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市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由来论文,三个阶段论文,关系论文,中国市场经济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0)02-0077-06
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可以上溯到4 000多年以前。从其萌生到现在，经历了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发展阶段。
一、商品货币关系阶段(远古至汉)
商品货币关系阶段经历萌生、形成、繁荣三个小阶段。
(一)不同所有者间物品交换关系的萌生(氏族社会后期；公元前21世纪以前)
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无交换阶段之后，才进入有交换的阶段。交换经历了物物交换与商品交换两个时期。
在氏族社会时期，氏族公社是基本的经济组织。主要的生产资料与产品归氏族公有。氏族内部不存在物品交换行为。氏族之间出现交换，是在不同氏族均有剩余产品并且互相需要对方的剩余产品之后。因此，交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最初交换的是食物、石器、祭祀用品，偶尔也有装饰品。由于氏族的游动性及交换的偶然性，这种交换没有固定场所。这是一种原始自然经济下的交换。交换过程中的规则约定俗成[1](P43)。
随着交换的增多，某些氏族在游动过程中，可能充当游动地区内多个氏族之间物品交换的中介。这些氏族仍以游猎、游牧、游农为基本产业，交换中介只是“兼职”。商的祖先可能就是这样的氏族之一。
在没有交换关系时，氏族几乎是凝固的。交换带来的外在因素，是引起氏族变化的酵母，氏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快，内部的分化因此发生。
(二)市与城市的出现标志商品货币关系的形成(家族社会时期；夏、商、西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从夏代起，血缘关系组成的基层经济单位由氏族公社演变为家族公社。家族公社是个双层结构，它包括若干家庭。在这个双层结构中，主要生产环节由家族成员集体进行，农作物的某些管理环节以家庭为单位分块负责，主要产品归集体，由家族主组织消费。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和石器的改良，种植业和畜牧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人们可以控制食物的生产过程，从而过上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出现众多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由于不同家族的资源禀赋或技术不同，家族之间的交换增多。与此同时，主要的生产活动和物品消费逐渐下移至家庭，家庭的经济独立性逐步增强，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和私有制。于是，家庭也成为交换的主体，交换的主体增多，交换物品的种类增加，交换频率提高。这种物品交换往往发生在井旁、路口等聚会场所，时间则是“日中”。这便是最初的“市”[2](P64-65)，它是市场经济最初的起点。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便在聚居处修建墙垣，以作军事防御之用。这便是“城”。到了家族社会时期，物品交易发生在家族聚居的城堡中。于是“城”与“市”结合为一，“城市”产生了。
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对交换中介人与价值中介的需求。产生了以从事物品交换为职业的人——商人，和起中介作用的特殊商品——货币。最初由实物充当货币，主要是龟、贝等自然物，后来逐步向粮食、布帛、石斧、铜斧等生产物转移。由于中介人与价值中介的介入，物品交换由物物交换进入商品交换阶段。
市、城市、商人与货币的产生，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形成。
商品货币关系使家庭之间产生贫富分化，促进了家族内部的分解。商品货币关系使家庭之间在血缘关系以外有了交换关系。与此同时，一个家族的家庭与其他家族中的家庭发生市场关系。这种市场关系使地域联系日益加强，从而导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瓦解，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得以建立。市场的发展使求利与竞争的观念浸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下交征利”，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礼崩乐坏，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商品货币关系的繁荣(奴婢主社会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2世纪)
春秋战国时期是铁铜石木工具开始代替铜石木工具的时期。这次社会生产力的大革命导致家族主经济形态进入奴婢主经济形态，血缘依附关系阶段进入阶级依附关系阶段，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管理组织系统进入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官僚管理组织系统。这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是，基层社会经济组织由家族分解为家庭。家庭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者个体经济(自耕农与个体手工业者)，另一种是奴婢制经济。铁犁及“二牛三人”为一犋的犁耕技术，使奴婢制生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能给市场提供较多商品。奴婢主需要购买奴婢、土地、部分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需要通过卖出产品，获得购买上述物资及纳税的货币。奴婢制经济的运行需要与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促进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3]。同时，早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又促进奴婢制的发展。奴婢制生产的兴盛伴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兴盛。因此，从西周后期直到西汉，除秦末战乱时期外，商业发展水平不断上升，至汉武帝、昭帝、宣帝时(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49年)达到高峰[4]。
从西周后期起出现了土地私有和买卖现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卖妻鬻子为奴婢。土地和奴婢这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商品，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改制，企图通过将土地与奴婢收归国有，阻碍这种发展趋势，结果造成社会混乱，使“新”朝很快垮台。
除土地与奴婢外，交换的商品主要是统治者、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城市居民消费的生活用品，一般居民消费的食盐和铁器。
