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批评话语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 （2002）03－0042－07
20世纪以来“朝语言学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使语言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受到重视，而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话语分析在近年来更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备受重视的方法。其理由在于许多关注宏观社会结构面的社会学家也同时关注微观的社会行动面［1］（p193－217）。文本中充满了社会关系结构和过程的证据，透过文本分析研究者可以更精确地掌握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微观的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话语就是社会行动的具体形式，然而传统上语言常被视为中立的，因而忽略了语言在制造，再生产及改变社会结构上所产生的社会及意识形态工作。文本不仅仅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媒介，还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透过文本分析来揭示语言在进行社会和意识形态工作时的精确机制。
一、何谓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是通过对语篇形式的分析研究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一种话语分析形式。它旨在研究文本如何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生产，再造了权利，支配和不平等的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批评话语分析是一种较新的话语分析理论，不同于其它话语分析理论的地方在于它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它通过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揭示来了解，揭露并最终试图抵制权力的不平衡，社会不平等的非民主行为和其它不公现象，从而达到改正语言使用现状，消除不公的目的。这就是“批评”一词使用的原因［2］。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可见诸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兰克富学派批评理论”，它以语言及话语为研究重点则是受到20世纪产生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影响［3］。批评话语分析有三种理论取向：第一， 它从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汲取了福柯和德里达的观点，即语言和话语不是用来描述或分析社会和生物世界的显性的（transparent）或中立的手段。 语言和话语有效地建构，调节并控制知识，社会关系和机构（institution），具有构成和体现人的社会身份和行为的建构功能；第二，它汲取了布迪厄社会学中的观点，即实际的语篇运用及同语篇的互动成为特定社会情景中具有交换价值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象征”形式；第三，它从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汲取的观点是话语是在政治经济中产生和使用的，所以话语生成并明确表达了在那些领域中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利益，社会结构和运动［4］。
费尔克拉夫和沃戴克［5］（p271－280）把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原则概括为：
1.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它以社会的，文化的实践和结构为出发点把焦点对准语言，不是为语言而语言。
2.权力关系是“话语的”（discursive），即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
3.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或变化的场所。
4.话语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
5.话语是历史的。它应被置于语境中加以考察。
6.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是经由中介产生的（mediated）。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话语构造社会结构，也被社会所构造。
7.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结构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更是解释性的。它试图根据社会互动的特征，尤其是根据社会结构特征对话语结构进行解释。
8.话语是社会行动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
范岱克［6］概括了意识话语策略的四条原则， 即：强调“我们”（us）的积极面；强调“他们”（them）的消极面；不强调“我们”的消极面；不强调“他们”的积极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意识话语的整体策略就是占权力支配地位者通过对话语的操纵对其内部群体的“积极自我表象”和对受权力支配的外部群体的“消极他人表象”［3］。
