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归——论赵瑜的报告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赵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报告文学”是1980年代出现和崛起的创作现象，同时更是新时期文坛重要的纪实文学创作潮流。问题报告文学中的“问题”意识，是创作者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现象或当下被普遍关注的“热点”进行的追询与反思，从中体现了他们对“问题”所持有的价值立场，以及所显现的人文关怀。也可以说，“问题”意识是作家把握现实和体认世界的一种审美方式和文化理念，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理性。正因为如此，问题报告文学以其不同凡响的轰动效应成为纪实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创作流派。而赵瑜无疑是问题报告文学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赵瑜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非常强调对“问题”的确认和切入。他曾在《中国的要害》“创作手记”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其大意是：报告文学实际上是最接近人类生活的一种创作形式，而在它发现并揭露的众多问题和诸多典型中，就像采矿一样会触及到生活的某些原生态状况、复杂琐细的状态。逐渐地，读者更愿意接受，甚至推崇这样一种更接近生活本身的文字，人们逐渐腻烦了那些将矛盾表面化、问题简单化、人物归类化的创作，而开始愿意思考和辨识问题。因此，赵瑜在创作过程中会认真揣摩、细心体会读者的阅读感受和接受心理，有意识地逼近现实，接纳生活的本真形态；而且，在展现“问题”时会和读者同步思考“问题”。除了极少数的篇什，如《新形象之诞生》和《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是正面歌颂之作，其他作品所着眼的几乎都是敏感题材，甚至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神经的问题和现象。就此而言，赵瑜报告文学中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是正视现实，独立不倚。相对于赵瑜的其他作品，《太行山断裂》是他前期作品中最先大胆触碰当时社会的热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该作品1988年发表于《花城》上，而1988年正是所谓的“报告文学年”。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写的是“晋东南地委”这个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地(市)级党委机构在当时“市管县”体制改革中的消失(作品的原名就是《一个著名地委的消亡》)。赵瑜在这个作品中写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必然性决策失误，其中也描述了地、市分家中种种被人鄙夷的“举措”或交易，以及身处体制改革漩涡中的人们惶惑不安的心态。由于犀利的笔锋和对敏感问题大胆干预的勇气，《太行山断裂》的问世可谓曲折坎坷，几经辗转，最终在《花城》上发表，引起文坛注目和社会关注，甚至一度惹发了“上面”的恼火，赵瑜也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差点被“驱逐出晋”。
《中国的要害》也是一经发表便在国内产生极大反响。作者从太行山公路交通的现实情况出发，进而从关系国计民生的视角放眼，指出了缘于交通状况的滞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巨大影响。赵瑜善于从宏观视角和全局眼光来确立、观照、审视问题，他写《中国的要害》时，国内的高速公路建设尚未列入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而时至今日，包括山西在内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也就是说，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显然是作为先觉者的赵瑜，呼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审美化佐证。
实际上，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一直直面现实，贴近民生，秉持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意识。《强国梦》甫一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作品中写到一位为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奋战一生的老战士，特别喜爱看电视体育节目，尤其是中国与外国的赛事。但与其说在观看比赛，不如说他在等待一个中国胜利的结果。赵瑜由此追问：面对胜负，我们为何会有这样激烈的态度？体育到底意味着什么？作者并未就事论事，而是从深层的民族心理上寻找原因。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战乱，民族屈辱，国民身体羸弱，精神萎靡。如今，我们迫切地希望改变这一形象，争取在各方面都展现出强者的面貌，尤其是在对抗性的比赛当中。当比赛被赋予了太多体育之外的东西时，比赛的结果也就不再轻松。长期的郁积使我们的心理敏感而脆弱，甚至形成狭隘的民族意识。这样的心理必然造成我们虽然关注体育但并不真正热爱体育和快乐地享受体育。除此之外，作品还辛辣地披露了诸如“兴奋剂事件”、“自伤事件”等体育“内幕”。这意味着，赵瑜在《强国梦》中通过“体育”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一次深刻而尖锐的省察和批判。
