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彦斌[1]2004年在《我国“区域教育研究”的概念、意义和方法的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之一。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域特点。区域经济的迅速形成和发展，使得我国的教育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全国整体性的国民教育从根本上规定了区域教育的性质和方向，但区域教育还必须结合区域实际，努力探索符合区域特点的发展道路。国民教育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区域教育的充分发展和均衡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方政府管理教育的权限得到扩大，责任也随之加重，各地区发展区域教育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理论界也开始讨论区域教育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于是，区域教育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本论文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我国区域教育研究的概念、意义和方法进行理论研究。 主要结论有： 第一，结合我国区域教育研究的历史，依据逻辑规则给“区域教育研究”这一概念下了定义，认为，所谓区域教育研究，就是在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础上，整体地把握区域社会和区域教育实际，以区域教育为研究对象，以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快速发展，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的的教育科学研究。 第二，区域教育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具体、更切实、更全面深刻地认识我国教育的规律。开展区域教育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也有助于为决策部门提供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教育改革方案和建议；开展区域教育研究，还有较高的社会意义。 第叁，区域教育研究属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范畴，需要整体地把握区域教育、区域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在研究的方法上，要根据需要选择使用各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还要使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区域教育研究还需要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如区位分析法等。
陈进[2]2014年在《我国教师研究的形态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教育形态学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实践进行一番梳理,对中小学教学研究、中小学教育科研、教师行动研究、教师个人课题研究、微型课题研究等教师研究的具体形态,从研究主体、研究方式、研究组织、研究制度、研究价值、制度变迁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抽象出我国教师研究的内在涵义。同时,运用教师研究应有之涵义透视当前教师研究各形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教师研究的实践提出改善性建议。第一章对本研究的背景、研究目标及内容、研究的方法等研究必备要素进行了交代；并通过对教师研究各形态中概念使用的梳理,明确本文主要分析对象。通过对教师研究主要形态的历史发展状况的探究及文献梳理,提出了我国教师研究各形态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章对教师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历程的进行探寻,梳理教师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实践经验,为我国教师研究的探寻构筑一个国际化的视野；通过对国外教师研究发展经验的探寻为我国教师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的经验与参照。第叁章对实践中教师研究各形态的研究主体的分析,提出教师研究的主体应该是中小学教师,应该是中小学教师中的“一线教师”。并指出我国传统的教师研究形态中主体错位的原因,对我国教师研究实践中“管理者、专家、教师”间的关系的处理,给予策略性建议。第四章对我国教师研究实践中的研究方法使用的历史进行分析,及我国教师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分析,指出适合教师的研究方法的特征及其选择；并就教师研究规范的建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提出教师建立自己的研究规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五章对教师研究的管理体制进行研究,通过对传统的教师形态中的“教研”形态、“科研”形态管理体制的建立,及管理特点的分析,指出我国教师研究集权化的管理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教师行动研究形态”的推进方式进行探索,指出“政府”在教师研究的制度化建设与推进中“适度”参与的重要性。第六章对教师研究评价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探讨了教师研究成果表达形式选择,提出教师研究成果表达应包括行为的改善和文本的表述两个方面。通过对各教师研究形态中教师研究评价标准的分析,指出运用专业化教育研究的评价标准对教师研究进行评价的危害,提出建立教师研究独立的评价系统的重要性,指出教师应成为教师研究的评价主体,教师建立自己的教师研究评价标准。第七章就教师研究价值进行探索,通过对教师研究各形态中研究目标定位的分析,指出我国传统的教师研究形态目标定位中的问题。正是由于教师研究工具性的价值取向,导致教师研究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的出现。第八章对“小课题研究”“微型课题研究”“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等新的教师研究形态的描述,揭示教师研究创新制度的诉求。并指出以“增量式”局部改革,已不足以解决教师研究中的问题。整体的制度设计及全面的教师研究制度改革已成为迫切需求。
张家辉[3]2016年在《尺度思想及其在地理教科书中的体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尺度思想是通过尺度的透镜观察和理解地理事象、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的地理思想,是地理思想的要义之一。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的多寡,直接关系着教师对尺度思想的认识程度,关系着学生能否以尺度的透镜认识和欣赏世界。因此,探讨“尺度思想内容是什么?”“地理教科书如何体现尺度思想?”等问题,是既能体现学科本质,又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论文首先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和专家咨询法,通过地理学文献梳理、国际课标审视和专家咨询确认,力求明确尺度思想的主要内容。之后,采用内容分析法剖析我国大陆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的现状,并从比较视角评析港台地区与美国、新加坡、日本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的案例及其带来的启示。