隐形的威胁，也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被拒绝参与到国际政策合作中，所以国际政策合作的非制度性决定了合作均衡的脆弱性。

      第五，在贸易方面，由于世界价格与大国在非合作时期的价格非常接近，因此对于大国来说通过合作获得的潜在性收益是有限的。尽管大国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份额，但是大部分来自于合作制度的收益可能归属于小国，甚至是不参与合作的一方。这导致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很可能对与小国的政策合作不感兴趣。但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小国总福利的提升通常是是巨大的。Naoko et al.(1985)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合作导致了较低的世界利率，这对于高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有利。同样，新兴市场国家目前纷纷与逆转的资本流入进行竞争，可能从早期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合作获得收益。这一非对称收益的可能性和合作均衡结果意味着在正常时期，大国经济很少主动推动国际政策的合作。

      事实上，各个国家的利己主义、博弈的隐蔽性和不透明性以及政策当局的短视性增加了国际货币合作的困难。例如，像大多数效率分析所得出的结果那样，尽管合作的福利收益可能不是很大(事实上，这一收益与来自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估计收益类似)，但是类似于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却是值得衡量和追求的，原因在于这一自由化会为经济带来长期收益(Ostry and Ghosh，2013)。如果政策制定者将目标固定在某一个上面(如缩小产出缺口)，就会忽视其他目标(如保持金融稳定性风险)。这种短视性的成本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可能已经增加，原因在于政策工具有效性的降低(如货币政策的零利率下界、财政政策的过高公共债务和政治瘫痪的约束)，以及包括金融稳定性等多目标的考虑。

      此外，在目前经济背景下，国内的货币政策基本已经“黔驴技穷”，无计可施，此时不妨从国际上寻找政策突破点，获得最大化国际合作收益。Taylor(2013)为这一点提供了理论支撑：Taylor(2013)专门对国际货币政策合作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及其收益进行了分析。Taylor(2013)认为如果浮动汇率下央行采用以本国物价和产出稳定性为最优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那么央行之间的货币合作将产生很小的收益。这一预测结果与发达国家大缓和期间的货币政策效果十分接近。由于央行采用较为透明的规则货币政策，包括通货膨胀盯住或浮动的货币政策盯住，经济绩效具有明显提高，尤其与70年代相比。通过选择在国内运行较为良好的政策，所以几乎不必担心外溢效应，央行通过“看不见的手”能够获得更好的全球经济条件。随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也采用了规则的货币政策，目标在于保持长期的价格稳定。诸上因素都对全球货币稳定性具有促进作用。

      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前Taylor(2013)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类似于纳什均衡：此时各个国家将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看作给定，并选择本身的货币政策目标，产生的效果与政策合作产生的效果相同。国家间政策合作的努力在大缓和期间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几乎不产生作用，与许多货币模型预测的结果相一致。这时，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看作在接近于合作均衡的体系下(near an internationally cooperative equilibrium，NICE)运行。

      但是在过去十年中，自从“大缓和”时代的结束，国际货币合作和外溢效应重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例如巴西等新兴国家经常抱怨发达国家对其货币以及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外溢效应。包括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指出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对于汇率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可能引发货币战争和竞争性贬值。许多央行为了应对主要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外溢效果，如巴西、日本，包括澳大利亚、韩国、波兰、印度、以色列、匈牙利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本国货币升值。BIS呼吁对于外溢效应的考虑以及某种形式的国际货币政策合作，同时G7国家央行和财政部就此发布了联合声明，反映了全球对于外溢效应和政策合作的广泛关注。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经济环境对于NICE的偏离。Taylor(2013)从最优货币规则的角度对偏离原因作出了如下解释：最优规则被看作是国际合作收益较小的必要条件。这一理论并不是错误的，而是政策假设不再成立。实证研究显示，在最近10年以来利率持续较低的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偏离开始出现。与“大缓和”相对应，这一时期可以用“全球大偏离(global great deviation，Hofmann)(Bogdanova，2012)”来形容。事实证明这一偏离目前仍然存在，尤其是各国央行进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资产购买之后。根据这一解释，央行对于最优政策偏离导致了货币政策合作的必要性。

      综上，目前全球经济局势的“次优”状态决定了国家间要采取更加强势的国际间合作来扭转和对冲经济的萧条局面，尽力使全球经济重返“最优”时代。所以，对于偏离NICE的国际大环境，国际货币政策合作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结论与启示

      为了应对新时期的全球“货币战争”，国际货币政策合作很可能是唯一有效的途径。本文通过对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理论的综述以及对现实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最近几十年内，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理论逐渐告别了以传统宏观经济学为主的分析方法，逐步转向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为主流的分析框架，无论是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有了很大演进。至于货币政策合作的收益，学术界并未达成统一意见，收益大小及正负存在着明显的状态依存特征，依赖着多种影响因素。

      (二)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现实来看，国际间的货币政策协作都不能称为“一帆风顺”，国家利益的博弈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阻碍了国际政策合作的进行。但是如今后经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和政策表现出的新特点却为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理论和现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国际货币政策合作很可能成为应对“货币战争”以及不利外溢效应的一把“利器”。

      要充分发挥国际间货币政策合作的作用，需要各国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和完善：

      1.按照国际货币合作收益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改革国内、国际货币制度，如完善各国本身存在的金融制度扭曲、调整贸易结构等，使得各国经济合作方能够达到最大化国际货币合作收益的约束条件。这将会大大减小国际货币合作实践中的阻力。

      2.在货币政策博弈中，每一方都将有动机宣布与其自身真实情况相比更大的产出缺口，或是更小的政策效应，从而为本国争取到更加有利的货币政策态度。目前在缺少国际制裁的情况下，唯一解决方式是通过隐形的威胁，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被禁止参与到国际政策合作中，增加合作中的欺骗成本。

      3.为了克服未来国际政策合作的阻碍，Ostry and Ghosh(2013)提出设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主要目的是监督对于向内的和向外的溢出效应，并评估对于增加全球福利可接受的政策安排或权衡。选择较为中立的机构，如IMF可以充当这一评估机构，依据客观模型而不是特定某一国家建立的模型来建立不同国家沟通的桥梁，并且将评估效果报告给所有合作的参与方。尽管有人会质疑评估机构的中性和可信度，但是如果相对于任何一方参与者而言是更加中立的，那么评估者的存在就会提高全球效率。

      4.作为新兴市场大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中国应该从长远考虑，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合作，营造和谐、透明的国际经济环境，为自身经济的长期增长扫清障碍。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增强合作中的话语权，提高“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应注重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在合作政策的选择与参与方面尽量保持“相机抉择”，谨防由于货币政策僵化带来的可能性福利损失。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全球央行论文;  货币论文;  定价目标论文;  价格发现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货币战争论文;  加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