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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3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1—0086—08
一、美国“伊拉克改造战略”的缘起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被推翻标志着美国“伊拉克改造战略”的滥觞。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改造伊拉克呢？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强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反恐”、推翻核生化武器的非法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但是，美国改造伊拉克有其独特的历史远因、现实动因和石油诱因。
1.历史远因：美国和伊拉克关系一波三折
美国一直把中东看作是仅次于北美和西欧的“特殊战略优先地区”，但是美国同伊拉克建立实质关系的时间比较晚，并且两国关系随着伊拉克政局的动荡而演变。1921年，伊拉克在英国的构建下实现民族国家建构，但此时的美国尚被英法排除在伊拉克政治格局的边缘。1954年，美国同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签订军事援助协定，伊拉克成为美国的盟友。然而卡塞姆发动军事政变，使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布局弹指间化为乌有。复兴党上台后的国有化政策使美国石油公司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两伊战争为美伊改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了对付伊朗，不允许伊拉克这个直接同伊斯兰激进势力对抗的地缘政治前哨被攻破，美国开始扶植伊拉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损坏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使前者一下子取代伊朗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萨达姆的角色变了，从美国所需要的“堡垒”成为美国所憎恨的“战车”。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打败伊拉克。但是，美并没有置萨达姆于死地。美国试图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伊拉克进行制裁，推翻萨达姆政权，但始终没有动摇萨达姆在伊拉克的统治。前任总统克林顿曾遗憾地表示，海湾战争中没有除掉萨达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1](P14)。
2.现实动因：改变美国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不利局面
中东在地缘政治史上历来就是较为开放的地区，它是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和交通枢纽，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人认为，谁控制了中东，谁就控制了世界。历史上，亚历山大所向披靡的东征，成吉思汗势如破竹的西进，拿破仑不远万里的进攻，彼得大帝刀光剑影的南侵，几千年来多少个彪炳史册的君主帝王，都在广袤的中东大地上留下建立横跨东西方大帝国的幻梦。作为新型霸权帝国的美国来说，伊拉克是其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它是美国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重要一环。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条件的制约，其深度有限。由于中东地区范围大、情况复杂，又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在这里角逐，美国影响的深度及其控制中东形势发展的程度受到限制。中东民族种族众多、宗教氛围浓厚、文化差异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比较多，因此，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总之，对于美国来说，中东地缘战略在于管理在地缘政治方面有活力的国家，并审慎地对待能引起地缘政治变化的国家，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可以改变自己在中东地缘战略位置中的不利局面，使伊拉克成为拓展中东战略乃至全球霸权的战略轴心。
3.石油诱因：实现能源安全、优势地缘战略和全球霸权的意图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最优先考虑的战略课题，不是歼灭萨达姆，也不是“反恐”，主要是出于控制石油供给源的考虑。据世界能源机构公布的材料，伊拉克的石油探明储量为1125亿桶，储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的2618亿桶。2002年，伊拉克改变间接对美出口的石油策略，转而直接出口欧洲。这些都对美国主导的“石油供给链”构成了威胁和挑战。正如老布什在海湾战争期间所说：“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在萨达姆的手里，那么我们的就业机会、生活方式、我们和盟友的自由都将蒙受灭顶之灾。”[2](P21) 美国经济学家预测，如果在萨达姆的鼓动下，阿拉伯国家一致实施禁运，油价将很快升到40—50美元一桶，那将对正在面临困境的美国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伊拉克的石油将使美国实现保障国内能源安全、主导中东地缘政治并进一步担当“世界领袖”的战略意图。美国能源安全将会因为有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府而得到极大的提高[3]。美国占领伊拉克以后就可以控制以石油为特征的中东地缘政治，进而实现以石油为后盾的全球霸权。
二、美国“伊拉克改造战略”的表现