基于此,采用案例分析法探索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的基本策略。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基于地理文献的梳理,将尺度思想的基本内容分为尺度划分、尺度匹配、尺度关联、尺度效应、尺度选择和尺度推绎等六个维度,并初步总结此六个维度的内容要点。立足国际视野发现,《地理教育国际宪章》《卢塞恩可持续发展地理教育宣言》及英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地理课程标准关注尺度思想的维度有所不同,关注频次较高的是尺度划分、尺度关联和尺度效应。同时,参考专家评价的结果,决定将尺度划分、尺度关联和尺度效应叁个维度作为尺度思想的主体。之后,依据咨询专家所提的具体意见,对尺度思想叁个主要维度的内容要点进行修改,最终形成尺度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尺度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所具有的独特的教育价值。通过系统剖析我国大陆人教版和湘教版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的现状,分析了两个版本地理教科书在体现尺度思想上存在的异同,总结了我国大陆地理教科书在体现尺度思想内容要点方面的优点和缺点。通过评析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新加坡、日本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的案例,总结其特点,挖掘其经验,得出对我国大陆地理教科书内容选择和呈现上体现尺度思想的启示。基于国内外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的内容载体,又归纳了适宜体现尺度划分思想、尺度关联思想和尺度效应思想的教科书内容点。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应突出坚持两个指导思想,即发挥尺度思想对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形成的作用、反映尺度思想在科学认知和决策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有一个总体目标,即引导学生学会使用尺度的透镜认识和欣赏世界。此总体目标可依靠分类目标来达成。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还应遵从导向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利学性原则和循序性原则。地理教科书体现尺度思想的基本策略可从地理教科书内容的组织、选择和呈现来确定。具体来说,内容组织上体现尺度思想的策略包括区域选择的尺度均衡策略、地理要素的合理配置策略；内容选择上体现尺度思想的策略在于“明确目的、聚焦内容、抓住关键、合理配置”；内容呈现上体现尺度思想的策略又可通过地理教科书表层系统来反映,体现尺度思想的课文系统设计策略包括总分式表述策略、类比式表述策略,体现尺度思想的图像系统设计策略包括“嵌套”组合图设计策略、“联系”组合图设计策略,体现尺度思想的活动系统设计策略包括尝试划分不同尺度的活动设计策略、分析尺度之间影响的活动设计策略、改变尺度分析问题的活动设计策略,体现尺度思想的助读系统设计策略包括章首页设计策略等,体现尺度思想的四种系统结合设计策略包括活动系统和图像系统相结合设计策略等。
张志刚[4]2009年在《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建构与其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作为当代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和轴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方面显示出比以往更重要、更直接、更有力的作用,对于全方位提升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进步,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作用将更趋显着。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过半个世纪的积淀之后却面临着规模与质量的两难选择。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初步形成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形式多样、层次相对趋于合理的教育结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调整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适应计划经济为原则导向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着的矛盾也日益突出,高等教育面临着“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探索发展的新路子,使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历史性任务。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表明,高等教育发展必须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并综合考虑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可能提供的条件,实事求是地确定其发展的类型结构、规模速度,实现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1994年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和实施意见。《纲要》强调指出,高等教育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努力提高办学质量。根据我国当前国情,高等教育的学校数量和规模在近几年都经历了跨越式发展,近期这种发展速度逐渐放缓。高等教育在经过外延式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之后,将不得不对现有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进行内部调整,内涵式发展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选择。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是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如何在既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条件下使高等教育区域发展达到高效、优化,从而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质量已经成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高等教育区域优化,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平衡发展所提出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抉择。从我国具体国情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出发,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已经非常迫切。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则有赖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我国在高等教育区域优化方面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文章在分析这些问题及其成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系统论、协同论、结构功能论的研究成果,系统分梳了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内涵、要素、目标与原则等,尝试建构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理论体系,以期对我国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推进。