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韦泽的歌德伦理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德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施韦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2)03-0014-(08)
我国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对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人生观进行过深入分析：“歌德对人生的启示有几层意义，几种方面。就人类全体讲，他的人格与生活，可谓极尽了人类的可能性，他同时是诗人，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也是近代泛神论宗教一个伟大的代表。他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就欧洲文化的观点说，歌德确是代表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人的心灵生活及其内在的问题。近代人失去了希腊文化中人与宇宙的谐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一超越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着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歌德是这时代精神伟大的代表。”[1](P60～61)同样，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也对歌德的伦理思想进行过深入研究。鉴于歌德在世界文化和德国文化中无与伦比的地位，本文拟从“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在实际行动和精神创造的并存中实现人格的统一”四个方面，对施韦泽的以“将生存目标定位为人性的圆满”为核心的歌德伦理思想研究，作一概括和分析。
一、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
就其走进歌德的道路、与歌德一起体验到了什么、其内心与歌德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而言，应该指出的是，施韦泽非常尊崇歌德高贵、真诚、纯净和善良的人格。例如，在1928年接受法兰克福市歌德奖的讲话中，施韦泽说“我这颗可怜的小星本身已经被歌德这个太阳吸引了”。在1949年《歌德——人和事业》的讲话中，施韦泽则强调：“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伟大的自然研究者，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伟大的人……正因如此，在歌德诞辰两百周年之际，世界各地都在举行庆祝活动。”[2](P233)这些纪念表明，在施韦泽看来，歌德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而是与我们更近了。我们越前进就越认识到，歌德是一个深刻和广泛地体验了他的时代、为其担忧、并影响了这个时代的人，是一个要理解时代和胜任时代的人：歌德以最有活力的方式参与和体验了他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时代，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的人格特征和人性理想。
“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因为正是这将人区别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生灵。”[2](P241)在此，施韦泽认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歌德从他所生长的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社会环境中获益良多，并由此养成了其伟大和创造性的人格，成为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但是，施韦泽同时也指出，人们不应该毫无批判地盲目崇拜他：“歌德人格始终不变的基础是真诚和纯净。他襟怀坦白，对于谎言、做作、阴谋，以及虚荣、嫉妒和忘恩，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围绕着构成其个性的这两个本质特征，歌德性格其他方面的表现，与其说是相互平衡的，毋宁说是出于相反的两极。”[3](P483)歌德既富亲和力，又寡言内向；他十分亲切，但又会变得冷漠；他热情进发地体验一切，但同时总在担心会失去平衡；他既冲动，又犹豫不决。总之，歌德尽管富有天赋，但其天性并非和谐；相反，他的内心有很多冲突，而疾病更是加剧了这种冲突。
当然，在与自己内心作斗争的过程中，歌德认识到，他并不需要外在的东西，而只需要将自己天性中好的一面加以发展，同时摆脱不好的那一面。这样，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在不断地与内心世界作斗争的过程中，歌德以“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为人性理想，拥有了以真诚和纯净为基础的人格，养成了不嫉妒别人、沉着、温和、善良的品性。与当时那些企图建构完整世界观的思辨哲学家不同，歌德认为，人类太渺小，不足以赋予世界以一个意义；但他同时又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对伦理有内在的必要。因此，世界意义的实现在于，每个生命都去实现自己的意义。歌德本身正是奉行这一思想，即他必须实现如自己所感受到的生命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们将内在的善挖掘出来，并使其得到发展，将阻碍善的恶压制下去。成为他自己，这是人的天职。歌德认为，这只能通过‘变得真诚和善良’的途径得以完成。与尼采的拒绝相反，歌德承认人类精神史上留传下来的善的概念，认为它是普遍有效的。”[2](P230)