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正如埃及学者艾米尔·亚历山大所说，要想在中东有所作为，政治上离不开埃及，经济上离不开沙特，真正立竿见影的离不开伊拉克。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引用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术语，视伊拉克为历史的枢纽。昔日萨达姆不屈服美国的压力，被视为是中东地区反美激进势力的领头羊。萨达姆政权使“美国在中东的优势不折不扣地建立在沙滩之上”[4](P174)。伊拉克战败后，美国在中东占据了绝对的地缘优势地位，战后的伊拉克就是美国插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根“战略支柱”。美国的“伊拉克改造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
1.美国整和中东的大本营
美国意在通过对伊拉克的改造全面整和中东，因为“如果不能够有效地控制该地区，简直难以相信美国的领导地位还会在中东存在”[5](P44)。利用伊拉克来全面整和中东的政治发展，推进中东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世俗化进程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之一。在国务院内部文件《伊拉克、中东和变局：没有多米诺骨牌》一文中，作者揭露了布什总统的“新多米诺骨牌理论”。布什总统在2003年2月发表演说：“在伊拉克建立一种崭新制度将为该地区其他国家起到自由与民主的表率。”他认为在伊拉克种植民主种子，将在约旦、叙利亚、伊朗甚至埃及开花结果[6](P20)。“民主多米诺骨牌”基本原理成为美国“殖民”伊拉克的主要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国防部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前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勒认为：这一理论将改变中东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沃尔福威茨告诉军事专家说：“伊拉克将是第一个阿拉伯民主政权，接着是叙利亚和伊朗，然后是整个阿拉伯政权。”理查德·珀勒认为一个改造的伊拉克“将有潜力去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思想，接受一个民主的阿拉伯世界。因为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阿拉伯人民也轻视自己接受民主化思想的潜能”[6](P21)。美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顺利得手使美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造”的决心更大。
2.根除中东恐怖主义的基地
“9·11”以后，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即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随之进行了调整，大规模的“反恐”和“改造伊斯兰”成为美国领导人和“鹰派”新保守主义的共识。布什政府认为，中东地区已经成为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对伊动武的直接缘由是伊拉克对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和袒护以及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恐怖主义手中扩散所带来的威胁。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伊拉克政府公开赞扬过9月11日的攻击，据悉，逃离阿富汗的‘基地’恐怖主义分子就在伊拉克。”[7](P336) 而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府会使美国在中东反恐占据主动权，从而彻底铲除滋生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土壤。如果反恐成功，美国将主导国际安全机制，拥有稳定的霸权环境。
3.中东民主化的样板和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本来属于经济学范畴，它是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在1949年提出来的，用来解释消费者的一种消费行为。杜氏发现，在消费者的心中隐藏着这样的座右铭：“与隔壁的邻居并驾齐驱”，实际上是一连串仿效的汇集[8](P54)。从客观方面看，具有丰富石油资源以及无与伦比战略地位的伊拉克将成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化的“示范”。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试图将伊拉克作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的地缘政治桥头堡和战略前哨，以及向整个西亚北非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美国政府一致认为民主化区域的任何扩大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直接影响的范围的扩大。因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极力推进和实现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的每一个政治基准。从2005年3月大选到4月初过渡政府成立，10月的宪法公投，12月的议会选举，2006年组建新政府，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伊拉克民主化，最终目的在于期望改造后的伊拉克成为中东国家的“民主示范”。
三、美国“伊拉克改造战略”的限度
按照西方战略思想家和战争史家利德尔·哈特的界定（最深刻、也最简练的界定），真正的战争胜利是指“战后的和平状态和本国人民的处境优于战前”[9](P23)。美国业已取得对伊战争的军事胜利。然而，这离真正的战争胜利仍然遥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目前伊拉克面临着三个层面的国家建构难题：第一，认同性问题，即如何把领土范围内种族、宗教、历史各异的人群整合为一个新的“国家民族”，并培养出对现行国家政权的效忠意识；第二，协调性问题，即如何将伊拉克国内的石油资源在各个利益单元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促使国家经济结构得以有效、公平地运作；第三，稳定性问题，即伊拉克能否建立起治国安邦的政府，构建合法认同的政治实体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共同情感体验和文化心理。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政治格局基本呈三分天下（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势。美国“大中东民主化”战略使长期压抑的教派矛盾得以释放，成为伊拉克国家整合的结构性难题，其结果总是导致脆弱国家的政治分裂危机。