《马家军调查》更是一部富于挑战性、具有思想冲击力的作品。作品的题材本身就是大众非常熟悉并极度关注的社会热点现象。“马家军”的统帅——马俊仁所执教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几年时间内先后获得国内外各项大赛的金牌，尤其是马俊仁最得意的弟子、著名女子长跑运动员王军霞还荣获颁发给世界最佳运动员的“欧文斯”杯奖。于是，对曾在中国体坛叱咤一时的“马家军”人们已经拥有自己先在的认识或“成见”——这个屡屡为国争光的偶像级的体育集体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赵瑜毕竟是赵瑜，面对体育金牌辉煌背后所隐藏的不容忽视的致命弊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感、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是无法回避的。马俊仁在国人心目中是为国争光的民族英雄，然而，赵瑜用沉甸甸的四十万字的“调查”，在一种逆向思维中触及了“马家军”内部灰暗乃至丑陋的现状，并以清醒而冷静、睿智而深邃之笔把马俊仁请下了“神坛”。显然，对于其时其人来说，该作品是一部不合时宜之作，因为它将数以亿万计厚爱“马家军”的人的思想感情搅乱；然而在赵瑜看来，“马家军”的“光辉”和“马家军”的“阴暗”同时存在，用“正面”掩饰“背面”对于他肯定是一种违心，但用“背面”的“阴暗”来反讽“正面”的“光辉”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创作冒险。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赵瑜就是这样一位知其难为而为之的作者。只是在“马家军”最终溃散后，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和思考者的赵瑜，其价值才显现出来。
其二是展示人性，深究文化。如果说问题报告文学在1980年代是方兴未艾，那么，发展到1990年代便是沉静中的深化；也可以说，这是创作丰富之后走向成熟的表现。赵瑜在坚守勇于诘问、善于究察、别具一格中，其创作亦由道义般激情转向沉思化理性，从探讨“问题”是什么深入到追溯文化根源、探寻人性底奥。
《马家军调查》与1980年代同样是揭露现行体育弊端的作品相比，它更多了一份对文化心理的发掘和对人性深度的考量。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曾对此评价说，“这部作品不但涉及体育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机制，更潜入了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还写出了作家本人对完美人格的追求。”①
具体来看，赵瑜在作品中并不是孤立地来看马家军的成就和问题，而是在大的时代转折背景下去剖析个中缘由。对于作品中反映的当下社会惯常的人际纠纷、人事争斗，赵瑜始终从体制根基上去把握，比如写马俊仁联合崔大林的“倒阎”事件，他的笔触就直指“官本位”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和民族文化素质的欠缺。特别是赵瑜将马俊仁与之前的一位枭雄式人物禹作敏联系起来进行比照和剖析，从两者的某些类似点上发掘了马俊仁的形象实质：其中既有直率粗犷、坚韧执着、真挚豪放的男子汉气概，也有文化素质不高、迷信且粗暴、以及农民式狡黠等致命的性格弊端。显然，赵瑜以马俊仁为例，意在破解“马家军”这个神话之“谜”，并由此生发了对民族文化心理、人格精神风范、政治道德伦理层面的思考。对于“马家军”最终的溃散，他带着一种沉重的忧患感慨叹着：“马家军的不幸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马家军的悲剧竟是我们中国的悲剧。”马俊仁已经是神坛上的人物，有着极高的国内外知名度，在百姓的心目中也有着极高的美誉度，其社会地位和正面形象是不可轻易撼动的。因此，选择将马家军作为写作对象，并且是从批判的角度来解构全社会的既定认同，这明显是一件不讨好的事情。但赵瑜毅然选择做这个批评者，宁愿因此承担骂名，甚至差点为此打官司。这除了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价值立场的显现。他看到了光芒背后的阴影，他希望从马家军由盛而衰的故事里，分析我们民族性格的特点，尤其是那些劣根性的一面。我想，如果不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民族国家的大爱，一个作家实在没有必要做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其三是以史写今，拥抱民间。新世纪以来，沉寂近五年的他创作思路出现了变端，其标志便是其推出一部堪称史传性报告文学的范本——《革命百里洲》。该作品以长江中游枝江段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百里洲，从辛亥革命到土地革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为叙事脉络，讲述长江两岸乡民在“革命”洪流中的命运浮沉。“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它伴随着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在文学史上，也一直是重要的创作主题，自鲁迅以来形成的乡土文学传统至今仍绵延不断、血脉传承。作家们要么从改造国民性着眼，要么以主流意识作主导，要么远离政治氛围书写传统农耕文明。正是在这种文学传统的感召下，赵瑜舍弃政治教化般的创作模式，以报告文学作家秉笔直书的气魄对“三农”问题进行体认和沉思。他前后历经五载，深入田野考察，并亲身体验乡风，在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乡土民情的结合中重新审视“革命”的历史。
赵瑜除了站在历史的角度观照今天，还走进乡土，拥抱民间。他对土地和农人怀着深沉朴质的感情。对于199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那场特大洪水，他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观照视角。洪水暴发时他在长江沿线采访抗洪，百里洲就像长江上的一个孤岛，洪水来势汹汹，情况岌岌可危。当地农民光着膀子，遵循古老的乡约祖训，依凭传统而落后的抗洪方式进行自救，情景悲怆沉重，这与我们惯常看到的部队官兵救灾保民时壮观威武的场景形成巨大的反差。眼前的场面感化了赵瑜的心灵，激发了他的写作冲动和创作欲望。千百年来，乡民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绎着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生老病死、苦乐悲喜最终都化成了对故土最深沉执著的爱。他们的人生故事就是百里洲的全部历史，赵瑜要做的正是挖掘并记录下这些鲜活的存在。评论家何西来认为《革命百里洲》是一部既热情又冷静的作品。热情是因为作者对农村、农民有着深深的眷恋和关切，这样的情感使得作品的文字有着心灵的热度；但当他们面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环境、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时，又必须持有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力图探究纷繁表象下的事物本质。这就要求作者要保持一种情感热度之外的冷静。②正因为如此，较之前几部作品所表现出的更多的理性和严肃性，《革命百里洲》给读者带来了一份温情脉脉的阅读感受。