进一步说，“歌德的伦理由‘变得高贵’的概念主导。在他的格言‘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中，他将‘高贵’摆在第一位。因为就他理解的‘善’而言，高贵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关键在于，人将天性中的善挖掘出来，实现它，并由此以最高贵的方式变成他自己”。[2][(P230～231)]由此，歌德在选择自己的道路时，绝不强迫自己接受外在的东西，而是要求自己变得高贵。至于保持高贵或者帮助人们变得高贵的任务，歌德把它交给了女性。因为在他的生活中，正是女性完成了这样的使命。此外，和对于女性的高贵影响力感受同样深刻的是歌德所经历的罪责感。这不仅是其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而且更是使其不得安宁的自我责备的体现。在歌德的一生中，通过负疚感变得严肃。他认为，人一旦有了罪责感，就将获得爱的解救。还有，在对歌德“变得高贵”思想的理解中，特别要注意其对“不必拘泥于一个统一的善的概念”的强调，将善理解为自己本性中的善，即个性的完善。“歌德认为伦理是普遍适用的，不过带有个人的印记。”[2](P23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施韦泽在阐发歌德的“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的人格特征和人性理想时，特别把他与后来的尼采作了比较。就追求人要“高贵”、“高贵”就是“成为他自己”而言，歌德与尼采的“超人”道德有类似之处；但是，就歌德坚持要把“高贵”和“乐于助人和善良”结合起来而言，歌德就与尼采分道扬镳了。这一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界研究歌德和尼采的伦理思想，应该是有启发的。而歌德这种“高贵与善良的统一”理想和人格集中体现在其“个性和行善相统一”的“独特的爱”之中：他反对边沁的伦理概念。边沁号召人们，以最大的激情，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对于这种功用主义伦理，以及康德的绝对命令，歌德都不以为然。他认为，和沦为单一功用原则的奴隶相比，个人通过行善以实现整体的最大福利要自然和好得多。歌德不断地强调，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并非通过强迫个体放弃自我，而是通过个体实现其天性中特有的善来达到。试图让人们为服务大众而放弃自己的个性，这是不可取的。
在简要地概括了歌德的以“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为核心的人格特征和人性理想之后，施韦泽最后提问：歌德告知我们的思想，是否也是他本人所身体力行的?他的个性究竟如何?对此，施韦泽强调，关于歌德的生活有着广泛的报道，有他自己遗留下来或者别人提供的文献，我们对于他有着众多的了解渠道，这是过去任何著名人物都无法企及的。而从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歌德是一个伟大、深刻、令人敬畏的人，以其特殊的方式具有可爱个性的人。”[2][(P247)]歌德并非像人们有时候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伟大的自我主义者。他故意装出威严的样子，想掩饰他的僵硬、不灵活和害羞。但就其内在的本质而言，歌德实际上是质朴而富有同情心的。他所理解的理想的人，是内在的人，是天性中的爱释放出来的人。“这就是我们在此时此刻以特殊方式予以纪念的诗人、自然研究者、思想家和普通人的个性。无论此地还是彼处，人们都在纪念他，同时人们也感谢他为我们留下了真诚、深刻的伦理—宗教的生活智慧。”[2](P250)
二、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
关于歌德的哲学观念，施韦泽首先指出：在歌德所处的时代中，康德以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创造了鸿篇巨制的哲学体系，试图提出满足思想最终要求的完整清晰的世界观和生命观。歌德对于这些论著相当熟悉，认为研究康德是他的义务，并允许席勒手把手地将他引入康德的哲学领域。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更是歌德直接认识的，他们三位都通过歌德获得了耶拿大学的任命。费希特于1794年—1799年、谢林于1798年—1803年、黑格尔于1802年—807年间，先后在那里工作。歌德对费希特没有内心的共鸣，称他为容易激动的人。从歌德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歌德在费劲地容忍谢林的那一套伪自然哲学。黑格尔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赞赏不已，因此也就原谅了其语言的艰难晦涩。“但是，歌德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康德的认识论，还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都未能给自己真正提供什么。他们的思想属于另一个世界。因为他们将人的思想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歌德的思想则以自然为出发点。有一次他写道：‘我总是和哲学保持距离。健全的人类理智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2](P238)