1.政治认同困境
认同是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它是社会行为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10](P290)。由于伊拉克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政治利益单元存在许多变量，孕育了多重政治认同的历史资源。伊拉克著名学者萨利姆·马塔尔（Salim Mattar）曾经写道：“任何研究伊拉克历史的学者都会发现，伊拉克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暴力不断，其最实质的根源是国家政治认同的脆弱。”[11](P553) 这一脆弱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密切相关。伊拉克民族国家来源于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份，即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这三个省是英国殖民主义强行粘附在一起的，南部是阿拉伯什叶派，主张泛伊斯兰主义；中部是阿拉伯逊尼派，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北部是非阿拉伯人，主要是库尔德人和部分土库曼人，以国家主义为行动理念。另外，还有居住在乡村的草根阶层认同部族主义[12](P2—3)。一般学者都认为伊拉克是亚国家形态，即民族（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和部族的归属情结超越于统一的伊拉克国家认同。也就是说伊拉克缺乏地缘政治学家所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基石，即共同的领土、宗教、语言和种族等要素。
因此，历届伊拉克政府都试图构建一种政治认同，来加强民众的整合力。哈希姆王朝时期，伊拉克国家教育突出强调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试图通过建立军队，完善国家机器，加强伊拉克国家主义认同，但是收效甚微。其最终结果是军人干政、政变频繁，成为中东政治中的又一乱局。复兴党上台以后，这种促进国家认同的宣传越来越强，但是，效果仍不明显。到1982年，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精英仍然痛斥“分离主义、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将统一的社会撕成碎片。”[12](P2) 在萨达姆统治时期，根据国家利益需求突出和强调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即两伊战争期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海湾战争期间的伊斯兰宗教认同，海湾战争之后的部族主义认同[13](P16—22)。复兴党的这种做法在巩固了政权的同时，也使政治系统具有部族政治的特征，对于现代政治模式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除了民族、教派和部族忠诚外，跨国家的认同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也是国家政治认同的主要制约因素。正是由于伊拉克存在如此相互重叠的多重政治认同才使得伊拉克国家整合力量涣散。目前，伊拉克国内两派的冲突实际上还是伊拉克教派矛盾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客观反应。
2.部族主义对抗国家主义
由于历史原因，中东地区的民众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接受十分勉强，人民的传统忠诚对象是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部族主义等。相比之下，对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崭新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十分虚弱的。“虽然西方形态的疆域国家已经出现几十年了，但国家观念，连同由对其认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地方依旧很陌生。”[14](P83) 长期以来，在贝都因沙漠中，各部落之间近似无政府状态的环境培植出一种弱肉强食、有仇必报的部族政治传统，这就是部族主义。它是“以一种粗犷的求生存的性质和一种坚持对一定程度的原始的或氏族集团的忠诚为特征的前现代的政治交往形式”[15](P86)。就其个性来说，部族主义表现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和狭隘主义。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狭隘忠诚，即亲信于部族和家族。依托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部落家族群体，构成了伊拉克社会的基本元素。在部族主导的政治文化中，基本上不存在对自由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等政治信念的认可和共识。相反，在中东政治中，“如果一个政府允许（民众）批评和示威活动，民众会认定政府要么是私下批准，要么是过于虚弱，无力抵抗。”[16](P16)
民主的生成是一个缓慢过程，鉴于伊拉克特殊的社会性，如果强行打入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楔子，那么势必使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动。布什总统坚持认为中东如果不实现民主化，就不能避免恐怖分子的威胁。但是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历史进程，其间充满不安和动荡[17](P12)。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体，从根本上讲是由本国的具体条件决定的，同时也受本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制约，政治制度的完善过程同样反映了该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费萨尔一世在统治伊拉克的12年间，一直对伊拉克部族主义对抗国家主义的政治生态头痛不已。他说：“我很遗憾的是伊拉克仍然没有伊拉克人民的概念，而是难以想像的各类民众。他们缺乏任何爱国的情怀，脑子里只是浸透宗教传统、荒诞绝伦的各种谬论。他们没有共同的联系，只是一味屈服于邪恶和专制统治，并随时准备推翻一切现存政权。”[18](P25—26) 尽管费萨尔的话反映了自己治国无方的无奈，内心中不乏对民众的贬斥之情，但这句话贴切地概括了伊拉克当时即已存在、目前正在上演、以后将继续延伸的政治现实。