抓住问题、找到问题症结、分析背后原因，是报告文学作家与生俱来的职责。但赵瑜从不满足只对问题做平面的、孤立的报道，而是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思考问题，将问题置于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审视。如果说他对报告文学作家职责的一直坚守值得我们敬佩，那么他思考问题的智慧和情怀则令人倍感欣慰。他的作品由此也显现出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大气的格局。当然，这种深层而立体的问题意识对报告文学的问题叙写也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品格。著名的报告文学家基希这样定义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是“艺术的揭发罪恶的文告”③。报告文学的现实参与性和社会正义感成为其与生俱来的文体品格与历史使命。这样的文体特性也就决定了从事报告文学写作是一项充满挑战的甚至是危险的工作。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备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力和对现实问题发言的巨大勇气。因为在报告文学的采写过程中，作者须置身事件甚至风暴的中心，凭借作家自身的观察体悟和理性思考对问题进行评判。文本最终所得出的评判结果是作者自身立场和道德判断的直接反映。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已成为令人绝望而又无可挽回的现实，在道德、情感和信仰出现危机的时刻，作家们又一次担当启蒙者的重任，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报告文学作家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参与其中，从不缺席。事实上，报告文学作家相比于其他作家要面临更多的困境。因为，作者在采写中会遇到种种困难，甚至是不可预知的刁难和危险；他们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思索、焦灼、忧虑，这些都是发掘严肃命题、揭示问题真相时要面临的现实困难。与虚构文学创作比起来，这个过程要艰难曲折得多。作者只有饱含着对民族、国家、生命、乃至人类社会的责任担当、道德承诺和深切热爱，甚至是一种对崇高事业的牺牲精神，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才能真正使作品获得问题叙写下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深度。他们爱憎分明，批判阴暗和丑陋的社会现实，颂扬真善美的正义和人性，对社会现状和人类处境深切关注并饱含最深的包容和同情。与其他作家不同，报告文学作家要更加兼具刚强与柔韧：他们既要有巨大的勇气直面残酷的现实，又要不囿于问题的纠缠，冷静思考和判断问题的根由。同时，他们还要克制奔涌的情感，用尽量冷静的文字来讲述事实，表达观点。由此可知，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必然是作家勇气、智慧、情感的结晶，当然，作家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力量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其他非虚构文学作品胜在艺术的审美上，那么，报告文学胜在它的真实和理性上。报告文学是文学领域中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在社会问题和道德文化等层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却又一直面临着尴尬的身份认同。因此，报告文学作家们一方面承担起文体的职责，努力创作，一方面期待得到更多的接纳和支持。
记录人的生活和情感，发掘人性的丰富是报告文学的应有之义。文学即人学，整个文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对“人”和“人性”不断发现和发掘的历史。文学始终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人类的生存和情感，记录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人文精神普遍失落的时代，重塑健康人格，重建人文精神也成为文学的自觉担当。报告文学当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历史使命。赵瑜关注社会生活，更关注人本身，他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上记录人、书写入，尤其是那些被历史和现实遗忘的失语的群体。在文学创作商业化、市场化的转向中，报告文学却始终关注底层，坚守沉重。为写出真正的百里洲状况，赵瑜历时五年做田野调查，与百里洲百姓打成一片，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作者真正具备了发自内心的民间情感时，文字也就体现出与宏大叙事完全不同的话语风格。我们从《革命百里洲》的叙述中感到了一种真实、平等的质朴情感，看到了一种深沉、豁达的历史情怀。在反映同样题材的其他文本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话语。《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从农民等底层人身上，“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而另一部作品《战争状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版)更是从个体与国家的角度着眼，呼吁政府关注底层生活状况，切实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只有真正控制住悬殊的两极分化，才能真正做到共同富裕，达成社会和谐。报告文学作家们自觉为底层代言，这条创作道路历来是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但他们坚守报告文学真义，自觉维护文体尊严，在这个时代尤其令人敬佩。