这就是说，在施韦泽看来，就与欧洲哲学传统的关系而言，歌德留在自然哲学的阵营中，坚持他通过斯多葛主义和斯宾诺莎而熟悉、信赖并试图推进的自然哲学，而让强有力的思辨哲学体系成为匆匆过客。歌德这种似乎不引人注目的立场，使施韦泽惊讶，也促使他思考：“我逐渐意识到有两种哲学，它们同时并存。……通过强制自然和世界，使世界屈服于人的思想，第一种哲学要人这样与宇宙打交道。另一种不引人注目的自然哲学，让世界和自然按其本来面目存在，要求人顺应它们，作为精神胜利者坚守其中并作用于它们。第一种哲学是创造性的，第二种哲学是基本性的。第一种哲学就像思想的火山喷发，例如德国哲学的伟大思辨体系，始终令他们惊叹，但它很快消失。第二种质朴的、简单的自然哲学则持续存在，基本的哲学思维日益赢得重视。”[4](P226)由此，通过对歌德哲学思想基本倾向的理解，施韦泽不仅明确地区分了自然哲学和思辨哲学，而且同时也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哲学立场。
当然，在歌德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施韦泽所说的自然哲学，而是康德的认识论以及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的哲学体系，即伟大的思辨哲学提出的强制性体系。“然而，在那个一切都被屈服于思想的世界所迷惑的时代，有一个人没有被迷惑，并坚持基本的、质朴的自然哲学。他认识到，虽然在他生活的18世纪，自然哲学还做不到肯定性地彻底思考，但他知道，自然哲学必须实现这一目标，并且要以符合其精神本质的质朴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当我本人形成这一信念，回归到这种自然哲学时，我认识到：以整个世界上所有思想者都必然具有的这种思维，以及所有思想者能够在其中发现的与无限和建构冲动之间的和平，即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彻底地思考自然哲学，使其肯定世界和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使命。”[4](P226～227)从施韦泽哲学思考的进程来看，他不仅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他创立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不仅继承了自古希腊泰勒斯开始，中经伊壁鸠鲁、斯多葛主义、布鲁诺、斯宾诺莎到歌德的自然哲学传统，而且通过其世界观和生命观二元论的论证方法克服了其局限。
在区分了上述欧洲自然哲学和思辨哲学这两种传统之后，施韦泽继续从分析歌德思想着手探讨它们之间不同的理论观点：“使歌德与康德、费希特和席勒分道扬镳的东西，则在于对自然现实的敬畏。他认为，自然是自在的东西，不是仅仅相对于人而存在的东西。歌德不要求自然完全适应我们的乐观主义—伦理的目的。他既不通过认识论和伦理的唯心主义，也不通过狂妄的思辨来强制自然。”[5](P220)而与此相反，由于把世界分为广延和思维两种事物，并且否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笛卡儿就把欧洲近代哲学引向了错误的道路。对于这两种相互平行的存在问题，追随他的思想家冥思苦想，试图在公式中把握世界。但世界是生命，奥秘之奥秘在于生命之中，对于他们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由于笛卡儿，康德和费希特也不能够思考现实的世界。因此，笛卡儿和伦理的进步信仰共同导致对世界的蔑视。它们忽略了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且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着的。歌德的伟大在于，在那个抽象和思辨思想的时代，他仍然敢于坚持基本的思想。这里，施韦泽以歌德为例，尖锐地指出了近代西方以“人为自然立法”为核心观念的“主客二分”哲学的思想根源及其局限。
在上述区分和探讨的基础上，施韦泽概括了歌德哲学思想的实质：“由于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歌德持有一种伟大的、未完成的世界观。他深入地观察自然，研究和探寻其中的一切。……歌德不敢赋予自然以意义。当然，他要赋予生命以意义。歌德在富有价值的活动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把行动的世界观安顿在自然哲学之中，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行动赋予生命以真实的满足，生存的最神秘意义在于行动之中，在其《浮士德》一书中，歌德表达了上述信念。”[5](P220)这样，施韦泽就把歌德既具有“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之哲学—伦理思想的特点很好地表达了出来。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深受西方近代“人为自然立法”主导世界观影响的中国思想界来说，如何在汲取西方“科学”、“民主”合理因素的同时，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智慧，确实可以从歌德思想中获取有益的借鉴。
总之，在施韦泽看来，和大自然的亲密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歌德的思想及其作品，并决定了其伟大和局限。歌德对自然充满敬畏，去接近它，去获悉它的秘密，去获得生存下去的勇气。他的努力可以说是一种质朴和伦理的自然哲学。通常的形而上学理论，对他来说只是空洞的语言游戏。只有通过深入自然和自我而向他开启的无限，才能给歌德带来真实和意义。“这就是歌德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他生前，他的哲学几乎不为人注意，它是存活于庞大的体系哲学阴影下的一棵小树。19世纪中期，体系哲学因经不起自然科学的检验而轰然倒塌，这棵小树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一旦摆脱阴影，它长成了参天大树。……歌德哲学为我们展示了属于未来的思想类型。我们日益明白，我们的世界认识是不完整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也是如此。歌德深谙此道。他试图澄清，一个从现实出发，始终坚守现实和保持真诚的人，是否能够通过其研究和思考而获得的信念，让他作为精神的生命度过一生?他认为自己的期待得到了满足，这是他对世界和自我进行冥思的收获。”[2](P246)