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性与区域优化概述,意在澄明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内容、独特性及其意义。本章首先对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相关概念如区域优化、高等教育的区域性、高等教育区域优化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本章系统呈现了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内容、特点及其意义。第二章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及高等教育区域优化问题剖析,意在为高等教育优化提供一种明确的实践问题意识,这是论文的逻辑起点。本章从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到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问题再到我国高等教育区域优化问题层层递进,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优化诸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并尝试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为高等教育区域优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品质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品质。对高等教育区域优化问题的解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第叁章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理论依据,意在为高等教育的区域优化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理论依据有叁个:系统论、结构功能论与协同论。本章分别从系统论、结构功能论、协同论的内涵、在管理哲学中的意义以及对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启示叁个方面揭示了建构高等教育区域优化体系的理论基础。第四章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模式与模型,解决了高等教育区域优化“怎么样”的问题。从我国目前所进行的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研究以及优化实践探索来看,高等教育区域优化一般说来具有叁种优化模式,即规划导向型、功能组织型、空间组织型。这叁种模式显然并非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类型与模式之全部,但它们无疑构成了当前区域高等教育的主要优化模式。本章提供了目前高等教育区域优化评价常用的几个数学模型:基于DEA的区域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基于区域集聚的产业价值共享模型研究、中国现代化区域聚类分析。第五章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目标与原则,意在分析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应为”。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目标包括国家目标和地方目标。文章认为,从性质上来看,国家目标涵盖全体,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目的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而地方目标指向局部,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目的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规定,具有个别性。普遍性是对特殊的抽象和概括,为特殊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同时,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局部目标在根本上不得与全局目标相违背,全局目标的实现要有赖于局部目标的实现,局部目标成为实现全局目标的手段。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原则包括因地制宜原则、灵活多样原则、积极差别原则等。本章最后分析了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限度。第六章区域优化的高等教育体制创新,意在对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机制进行创新性探索。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体制创新包括办学体制创新、投资体系创新、管理体制创新等。其中,办学体制创新是关键,投资体系创新是动力,管理体制创新是保障。这叁个创新体系的建构,保障了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可能性与可持续性。第七章高等教育区域优化发展的实践探索,从发达国家与我国部分区域的经验累积两个维度试图为高等教育区域优化提供事实的参照,并进行经验总结。高等教育区域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区域高等教育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优化,也涉及高等教育区域优化发展的顺利实施,需要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从外部讲,区域高等教育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应该为区域高等教育提供最佳的发展条件;从内部讲,区域高等教育诸要素之间应该协调发展,以使高等教育系统能够发挥最佳功能。本章从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区域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区域高等教育的合作、区域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的发挥叁个方面总结了国内外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宝贵经验。第八章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发展策略研究,以先前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为基础,尝试提出一系列可行的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策略。本章首先从经济产业、形成科学园、社会文化、行政政策、人口素质、管理水平、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等方面分析了高等教育区域优化通常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而提出了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两个途径:积极优化和消极优化。所谓积极优化,即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其特点是从区域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升的角度系统地优化区域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布局结构等,以发挥结构的整体效能。