这时的城市遵循坊市制。作为居民住宅区的“坊”和商业交易区的“市”在空间上相分离。商业活动只能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市”中进行。城市职能以行政据点和军事堡垒为主，经济居于次要地位[5]。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促进交通的发展和各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增进生产工具、技术与产品的交流，推动货币制度与度量衡制度的衔接，使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一致面增强。诸侯割据及因此而带来的战争，边境上林立的关卡，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等等的不同，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障碍。统一及因此而来的和平，是他们的迫切要求。这使国家统一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并为统一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与社会力量。在一定意义上，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是几百年商业发展的结果[4]。秦汉的统一创造了全国性市场，以及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政策，为商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大大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是从实物货币到青铜铸币的演变时期。演变的起点是布帛、粮食、金属、工具等多种生产物充当商品交换的价值中介。青铜铸币因其独特优势而成为常用的一种。货币形态变化反过来促进市场发展。商人由于手中有了计算单位货币，有了诸侯国之间通行的黄金，于是可在国内外从事商业活动，境内境外贸易由此迅速发展[6](P385)。
金属铸币的出现为财政开辟了新财源。出于对货币信用的要求及物资、技术方面的原因，政府承担了铸币任务，从而可以获得铸造利润，并掌握大量的货币。为掌握货币拥有的力量，政府垄断盐铁经营[6](P386)。金属铸币出现后，一些财政收入项目由征收实物变为征收货币。政府把来自铸币、商业与税收的货币收入用于支出。这种财政支出在市场总购买力中占主要地位，因而市场有效需求是以财政为基础。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一部分是国家控制单位生产的和国家以赋税形式从私人那里征收的实物。这种商业和市场，就其基本部分而言，是以国家财政作基础。
私人经济中有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有剩余产品提供市场的，主要是奴婢主经济。这种经济的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自耕农更是自给性生产。拿到市场上出售的，本不是为市场生产的，而是因为要购买家庭必需的商品和交纳货币赋税需要货币而出售的。虽有少量的为市场生产的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但其产品占比很小。上述情况说明，商人经营的商品，基本部分不是商品生产者生产的，而是因为商业的存在，被卷入市场的自给性产品和自然物品。这种商业不是商品生产过程的延续与内在要求。这是商品货币关系阶段的特征与性质之所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互通有无的地域不断扩大，玉石、珍珠等自然物变成了长途贸易的商品，本非作为商品生产的剩余之物被卷入市场变成商品，一些生产者可以专事手工业、商业、牧业、林业和渔业。这导致出现了中国商业的第一个高潮。原始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转入古代自然经济结构(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可分为原始自然经济、古代自然经济和中古自然经济)[3]，社会结构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商品经济阶段(魏晋至清中叶)
商品经济阶段经历产生与繁荣两个小的阶段。
(一)商品经济产生阶段(庄主经济形态；魏晋至唐中叶；3世纪至9世纪)
东汉三国是奴婢主经济形态到庄主经济形态的过渡时期。这是以铁犁为代表的铁农具和牛耕普及的时期。两牛一人一犁、一牛两人一犁或一牛一人一犁先后成为最先进的生产方法。个体农民是这种生产方法最经济的载体。个体家庭成为效率高的生产方式。进行家庭生产者主要是从奴婢和破产农民演变而来的、生产资料不全的贱民(奴客、徒附、部曲、佃客等)。奴婢主庄园里，奴婢主为了考察奴婢的劳动绩效，分给每一个奴婢固定的生产任务(包“工”)。这种劳动管理方法进一步发展为最早的租佃制。相比原来的经营方式，这种新办法使奴婢主减少管理和生产资料支出，使奴婢劳动效率提高。经营方式的转变使奴婢主转化为庄主，奴婢转化为庄户。由于庄户使用的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由庄主提供，因而发生庄户对庄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庄户生产庄主和庄园内人们需要的物品，并在庄园内进行交换，从而将庄园组织成一个经济自给体。庄园经济是一种新的双层结构，它具有双重自给性(庄户家庭和庄园)。在这种结构下，交换主要发生在庄园内部。
庄主经济代替奴婢主经济带来两个趋势：一是城市之间远距离贩运商业及与之相关的金属货币发展水平变低，二是庄户之间的近距离交换及由布、粟充当货币的现象变多。长期的战乱对此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从南北两个地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草市、店、和市、质库等新的商业现象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7](P236-292)。
从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和远距离交换的衰退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伴随物而言，它是历史进步的一个侧面。与此同时出现的个体经济之间交换的发展与农村市场的兴起，是市场关系向基层生活的深入，这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二)商品经济发展和繁荣时期(地主经济形态；唐代中叶至清代中期；9世纪到19世纪中叶)
南北朝至唐代前期是庄主经济形态到地主经济形态的过渡时期。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全面改进使庄户经济独立性增强。地租中劳役占比下降，实物比重上升。庄户人身自由度提高。在此基础上出现契约租佃关系。唐代中叶均田制瓦解后，私田数量超过公田，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契约租佃制度成为时代特征。地主经济形态代替庄主经济形态。收取实物地租的地主，要将部分实物地租出售以换取货币，购买所需之物。经营地主生产市场需要的部分商品。地主制经济形态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4]。
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地主的地租收入增加。在有效需求中，地租成为财政支出之外的另一重要因素。至宋代，私人地租支出在有效需求中的占比超过财政支出。这是商品经济代替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内涵。
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小商品生产，它首先在手工业中得到发展。由于生产技术改进，产品的市场扩大，政府放宽对手工业的束缚，私营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社会劳动总量中，其占比日益增大，手工业者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日益增大。这个时期出现的前店后厂，是城镇手工业的典型形态。手工业中出现商品率很高的大型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为其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生产专业化。在这个基础上出现大规模农业经营者，其产品必然进入市场[1](P64)。
