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参加者论文,一大论文,尔斯论文,中共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2-0072-08
关于中共一大具体参会人员问题，我国学界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一共15人参加了中共一大，其中13名中国人，两名外国人。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①一大参加者包惠僧本人在1979年6月写过一份材料确认参加一大的“共13名代表；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共15个人”②。本文的写作意在对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之一的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进行考证，因为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这个尼科尔斯基的情况或者一字不提，或者以讹传讹，更遑论对其真实身份的考证了。比如萧超然、沙健孙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稿》一书就指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③，而只字未提尼科尔斯基。一些教材或党的文献在介绍一大参加者时也仅限于提一下尼科尔斯基的名字，而对此人的具体情况则一字不提。
我国最早提及尼科尔斯基身份的可能是包惠僧，包氏在《新观察》杂志1957年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这样描述了尼科尔斯基：“加上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到会的共十五个人”，“接着李克诺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其任务。他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④。这里，他对“李克诺斯基”这个人的身份未作直接说明。在1979年6月的一份回忆材料中，他明确提及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份：“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共15个人”⑤。这里明确指出了“尼科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包惠僧在上述文章以及回忆材料中所提及的“李克诺斯基”和“尼科斯基”是同一个人，即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只是中文译名有异。
另一位比较早也稍稍详细地提及尼科尔斯基的是一大的另一参加者张国焘。他在1971年堪萨斯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尼科尔斯基，我国大陆在1980年出版了张国焘的这部《我的回忆》。在该书第一册，张国焘提到为筹备中共一大而最先抵达上海的他通过李达的介绍了解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⑥。在该书第一册第172页，张国焘再次提及尼科尔斯基，因为1921年10月中旬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准备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陈独秀让他“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张国焘对这个人的感受是：“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⑦张国焘对俄国人的姓名记得不够准确，总是将尼科尔斯基称做“尼科罗夫斯基”。
从上述两位一大参加者的回忆材料来看，包惠僧认为尼科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科尔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此后20年间我国政界和学界再没有人提及尼科尔斯基的其他什么新身份了，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和党的文献或者干脆不提尼科尔斯基这个人，即便提及也只是承袭包惠僧或张国焘的说法称其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或“共产国际的代表”，而关于尼科尔斯基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不仅我国政界和学界对尼科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即便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很长时期，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对尼科尔斯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多年以来一直关注尼科尔斯基这个人物，当包惠僧用笔名“栖梧老人”在中国杂志《新观察》1957年第1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指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之后，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在当时苏联的一份杂志《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71年第2期上看到了包惠僧的这篇文章的俄文译文。A.И.卡尔图诺娃博士认为，自从有了包惠僧关于尼科尔斯基身份的上述说法之后，“这种说法就一再地被从一篇文章转引到另一篇文章，从一本书转引到另一本书”，而“关于尼科尔斯基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则一如既往没有任何重要的详细资料”⑧。A.И.卡尔图诺娃博士之所以称“一如既往没有任何重要的详细资料”，乃是因为她很早开始关注尼科尔斯基这个中苏关系史中的比较重要的人物，她本人则主要是从事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人运动关系研究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她开始跑各个档案馆，希冀能够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档案材料以及历史文献中发现有关尼科尔斯基的哪怕是很细微的材料。通过努力她找寻到了一些关于尼科尔斯基的并不重要的间接材料，并用这些材料写成论文先后发表在俄文杂志《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和1983年莫斯科出版的《1925-1927年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问题的政策》一书中。
她的上述成果还是未能搞清楚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这不仅反映在上述她的文章和出版物中，而且还反映在她为一些档案材料所作的注释中。她在为一份档案材料，即“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作注释的时候指出：“李克诺斯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进行工会和工人方面的工作。李克诺斯基的身份目前还不能确定。按历史文献的习惯说法，他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显然，李克诺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这一点也被马林的报告所证实……显然，作为远东书记处的代表，李克诺斯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时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这种情况在20年代初并不是罕见的。在某些时候，Г.维经斯基和马林也是既负有共产国际的使命，同时又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可能李克诺斯基的姓不是真实的，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某个工作人员的笔名。看来，苏联的历史学家经过对问题的查证，会在最近的将来弄清李克诺斯基的真实身份。”⑨至此，除了可以确认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时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之外，对于尼科尔斯基的身份，A.И.卡尔图诺娃博士仍然“不能确定”，并相信“会在最近的将来弄清李克诺斯基的真实身份”⑩。
1987年，应中共中央邀请，苏共中央的一位书记访华，这位书记回到莫斯科之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达了一个任务：找出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当时，历史学家A.И.卡尔图诺娃博士正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鉴于此前她已经掌握了一些有关材料，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她的头上②。接受任务之后，她在1987年秋天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又搜寻了很长时间，研究一切能够找得到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档案文件和材料，其研究成果以“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为题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2期上。她在开篇就指出：“尽管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至今已经过去了大约68年的时间，但是迄今为止谁都未能找到对尼科尔斯基究竟何许人也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12)
