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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之前，伴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出现了两次世界性民族主 义浪潮，其主要表现为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 运动，因而它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动力。冷战结束后，原苏联东欧多民族的社会主 义国家长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并由此引发出第三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 浪潮。这股民族主义浪潮的消极面尤为突出，这就是与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相 结合、制造民族冲突、分裂国家、危害人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端民族主义，亦即民 族分裂主义。车臣民族问题就是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煽动和影响下逐步演变为一 场深刻的民族危机的。
一 民族分裂主义的表现及根源
民族分裂主义是少数极端主义分子谋求民族利己利益的表现。它无视新的国际格局， 不顾本民族实际和其他民族的利益，不切实际地追求民族私利，并为此挑起事端，制造 动乱，分裂国家，分裂民族。90年代末，原苏联、东欧各国在“民主化改革”和美国等 西方国家“西化”政策的诱导下，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要求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浪潮逐渐高 涨，随之而出现一系列民族分裂组织，最终导致共产党政权垮台和一些国家解体：捷克 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苏联一分为十五。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导致在 这些地区出现频繁的民族冲突和分离运动，如波黑战争、纳—卡冲突、格鲁吉亚内战、 塔吉克斯坦内乱以及俄罗斯境内的民族独立和分离运动。同时，由于民族分裂思潮的影 响，在亚、非、中美、北美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一系列民族和种族冲突 的“热点”。
此外，还有以宗教极端势力为表现形式的宗教极端民族主义。当前突出地表现为与伊 斯兰复兴运动背道而驰、活动猖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这股势力已从中东、北非 蔓延到南亚、中亚、高加索和巴尔干等地区。其宗旨是在落后的国家和动荡地区建立政 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即是一例。这股势力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扩 张性和侵略性，因而比其他民族主义有着更大的危害性。其主要表现是：
(一)谋求参与政权。一些国家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鼓吹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 和国”；有的则利用议会选举和政府改组之机争夺权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已 进入许多国家的议会和政府。
(二)制造民族矛盾和冲突。在一些穆斯林地区，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利用穆斯林群众 认同、回归心理，散布穆斯林民族自尊自强情绪，制造民族纠纷，大搞排外活动，煽动 民族独立；有的还插手到民族冲突地区，波黑、车臣、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战争中的 穆斯林便得到外来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武器和人员方面的大力支援。
(三)图谋输出“伊斯兰革命”。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试图通过“双 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自身的联合，向外扩张伊斯兰势力。泛伊斯兰主义者 力图以其地理和文化优势向中亚各国开展积极的外交攻势，将中亚各国纳入伊斯兰国际 势力的影响下，形成一个与中东连在一起的中东—中亚大伊斯兰势力圈，即恢复“阿拉 伯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帝国”。泛突厥主义者则利用宗教、种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的 认同及地缘政治优势，搞“突厥”情结，以此拉拢中亚诸国并图谋染指其他突厥语国家 ，旨在营造一个包括各突厥民族在内的、地跨欧亚的突厥国家联合体。
(四)制造恐怖活动。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为发泄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愤恨，在 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建立原教旨主义机构和恐怖组织，在国际范围内大搞恐怖活动。2001 年9月11日，大本营设在阿富汗的国际恐怖组织头目之一本·拉登涉嫌在美国本土进行 规模空前的恐怖活动，造成近一万平民伤亡和数百亿美元的物质损失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仇思潮除有强烈的反美色彩外，还在别处寻衅闹事，不断制造 恐怖事件，威胁别国的安全和社会安定，也给世界各地带来不少麻烦。