与此同时，农民经济实力增强，更多地参加市场交换，农民自给经济体中出现为市场生产商品的部分，其中部分农户随后转变为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产品后购入的是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市场商品中奢侈品的比重缩小，日用品的比重加大。市场的群众性加强。
中唐至宋代，城中之市已出现早市、夜市、鬼市，市场经营冲破时间限制。与此同时，商人已可当街开铺设店，市场冲破地域限制。店铺当街开设后，街面日趋缩减。宋廷屡禁不止，最终被迫承认现实[8](P470)，坊市制转变为散市制。在城市诸功能中，行政与军事据点的意义下降，商业型城市面貌由此逐步形成。
随着市场交换频率增高，农村集市随之增多，集市分布的密度加大，开集的日期加密。天天有集的成为市镇，这在明代中叶以后大量出现。农村的集市网与处于交通干线上的城镇相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涵盖广阔的市场网络体系。它将各个区域连成一个整体。这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按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成为可能。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使商人有销售大量商品和积累较多货币的可能，大商人资本和专业大商人应时兴起。行会、会馆等商人组织相继产生。明代已出现资本经商制和合伙经商制。商人资本的运用，出现投资于生产的现象。商人资本支配生产使一些地方发展成为专业区。专业大商人及其所经营的大宗日用商品的长途贩运之发展，是商品经济中的市场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
市场的发展引起货币发生六大变化：布、粟等实物货币退出货币领域；铜铸币文由纪重变为纪年，摆脱称量货币的胎记；贵金属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1](P50)；纸币从北宋起开始使用；货币价值总量大大增加；最后，随着境外商业的发展，铜钱大量流向邻近各国。
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日渐明显。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中唐出现代客寄存金银财宝的柜坊。明清以后，钱铺、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相继产生，商业信贷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规模扩大，资金供求总量增长，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流动资金越来越依赖这些金融机构来满足，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成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要素。所有这些变化是资金市场出现并走向现代化的表现。
市场的发展使财政逐步货币化。赋税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7](P294-602)，从按人丁征收到按资产征收，从征收劳役到人丁无役税，从征收实物到部分征收货币，货币日渐以白银为主。这样，财政收支逐渐货币化，货币逐渐白银化。市场对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经济生活的影响加大。指令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1](P62)。到清代中叶，中国经济已经踏进了市场经济的门槛。
三、市场经济阶段(清中叶至今)
从清中叶至今，是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一)市场经济形成阶段(清中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19世纪中叶到1952年)
中国经济在19世纪中叶发生两个大的变化。第一，开始使用机器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是机器生产的最好载体。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因规模大，产品多，且以谋取利润为目的，其运行必须通过市场，因而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必将导致市场经济的形成[1](P321-326)。第二，中国市场被动开放，通过这种市场与欧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以买办为主的中国人将世界市场上的现代化事物移植到中国。上述两大变化使原有的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更多与市场挂钩，耕织结合的自给体逐步瓦解。手工业中雇佣关系发展，市场对手工业的发展发挥了调剂作用。地主中的一部分雇工经营农业，变为经营地主。一部分地主将地租转化为资本，投资工商业[2](P58-92)。市场已支配大部分人的经济活动和大多数资源的配置。市场流通的商品中，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的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与大生产相连的现代商业发展迅速，出现百货公司、股份公司等现代商业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这些变化使地主经济形态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
现代型的统一国内市场开始形成，是这个时期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在空间层面上，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交叉成网。在市场内部的垂直层面上，以集镇为中心的基层市场、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市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多层次网状结构。上海既是国内市场的中心，也是远东地区的商业中心、运输中心和金融中心，它是全球市场网中的一个节点，使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在市场内含的横断层面上，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多种类的市场形成一整套现代市场体系。法定的全国统一的度量衡与货币制度在逐步推行。
在新兴的城市中，“城”的防御功能逐步弱化。一些新兴的城市根本没有城墙。一些老城市的城墙被拆掉。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北京，南京)已经分离。“市”成为城市的基本职能。这是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的基本区别。