所谓消极优化,是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部的某一要素进行的优化。其特点是部门性的、要素性的,针对性的。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区域高等教育的整体效能,而是当结构内部某一要素已经不能再满足系统要求时对它采取的一种针对性的优化。消极优化是人们在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系统认识尚不充分的前提下所采取的一种应对性的优化途径。消极优化是积极优化的必经之路,而积极优化则是区域优化的最终手段。本章最后提出了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几个措施,如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实施区域高等教育特色战略、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等。本研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它不是研究区域高等教育优化的个案,而是尝试探讨区域高等教育优化的一般理论问题,试图把握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一般规律。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与实践价值。论文采取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思维线索,尝试提出了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理论方案。论文认为,高等教育的区域优化虽然具有一定的规律,但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定模式,因此必须以发展的视野来看待区域优化问题,既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应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在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的原则、目标以及发展模式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期推进当下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程茹[5]2016年在《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教师教育伙伴合作与新世纪以来的教师教育改革相伴相生,已经进行了十五年的改革探索,对师范大学、中小幼学校及区域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我国教师教育伙伴合作的改革实践,聚焦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模式,以案例研究为切入点,采取归纳路线和质性研究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改革实践作出理论回应,提炼本土经验,给予理论解释,发现基本规律,构建实践模型,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本研究基于质性研究的自然主义传统和对研究资料的情境化分析,再现了叁所案例学校的教师教育伙伴合作实践图景,提炼出六条我国教师教育伙伴合作的本土经验；基于质性研究的释义主义传统和对研究资料的类别化分析,对业已建构的本土经验进行解构分析,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的互动认知和解释性理解中,生成了基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的新的意义建构；循着扎根路线,进一步生成“多重一体化”教师教育伙伴合作理论。就教师教育伙伴合作外部概念类属关系而言,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既是实践取向教师教育的实现路径,又反向推动了教师教育机构和中小幼学校的组织功能改造,其性质不是局部意义的调适改良,而是全局意义的战略转型。就教师教育伙伴合作内部概念类属关系而言,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是学习型联盟的组织间学习活动,其发生需具备主体、受体、资源、需求、交换等五种基本要素;大学(U)、政府(G)、中小幼学校(S)是多元参与主体中的叁类基本主体,在具有“教师教育第叁空间”性质的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跨界平台上,以“伙伴学习共同体”为基本工作单元开展伙伴合作,形成了以U—G—S为基础的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模式集群,并在教师教育第叁空间开放性、创造性、衍生性等特性作用下,具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教师教育伙伴合作受到基质性和制度性两类因素影响,凸显出我国具有国际区分意义的“多重一体化”基本特征。本研究建立的扎根理论揭示,实践取向教师教育是教师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教师教育伙伴合作也将随之成为我国教师教育新常态的发展趋向。如何在我国十五年改革实践基础上,全面推进教师教育伙伴合作,并进一步凸显中国特色,成为不容回避的时代命题。本研究对六条本土经验进行了系统化整合,建构起包括内涵界定、基本原则、结构样态、运行样态、组织样态、发展样态、质量样态在内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伙伴合作实践模型,并从基础坐标、基本框架、基本格局、统筹联动、体制构架等五方面提出了系统化政策建议。
周益斌[6]2016年在《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危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般来说,现代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然而在当前我国大学中,大学功能出现了不同程度地失序、异化与窄化等现象。大学遭致了诸多学者和专家,乃至社会各界的诟病,正遭遇着危机。为了对这些危机现象进行全面梳理、并对其实质进行深刻分析,找到大学危机的根本原因以及探索其危机的出路,本研究通过运用社会学实证主义方法,具体选用涂尔干的因果解释之共变法,综合运用典型现象法、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遵循“为什么说大学危机是大学文化危机一大学文化危机典型现象有哪些—什么导致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危机出现—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危机的可能出路在哪”的逻辑思路,依次回答以上四大问题。这就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基本框架。具体来说,分以下六个章节予以展开：第一章主要围绕研究的整体设计思路展开,主要涉及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为什么要研究大学文化危机2.大学文化危机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3.研究假设是什么与创新点在哪4.如何研究我国的大学文化危机。本章主要涉及到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的阐述。第二章主要围绕中西方大学文化研究的进展进行阐述,主要涉及到西方大学文化研究、我国大学文化研究的现状述评以及中西方大学文化研究的差异比较。其目的主要是摸清中西方大学文化相关的研究热点、难点和盲点,以呼应之前的研究假设与研究创新。第叁章回应了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危机典型现象有哪些。