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在文中推翻了此前自己关于“可能李克诺斯基的姓不是真实的，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某个工作人员的笔名”的猜测，她指出：“以前曾经确认：尼科尔斯基是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中国去的，并且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来往信函中他是以‘瓦西里’或者‘瓦西里耶夫’的化名出现的。但是，在1921年5月至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名单和一览表中有瓦西里吗？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只有唯一的一个人布卡特的名字叫瓦西里，而且布卡特在1921年夏天，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曾经到过蒙古。但是，根据确凿可信的资料，无法认定这位布卡特就是尼科尔斯基。因为根据档案文献我们可以确认：从1921年6月3日至12月尼科尔斯基一直在上海活动。”(13)
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在文中还探讨了尼科尔斯基在完成了中共建党准备工作并参加中共一大以及组织张国焘等出席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前往苏俄这一任务之后，他的去向问题。卡尔图诺娃博士根据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工作的一位名叫利金的工作人员于1922年5月20日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的工作报告判断：完成了上述任务后，“尼科尔斯基应该是自己返回伊尔库茨克去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了”(14)，因为利金的这份工作报告证实：“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我被派往广州……在上海，我应拿到工作经费和得到必要的情报。但是，在上海得知：(1)尼科尔斯基同志处没有所需的经费；(2)根据远东书记处的指示，我应在那里等候新的安排。新的安排不久就收到了……让我在瓦西里同志(即尼科尔斯基)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呆在上海。”(15)但是，卡尔图诺娃博士认为，“尼科尔斯基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任何一个会议参加者都不曾提及在会上碰到过他，收藏在档案馆里的此次代表大会参加者们的各种代表证中也没有发现尼科尔斯基的证件”(16)。
A.И.卡尔图诺娃博士的文章最后指出，她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高级研究员P.И.帕拉季佐娃一道又跑了其他很多档案馆，最终她们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过她们同时指出“这一结论是作为我们的一种说法提供给读者们的”：“尼科尔斯基，看来就是奈曼-尼科尔斯基·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又叫贝格·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1898-1943)。1921年加入俄共(布)。上过三年赤塔商业学校。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部队服役。有资料表明：至少1921年贝格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1921-1925年，奈曼-尼科尔斯基在满洲工作。1926年夏天从哈巴罗夫斯克抵达赤塔。1938年遭到逮捕并被判决参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死于1943年。后来，在其死后，得到平反昭雪。”(17)
因为不掌握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所以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引述了本文曾经引述过的两位一大参加者包惠僧和张国焘对尼科尔斯基形象的描述来弥补缺少尼科尔斯基照片的遗憾。A.И.卡尔图诺娃博士还断言“在档案史料中找到任何更加准确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材料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据我们所知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馆里也没有尼科尔斯基的个人档案卷宗。”(18)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在《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的最后，希望尼科尔斯基的健在的亲戚以及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发现有关尼科尔斯基资料的历史学家们，能够将有关他的信息和资料提供给她。
在A.И.卡尔图诺娃博士的《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在俄文杂志《远东问题》上发表之后，我国学界一些学者或者党史专著就直接引用了此文中带有一定程度推测性的结论，比如前文曾经提过的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一书在介绍“中共一大出席者生平及其发展道路”谈及尼科尔斯基的时候指出：“尼科尔斯基(1898-1943)，苏联人，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委派，来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中共‘一大’结束后，他仍留在上海工作，曾与利金等人共同组织有各政党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出席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他又转到中国东北等地工作。1926年，尼科尔斯基返回苏联，先后在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工作。1938年由于涉嫌托洛茨基派被捕，1943年遭到错杀(后来得以平反昭雪)，终年45岁。”(19)这段文字所包含的内容完全是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在《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所持结论的中文翻版，只是对尼科尔斯基全名的中文译名略有差异，此外还完全忽略了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在作上述结论的时候所持的一定程度的推测性，将她的带有一定程度推测性质的论断当作定论了。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在介绍中共一大参加者的时候，对尼科尔斯基这个人物的注释也基本上承袭了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在《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所持的上述结论：“尼克尔斯基(1898-1943)，俄国人，俄文原名B.A.Никoлъcкий。1921年加入俄共(布)，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20)
至此，尼科尔斯基的身份和生平履历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A.И.卡尔图诺娃博士有关尼科尔斯基身份的解说也被广泛引用。然而，17年之后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发现的新材料推翻了此前她的“在档案史料中找到任何更加准确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材料的可能性都不存在”的断言，2006年A.И.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找到了有关尼科尔斯基的珍贵档案资料，从而使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更加翔实和准确了。正如她在俄文杂志《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上所发表的《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多亏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才使我们对尼科尔斯基在去中国之前和从中国返回苏俄之后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了解的可能性。因而，我们现在对奈曼-尼科尔斯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刻画：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奈曼-尼科尔斯基，又叫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于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他出身于一个小市民家庭，上过三年的赤塔商业学校，1912年至1916年在赤塔市的一些私人商店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加车站任店员和雇员。1916年至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预备步兵团和第516乌法预备步兵团任列兵。1917年至1918年，复员之后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些私营企业里任职员。1918年至1920年，先后在白匪军第31赤塔步兵团和白匪军谢苗诺夫部犹太人独立连任列兵。1920年4月随同整个犹太人独立连投向红军。1920年至1921年在雅科布松红军游击队(也就是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第24阿穆尔起义团第四游击队)任普通战士，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1921年加入俄共(布)。”(21)