四、伊拉克民主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缺失
一个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中做出选择，以影响重大的决策。这一定义隐含着以下特定条件，即有这样一种“政治信条”或政治信仰体系：认为通过政党、新闻自由等方式表达信仰是合法（公认正当）的①。但是，作为美国民主化改造的样板工程，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存在民主政治文化结构性缺失这一难题。
1.伊拉克政治文化结构缺乏民主得以生存的“信仰体系”，在社会生活精神结构中突出表现为伊斯兰宗教信仰与西方世俗民主内核的矛盾认同
《伊拉克制胜战略》报告中提出，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说，伊拉克人民与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过时间考验也会逐渐接受民主的奖赏②。但是美国在这里忽视了伊拉克的独特属性：伊拉克属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宗教文化的“中东—伊斯兰”地缘政治范畴。就伊斯兰教本身来说，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体系的特征，在伊斯兰社会内部，对妇女的歧视，宗教少数派的不利地位等理念和客观事实都是民主的天敌[19](P6—7)。因此作为宗教范畴的伊斯兰教与作为世俗特质的民主体系，二者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认同。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以及受其影响的权威主义政治仍然是制约伊拉克政治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西方著名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就认为，“从政治的视角看，伊斯兰教似乎为自由民主政体展示了最黯淡的前景。”[20](P20) 这种传统的宗教心理定势一旦外化为政治要求或行动便形成一种一以贯之的历史作用力。美国学者李普塞特指出如果一种政治系统不以允许权力“和平竞赛”的价值体系为特征，民主就会变得混乱无序[21](P24)。许多学者、包括西方政界人士还对20世纪90年代中东地区出现的选举现象深表忧虑，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乘机上台夺权而“劫持民主”[22](P373)。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完成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这一命题的同时，还必须推动伊斯兰教实现变革，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完善，塑造全新的伊斯兰文化，漠视伊斯兰教的影响必将会带来社会文化的失范。
2.伊拉克集权专制政治秩序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不存在培育民主机制生长的沃土
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气势汹涌，但是对以集权为政治模式的伊拉克却影响甚微。尽管复兴党在1989年做出推进“民主改革”的姿态，但是伊拉克的民主尝试就如昙花一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认为文化结构优先于物质结构，国际体系的文化结构建构了国家[23](P23)。在西方历史传统上，专制状态具有临时性质，是特殊情势使然，而伊拉克集权文化的历史传统建构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伊拉克政治是部族政治、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不同政治传统的结合，它使统治者权威至高无上、绝对顺从成为政治结构的常态。因此，美国在传统观念浓厚的伊拉克推行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和社会理念，其效果很难预料。
3.民主政治文化的生成需要长期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朝一夕瞬间完成
当代民主化浪潮的源头在西方，西方的民主是原生型的，因此，与民主政治形影相行的政治文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要标识的。从理论逻辑的演绎趋向来分析，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西方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并向各民族文化的内核和深处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来说，非西方国家首先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而后才是政治文化；先接受有形的和外在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和认同，而后才会是内在的无形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并变革行为方式。当然这些只是建构在理论的合法推理基础之上。但是在事实中，各种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气质性格的自我表现，都是自我圆满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关系愈是加深，在相反方面就愈是刺激伊斯兰复古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然而，要它们彻底抛弃传统价值和文化，采取全盘西化的民主模式，就必然会带来价值典范和社会混乱。这就是一种“民主的悖论”。因此，以西方文化为标识的民主化在推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积累厚重文化的强大反推力，造成地方传统文化的伸张和反弹。目前，伊拉克反美主义的强大声威就是这种理论的现实例证，其惯性逻辑的持续发展可能导致集权政体、神权政体和君主政体在伊拉克的政治舞台上复活。