通过对受权力控制的话语分析或对有意识价值的语言成分的分析，批评话语分析者试图指出语言使用者（1 ）是否通过“事实”对别人进行消极评价；（2 ）是否对别人的消极行为或自己的积极行为用修辞手段进行夸张，或用委婉，否认，低估等手段来掩盖自己的消极行为；（3）是否有的放矢地把有意识价值的词语或结构放在话语的显要位置； （4）是否通过标题，导语，特殊的语篇格局， 及物结构等等机制或手段把别人的消极行为放在突出的位置；（5）是否引用证人，资料或专家权威的话来支持自己等等［7］（p184）。
二、话语，知识，权利，意识形态与真实的建构
在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理论观点时，现代与后现代这一分野是非常重要的。批评话语分析的观点总体上应当说属于后现代理论的范畴，它在看待话语和真实等问题上属于社会建构论。
后现代理论质疑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质疑启蒙理性， 质疑人文主义，它动摇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理性话语霸权［8］（p33－34）。
后现代理论认为真实不是绝对的、客观的和普遍的，人的理性不是真实的惟一的仲裁者。建构论认为“个人不是单纯地感知外部‘实际’存在的世界，现实是通过语言和其它象征系统建构的。”［9］（p3 ）意义和真实是流变的和主观的而不是固定的和客观的［9］（p4）。 “后现代主义反对普遍性，提倡多义性和局部社会真实。”［10］虽然建构论反对真实的普遍性，但它并不把真实等同于个人意欲的真实。建构论考虑到“反身性”（reflexivity）和情景性因素， 认为真实是“通过社会过程（通过权利，语言，知识，信念，文化，世界观等）建构的，而不是在单个的卡笛尔自我的唯我论的头脑中建立的。”［11］真实是某个特定社会的局部叙事（local narrative）， 所以真实是社会的，文化的，话语的和历史的建构。局部叙事对宏大叙事否定的意义在于它制造一种非中心化的理论，使差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换言之，求真求同的哲学将被求差异的哲学所取代［8］（p36－38）。
在看待语言的问题上，现代派认为语言必须是理性的，语言是“透明的”（transparent）， 它惟一的作用是再现理性头脑观察到的真实可感的世界，强调用于命名客观事物的词语和客观事物之间固定的，客观的匹配，即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客观照应，能指总是指向所指［12］。然而，建构论认为真实无法同用于感受真实的符号象征系统相分离。我们视为“直接经验”的东西是由语言等符号象征系统中介的（mediated）。一些通过语言对真实的再现经不断反复使用而为人们熟悉，认为它们是“自然的”、未经中介的，以至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真实。但理解和真实不可能建立在任何绝对的或中立的概念系统之上，语言从来不是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我们组织和表达我们经验的方式主要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进行的解释过程。语言介于我们和我们的世界之间，它影响，构成或歪曲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启蒙理性的语言观强调语言再现与真实世界内容的客观匹配，忽视了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由这些方面衍生出来的命题，情态，隐喻，预设，隐涵，及物结构等心理图式模型，故不能反映出语言使用的真实状态和过程。话语对真实的再现是由意识动机促成的（ideologically motivated）， 它不是单纯地反映外在客观真实的镜子，因而它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语言使用者根据自己的意识对现实的不同解释。德里达指出：“没有一种自在的，对一切时代都适用的对存在和世界的阐释，阐释并不意味着在事物或文本的外壳下找出一种完整的，固定不变的意义，而是把人臆造出来的所谓意义强加于事物，植入文本。因此，阐释本身不是一种‘发现’——因为‘发现’是以一种的确存在但尚未找到的东西为前提—而是一种‘发明’。”［8］（p34）事实不是中立的描述，批评话语分析关注描述是如何产生的，以至它们被看成是‘事实的’，它关注谁有权建构真实，谁的真实被再现，谁的真实被否定。
福柯认为话语同权力和知识交织在一起。话语不仅关涉能说什么和想什么，它还关涉谁有权力说，什么时候说和以什么样的权威说。话语体现意义和社会关系，它们构成主观性和权利关系。“对福柯来说，话语是产生知识的具体形式，尤其是产生构成各类学科的知识系统。”［5］（p261）霍尔对话语的定义也可视为福柯思想脉络的一个例子：“话语是一组陈述，它们提供了一种语言，供谈论关于某一主题的特别类型的知识——也就是说提供了一种再现那种知识的方式。当在某个特定的话语中对某一主题作出陈述的时候，话语可以某种方式建构那一主题。它还限制那一主题被建构的其它方式。”［13］（p291）
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曾指出：“知识和权利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8］（p126 ）如果我们接受福柯所说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利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利关系，”［14］（p27 ）那么对再现的争夺必须被理解为对权利的争夺。再现的权利就是使一种对真实的说法成为支配说法的权利。所以，谁控制了话语再现的权利和手段，谁就决定了意义。谁有权命名世界谁就能影响现实。