三、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如果说，在施韦泽看来，“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是歌德的微观个人伦理，“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是其宏观宇宙伦理；那么，“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则是歌德的中观社会伦理：“如果还应该谈一下我与歌德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在为正义担忧时，我觉得他一直陪伴着我。19世纪和20世纪转折之际，权力理论风行一时。凡是能够做到的，都应该去做，不需要考虑正义和遭遇新事物的人的命运。对于这种俘虏了所有人的理论，我本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因此，当我发现歌德一直渴望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能够做的事情时，我有了一种新的体验。我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浮士德》的最后诗篇。……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歌德是怎样为正义而担忧，并渴望在不伤害的情况下做该做的事情的。”[4](P229～230)这里，在为正义担忧时，施韦泽发挥歌德的思想，提出了“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的命题，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而且对于当代风云变幻的世界，包括急剧发展中的中国，都有着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在此，我们只要想想当前正在普遍出现的“拆迁”和“污染”等现象，就能够理解这一点了。
施韦泽“为正义担忧”是有其特殊社会背景的。这里，首先是他对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化离弃了启蒙运动的传统、导致文化衰落的反思，包括权力理论风行一时、民族主义泛滥，以至于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次，这还反映了他对德国一战后经济危机以及即将发生新的战争危险的预感。在1932年纪念歌德逝世100周年的讲话中，施韦泽就深深地表达了这种忧虑和预感。当然，即使当时的困苦与忧虑是如此之大，施韦泽还是没有丧失“为正义担忧”即追求人道的信念，并自觉地从歌德那里汲取力量。“在我们的时代，个人无法将天赋赠给这个世界，因为稚嫩的生命尚未长大便已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抑或因为生活的贫困而无力去挖掘内在的宝藏。不过，尽管困苦如此巨大，但我们仍然不得不从自身中摆脱出来，在几乎不能把握的局势中，振作精神，将生存目标定位为人性的圆满。就这一精神而言，歌德和我们近在咫尺；因为，他在此的成就无人可及。”[3](P480～481)
那么，如何在无论什么样的境况下，人们都做到“为正义担忧”、“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呢?在此，歌德留下了什么信息呢?他会给我们信息吗?施韦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就在于要如歌德所说的那样，“将生存目标定位为人性的圆满”，即使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存带入允许实现人性圆满的那种关系，“努力去寻找真正的人性!那么，你就会变成一个内在化的人，以符合自己天性的方式行动着的人”。[3](P504)这就是说，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人们不应求助于某个时代的社会，而应该求助于人，求助于作为人类和个人的人本身。因为，社会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而人始终是人。当然，人们要问，在如此可怕的时代环境下，还能实现这种个人的人性理想吗?为此所需的个人物质和精神独立的最低基础还存在吗?在此，施韦泽也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尖锐性。
但是，正是这种状况，更决定了人们从歌德那里获取启示的重要性。施韦泽指出，当代经济关系如此地破坏个人的物质独立性，虽然是歌德无法预见的；但基于其神秘的预测能力，在机器时代肇始时，他就预感到了其中潜藏着的危险。歌德也预见到，个人的精神独立未来将被大众意志所威胁。此外，在某些结巴的话语后面表露出来的恐惧，实际上体现了他对于自己民族的担忧。歌德知道，他所属的德意志民族，他为之骄傲万分的民族，一旦甘愿牺牲独立的精神，那么就会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拂逆自然。而不幸的是，在他逝世百年之后，歌德的预见竟然变成了事实。因此，在施韦泽看来，现在纪念歌德的时刻，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对于这个时刻，歌德作为诗人和思想家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话要告诉我们：“现在上演的这场悲剧，只有在时代摆脱了经济和社会的魔力，挣脱它的缰绳，破除它的魔咒，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回到与现实的自然关系，才会结束。对于个人，他说道：‘不要背叛个人的人性理想!’”[3](P507～508)
