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家型思想家的普希金——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诞辰论文,思想家论文,艺术家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俄罗斯历史文化长河中，罗蒙诺索夫是位学者型思想家（учёньIй－мьIслитель），普希金则是位艺术家型思想家（художник－мьIслитель）。在当代俄罗斯，已有学者对此作过论述。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分析“作为艺术家型思想家的普希金”。这四个方面是：一、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化身、俄国理想的象征。这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即人民选择了普希金，普希金选择了人民；二、普希金是俄罗斯优秀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三、普希金是时代的精神文化领袖，是位思想家；四、“普希金现象”反映了天才的特征与规律。
一
人民选择了普希金，普希金选择了人民。人民的认同与热爱以及普希金个人的发展取向决定了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化身。俄国理想的象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公众”与“人民”这两个概念从哲学上加以区分。
“公众”（публика）——这两个字眼经常出现在普希金的作品、文章和书信里。在这里，公众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民众，是诗歌、艺术、文学的反响，是可以塑造的对象。在这层意义上，俄国作家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到了普希金的价值——前者说：普希金“培养了公众的鉴赏力，赢得了公众，并为未来的文学家培养了读者和鉴赏家”（注：《俄国评论中的普希金》（文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521页）； 后者认为：“他的作品在俄国的公众中十分有力地促进了对诗歌的好感，这些作品使得关心文学、从而能够感受崇高的道德发展的人们增加了十倍”（注：《俄国评论中的普希金》（文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471—472页）。“人民”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的综合体现。人民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因而，高尔基指出：“在他（指普希金——笔者）看来，诗人乃是人民的一切感情和理智的表达者”（注：《俄国评论中的普希金》（文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545页）； 陀斯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洞察到：“俄罗斯人民是如此饥渴难忍地追求全人类成份，我们相信，通过普希金他们将最充分地认识这种成份。”（注：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人民选择了普希金。
从民族气质的角度说，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个诗的国度，俄罗斯民族天性既奔放、浪漫，又幽默、深邃，换成普希金的话说就是：“我们习俗的显著特征是某种欢快的狡黠智慧，喜爱取闹，如画的表达方式。”（注：《克雷洛夫寓言法译本序》见《普希金全集》第7 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32页）因此，这一民族的人民在诗歌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自我的丰采，进而，他们发现，普希金的诗歌是阐发思想、疏通感情、宣泄痛苦与欢乐的最佳渠道。每个民族都要寻求一条传播“大众”声音的线路，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只属于这个时代的自白，以此保证民族精神强健地发展。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普希金的创作内容，俄国文学刚柔相济的两重性在他这里展示得最充分——我们比较熟悉他的阴柔之美，那些优美的爱情诗篇，不知倾倒了多少不同国度的读者；阳刚之气，读者一般则不太注意，以往的研究强调得也不够。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似乎只有屠格涅夫不拐弯不抹角地点出普希金身上的“阴性”和“阳性”因素，并将其称之为“感受性”因素和“首创精神”的因素。