商人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执行生产职能的商人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商人的组织已经由行会、会馆演变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人社团，并由地区性组织变为全国性组织，出现了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标志着商人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参与政治运动，制定经济法规，维护经济秩序，在社会生活中成为领导阶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银钱并行的币制不再适应发展的需要，货币完全白银化。1933年，国民政府进行了废用银两改用银元的币制改革，接着进行禁用银元、发行全国统一的法定纸币、实行固定汇率的信用货币制度的币制改革。中国的货币与世界货币接轨。经营货币的机构由传统的票号、钱庄发展为现代银行，形成全国性银行系统。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地租货币化程度迅猛提高，财政与赋税则基本货币化[2](P93-99)。与市场有关的统税、关税、盐税等工商税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是财政现代化的主要表现。
以上事实标志着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市场经济初步形成。
(二)计划经济排挤市场经济阶段(1953-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为方针的市场经济政策。1952年的“五反”，1953年批判“四大自由”，以及从此时开始的改造市场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政策，使农业耕地、城镇房地产、基本生产资料等先后退出市场。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商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因而实行抑商政策，严格限制商品生产和市场发展，结果导致市场萎缩。但是，在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始终存在，国内贸易也始终存在，商品交换从未中断；即使在实行严格计划的生产资料配置领域，也有20％～30％是无计划的市场交换。这表明市场经济的因素不可能完全排除。所以，1953年开始选择并在1957-1978年成为现实的是有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1](P440)。这种体制因忽视市场的作用，导致国民经济长期的徘徊与停滞。事实证明，离开市场化发展经济与工业化，是不能成功的[9]。
(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1979年至今)
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内容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在中断了近30年后被重新启动。改革的具体措施有：一是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和在城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培养市场主体，逐步发展和培育各种市场，并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调节生产。同时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出现，并允许它们同国有企业竞争。二是逐步放开价格，使其成为反映市场供求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最重要信息。三是建立以税收、利率、信贷等为手段的宏观间接调控体制，取代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调控体系。这些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制。现在已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体制的重新肯定[1](P441)。这种体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事实再次证明，市场化是发展经济与工业化的前提与基础[9]。
四、结论
1.中国4 000多年来，市场关系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市场中的主要商品在商品货币关系阶段是被商业卷入市场的自然物和自给性产品，在商品经济阶段是自然经济中的小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场经济阶段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产品。这是三个阶段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市场关系诸因素上有明显的表现：(1)商品生产。从不存在到只占总量的微弱部分；以手工劳动为特色的小商品生产；以使用机器为特征的大商品生产。(2)“城”与“市”的关系。有“城”无“市”，先“城”后“市”，“城”“市”合一；坊市制瓦解，“城”“市”融为一体；“市”突破“城”的界限，有“市”而无“城”。(3)市与市的关系。最初各个市只是一个个零星散布的点，接着市与市之间远距离的贩运贸易有所发展；城乡市场之间产生了联系；全国性的市场网。(4)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地方特产和奢侈品；群众的日常用品；不仅一般商品，货币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5)货币。由实物充当，出现贱金属铸币；贵金属成为主要货币；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纸币成为唯一法定货币。(6)货币的经营者。个人(“子钱家”)；经营货币的机构(如飞钱、柜坊、典当、钱庄和票号)；以股份制公司形式经营的现代银行。(7)商业的经营者。政府；官营为主，私营为辅；私营为主。
2.中国4 000多年的经济史表明，市场是与政治权力相对的一种伟大的社会力量。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市场具有巨大的魔力，刺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10](P3254)，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市场与货币相伴生。在货币产生之前，只有政治权力是社会生活中的伟大力量。货币从其降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它有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从此以后，人类社会生活就陷入“权”与“钱”的互相渗透、互相控制、互相拥抱的纠葛之中。
3.市场具有为自己扫除前进障碍的内在力量。无论是有巨大破坏力的战争，还是抑商政策，均无法阻碍其前进的步伐。从东周到秦汉的800年间，春秋战国时期战乱连绵，接着又是秦末的全国大战乱。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实行抑商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商业仍不断向前发展。王莽改制，企图阻碍市场的发展，结果导致他所建立的“新”朝很快垮台。太平天国曾经实行禁止城市商业的政策，亦未能成功[11]。1953-1978年，政府尽全力推行反市场经济的政策，但市场关系并未因此而中断。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以极快的速度恢复，呈现出空前的活力，可以看作是对之前20余年被压抑的能量的集中释放。现代的事实证明，脱离市场化，会使经济停滞，搞不成工业化，而以市场化为基础，则将使经济和工业化迅速发展。可见，市场经济向前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4 000多年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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