由此，施韦泽强调，现在再次仰望歌德这位真诚和高贵的个性人性理想的宣告者，用各种方式去传播他的思想，是有意义的；并且不懈地呼吁：但愿在这事关人类命运的时刻，“成为你自己”能够作为世界历史的命令，给我们以勇气去反抗时代精神。当然，在歌德那里，“成为你自己”、实现人性圆满必须与通常的人道行善结合起来，即高贵是与善密切相关的。“歌德的关于高贵同时就是善良的观念，将在人类的思想中发挥作用。而尼采由于反对人类流传下来的善的观念，只能停留在十九世纪。”[3](P499)因此，施韦泽强调：但愿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在最艰难的境况中，和其他人一道，尽可能地保持真正的人性理想。“让我们竭尽所能——这是最关键的——实践质朴的人性，做一个‘高贵的人，乐于助人的人，善良的人’。以使人性不仅作为一种思想，而且也能够切实地赋予我们力量。”[3](P508)由此，施韦泽还展望了20年之后法兰克福将迎来歌德诞辰200年时的情景。只要坚持真正的个人人性理想，尽管当下的环境艰难，但前途是光明的。
此外，施韦泽虽然是从反复阅读歌德描述浮士德最后经历的篇章中得出“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的人道信念的，但是，他推崇歌德“为正义担忧”的情怀，致力于使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存带入允许实现人性圆满的那种关系，不仅限于书本阅读和理论思考，而且还有直接的情感体验和心灵沟通。“如浮士德本人所说，出于对正义的厌倦，他最后应该用轻度的、善意的强行清除妨碍其财产的茅屋，但在实施过程中，这种善意的强行却变成了可怕的暴行。由于这种暴行，人的生命和茅屋都被付之一炬。为此，在《浮士德》的终篇中，歌德创作了一段阻止这种行为的插曲。”[4](P230)在读这些诗篇时，施韦泽不仅想到了威严崇高的歌德为了访问一个牧师的儿子以帮助他摆脱精神危机，在1777年11月份的雨和雾中上山了，使自己也觉得必须为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承担起人道的服务，而且更在担忧德国和欧洲即将来临的灾难。因此，歌德关于“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的叙述不仅是典型的，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它既适用于宏观的世界历史事件，也适用于微观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四、在实际行动和精神创造的并存中实现人格的统一
在概括了施韦泽对歌德的个人、宇宙和社会伦理的分析和研究之后，可以说我们已经对歌德的个性特征、思想观念和社会立场有了基本的了解。当然，由于歌德人格的广阔性和丰富性，非一般的职业性思辨哲学家所能够比拟：他不仅是一个精神的人，而且更是一个行动的人。因此，在初步把握了歌德思想的内涵之后，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他是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自己思想的，他的宏伟人格又是如何体现在其高山和大海般的生活之中的。否则，我们可能只是形成了一种片面的歌德形象。而在此，施韦泽的相关论述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我在与歌德的接触中还发现，如果不同时从事实际活动，他就不能够想象其精神活动。在他那里，实际的和精神的活动不是通过相同的使命和方式结合在一起，而是分离的，只是由于他的人格而成为一个整体。这时，我对歌德又有了新的体验。这位伟人认为，在精神活动中，不存在他所认为的损害其尊严的劳作。同样，也没有这样的实际活动，他对此可以说，按其天赋和使命，其他人也许能够比他做得好。相反，歌德追求在实际行动和精神创造的并存中实现其人格的统一。这一点也激励着我。”[4](P227)
“如果不同时从事实际活动，他就不能够想象其精神活动”、“追求在实际行动和精神创造的并存中实现其人格的统一”，这是施韦泽对歌德人格特征的又一深刻和独特的概括和提炼。“虽然，歌德有从事精神创作的宏伟计划，但还是为了整个小公国……进行了多年的努力。歌德的这种实际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并存对于我自己的生活是一种慰藉。在我走上这样的生活道路时，为了直接为人类服务，必须从事根本不同于我已经尝试过的才干的活动，必须远离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活动，我在慰藉者歌德那里又发现了帮助我的话语。……歌德在探寻人的最终使命时，让他本人创作的艺术形象……最终都归结于十分平凡的活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才能够在歌德所理解的最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人。”[4](P227～228)这里，施韦泽以歌德为例探讨了“实际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并存”对于个人在“最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人”的重要性，特别指出了具有“精神创作”能力的个人绝不能够轻视日常的繁忙、平凡以及陌生的活动，确实是一种深刻的生活智慧。