屠氏认为，俄罗斯人的“感受性”和“首创精神”是双重的：“对本国的生活和对其他西方民族的生活，连同它的全部丰富内容——有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成果，都是感受到的。而我们的首创精神也获得某种特殊的、不均衡的、强烈的，有时候因而是禀赋很高的力量：它必须同外来的复杂情况与本身的矛盾作斗争”。（注：《俄国评论中的普希金》（文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509 页）“感受性”和“首创精神”赋予普希金能够把异族的民族性完全展现出来的能力——他笔下的意大利人就是意大利人，英国人仍是英国人。取材于东方《古兰经》的小诗《仿〈古兰经〉》（1824）、脱胎于英国诗人琼·威尔逊的诗剧《鼠疫城》的小悲剧《瘟疫流行时的宴会》（1830）、借自梅里美的组歌《西斯拉夫人之歌》（1834）、取意于班扬的《天路历程》第1章的短诗《旅人》（1835）等都是这类作品的范例。而且，“首创精神”令普希金独立、 大胆地创造。增补进新的东西之后，这些作品往往与原作面目全非，它们大多高于原作。
屠氏进而认为，普希金的一生是这种双重感受性的最好说明：诞生于赫赫有名的古老贵族世家，在皇村学校接受欧化教育，还有伏尔泰、拜伦和1812年俄罗斯人民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从小受到两位讲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高手奶娘和外祖母的熏染，20年代中期以后又深入到俄国内地、沉醉于人民淳朴的生活和语言。“首创精神”，屠氏发现，很早就出现在普希金的身上，“并且由于它很快就失去那种胆怯的、变化不定的性质，而转变成为自由的创作。”（注：《俄国评论中的普希金》（文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510 页）屠氏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接着他的论题思考，便会注意到，普希金创作中的“感受性因素”和“首创精神”，即阴柔阳刚之美，孕育出的是和谐。В·罗赞诺夫就此论道：普希金是“顺畅、和谐、一致和幸福”的诗人，“是一切合乎规律的诗人和思想家中最规范者，甚至可以说，是维护和平的领袖”（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哲学批评中的普希金》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 罗赞诺夫触及到了作家人格与创作如何谐调统一的问题。
从人格因素来看，作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象征的代表，人格要强健、心态要积极。人格又直接体现在人和创作关系方面，在俄国作家中，普希金是将这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一位。英国作家毛姆通过研究英国的雪莱和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在作家的为人和创作之间总会有一定的不谐调”。然而，普希金的美妙作品和高贵人格令读者同样地心醉。创作本体内部的和谐、为人与创作上一脉相通的谐调——这是普希金美学观突出强调的一点。他向来主张匀称、完整，反对片面性和一味否定。诗人为何不赞成一味否定？——他在写于1825年的《论〈恶魔〉一诗》这篇短文中阐述道：“在生命的最好年华，尚未因经验而冷却的心还能享受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事物娇嫩、容易受骗。现实中永恒的矛盾渐渐在她之中滋生出怀疑、痛苦但不持久的感情。当美好的事物永远埋葬了一切美好希望和心灵中诗意的偏见时，她自己也就消失了。难怪伟大的歌德将‘否定精神’称作人类永久的敌人”（注：《普希金全集》第7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37页）。 理解了普希金的这一基本美学观念，我们便较易理解，为什么一切文学流派对普希金来说都是同样的、为什么普希金走着一条非文学流派的文学道路。正因如此，易于冲动、好走极端的俄罗斯民族在普希金身上找到了避免片面、平衡精神、滋育心灵、推进人格健康、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普希金选择了人民。
俄罗斯早就称普希金为人民诗人。
俄国普希金研究也较早地提出并探讨普希金创作中的人民性问题。
那么，普希金对人民究竟抱以什么样的态度呢？
“爱人民所爱，敬人民所敬”是普希金对待人民的基本态度。身为贵族，普希金却有不少关于人民的惊人论断：贵族要保持独立性，要“成为人民的保护者”；《圣经》是人民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的体现，“《圣经》对基督徒来说是人民的历史”；希腊与俄国的历史相近，“人民历史属于诗人”等。他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充分认识到人民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 ）、 《上尉的女儿》（1836）反映的正是普希金对人民性的思索。