A.И.卡尔图诺娃曾经跟高级研究员P.И.帕拉季佐娃一起作过一个推测，认为“1921-1925年尼科尔斯基在满洲工作，1926年夏天从巴罗夫斯克抵达赤塔”，“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新材料证实不了这种说法。实际上，1921-1923年奈曼-尼科尔斯基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参谋部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情报部服役。从那时起一直到自己的仕途终结他将自己的生命同苏联远东地区的情报和反间谍机关拴在了一起。1922-1925年，他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远东边疆区分局情报科服役，1925-192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远东边疆区分局反间谍科全权代表，1926-192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赤塔分局反间谍科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反间谍科全权代表和高级全权代表，1929-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驻格罗杰科沃车站全权代表，1930-1932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远东边疆区分局反间谍科科长，1932-193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远东边疆区分局外国人科科长，1933-1935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服役，1935-1937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七处任职。1938年2月23日奈曼-尼科尔斯基·弗·阿在哈巴罗夫斯克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逮捕，罪名是‘积极参与了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间谍破坏活动’。1938年9月21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法庭的判决，尼科尔斯基被认定犯有如下罪行：‘自1931年起积极参与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的反苏活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疆区机关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并且参与了替日本情报机关效力的间谍活动，判处弗·阿·奈曼-尼科尔斯基死刑，判决于当天在哈巴罗夫斯克得到执行。被捕前奈曼-尼科尔斯基已经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一名大尉。1956年11月8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决议，‘由于缺少犯罪要素’，奈曼-尼科尔斯基·弗·阿被平反昭雪。”(22)
综上所述，俄罗斯历史学家A.И.卡尔图诺娃博士的研究表明，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乃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尼科尔斯基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期间和中共一大之后在中国的活动和表现，以及曾经同他打过交道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对他的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他的苏俄情报人员身份。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文献来看，当时苏俄情报人员被派遣到中国工作的例子比较常见，1922年7月11日马林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份报告，报告除了提及尼科尔斯基之外，还提到了一个人福罗姆别尔戈，“在此期间，赤塔来的弗莱姆贝格同志为工会国际工作，我也经常与他合作”(23)。马林这里所说的“弗莱姆贝格同志”，就是M.福罗姆别尔戈，此人于1921年1月受驻赤塔的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来华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在上海跟维经斯基保持联络，而此前M.福罗姆别尔戈一直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工作，他的真实身份也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24)。
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政权所处的内外困境，迫使苏俄领导人推进实施世界革命战略，同时帮助和推动东方各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为了向中国的革命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考察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乃至共产党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准确选择和确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未来中国盟友，苏俄特别需要准确而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同时在中国进行有效的革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然而，在当时中国国内状况下这些工作又无法公开进行，派往中国开展工作的人员自然是复合型的特殊人才，因为他们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并完成任务。也正因为如此，尼科尔斯基被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示要求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会议”和当时正在上海开展活动的朝鲜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会议，尽管马林1922年7月11日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证实“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25)；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尼科尔斯基不仅执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赋予他的任务，而且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交给他的使命，而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解密档案材料证实，当时苏俄有一大批像尼科尔斯基那样的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在中国各地开展活动。
注释：
①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③萧超然、沙健孙主编：《中国革命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④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载《新观察》杂志1957年第13期。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1页。
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72页。
⑧[俄]A.И.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注释。
⑩[俄]A.И.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
(11)关于这一情况，参见[俄]A.И.卡尔图诺娃：《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
(12)A.И.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
(13)A.И.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
(14)A.И.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6)A.И.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
(17)A.И.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
(18)A.И.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
(19)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20)《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21)[俄]A.И.卡尔图诺娃：《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
(22)[俄]A.И.卡尔图诺娃：《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载《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24)有关М.福罗姆别尔戈是苏俄情报人员的情况，请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注释部分。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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