借用“典型现象理论”,以我国的985和211高校为主要样本,以近20年(1998-2015)时间为考察范围,对我国大学文化危机现象进行典型分析。根据当前大学所受到的外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程度以及自身相应地变化,找到了对应的五种典型现象。第四章解释了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出现了危机的原因。本章采用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解释了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危机的产生原因。故本研究借用涂尔干的因果解释之共变法,用大量的数据、事实、案例和报道等鲜活的资料,对大学文化危机的诸因素做了分析和判断,最终找到大学文化危机的共变因素。第五章解答了大学文化危机的出路。通过综合之前的研究结果,运用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对大学文化危机的纾解之路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一章反思了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与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最终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有四：结论一：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大学文化研究出现分歧通过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中西方大学文化研究的实际分歧来看,之所以出现这分歧的根源是中西方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结论二：五大典型现象被证明是文化危机根据当前大学所受到的外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程度,找到了对应的叁种典型现象,即“大学行政化”、“大学市场化”和“大学世俗化”。在这叁股力量的侵蚀和破坏下,大学自身开始学术功利化,最终形成大学趋同化。后两者是大学文化自身主动嬗变的过程。从“文化危机理论”的角度也论证了当前大学存在五种典型大学文化危机现象。结论叁：多因素共变形成大学文化危机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危机产生的间接原因是现代化、国际化和国家控制当前大学变革的这一宏观社会背景；其直接原因是大学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理念的偏差所致。大学在貌似“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办学思路指引下,缺失了大学的办学理念,丧失了大学的灵魂,导致大学文化陷入失序的乱象,呈现出大学文化危机状态。结论四：重建价值体系引领大学走出危机重建大学文化价值系统包括叁个内涵：一是大学精神的正确理解,即形成正确的大学精神观；二是大学文化的正确选择,形成合适的具体大学文化；叁是办学理念的持续坚持,即形成持久的办学理念。重建大学文化价值体系的主体包括叁个主要群体：一是校长群；二是知识分子群体；叁是大学生群体。重建大学文化价值体系需要注意的若干注意事项：1.选择合适的大学文化必须坚持叁条原则：坚持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坚持历史传统与未来愿景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与政府推动相结合。2.坚持既定的大学理念需要把握叁组关系：首先需要把握办学理念与大学文化匹配度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把握办学理念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相承；最后需要把握办学理念与政府以及学校权力边界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本研究在以下叁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学文化危机研究鲜有人做大文章。本研究以大学文化危机作为研究内容,就目前大学文化领域的研究方向来看是一个创新。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对大学文化研究主要以文化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几乎无人用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开展大学文化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从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的学术文章零星存在,虽然不多但也有所涉及。但总的来说,还没有研究者运用社会学的因果解释理论,选用共变法对大学文化危机进行过研究。
鲍梓婷[7]2016年在《景观作为存在的表征及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新工具》文中提出如今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但人口仍不可避免的持续增长,城市区域将继续快速扩张。并且不同于过去单纯的用地功能的转化,如今人类影响世界的能力已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城市化及现代文明突破了地理界限和政治文化的差异,蔓延至整个世界,纯粹的自然或乡村已不复存在,在它们的存在背后,隐藏的总是人类的需求与支持。问题已不止出现在城市区域,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是普遍的,无论是城市、乡村或自然,均需要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多维的、整体性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共同繁荣,这意味着需要跨越过去自然与人文学科的界限和鸿沟,寻求一种整体性的方法与合作途径,必需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才能实现。景观科学在此背景下由于其固有的跨学科性、综合性与整体性重新得到了重视与发展,并在欧洲已实现范式转化,进一步由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行动与政策,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各个尺度实现可持续发展、自然保护与土地管理的核心。然而在我国“景观”概念是模糊的、景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接仍未建立,“景观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仍相对空白,如今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激烈化和外显化,对新的整体性方法的需求更为迫切。并且中国有着自身固有的独特性,若没有理论基础和缺乏前瞻性,简单的经验与方法借鉴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也难以推动整个规划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变革。从而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历史与基础理论的研究,厘清景观的概念并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对应关系,并借助现象学、分类逻辑学与规划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景观理论向景观行动转化的逻辑链条与总体框架,以探索管理景观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与新工具。论文研究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研究,系统的辨析与重构了整体性的“景观”概念,并深入剖析了景观概念由抽象理论向实践工具的范式转变。