普希金没有以仁慈的地主或者人道的贵族的姿态怜悯人民，同情农奴，而是自己首先从心灵上贴近他们，甚至变为他们。写于1819年的《乡村》矛头直指当时俄国的一大要害问题——农奴制制度。此后，1822年，普希金在《关于十八世纪俄国史的笔记》中尖锐地指出：“只有一种可怕的震动有可能消灭俄国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度；现今我们政治上的自由与解放农民是无法分割开的，改善生活的愿望联合起所有不同身份的人，反对共同邪恶。”（注：《普希金选集》（金装本）“ИМИДЖ”1993年版第679页）
普希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命运共感”的息息相关和关怀爱怜。
普希金是个贵族，他也曾以此自负，但他很早就意识到贵族传统的缺陷与狭隘，自己身为贵族的不足，并且以惊人的真实与坦率反映出这一切。他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人民的力量，预言自己将属于人民——三篇短诗精品：《先知》（1826）、《回声》（1831）、《纪念碑》（1836）就是他人生使命的表白。他自信自己就是先知、人民的代言人。他要“把海洋和大地统统走遍”，用他的语言“把人心都点燃”；这位先知深信他“不会完全死去”，他将“永享荣誉”，他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他会“永久地为人民所喜爱”。可见，普希金把思维支点架在了未来。
尽管普希金非常善于走进平民百姓，从中汲取丰富的民间传统的营养，但他并未把周围的现实当作创作的规范与理想。在他的时代，他的读者中普通百姓很少，人民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还未到来。从最初为贵族写作，到最终为千百万人民创作，他使俄国文学从狭小的贵族沙龙走出，成为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事业。
普希金身上全面而丰厚的文化、哲学功底决定着，普希金必然高于同时代、同阶级的其他作家，较早地选择人民。
应当看到，普希金与人民互相选择，不是同步的，存在着“时间差”。人民选择普希金，主要是在普希金去世后若干年， 其标志就是1880年莫斯科普希金广场普希金纪念像揭幕仪式。西方有学者认为， 188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普希金开始成为人民大众的财富。
二
普希金是俄罗斯优秀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称得上天才的人物，他们的出现往往被看成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他们同时也是前人的总结，后一点常常被我们的研究忽视。“伟大的彼得”、“伟大的罗蒙诺索夫”、“伟大的普希金”……“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因此，普希金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文化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普希金相当重视自己祖国的文化传统。
作为一个诗人、文学家，普希金关于俄罗斯语言的看法、主张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这些见解反映在《论散文》（1822）、《克雷洛夫寓言法译本序》（1825）、《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1833—1835）、《拉吉舍夫》（1836）等文章和书信里。
普希金热爱自己祖国的语言。他反对轻视祖国语言、盲目崇外的做法：
为了外国人的嘟嘟囔囔，
我们竟会狂妄地小看
我们祖国语言的宝藏，
权威的学者们是这种意见。
我们喜欢外国缪斯的玩物，
喜欢外国方言的叽哩咕噜，
而却不读我们自己的书刊。
但我们的书在哪？拿来看看。
而我们从哪里第一次获得知识，
从哪里有了最初的思想，
从哪里我们接受各种考试，
从哪里知道大地命运的史章？
并不是在那些生硬的翻译里，
也不是在那些老朽的作品里，
那儿俄国的智慧和俄国的精神，
在成倍地撒谎，说些陈旧的事情。（注：引自《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别稿第7章“奥涅金的纪念册”智量译）
这种热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他对俄语流变历程的全面、透彻的了解。在《克雷洛夫寓言法译本序》中，普希金指出，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传入，对俄语起了良好的影响；而鞑靼入侵未能影响俄语；彼得大帝时期，俄语中增加了许多外来语——荷兰语、德语、法语，它们的词汇使俄语受到歪曲：“幸亏出现了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指出，他“确立了他那时代的社会语言规范”。普希金高度评价罗蒙诺索夫在整顿数百年来外来语给俄语带来费解、不通俗的混乱局面、革新俄罗斯标准语方面的巨大贡献。但是，普希金也看到罗蒙诺索夫身上没有感情，没有想象。他的颂诗枯燥寡味、铺张夸大，是以在德国早已被遗忘的德国诗歌模式写成。”