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潮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格局大变动为民族主 义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气候。苏联解体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筑的霸权体制瓦解，两 超控制世界的局面被打破，从而使各种思潮和势力有了出头露面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 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地区社会主义制度消亡，形成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真空，民族分裂主 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乘机迅速发展，填补了一些地区出现的 意识形态和权力真空。二是历史上积累的民族矛盾和问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苏东 地区在历史上有大量民族积怨。巴尔干历来有“火药库”之称，历史上曾受到几个帝国 主义肢解，多次经受战争的磨难，造成该地区领土问题和民族纠纷的堆积。20世纪90年 代发生的波黑三个民族冲突、马其顿问题、阿尔巴尼亚同邻国关系紧张、希腊同土耳其 之间的纠纷等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原苏联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沙俄和苏联大俄罗斯沙文 主义的民族压迫，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的矛盾尖锐复杂。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 化”和“公开性”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泄不满、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为本民族争 权益提供了机会；同时，宪法规定的民族自决和分离权又成了他们闹分离的一个“法律 武器”。三是民族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这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 滋生和发展的温床。从当前民族分裂主义活跃的地区看，一般来说，这些地区经济比较 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这种现实，宣扬民族经济落后是因为 民族压迫造成的，分离或独立就可以富裕起来。而贫困落后的群众最容易在思想上成为 宗教的俘虏。宗教极端势力则利用信徒的虔诚信仰，用宗教教条来鼓动宣传，煽动贫困 的信徒跟极端分子搞民族分裂活动。四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为利益和权力所 驱动，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当前，穆斯林极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相互勾 结，相互利用，甚至合二为一的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企图利用穆斯 林民族在宗教、种族、语言、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认同，建立一个地跨欧亚的大伊斯兰共 和国；而穆斯林极端民族主义则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信徒的虔诚和狂热的激情，动员 和组织群众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狂热 和为“圣战”勇于献身的精神往往驱使他们为民族分裂活动做出冒险的恐怖主义行动。 五是西方某些势力以民主化、人权和宗教自由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激化了当地的民族 矛盾和宗教矛盾，诱发了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滋长。特别是冷战后超级大国 在中东和阿拉伯国家推行的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激发了穆斯林民族的反美情绪。原 教旨主义正是打着反美的旗号，在世界各地大搞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二 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对车臣危机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次车臣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是车臣的民族极端势力在世界民族 分裂主义思潮和宗教极端势力蔓延的国际大背景下，利用当地山民的民族和宗教感情， 煽动群众，分裂国家所致。
(一)原苏联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把车臣民族极端势力推上了闹独立之路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诱导下，原苏联波罗的海三共和国的 民族分裂势力成立各种非法民族组织，以脱离苏联为目的，公开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1990年3～5月，这三个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势力相继发表独立宣言，拉开了苏联解 体的序幕。紧接着，原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领导下又带头掀起了 新一轮的独立浪潮。1990年6月12日，俄联邦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强调俄 罗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独立的，俄联邦的法律高于联盟法律，俄联邦有权决定自己的国 家制度。在俄罗斯的带动下，原苏联其余的加盟共和国和俄联邦的自治共和国都发表了 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从而导致分裂主义思潮在全苏蔓延。
俄罗斯联邦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92年12月分成两个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势力 就是在这新一轮民族独立和分离的浪潮中开始民族分裂活动的。1990年5月，原苏联少 将、空军师长杜达耶夫从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爱沙尼亚复员回到车臣老家，并担任反对 派组织“车臣族全国大会”执委会主席。不久，杜氏领导的武装分子推翻了共和国合法 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在严密监视下举行了车臣总统和议会选举。1991年11月1日，当选 总统杜达耶夫颁令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与此同时，还以武力占领护法机关，赶走 联邦军队，攻占军火库，夺走了大量武器，并在最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装备 精良的“国民军”。
