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反犹主义幽灵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幽灵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多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无疑是对现代人类文明史的莫大嘲讽，这一反犹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不仅给犹太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也改写了传统的世界民族政治版图。然而，在60多年后的今天，一度销声匿迹的反犹主义又大有死灰复燃之势。那么，究竟何为反犹主义？它又何以会在今天重出江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温反犹主义这一历史命题的现实意义所在。
仇恨之源：欧洲为什么反犹？
“反犹”一词在英文中为“ANTI－SEMITISM”，其词根是由前缀“ANTI”和“SEMITE（闪米特族）”构成的，其本意应为“反闪主义”，也曾有学者将之译为“反闪主义”。然而在历史上，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远大于同为闪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而且即使在闪族内部也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歧视。故而“ANTI－SEMITISM”在历史上已经演化为对仇视犹太人及其文化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的总称。一般认为，欧洲之所以在几千年来会成为反犹主义最为严重的地区，是由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首先是历史传统的惯性作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是为了推行希腊化政策，镇压犹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一方面帝国内长期推行的反犹政策在社会中形成的反犹、排犹思潮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推行的反犹政策又被后罗马时代各国所继承。日耳曼部落打败罗马帝国以后，最初并没有积极学习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而是去继承和发展基督教，也包括对被称为“异教徒”的犹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年生效的罗马提奥尔西法典中规定的针对犹太人的附加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些人反犹的法律依据。
其次是经济上的偏见和短视。由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和异教徒，所以他们的就业和经营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又成为当地人嫉妒和仇视的对象。基督教禁止教徒进行放贷食息，所以犹太人的放贷一直被视为是“罪恶勾当”。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作为“敲竹杠”的榨取对象。法国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滑稽，从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法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
再次是政治地位的缺乏。犹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虽然他们拥有显赫的经济地位，但他们始终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始终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再加上一些当权者别有用心的纵容和挑唆，犹太人常常会无端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在中世纪，一些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讨好教会，不遗余力地迫害犹太人。到了近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又往往拿犹太人做“替罪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沙皇政权就利用反对犹太人来转移国内的不满，在当时的反犹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纵观历史，从《圣经》中在埃及为相的约瑟到在波斯国为后的以斯贴，从近代欧洲的“宫廷犹太人”到当今美国的犹太院外势力，凡是犹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时候，其权利就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护，就可以有效地抵御反犹主义的攻击。
最后是宗教和文化上的不兼容。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它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犹太教的质疑，被基督教奉为经典的《新约》和基督耶稣一直为犹太教所否认，这种否认实际上是对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种质疑。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另外，由于宗教传说中的犹太人对基督耶稣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把犹太人附会成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无论这些宗教传说真实与否，在基督教会不厌其烦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着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宗教复仇情绪。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还表现在宗教价值观上的对立。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与上帝有着某种契约关系；基督教虽脱胎于犹太教，但已演变成一种普世的宗教。所以，当基督教与具有优越感的犹太教迎头相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要么被归化，要么成为“万恶不赦”的异教徒。正因为如此，那些狂热的十字军战士在东征时就提出了“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的口号，基督教会也想尽办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来迫使犹太人改变信仰，甚至不惜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反犹主义发生的根源。比如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反犹主义高涨，有时反犹主义回落。同样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反犹事件有时发生在德国，有时又会发生在罗马尼亚。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解读反犹主义现象需要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来考查，美国威廉·布卢斯坦教授的导火索（Trigger）理论即为这种理论的代表。他认为反犹事件的发生还必须要有足够的直接诱因，也就是“导火索”。能够诱发反犹现象的“导火索”主要有四个：1、犹太移民；2、整个经济状况；3、极端势力的上升；4、犹太人与一些敏感政治问题的结合（比如一些政治人物的犹太裔背景）。威廉.布卢斯坦的理论通过微观和宏观两种途径，把反犹主义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结合起来进行考查的尝试，虽然不乏精到之处，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分析框架，并且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它无法解释古代对犹太人相当宽容的穆斯林世界为什么在当代却有着强烈的反犹情绪，为什么犹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极为成功的北美地区也同样存在反犹现象等。
回归的幽灵：当代欧洲反犹的再现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原来潜藏的各种社会矛盾又重新迸发出来，一股新的反犹主义暗潮也开始悄然涌动。特别是巴以爆发新冲突以来，欧洲各国频频发生针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暴力事件，不时有犹太会堂被焚毁，犹太人的住宅、学校遭到袭击。在德国的一些城市，犹太学生上学和放学都不得不由警察护送，德国警方甚至还警告人们不要佩戴犹太人的标识。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仅在2002年4月欧洲就发生了300多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这股反犹回潮势头之猛、规模之大在二战以来的欧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股反犹主义回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反犹主义传统和偏见。二战以后，面对纳粹势力令人发指的罪行，世界人民对犹太民族表示了普遍同情，欧洲各国也对残余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进行了清算，使反犹主义的势力及其生存的社会土壤大为削弱。但源于宗教和历史文化偏见的反犹主义思想并不能一下子消除。早在1963年，在苏联基辅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过这样一幅插图：一个贪婪的大鼻子犹太人，把瘦骨嶙峋的大手伸向一个盘子，紧紧抓住盘子里的纸币和硬币。其反犹寓意已自不待言。1980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所犹太会堂遭受恐怖袭击发生爆炸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有2人为非犹太人。当时的法国总理雷蒙德·巴里竟然在电视讲话中说道“他们的目标是犹太人，可伤害的却是无辜的法国人。”德国《明镜》周刊曾在1996年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有20％的人不希望他们的邻居是犹太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希望犹太人作为总统候选人，而另外一些调查也表明“反犹思想在老年人和前东德居民中很普遍”。这些反犹思想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仍会破土而出、故态复萌。