（注：《普希金全集》第7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 年版第278页）普希金继而指出，“堆砌辞藻、过度雕饰、 远离朴素和准确、缺乏一切人民性和真实性——就是罗蒙诺索夫留下的痕迹”（注：《普希金全集》第7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278页），至今，俄国文学中还存在这些方面的不良影响。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4章第33节里，描述了18世纪末俄国贵族作家写颂诗成风的现象； 对于卡拉姆辛，普希金是充分肯定的：“卡拉姆辛使俄语摆脱掉外来的桎梏并且还俄语以自由，使其接近民间语言的生动源泉。”（注：《普希金全集》第7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278页）所以，普希金认为，卡拉姆辛的散文是俄国文学中最好的。
鉴于对俄罗斯语言的历史风貌的认识，普希金主张，一定要保持俄语的独立性。他在1823年写给П·维雅泽姆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不喜欢在我们原始的语言里看到欧洲式矫揉造作和法国式精雕细琢的痕迹。粗放和朴素对它更适合。”（注：《普希金全集》第10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76页）普希金为俄语定下了基调。1825年，普希金再次致信П·维雅泽姆斯基，论及俄罗斯语言独立性的问题：“东方的文字对我来说是典范，”（注：《普希金全集》第 10 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135页）但又明确表示， 他不喜欢象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穆尔那样过于模仿东方——“欧洲在陶醉于东方华丽时，应保持欧洲人的趣味和观点。”（注：《普希金全集》第10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135页）普希金本人的文学生涯就是这一原则的最好榜样。
注重独立性，实际是强调民族独特性。在1825年给В·丘赫尔别凯的信中，普希金指出，诗要自然，表达要“纯粹俄罗斯”化。诗人提醒人们，俄语特色表现在普通人的话语中，所以应当多多倾听民间语言、民间故事。1831年4月14日， 诗人在一封信中提到：“茹科夫斯基在乡村让老太太给他一而揉腿，一面讲童话，然后写成诗。俄罗斯传说在幻想诗歌中不比爱尔兰和德国诗歌差。你还可以建议他读教会月历读物，关于基辅奇迹创造者的传说，纯朴与构思的魅力！”（注：《普希金全集》第10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346页）
在普希金看来，民间传统折射着人民的智慧、展示出人民内在的精神特征。他是那么眷恋童年时代听奶娘讲故事、念歌谣、说童话的美好时光，而且始终怀着深沉真挚的感激之情忆及自己最初的缪斯——奶娘，诗人的“令人神往的昔日的知心”：
哦，我怎能闭口不谈我的奶妈、
那些神秘之夜的迷人童话，
那时她戴着睡帽，穿着老式衣服，
为赶走魔鬼而向上帝祈求，
诚心诚意地为我划十字，
对着我轻声细语，讲述
死鬼和鲍瓦立功的故事……（注：引自《梦》（1816））
普希金同时代的诗人中间，有谁这样歌唱过纯朴的俄国农妇！普希金怀念奶娘的诗还有：《令人神往的昔日的知心》（1822）、《给奶娘》（1826）、《“我重又造访……”》（1835）等。“奶娘诗系列”不正是俄罗斯民间传统的赞歌吗？！
流放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时期是普希金沉浸于民间文学海洋最为精力集中的阶段。他经常深入乡间，直接与农民交往，听他们谈话和唱歌，晚上便倾听奶娘讲民间故事。这期间，他搜集并记录了不少民间诗歌、故事和童话。俄国评论家И·阿克萨科夫指出：“除某些著名学者外，当时俄国社会中未必有人能那么熟悉民间古老的传说和壮士歌；几乎只有普希金，首德让人承认它们的艺术价值和对于俄罗斯语言的意义。”（注：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 页）阿克萨科夫的话不算过分。普希金的艺术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渗透到民间语言、纯粹俄罗斯化的表达之中。我们从他的童话诗中看到，他相当透彻地理解并掌握了俄罗斯民间语言的精髓：真实与幻想、奔放的真诚与调皮的戏谑，迷人的淳朴与辛辣的嘲讽——这一切结合得如此巧妙、得体。无论过去和现在，普希金的童话诗都是罗斯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一代代的俄罗斯人将普希金童话诗作为识字课本，通过它初步感受祖国语言的丰富与完美的魅力。
从普希金对自己祖国文化传统的珍视以及将其创造性地揉进自身创作来看，普希金的的确确是俄罗斯智慧的象征、俄罗斯心灵的象征。
三
普希金是时代的精神文化领袖，是思想家。