此后，车臣分裂主义者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拒绝服从联邦中央的领导，拒不签 署联邦条约，拒不向联邦预算缴款，拒不参加联邦选举；同时，通过劫货车、抢客车、 截石油、断铁路以及走私和贩卖毒品等手段，侵吞俄罗斯的经济成果，给俄罗斯经济造 成重大损失。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俄当局于1994年12月出兵车臣。但由于联邦中央的妥协、退让 ，被迫与杜氏非法武装签署“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给了非法武装喘息的机会。车臣非 法武装在该协议的掩护下积极发展势力，加剧分裂国家的活动。1999年8月，数以千计 的匪徒两次对俄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当受到俄军痛击后，他们转而在 莫斯科和俄罗斯南部的几个城市制造数起爆炸事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俄联邦的 统一，俄政府于当年9月又第二次发兵车臣。此次俄对车作战虽给了车臣非法武装致命 的打击，但远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车臣非法武装的独立野心并未泯灭，其残余势力仍在 以各种手段同俄军周旋。车臣非法武装在车臣境内外进行的各种恐怖活动不断发生，车 臣局势仍不平静，政治解决车臣问题还有许多障碍。
同世界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原因一样，民族矛盾尖锐也是导致车臣危机的基本原因。
自沙俄征服车臣以来，俄车矛盾代代积累，不断加深。车臣山民对俄国人数世纪的统 治一直耿耿于怀。
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车臣民族在其一个多世纪的征服和统治过程中备受苦 难，其抗俄斗争英勇而壮烈。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北高加索地区对包括车臣在内的各少数民族虽也做了不少好 事，但由于受历史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加之对“好乱成性”的山民猜疑和不信 任，在执行民族政策上也有混乱和过激之举，犯了不少错误：
1.频繁变更民族行政区划。十月革命初期，苏联政府为便于统一管理，曾于1920年1月 将北高加索地区卡巴尔达、车臣、印古什等7个民族联合成立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 共和国。但时隔不久，苏联政府感到，成立山民共和国并非安全之举，随即将其再划分 为几个实体，特别是将两个民族联合为一个实体，如车臣—印古什自治州、卡巴尔达— 巴尔卡尔自治州等。苏联政府这样做的原意是想集中控制，而实际上造成两个民族处于 相互监视状态，彼此对立。
2.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20年代，苏联政府不顾当时农村的落后状况和农民的思想实 际，超前实施农业集体化政策，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农村采取强制用低价收购或 没收富裕农民粮食、限制富裕农民选举权等过激措施，致使高加索地区出现违抗当局命 令、甚至从事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注：参见赵常庆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45～146页。)。
3.强迫民族迁移。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集体叛变”，出卖祖国为由，将车臣 、巴尔卡尔、印古什等11个“不忠顺”民族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并 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继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将整个车臣民族强迫迁移的做法 严重伤害了该民族的感情，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4.实行民族融合政策。苏联政府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迁移俄罗斯人，鼓励民族通婚， 强制推行俄语，使少数民族人口减少，民族文化、语言退化。这也引起了车臣等民族的 不满和愤恨。
俄罗斯独立后其当局也未认真吸取教训，善待北高加索各少数民族，在管理上仍然高 压有余，关爱不足。俄当局热衷于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注意同北高地区的领导人建立密 切关系，不关心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对那里日积月累的政治危机也视而不见，致 使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局势动荡不安。此外，俄罗斯媒体 还经常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指责“皮肤黝黑的高加索人”是俄罗斯犯罪的“祸首”。旧 仇新恨导致车臣人对俄罗斯人不信任和仇视情绪加深并产生强烈的自谋生存和发展的愿 望。而车臣民族分裂势力正是利用了山民对俄罗斯人的不满情绪和仇视心理以及渴望自 主的愿望，才煽动群众闹独立的。
(二)宗教极端势力为车臣民族分裂活动推波助澜，成了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帮凶
1.冷战后车臣伊斯兰势力迅速崛起。伊斯兰教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在车臣和印 古什逐步传播、确立的。20世纪初，在车臣和印古什计有2675座清真寺、140所宗教学 校，还有38个伊斯兰教教长、850个毛拉。在苏联时期当局对车臣、印古什人的伊斯兰 教活动曾采取过限制性措施。从1957年车臣人被恢复名誉到1978年，车臣的清真寺没有 举行过宗教仪式，青少年也不能在伊斯兰学校接受宗教教育。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 革”为宗教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条件，特别是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失进一步 促进了伊斯兰教“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车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从1978年起车臣先 后开放了400多座清真寺，创办了各级宗教学校，选派了众多青少年赴近东和中东接受 宗教教育。