人性关怀是报告文学作家书写问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所在，这种关注个体生命的创作主题也珍贵地体现在另一些题材的文本中。报告文学作家从问题出发，书写问题，又不囿于问题，而是积极探索问题产生的根源，追寻背后深刻的文化内因和真实人性。在记录老年人生存状态的文本里，我们跟随作者走进老年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害怕孤独、渴望亲情，这让人深刻反思作为晚辈的我们应该如何孝顺父母，给予他们的晚年心灵以慰藉。在教育题材的文本中，作者走进孩子内心，思索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我们看到了西部教育的贫困现状，开始真正去思考应该如何正确关爱孩子的成长和心灵的健康。赵瑜始终坚持这种追求，在创作中也因此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报告文学还应该在历史的叙述中关注当下，在当下的实践中审视历史，实现历史与当下二维视野的有机融合。问题报告文学作家胡平指出：“报告文学若不将今日之中国放在几千年来尤其是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加以审视，报告文学若屈从于眼前的某种功利，某种风险，而不能依据民族变革进程的自觉需要，将一系列历史事件揽进自己的视野，它的深刻性将难以为继，它的认知性将难以为继。”④可见，报告文学创作应该有意识地在历史发展的脉络里寻找某些问题的根源。《革命百里洲》讲述的三农问题，不是当代社会才产生的新问题，它的存在由来已久，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所以，作者始终坚持在历史叙事下分析当代三农问题，又在讲述历史故事的途中不忘寻找现实品性的初衷。历史不应沉默地属于过去，而应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资源和有效工具。
当1980年代中期，大量西方社会思潮迅速涌入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又一个启蒙时代到来之际，赵瑜选择了报告文学并以对“问题”的发现和剖析自觉承担了思想启蒙和文化反思的重任。赵瑜对报告文学的“问题”叙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试图通过报告文学中的“问题”来“回味和确证自己的身份，反思民族的存在和历史，寻找自身的魄力和潜能，辨别自己的来踪和去迹。”⑤
追求人性关怀是报告文学的应有之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品格，赵瑜的成功之处便是将作家的人格力量、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与创作的和谐始终交融一体。赵瑜始终关注人的生存，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上探索人类的当下状况，这使得人性关怀成为他书写“问题”的价值准则，从而继承了五四启蒙文学的精神实质，展露了启蒙文学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历史感与当代性的结合也是从赵瑜对“问题”叙写中得出的创作启示，赵瑜试图告诉人们，报告文学创作应从当代中找寻历史基因，从历史中找寻当代路径。关注问题的当代性，是报告文学文体本身决定的，但“当代”一定是历史推动的当代，历史也是曾经的“当代史”，我们应放眼未来，也要不忘来路。只有在历史的视野里，当代才能找到自身的定位；也只有在当代语境中，历史才能获得不竭的前行动力。历史感与当代性的统一是报告文学应当坚持的文体品格，将当代问题置于历史的深厚背景中考量，也将对历史的烛照变成一种当下实践的行动。
综上所述，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整个报告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仅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对赵瑜作品作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分析。近年来，赵瑜依旧笔耕不辍。在他近几年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他秉持批判的立场和独立的思考角度。比如，《王家岭的诉说》将目光聚焦在事故频发的矿难上，直指问题的根源在于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政坛腐败；在《篮球的秘密》中，作者继续思考中国体育界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寻找巴金的黛莉》发掘出巴金前期非虚构作品的价值。赵瑜还总结从事报告文学写作近三十载的体验，探讨这一文体创作的相关问题等等。他的作品中那种正视现实、独立不倚的意识，体现了在别人高唱赞歌或者看到问题而不想言、不敢言的时候，他却能及时表现出精神上可贵的独立性，成为一个清醒的诘问者。他对“问题”中的人性痼疾和文化劣根进行揭示、批判，写出了一些别人没写过、或想写不敢写的东西，这意味着真正有生命力的“问题”意识不完全在于它们贴近现实，对“问题”作当下的关照和平面的解剖，而在于它们不仅要承担启蒙民众的责任，还要不间断的自我启蒙。至于他在“问题”书写中彰显的以史写今，贴近民间的创作风格，则表明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秉笔直书的气魄。而他把自己置身于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显露出更多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和历史真实，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又使人在沉重宏大的历史事件中隐隐看到了一抹温暖柔软的底色。
①谢泳等编《赵瑜研究资料》，山西文学院2006年版，第163页。
②参见何西来：《中国农民调查·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版。
③参见张德明编《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276页。
④胡平：《报告文学，伸出你的双翼》，《当代》1989年第2期。
⑤雷达：《谁把报告文学推向了前台》，《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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