五、美国“伊拉克改造战略”的前景
如何“体面、尽量不留后遗症地”从伊拉克撤军，一直是美国白宫和参众两院以及学术界争论的核心议题。近期美国《中东政策》杂志春季号刊载托马斯·马塔尔（Thomas R.Mattair）名为“退出伊拉克：竞争的战略”的文章，随后在该刊夏季号又组织四位专家进行了题为“伊拉克有一个负责任的退出战略吗”的学术讨论③。最近，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败北，伊拉克教派冲突恶化，都与美国在伊拉克的驻留密切相关。2006年12月6日，美国“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向布什总统和部分国会议员提交了《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报告》。报告指出：如果伊安全部队能够独立承担任务，大部分美军有望在2008年春天以前从伊撤军。由此，一度稍稍沉寂的伊拉克问题再次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热点命题。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布什政府的战略意图是“退出”还是“驻留”？正如美国中东政策委员会主席查思·W·佛理曼（Chas.W.Freeman）所说：“近乎90％的伊拉克人和大多数美国人都宁愿美国离开伊拉克。但问题是美国如何以及何时离开，离开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24](P1) 佛理曼的考虑不无道理，随着伊拉克武装冲突的升级，伊朗核问题的升温，真主党游击队与以色列的有限战争，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乱局又开始重新洗牌。其实布什政府并不想驻留伊拉克，但是现实的困局迫使美国政府在伊拉克不得不驻留。布什在多个场合表示，撤军将意味着美国“伊拉克改造战略”的失败。正如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所说：美国在伊拉克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坚持到底”[25]。
1.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处于战略困境
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一味进行反恐和防扩散，并试图将“民主和平论”的理想追求付诸实践。随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抬头，以民主改造来反恐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中心环节。但是，当美国军队高唱凯歌驰入伊拉克地缘政治版图之际，却发现军事行动处于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布什总统在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正在处于恐惧之途和自信之路的两难中④。美军进入伊拉克以后，伊拉克局势日益恶化，恐怖主义将矛头都对准美军。赫兰纳·考班（Helena Cobban）指出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由于伊拉克的过度投入而受到牵累。她说：“想一想贝鲁特大灾难（在恐怖袭击之下匆忙撤离），越南式的不光彩出路（深陷泥潭而大败），美军就应该从伊拉克撤出。”[26] 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抵抗日益加剧，民主体系的建构逐渐被证明是乌托邦。布鲁斯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奥汉隆说：“伊拉克战争虽不如越南战争那么糟糕，但它带来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的憎恶和鞭挞，远比上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时期还要深刻。”美国一位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专家说：“我开始感觉到伊拉克的灾难了”，“比越南溃败还要严重，因为风险如此之大”⑤。美国在中东战略中“现实权力”的过度投入，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全球力量的不均衡分布，制约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资源配置。这几乎等于变相纵容朝鲜的核生产、刺激伊朗的核开发、鼓励拉美的左翼领袖上台、恶化与欧洲盟友的关系，最终制约美国的反恐与自由民主等“理想主义”事业的推进。因此美国中东政策研究所前所长、美国政府和商业顾问托马斯·R·马塔尔（Thomas R.Mattair）不无情绪地写道：“美国驻留伊拉克如果不是建立在欺骗和撒谎之上，肯定是建立在愚蠢的决策之上。”[27](P70)
2.美国在伊拉克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其一是在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构建“和谐认同”，避免爆发内战。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人为防止在新的政治进程中被彻底边缘化，对伊拉克过渡政府安全力量尤其是什叶派以及美军的袭击不仅不会减弱甚至可能加剧。2006年12月伊拉克教派冲突恶化，说明了布什政府的担心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其二是伊拉克经济重建的完成，包括恢复基础设施，引进自由市场改革，建立机构来实现有效治理，还是一个长期的进程。美国学者罗伯特·罗尼说过，如果说伊拉克人都是企业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坏消息是伊拉克国内根本就没有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⑥。尽管伊拉克石油领域的投资潜力巨大，但是目前伊拉克恶化的安全环境，使许多外国投资商望而却步。其三是遏制伊拉克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大本营。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务院等部门最新评估一致认为，伊拉克已经成为滋生、培养和训练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大本营，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向那里汇集。伊拉克临时政府的情报甚至估计，伊境内的反美武装已经迅速增至20万人，核心力量高达4万[28](P68)。如果这种势头得不到遏制或消解，当前伊拉克的安全和未来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利益都将面临巨大威胁。其四是美军在伊拉克的出现使伊拉克社会结构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矛盾凸现。正如史蒂文·范·艾维拉（Steve van Evera）说：“民族主义是现代政治的原子动量，我们在伊拉克的驻军催化了这些‘主义’的爆发”[29](P7)。