在现代民主社会，对权利的操纵和社会的控制不再靠武力和强制的手段来进行，而是通过对话语的操纵更间接，更隐晦地劝诱和影响人们的态度，价值观，信念等并最终使其自然化，从而使对真实的社会建构自然化。意识形态是拥有权利和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通过对话语的操纵将自己对社会真实的解释和社会真实的特定意义加之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能力［15］。意识话语把特定群体的观点确立为“事物的自然法则”并在这个过程中微妙地把自我群体的利益掩饰成所有人的利益，使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的权利和资源分配正当化，使不平衡的权利关系看似理所当然，从而对社会中的‘其他人’（others）或压制，或将其边缘化，或使其沉默。批评话语分析的任务就是从话语分析着手，揭示话语中的权利关系和意识形态。
三、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机制
既然语言和话语具有建构社会真实的作用，从事生成和再现权利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应关注语言在发挥这些作用时所使用的各种机制，分析和研究权利关系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话语的语言形式特征，包括词汇、句法、文体、修辞、文本结构、情态、蕴涵、隐喻、预设、及物性结构等内容。
费尔克拉夫［16］（p112）区分了语言形式特征的三种价值，即经验价值（experiential values）、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和表达价值（expressive values）。经验价值同内容、 知识和信念有关。具有经验价值的形式特征有助于我们捕捉和领会文本生成者以何种方式再现了他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经验；关系价值同社会关系有关，具有关系价值的语言形式有助于捕捉和领会话语将人们引入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表达价值同言说主体和社会认同有关，具有表达价值的语言形式有助于我们捕捉和领会话语生成者对相关现实的评价。
任何不同类型的语言机制在特定的话语中都有可能是由深层意识形态促动的，但我们认为有些语言机制更典型地被用于意识话语。由于篇幅所限，下文仅讨论预设、隐喻和及物性模式等语言机制，从中了解批评话语分析的基本方法。
1.预设（presupposition）
日常交际中，一些信息是由说话者暗示而不是直接道明的。预设是蕴含的一种具体类型。一般而言，预设是交际双方都早已知道的信息，或至少听到话语后总能根据语境推断出的信息。共知性是预设的基本特征之一［17］（p113，123）。然而对明说和暗含的选择不是意识中立的。在意识话语分析中，明确透析话语中由预设表达的隐含的意义是批评分析的有力工具。
意识话语中的预设往往违反预设“共知性”的基本特征。预设具有劝诱功能，它不再被解释为发话人和受话人双方以前共知的信息，而被解释为受话人在发话人的劝诱下不得不随其理所当然地认同的信息（除非受话人想质疑发话人的预设并取消他们之间的交际关系）。劝诱的预设往往微妙地使受话人把某一点命题作为真实的内容接受下来，尽管事实上它根本不是真实的，或至少是有争议的。预设可以掩盖虚假或有疑问的命题，或对其轻描淡写。因而预设尤其适合传递意识内容。
下例选自1997年12月5 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的一则英国白人读者的来信。这则来信是对此前两天这家报纸的一篇新闻报道的反馈。那则新闻讲述了一位英国穆斯林妇女乘车时司机要求其脱下面罩露出脸以便司机确认她和乘车证的照片是一个人。这位妇女拒绝了，司机把她赶下了车。
If immigrants will not adapt to our ways in public life——as Christians readily do in Muslin countries——the future looks grim.（如果移民不去适应我们的公共生活方式——正如基督徒在穆斯林国家所乐意做的那样，那么未来看上去一片暗淡。）
这句话的预设部分是“as Christian readily do in Muslin countries”。这是一种典型的劝诱性预设。 它首先掩盖了英国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歧视态度。一位白人司机让穆斯林妇女当众摘下面罩本身就是对穆斯林国家文化习俗的轻蔑，但这个预设却劝诱人们相信生活在英国的穆斯林缺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此外，它通过劝诱人们认同西方基督徒具有善于适应新环境的天性，微妙地掩盖西方殖民政治和帝国统治的历史，对美英两国在海湾国家，北非，远东亚洲地区和亚洲次大陆的广大穆斯林土地上至今继续存在的势力轻描淡写。
2.隐喻（metaphor）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人类的思维是隐喻性的，所以我们的概念系统基本上是隐喻的。概念系统在解释日常现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隐喻的实质是用一类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
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者注意到生态环境话语常使用“Mother Earth”（母亲大地），“the rape of the land”（对大地的强暴），“virgin forest”（处女林）等隐喻描写大自然和环境危机。 她们认识到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男性的等级制度通过文化上的两分（dichotomy）得以维持，这种两分将支配的逻辑合理化。贝尔曼［18］对这些隐喻进行了透析性分析。“Mother Earth”和“virgin forest”这样的隐喻把女性视为更近乎自然的东西，女性就不可避免地被看作不如男人，她们不是完全的人。通过对概念的二元化女性传统上被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同文化联系在一起。于是，男性和女性被建构成对立排斥的二元。这种文化上的两极化导致了对二元一方的贬低和对双方的歪曲。通过这样的两分，“它物”（the “other”）的概念被创造出来。“它物”只被看成是父权理性的客体，它能为主体带来好处。