通过对“landscape/景观”概念整个历时演变过程的分析,以期达到历史与当代的统一,建立“景观”作为科学概念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清晰关系。景观概念具有跨学科的本质特征,是景观学、地理学、生态学、艺术学、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共有的概念,是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核心和基础。与此同时对《欧洲景观公约》的基本思想与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公约标志着景观从科学研究转型为技术和实践。第二部分为理论研究。景观概念的演变本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高度,环境、空间的概念均隐含了一种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而景观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有着固有的综合性、整体性、实体性与可视性,是一种主客观相互作用的总体性。以现象学为基础,融合系统科学,共同为认识整体性的景观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提出景观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表征与管理工具,景观作为管理工具有着固有的跨学科性、科学性和创新性。而景观管理的关键和本质是对景观特征变化影响的管理,基于分类逻辑学与规划语言学,可以建立以景观特征为核心,从景观知识(景观特征评估)向景观方法与行动(景观管治与决策)转化的逻辑链条,弥补了从景观知识转化为景观作为管理工具的理论缺陷。第叁部分总结了景观特征评估的国际经验,并以珠叁角为研究对象,验证了景观与城镇化的表征关系,并提出了景观作为珠叁角可持续发展管治工具的总体框架及其实施策略的建议。通过对各个国家各个尺度景观特征评估案例的对比分析,可以总结最新的技术方法与进展,虽然这些方法有着许多差异,但依然证明了景观方法的普适性。并基于整体性景观概念的理论与方法,采用案例实例研究深入剖析了珠叁角乃至我国当前规划管理体系的困境,并对景观规划管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与探讨,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本文基于景观概念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并通过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充分的解释了景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表征关系,并可进一步转化为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工具。景观本质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使其可以成为思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出类拔萃的概念与工具。
金强[8]2016年在《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政策科学的成熟与发展,对教育政策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关键领域,而通过教育政策引导和规范教育发展业已成为现代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开启以来,经过叁十多年的探索实践,经由不断的经验总结,逐步确定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逐步明确了县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发展中承担着主要职责。这预示着中央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分化,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逐渐向县级政府下移。同时,也预示着县级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为过程对教育发展产生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县域内义务教育的发展质量,而在这个政策行为过程当中,政策执行又是其核心环节。当前,对于我国县级政府而言,即便是对本地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即便自身也制定一些教育政策,但这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中央政府所制定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使得县级政府更属于一种“执行型政府”,或者说具有浓厚的“执行型政府”的价值取向。在县级政府执行教育政策的过程中,虽然在央地分权的体制下,赋予了县级政府充分的义务教育管理权限,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灵活的程度难以把握,以致于许多时候,县级政府所实施的并不是中央政策的“原稿”,而是“翻译稿”,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常出现教育政策执行失真、失效的情况。这之中,除了地方区域性差异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有较大差别。可见,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是义务教育领域至关重要的议题,只有更好地认识县级政府的教育政策执行力,才能更好地理解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各种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执行力”(Executive Ability)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行政法学,指的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随着各学科研究的发展,“执行力”后来也成为工商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企业通过有效利用资源来达成预定目标的能力。具体就“政策执行力”来说,则以1973年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T.L.Pressman and A.Wildavsky)的研究报告《执行——联邦的计划在奥克兰的落空》为开端,西方国家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策执行研究运动,众多学者也提出了各种政策执行的理论,从而形成了不完全等同于企业执行力的公共政策执行力概念。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本文以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为主题,以求在理论上拓展教育政策理论研究范围,丰富教育执行理论的研究领域;在实践中促进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增强国家教育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本文在对已有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基本理论——现实剖析——原因探究——对策思考”的研究框架。在此逻辑基础上,首先对县级政府及其教育责任和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概念、特殊性、意义、来源属性、生成过程、具体结构等进行深入分析,并从执行刚度、执行向度、执行能力、执行高度、执行速度、执行效度六个维度构建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形成对其的基本理论认识。