在施韦泽看来，歌德的生活表明，与以人文学术和艺术活动为主体的“精神创作”相对应的“实际活动”，不仅包括物质的生产建设和管理、经济核算、政务、教育与医疗等日常事务，而且也包括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对于长期或者唯一从事“精神创作”的人来说，从事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对其外在实际生活的完善，而且对其内在精神生活的完善，包括合理哲学观点的形成等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他应该把许多心爱的事情最终完成的时代，歌德却投身于自然科学。……为什么歌德献身于自然科学，并且矢志不移。因为，对于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来说，献身自然科学是一种巨大的收获，并且也意味着一种澄清：至今为止形成事实的人，如果他应该面对是某物的事实，那么，这不是因为人们已经思考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存在着。”[4](P228～229)这里，也可以看出歌德以及施韦泽不能接受狂妄地强制自然的德国思辨哲学的一种根源。而比较起来，当代缺乏自然科学训练的中国人文学者和艺术家，更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尽可能完善自己的知识、思想和活动结构，以避免各种片面性和极端性。
在此，人们就有必要对作为实践者和自然研究者的歌德有更多“同情的理解”。施韦泽认为，人们先前关注的只是歌德作为诗人的一面，对他作为实践者和自然研究者则缺乏应有的重视。歌德在魏玛公国的工作是一个完全投入的全职。同样，他在自然研究上所花的时间甚至比文学创作还要多。对歌德而言，行动和科学的人与诗人同等重要。在这一意义上，他是全能的。当然，若不是“不务正业”，那么，歌德是否还能创作更多的文学作品?确实，官员和自然研究者的身份阻碍了《浮士德》和《迈斯特》较早问世。但不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见识歌德的两种风格么?不可忘却的是，自然科学还为他带来了与席勒的友谊。如果没有和席勒的友谊，多少至为美妙的作品将永远被歌德湮没在心底!因此，没有必要去比较，歌德作为官员的业绩和他对于自然科学或多或少的贡献，究竟能否弥补他由此而被耽搁了的诗作。
当然，尽管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但人们还是不能否认，这两者之间毕竟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在物质生存条件薄弱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冲突可能更为尖锐。处于这种环境中，从事精神创作的个人，为了进行必要的、紧迫的实际活动，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艰辛，甚至作出一定的牺牲。当然，施韦泽认为，这种艰辛和牺牲是值得的，是会得到歌德激励的：“到非洲行医之后，我再次与歌德相遇，我与他在丛林中展开了对话。我一直在想，我是作为医生来到海外的。因此，在有建筑等体力劳动的最初几年，我总是把这些工作尽量推给别人，即在我看来合适的或应该去做的人。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因此，我就只得自己去做与医生根本无关的事情。……当我完全绝望时，我就想起来，歌德为浮士德设想的结局是：浮士德从大海中获得土地，人们在这片土地安居乐业。这样，在潮湿、烦闷的丛林中，歌德作为一个微笑的慰藉者、伟大的理解者站在我的身旁。”[4](P229)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歌德的慰藉和理解，施韦泽也许就更难坚持下来。
总之，思想和行动的结合、思想和全面行动的结合是歌德生平和事业中的一种极为突出和重要的特征，人们应该通过行动、行动和思想的结合来考察歌德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在歌德看来，纯粹的沉思冥想只会使人陷入可怕的迷乱。因此，在《浮士德》中，“太初有道”被改为“太初有行”(太初有为)。歌德始终将行动视为实现正义和造福社会的途径：“人的幸福在于，始终在日常劳作中尽力，结合内心的思考。”“思考和行动，行动和思考，这是所有智慧的集大成。”“你的追求在于爱，你的生命在于劳作。”至于人的义务，歌德的答案是：“每天的要求。”我们得睁开眼睛，思考最迫切的义务是什么，然后承担起来。这样，我们就能通过正确的方式，找到接下来应当做的事情。“充满生气和天赋的精神，化为实际行动来帮助他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美好的东西。”“你必须尽自己的义务，并且尊重他人的劳作。”在歌德的诗篇里，充满了对行动和劳作、思想和行动结合的强调和推崇。进一步说，歌德认为完美的人的生存是一种无比质朴的生存。浮士德希望洞悉关于世界的最终知识，最后的结局却是围海造田，为人类获取粮食。
施韦泽和歌德的心灵深深地相通，不仅在思想中、在情感中，而且在行动中。在纪念歌德的讲话中，通过对歌德伦理思想的研究和探讨，施韦泽不仅表达了他对歌德的感谢和理解，而且也为我们在新时代学习歌德，变得“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坚持真正的个人人性理想，“将生存目标定位为人性的圆满”，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为时代担忧和劳动方面，歌德已经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们应该……在这个混乱和丧失人道理想的时代，仍然忠实于18世纪的伟大人道理想，在当代努力传播和实现这种理想。”[4](P230～231)尽管时代不同、传统不同、国情不同，但歌德生平和思想中所放射出来的人性光辉和人道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生活的道路!特别是在当代世界生存竞争激烈、市场经济导致人们精神生活广泛物质化和庸俗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