贝尔曼在分析“对大地的强暴”这个隐喻时指出，“强奸”的概念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种社会化过程把男性看作是支配的，强大的，健壮的，把女性（及大自然）看作是被动的——是男性使用的物件。许多人认为强暴是一种普遍现象，精神失常人的行为，但事实远非如此。格里芬索［18］认为许多对强奸者的研究表明这些人不是“精神失衡”的。此外，玛格丽特和海伦认为许多其它的文化，尤其是同西方少有接触的古老文化根本没有“强奸”的概念。“强奸”是学得的行为。尽管在西方概念中强奸是违法的，但在强奸概念的背后存在一种认可，即强奸总算是可以理解的性行为形式。“是她要的”，“女人那样穿着你还能期盼什么？”这些常有的说法反映出男人有“无法控制的”性欲，冲动时容易暴发是可以理解的，还反映出女人有潜意识的被强暴的欲望。贝尔曼引用柯拉尔德的话说，这种受强暴的欲望被投射到了大自然的身上：
大自然受到责怪，要么因为引诱男人（这是危险的），要么因为对男人冷漠无情。像妖艳迷人的女人，她对钩和枪眉目传情，施以诱惑，一如所说的女人勾引男人并要求被强暴……我们知道女人想被强暴，不亚于鹿和狮子想被射猎，不亚于大地，海洋和天空要求被掘取，被污染和被探测。这种“责怪受害者”的倾向在林业学的文献中也显而易见：一片“处女”林被认为“熟透了”，于是需要收伐了。
“强暴”的隐喻使人们顺其自然地认可了男性对自然界和女性的主宰摆布，它强化了男性支配自然和女性的观念并将其正当化。多罗西［18］认为男性一手担当了生产文化概念的任务，其结果是有效地将女性同男性分开，并使男性的经验普遍化。李希［18］认为客观性“只不过是男性的主观性。”我们的语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它创造了单维的现实。
3.及物性（transitivity）
话语生成者还常常通过对句法结构的选择微妙地、隐晦地传达自己的主观态度和对现实的看法。及物性是英语中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做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19 ］（p71）。及物性有助于揭示某些意义如何被突显出来而其它的意义又如何被隐晦或弄得含混不清。及物性结构还有助于考察文本的语言结构如何有效地对特定的“世界观”进行编码，及受话人对文本意义的感知如何被引向某一特定的方向［20］（p104）。
下面两例分别摘自1975年6月2日英国《卫报》和《太晤士报》对独立前的津巴布韦一次国内骚乱事件的报道。
POLICE SHOT 11 DEAD IN SALISBURY RIOT
Riot police shot and killed 11 African demonstrators.《卫报》
RIOTING BLACK SHOT DEAD BY POLICE
Eleven Africans were shot dead and 15 wounded when Rhodesian police opened fire on rioting crowd. 《太晤士报》
首先两篇报道的选词不同，《卫报》使用了African demonstrators（非洲示威者），而《太晤士报》使用了rioting blacks（暴乱黑人）。《卫报》的标题和开头句都使用了主动语态，将施事者（Police，Riot police）置于句首，将受事者（goal）置于句尾。 将某一具体现实成分置于句首便造成突显，这种突显可以被称为“归因性突显”（attributional prominence）。作者可以调用归因性突显促使读者把某一行为和后果的责任归因于句首成分［21］（p157）。因而《卫报》着重强调警察应为开枪承担责任。相比之下，《太晤士报》的标题和开头句使用了被动语态，把受事（RIOTING BLACKS,Eleven Africans ）放在句首的突显位置，而把施事成分（枪杀者）放在次要的位置。此外《太晤士报》的开头句里，施事者实际上从主句中被取消，只能从时间从句中被推断出来。《太晤士报》使用的被动式和取消施事的句法手段旨在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开枪警察引向受害者，劝诱人们相信警察只是对事端的回应者而不是挑起者。两家报纸的倾向性大相径庭。这种倾向性同这两家报刊的政治立场有关。《卫报》反映了政治左派的立场，而《太晤士报》反映了政治右派的立场。使用施事的意识动机还可以表现在其它方面。施事者一般是有生（animate）名词。 但施事者也可使用无生名词、抽象名词和名词化来实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对那些可能由意识动机促动的将施事，因果关系和责任进行的有意混淆保持敏感［16］（p124）。费尔克拉夫［22］对1999－2000年度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第一章的开头部分（标题为“变化中的世界”）进行了施事结构分析。这部分文字描述了全球化和地方化两种变化过程。对全球化的描述几乎没有使用与人和社会相关的施事，绝大部分施事是由无生抽象名词充当。例如：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s evolving into a highlyintegreted and electronically networked system.国际经济秩序正演变成高度整合的电子网络系统。
Globalization is gathering the world's countries together.全球化正使世界各国聚集在一起。
Markets have developed the potential to discipline states,punish their mistakes and call their bluff.市场已培养了惩戒国家，惩罚其错误及使其亮出底牌的潜在能力。