3.伊朗核开发的坚决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略联盟”已经使美国进退维谷
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仅占15％左右，一直属于“弱势群体”，素有反抗强权的叛逆“性格”。他们中多数人主张以宗教治国，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这与美国鼓吹的世俗民主模式势不两立。目前主导伊拉克政治结构的是以什叶派为主导的宗教力量，这也是美国战略目标所始料不及的。随后，两伊突破“安全困境”的历史怪圈加强“安全合作”，这对美国“遏制伊朗”的战略目标形成巨大挑战。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朗与美国的矛盾增多，特别是在核问题上双方渐行渐远。伊朗总统内贾德具有波斯铁汉的倔强性情，每次向国际社会所做的激情演讲都语出惊人，使美国颜面尽失。当美国正在思考如何挽救伊拉克政策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正在向“战略结盟”方向发展。2006年11月，伊拉克与叙利亚恢复了中断26年的外交关系。同月，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首脑在德黑兰举行峰会。大马士革—巴格达—德黑兰轴心的形成，又与美国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世界报》发表评论称：“美国恐惧三边峰会是理所当然的。当下美国的决策系统已出现崩溃，而这一联盟将给美国带来新的危机”。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撤军，那么该地区什叶派地位上升和美国影响力下降将是确定无疑的。
六、结语
按照“布什主义”的线性思维逻辑进行学理推衍，伊拉克有可能成为布什总统所希望的民主国家：国内局势稳定，与邻国和睦相处，成为中东地区可供仿效的民主典范。但是事实上，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几乎丧失政治功能的伊拉克正在出现：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各地区高度自治；北部相对世俗、由库尔德人控制；南部宗教气氛浓厚、由什叶派控制；西部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由逊尼派控制；以首都巴格达为核心的中部是各族人混居的地区，局势动荡不安。
目前，伊拉克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矛盾的恶化使得伊拉克政治局势有向内战演化的趋势。尽管布什总统一再否认这种说法，但是伊拉克各教派间关系的恶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亨廷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说，独裁政权的灭亡并不能保证民主政权的产生。事实上，伊拉克反美武装愈挫愈勇，反弹强烈。伊拉克教派矛盾日益突出，“黎巴嫩化”政治结构更加脆弱。伊拉克经济重建虽有进展，但前景变幻莫测，民众生活水准下滑。在教派矛盾难以遏制的情势下，伊拉克国家的文化整合更加艰难，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会悄然生变。
美国“伊拉克改造战略”的深层结构性难题正在逐渐显露，一方面，美国不能“撤退”。美国对伊拉克的渗透与控制、整合与改造任务还没有完成，没有实现美国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能“长期驻留”。反恐任务的持续延伸和扩展也会使美国在伊拉克有“蛇吞象”的不舒适感。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民主是不可能从枪筒里产生的。”[30] 布什政府正在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地区进行着超越现实的努力。因此，徘徊于“退出”与“驻留”的战略两难境地将导致美国陷入霸权诱惑与越南式战争泥潭的历史宿命。
注释：
① 参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② 参见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ational Strategy for Victory in Iraq,November 2005,p14.
③ 参见Thomas R.Mattair,Exiting Iraq:Competing Strategies,Middle East Policy,Spring 2006,Number 1; Thomas R.Mattair,Lawrence J.Korb,Barry R.Posen,Gareth Porter,Is there a responsible exit from the strategic ambush in Iraq,Middle East Policy,summer 2006,Number2.
④ 参见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6 March,2006,p.2.
⑤ 参见Washington post,Janunary 24,2005.
⑥ 参见Robert Looney,Reform Initiatives for Iraq and the Middle East:The search for what works,Journal of South Asia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Fall 200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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