车臣共和国舆论工具经常进行宗教宣传；在社会和劳动集体以及政府机关开 会时履行宗教仪式已成习惯；许多高级官员也在驻地附近的清真寺参加集体祷告。80年 代后期，随着伊朗革命的成功，伊斯兰势力急剧膨胀并向世界其他穆斯林地区渗透和扩 张。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利比亚等国的传教士纷 纷来到车臣等北高加索一些共和国，积极宣传瓦哈比派教义，大力发展瓦哈比教派力量 。据报道，国外传教士最初一次性付给当地每个毛拉1000～1500美元，后每个月付100 ～150美元。由于当地穆斯林和国外传教士大力发展和扶植瓦哈比教派力量，车臣、达 吉斯坦逐渐成为俄罗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活跃的地区，其“权威”和影响超过了当地 政权机关。1993年2月，杜达耶夫通过制定宪法草案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于是“伊斯 兰原则”开始在车臣社会扎根。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1994～1996年)及战后，车臣和 达吉斯坦的瓦哈比派分子进一步加强组织上的联合，筹建统一的车臣—达吉斯坦国家， 作为第一步，1997年8月，在格罗兹尼35个车臣、达吉斯坦以伊斯兰为取向组织联合成 立了新的伊斯兰宗教组织“伊斯兰民族”。此后，又陆续成立了其他类似的伊斯兰机构 。这些瓦哈比组织在该地区随后的事态发展中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注：[俄]《世 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2001年第3期。)。
2.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了车臣民族分裂主义者进行分裂活动的意识形态工具。1991年1 1月初，联邦中央决定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并试图取缔“车臣族全国大会”。以杜达 耶夫为首的民族极端势力则在群众中“进行宗教煽动和政治动员”，很快组织了6万多 人的国民卫队与俄军抗衡。与此同时，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斯坦和北高地区的一些共和 国积极声援车臣，由14个民族组成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合会宣布自愿人员总动员，准备 以武力支持车臣。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伊斯兰思想”为车臣分裂势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 供了“政治和宗教理由”；为“消灭和驱赶异教徒而进行‘圣战’的思想”鼓舞和团结 了车臣全社会，特别是青年；民兵们带着写有《古兰经》经文的绿色袖章，宣布自己是 伊斯兰战士，并“发誓不惜自己生命为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极端分子通过“洗脑和 威胁恫吓”甚至使印古什和达吉斯坦部分信仰瓦哈比派教义的居民也站到了杜达耶夫政 权一边。当俄军途经那里开赴车臣时，这两个共和国的部分居民竟以各种手段阻止俄军 向前推进，甚至公然对俄军采取武装行动。
1996年俄车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后，车臣分裂主义者在其掩护下，加紧推行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特别是把瓦哈比主义作为建设伊斯兰国家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车 臣原总统马斯哈多夫多次表示要遵循伊斯兰教义，宣布成立最高伊斯兰教法典法院，在 车臣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典制度，按伊斯兰法典治国。与此同时，他们为谋划建立伊斯 兰共和国，加紧实施国家机制化和组建武装部队；从上到下建立各级权力机构；发行车 臣护照和货币；把车臣语变成国语；向国外发出建交建议，宣布要同俄罗斯建立外交关 系，声称要加入独联体、欧安会和联合国。据车臣当局公布的材料，车臣武装包括总统 卫队(约2000人)和“车臣军”(约1.6万人)(注：[俄]《红星报》1999年10月7日。)。
3.车臣民族和宗教极端势力与国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勾结，用恐怖活动作为民族分 裂的手段。车臣极端势力在政治斗争和军事行动失利的情况下就以恐怖活动为手段，并 与国外恐怖分子相勾结。第一次车臣危机期间，当车臣非法武装被俄军赶到山区，陷入 困境时，他们就以恐怖活动为手段，于1995年6月制造了惊人的布琼诺夫斯克市人质恐 怖事件，将100多名市政机关工作人员和800多名医院伤病员扣为人质。第二次车臣危机 爆发前后，他们又多次进行恐怖活动，仅1999年就至少制造了15起恐怖事件，造成338 人死亡，550多人受伤(注；何希泉主编：《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1年 5月版，第56页。)。目前，在车臣境内，车臣非法武装实施的针对俄军和车臣临时政权 的各种恐怖活动(其中包括自杀性恐怖活动)仍时有所闻。车臣恐怖分子的活动与国外原 教旨恐怖分子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据报道，在高加索、巴尔干和世界各地，原教旨主 义集团为“圣战”提供巨额经费；享有“高加索狼”之称的车臣原教旨恐怖分子最高首 领巴萨耶夫通过控制毒品通道从国外原教旨势力手中获得武器；国外原教旨势力在车臣 和达吉斯坦的学校里训练青少年制造炸弹，埋地雷，使用枪支和学习游击队员的生存能 力。国外原教旨分子还直接参与车臣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1997年12月22日夜晚，约旦 籍车匪“司令”哈塔卜率领部队袭击了驻扎在距车臣边界100公里的布伊纳克斯克市俄 军的一个坦克营，破坏了城市电力设施，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1999年哈塔卜又在该市 用70万美元进行了一次爆炸性破坏活动，造成几十人死亡(注：[墨西哥]《至上报》200 1年5月5日。)。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对于民族分裂主义叛乱武装一定要除恶务尽，不留隐患；对于宗 教极端势力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是一对孪生子，这两股 势力一旦形成合力，必将给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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