在应然性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所构建的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出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现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通过对样本县教育政策执行力的调查,剖析当前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阐释影响其执行力的因素。在实然性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提升的理论与现实基础,进而阐述提升其政策执行力的具体路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政策执行力指政策主体为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共识与意志、方向性、执行能力、宽窄度、轻重缓急等;从狭义角度理解来看,政策执行力指政策主体执行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策执行能力。在本文的研究中选取广义上的概念,认为政策执行力并不能简单地以政策结果为导向进行分析,应侧重从政策执行的过程来分析政策的执行力,突出县级政府在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各方面资源整合、组织建设、提高执行人员能力以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县级政府所展现出来的针对教育政策共识与意志、方向性、能力、宽窄度、轻重缓急正是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具体表现。这也就是说,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是一种“合力”,不是简单的表现为政策执行能力。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是有其特殊性的。相比较其它层级政府的教育政策执行力,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政策执行的自主权方面,县级政府更表现在执行;在政策执行的资源方面,县级政府汲取和运用能力较低;在政策执行的创新程度方面,县级政府最为积极;在政策执行的价值取向方面,县级政府更偏重“行政”标准。相比较县级政府在其它公共政策上的执行力,其特殊性表现在教育“育人”目的的特殊性与教育政策自身的特殊性。此外,就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自身意义而言,它是实现国家教育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是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要求、是优化县级政府教育职能的重要考量。政府公共权力不是天生就有的,是有其本源的,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地方政府的权力更多源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因此,县级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也主要源自于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的授权。那么,享有教育管理权力的县级政府,要实现其教育权力的运行,要发挥其教育职能,其中一种重要途径就是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而在这个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县级政府必然需要凝聚自身的意志,把握政策方向,明确政策目标,制定执行方案,整合组织机制,汲取政策资源,运用政策工具,安排执行计划,提升自身教育政策执行能力。据此,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抽象性的来源属性是政府间权力配置,生成过程是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同时,在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生成了其执行力的六个构成要素:内核:执行刚度;灵魂:执行向度;关键:执行能力;外延:执行高度;补充:执行速度;结果:执行效度。本文根据县级政府所承担的教育责任,以及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模式的特点,选择“就近入学政策”、“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政策”、“教师交流轮岗政策”作为县级政府执行教育政策的代表政策,并通过对这叁个教育政策执行力情况的调查来分析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现状。通过对样本县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历时18个月的田野考察,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执行刚度松散,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坚决程度;执行向度一般,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方向;执行能力不足,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力度;执行高度不够,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标准;执行速度缓慢,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时效;执行效度不高,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效果。造成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复杂而多重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组织文化观念滞后、政府政策行为偏差、政府能力短缺、监督机制与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政策利益博弈。基于应然分析和实然分析的结果,结合博弈论、人性论、政策执行理论、自组织理论等理论观点,以及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的发展趋势,提出提升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五点路径:一是建设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决策机制,包括教育政策本身的性质范畴与特征、教育政策决策标准、决策过程、决策价值取向等;二是建设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合作机制,包括政策执行主体合作机制建设的基础与原则;叁是完善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监督机制,包括明确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构建政策执行监督标准、健全监督后的“问责—激励”合作机制;四是建设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评价上的多元考核机制,包括教育政策评价的特点与标准建构、教育政策多元评价的价值判断、教育政策评价的多元考核方法与反馈途径;五是优化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环境的路径建设,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法律法规、文化环境等方面。