Globalization has circumscribed the ability of many central governments to raise revenues by taxing corporation.全球化已限制了许多中央政府机构通过向公司征税来提高收益的能力。
费尔克拉夫指出新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把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描述为不可避免的外部现实，它是个人，政府和其他社会结构必须去适应的，无法改变的外部现实。无生抽象施事的使用似乎是要表现全球化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而非人为建立的过程。
当然人们有理由质疑这种描述，因为这些被假定认为不可避免的外部现实本质上是由人为决定构成的，尤其是由不同政府和全球网络化公司的决定构成的。
相比之下，在描述地方化的过程中，世行的报告主要使用了与人相关的有生施事。如下例：For example,the same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at have been so important in the spread of global economic forces often allow local groups to bypass central authorities in the search for information,visibility and even financing.例如， 在全球经济力量的扩展中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些方面的进步同样经常使得地方团体能避开中央官方机构去寻求信息，扩展视野，甚至筹措资金。
全球化被描述为：“the spread of global economic forces”，而地方化被描述为由local groups这个与人相关的有生名词作施事的过程。“the spread of global economic forces”是对句子“Global economic forces spread”的名词化。名词化通过删减，如对时态，情态及参与者的删减，尤其适用于遮掩权利的根源，回避责任和操纵责任者的归因。与人相关的有生施事则提供了表达人的愿望的空间，用“local groups”描述地方化表达了“对自我决定和权利下放的愿望和要求”。毫无疑问，全球化也夹杂人的愿望，包括公司希望他们的产品畅通无阻地进入市场的愿望，但他们的意愿在这里却不显山露水。
四、结语
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及对文本和话语进行社会分析的元语言。话语构成维持根斯坦所谓的“生活形式”，即话语是认识、评价和体验世界的无所不在的方式。话语维护权力和知识，亦可对其抵制和批评。话语在日常局部文本中建立能产性的权力和知识，对知识和权力关系进行调节并使其正常化，生成新的知识和权力关系，达到支配目的。如果我们接受后结构主义的“话语首位”（primacy of discourse）的观点，那么批评话语分析就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描述、 解释、分析和批评的不可或缺的工具［4］。
在当代社会，知识正在不断地以多种符号方式构成。“以信息或知识为基础的晚期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增强的反身性——我们正不断地根据有关社会行为的知识而重构我们的社会行为。”［23］费尔克拉夫认为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当代社会，我们的生活是由文本中介的（textually—mediated）社会生活。 由专家权威系统生成的话语和知识经由各种文本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由文本中介的社会生活有其两面性：它利用世界上产生的知识、观点和话语为人们提供了以新的方式建构生活的前所未有的资源，这样做的同时，它也使人们新的生活领域受到权力的操纵和主宰。因而，如何提高我们的批评意识，把握话语对真实再现的策略和手段显得愈加重要。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对真实的再现是由谁通过话语进行的再现？谁从这些再现中获得什么？再现将人们引入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再现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什么？可借选择的其它再现是什么？等等。
在信息经济和电子通讯传媒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人们的主要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愈加以媒体为中心，大众传媒语言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然而，人们对新闻报道、政治话语、广告文本、服务行业用语等语言修辞中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缺乏敏锐的认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语言的意识有待提高，人们对服务、文化和娱乐行业中不断增长的语言的经济价值认识不足。因此，批评话语分析应成为学校和公民语言教育的重要一环。传统的语言教育观狭隘地把语言能力看成单纯的技能和工具，忽视了语言和话语被社会建构和建构社会的特征，批评话语分析有利于培养人们对社会世界的批评意识和人们的批评自我意识，它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语言教育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