其次是巴以冲突因素。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欧洲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而且，目前在欧洲各国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仅法国境内的阿裔公民就达500万之多，这些人几乎都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2002年美国吉尔曼马歇尔基金会和芝加哥外委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用温度表示的对以色列亲疏程度上，美国人达到了55度，而欧洲人只有38度，几乎和伊拉克相差无几。而另一项在原欧盟15个成员国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59％的受访者认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以色列的得票率甚至远高于朝鲜、阿富汗和伊朗。2000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后，以色列一直采用暴力镇压的做法也使部分欧洲民众颇为不满，这种对以色列的反感进而演变为一种强烈的反犹情绪。一些欧洲人认为，“既然历史上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么，以色列现在就不应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巴勒斯坦人。”美国反诽谤联盟在2002年5、6月份的电话调查中显示，30％的欧洲人持传统的反犹倾向，62％的人认为最近的反犹暴力是由反以情绪所致。
最后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极右翼势力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冷战结束后，原来两极格局下掩盖着的矛盾被释放出来。再加上近些年来欧洲不少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弊病日益暴露，经济增长乏力，国民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状况恶化，而传统政党“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也不能消弭公众对全球化和社会安全的忧虑。极右翼势力正是借着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忧虑迅速做大的。先是有奥地利海德尔的“自由党”、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德国的“国家民主党”，后是东欧、俄罗斯等国的“光头党”及法国的“国民阵线”等。这些极右翼势力大都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倾向，排斥和反对外来移民，一些新纳粹势力甚至还主张为“大屠杀”翻案。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随着政权的更迭，原来对一些极端种族主义言论的限制被取消，这使得一些极端分子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大放厥词。在波兰，最大的反犹主义政党波兰家庭联盟（LPR）拥有460个议会席位中的37席，不仅如此，他们在议会之外还有一定的影响，并得到一些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和资助。这些右翼团体不管在其他方面分歧如何，在反犹太人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
新反犹主义：现实还是谎言？
冷战后这股新的反犹主义一方面来势凶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反犹与反以、反美和反全球化运动的紧密结合。在反对以色列和全球化的名义下进行反犹活动，这使得一些反犹活动表现得更为隐蔽，其危害性也更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和平进程虽然已开始启动，但是进展缓慢。在目前巴以双方力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一些对和平进程失去耐心的人视以色列的强硬政策为和平进程的最大阻力，这种对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指责最后又都可能异化为对犹太人的仇视。
随着这几年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犹太人由于在国际金融界处于显赫地位也开始成为这场运动的活靶。由于经济全球化自身带来的双重效应，人们对全球化的焦虑反而为右翼政党的壮大提供了机会。一些右翼政党利用发达国家人们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移民可能“威胁”到自身生活方式的恐惧，以及一些人对国家主权被全球化进程所“侵蚀”的忧虑，借机扩大影响。
其次是反犹手段的多样性。反犹分子除了借助传统的反犹手段外，还借助互联网、电视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反犹宣传，这使得反犹活动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也大为增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开始成为一些极右翼分子进行右翼思想宣传、招募新成员、组织活动的重要途径。一些右翼分子甚至公然向社会挑衅，以“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万岁”作为网址名称。据德国安全机构的统计，近年来这类网站的数量和制作质量都在提高。1996年，有关极右翼内容的网站大约为32个，1998年上升到200个，1999年已达到330个。这些网站不仅公然号召把外国人赶出德国，甚至悬赏杀害“左翼害虫”，并公布被他们视为敌人的黑名单。有的网站甚至赤裸裸地煽动新纳粹分子要主动战斗，不必等待指示。
最后是反犹与左、右翼社会思潮的结合。这种新的变化大大增加了传统的反犹主义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披着“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环保”等外衣的反犹运动无疑会更难被识破。在2003年的反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游行聚会上，来自120个国家的20000名游行者就高举着“纳粹、美国佬、犹太人：都不是特选子民”的标牌。在俄罗斯和东欧，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左翼力量成立了一个意识形态联盟，反对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将犹太人确定为攫取他们民族遗产的掮客。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在对反犹主义的定性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吴泽霖在一项调查中就指出，与犹太人相比，黑人和东方人在美国似乎更加不受欢迎。近来发生在欧洲的暴力活动也并非专门针对犹太人，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就会发现把反犹现象简单地与对其他族群的歧视现象作对比是并不可取的。还有学者指出，以色列将上述种种现象统统冠以“反犹主义”未免失之偏颇。目前在欧洲出现的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现行政策的浪潮，是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而出现的，根源在于对以色列军事占领巴勒斯坦政策的不满，是不能与二战时期希特勒种族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相提并论的。但是不管如何定性，我们都必须承认，犹太人依然是这一问题的主要受害者，也是事件的主要诱因和问题的症结所在。
近代政治锡安主义者的初衷就是试图利用以色列的复国来摆脱一千多年来被反犹主义所困扰的历史，二战后建国的以色列也的确在保护世界犹太人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复国主义直接导致了中东地区阿犹两族之间长期不能解决的矛盾，并积淀为深刻的民族仇恨。因而，以色列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独立，不得不继续同美国站在一起，发展并保持在同阿族争斗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以色列不断谋求单方面优势的行为又加深同阿族以及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仇恨，乃至激发全球范围的反感情绪。实际上即使在犹太人内部，围绕巴以冲突问题也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只不过在面对反犹势力时他们别无选择。而近年来大规模的反犹主义活动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外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谎言，而是犹太人和锡安主义在当代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