张燕南[9]2016年在《大数据的教育领域应用之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大数据时代。我们能够感知和记录更大规模和更多种类的数据,并且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深度挖掘蕴含其中的内在信息及核心价值。作为“人类世界的下一个自然资源”,大数据正在成为促进组织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在现代社会的诸多行业领域中有着旺盛的应用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其中,教育领域被认为是一个大数据的重要应用领域,研究大数据应用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未来趋势。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基于大数据及其教育领域应用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解析,提出对我国发展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的建议。在理论探讨方面,从多视角出发诠释大数据的概念内涵,通过历史脉络梳理把握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的发展态势,对大数据应用在教育领域中的实践意义与途径进行了阐述；在实践解析方面,结合美国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实践中的现实案例阐释大数据应用驱动下的教育发展和变革,分析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社会风险,最后在总结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我国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的建议。在论文的第一章“绪论”中,主要涉及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的研究这一论题的引入,包括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的阐释、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的说明等内容。第二、叁、四、五、六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大数据的教育领域应用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第二章“大数据概览”对大数据的定义、理论基础、发展沿革、社会价值及潜在风险、关键技术和实践流程做出系统阐述；第叁章“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的历史发展脉络、实践意义与途径”对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进行梳理,对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的实践意义与实践途径加以阐述；第四章“大数据在美国国家、区域和学校教育发展层面的应用”基于美国的应用实践,解析大数据在国家、区域和学校教育发展层面的应用场景和模式；第五章“大数据在美国教育重点领域中的应用”基于美国的应用实践,着重阐述大数据应用驱动下的教学、学习、评价、科研、管理和服务等教育重点领域的变革和发展；第六章“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面临的挑战”对可能影响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顺利开展的诸项因素进行剖析。第七章“发展我国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的建议”在分析和总结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我国大数据教育领域应用发展的实施建议。
隋娟[10]2008年在《满意度理论及其在区域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顾客满意度最初是用来衡量企业竞争优势的标志,反应顾客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满意程度。它在企业中的研究和应用由来已久。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把顾客满意度指数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指标,用于测定顾客对产品或服务满意度的质量指标。我国企业界已经认识到顾客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同时,顾客满意度理论也被应用于公众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满意度评价,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我国对教育系统的满意度评价虽有一些研究,但是大多针对个别教育机构满意度的研究,而且主要是定性和宏观的研究。对满意度理论应用于区域教育的方面,尚未有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目前的区域教育评价基本上都是以教育提供方为中心,其评价指标也都是客观的,可以通过统计而得出的结论。没有考虑到教育受众方面的因素。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顾客满意理论入手,经过对该理论深入的研究,根据区域教育的特点,探讨了将满意度理论嫁接到区域教育研究中的可能性。研究了应用满意度理论进行区域教育评价与传统区域教育评价方法的区别,以及对传统评价方法的改进之处。进而参考现有的顾客满意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和模型,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等方法,对区域教育受众满意度评价模型进行设计。最后利用得出的理论与模型针对天津某区域教育满意度评价进行实践研究,以期探索出能够促进区域教育和谐发展的受众满意度评价模型。
参考文献：
[1]. 我国“区域教育研究”的概念、意义和方法的理论研究[D]. 侯彦斌.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2]. 我国教师研究的形态比较[D]. 陈进.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3]. 尺度思想及其在地理教科书中的体现研究[D]. 张家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研究[D]. 张志刚.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5]. 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模式研究[D]. 程茹.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6]. 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危机研究[D]. 周益斌.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7]. 景观作为存在的表征及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新工具[D]. 鲍梓婷.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8]. 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研究[D]. 金强. 西南大学. 2016
[9]. 大数据的教育领域应用之研究[D]. 张燕南.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0]. 满意度理论及其在区域教育研究中的应用[D]. 隋娟. 天津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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