普希金是纯粹意义上的诗人，是俄国文化、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诗人”。俄国以往的普希金研究强调的大多是普希金作为“艺术家诗人”的一面。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均不止一次地表述过同样的见解：“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艺术家的诗人”。别氏的论断侧重于普希金作为艺术家的人的感情；车氏的观点关注的则是普希金作品的艺术的美——在他的作品中，诗的形式的发展多于诗的内容的发展，车氏甚至还特别提请注意——普希金“主要不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一个学者”；屠氏的结论基于普希金集中了“感受性的因素和首创精神的因素”。人们太习惯于将普希金看作美妙的歌手，以至于别氏、车氏与屠氏的视角统统跳不出公众的规范。情有可原，时间尚未拉开距离，俄罗斯还来不及仔细思量自己民族的“诗神”身上蕴含着的丰厚思想。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来不及研究。普希金的好友、诗人巴拉廷斯基（1800—1844）在整理普希金的遗稿时，惊呼：诗人有如此丰富的思想！普希金是位思想家！
普希金没有专门的文艺理论著作，但他的历史认识、理论思想和文化主张相当丰富。所有的真知灼见均反映在他不同时期的诗歌、散文与戏剧作品、论文、创作笔记以及大量的书信里，尤其是论文和信里，譬如《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1825）、《驳〈记忆女神〉丛刊发表的丘赫尔别凯的文章》（1825—1826）、《论国民教育》（1826）、《书信·思考和杂记片断》（1828）、《给〈莫斯科通报〉出版人的信》（1828）、《论俄国文学的贫困》（1834）等精采的篇章，其中思想的深邃常如凝结的露珠。他的许多见解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以严格的形式写就。
本世纪初，М·凯尔申佐（М·Гершензон）注意到了普希金创作中大量的哲学思想，同时，他仍然强调“普希金是诗人，不是哲学家”（注：参见【苏】В·马里宁《作为思想家的普希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俄罗斯的普学研究中已有学者越过普希金是“思想家诗人”的命题，径直提出：“普希金是思想家”——Η·艾捷里曼（Η·эйдельман）根据翔实的档案资料，通过分析普希金与沙皇、同时代名人卡拉姆辛和密茨凯维奇之间的关系，在自己的专著（注：【苏】Н·艾捷里曼《普希金：1826—1837年的生平与创作》文艺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开门见山地把普希金称作“思想家”和“幻想家”。В·马里宁认为，苏联传统的普学中，文学研究者、文学史家都从文学角度出发，拘泥于研究对象的细节，因此只在艺术创作的天地里作文章。现在当是从哲学——社会分析角度出发，观照诗人的哲学自觉意识的时候了。实际上，普希金的文化兴趣相当全面，“他在哲学和历史哲学、社会、美学、精神领域的观察、思考与得出的结论之准确令人惊讶。”（注：参见【苏】В·马里宁《作为思想家的普希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马里宁又指出，普希金象他的前辈罗蒙诺索夫一样，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两者又有所不同——罗蒙诺索夫是“学者型思想家”，普希金是“艺术家型思想家”。
总之，俄罗斯当代普希金研究认为：普希金的哲学信仰形成于皇村学校时期，其哲学基础是在皇村学校接受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普希金的世界观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历史主义、启蒙主义和宗教哲学。
今天，随着普希金研究的深入，普希金丰富多彩的世界正在逐步、全面地展现出来。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普希金是思想家”！
四
能够成为民族精神文化象征的那个人，必定是位天才人物。
一般来说，天才让人觉得，他身上有许多伟人或名人的影子——他似乎既是这一个，又是那一个，可是最终他谁都不是。以往的普希金研究不乏这样的论证：“普希金是彼特拉克”；“普希金是莎士比亚”；“普希金是伏尔泰”；“普希金是歌德”；“普希金是拜伦”。结果呢——“普希金就是普希金”。
毫无疑问，普希金是天才。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对此就确信不已。Х·格林卡吟咏道：“世世代代的脚印将会消失但才华长在，天才不朽！”（注：引自《致普希金》（1819）魏荒弩译）Х·图曼斯基赞叹道：“他将世界容纳于一身！”（注：引自《致普希金》（20年代）魏荒弩译）
论及普希金，必会谈到他的艺术创作，而艺术创作问题与天才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天才是什么？
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上，从柏拉图开始的天才论始终充满着神秘主义的色彩——天才被视作“灵感”、“神启”的产物。康德却与此相反，认为“天才是文艺家独具的创造能力，是一种先天的心灵秉赋，它就是创造的想象力，是与生俱来的，同人的生理因素一样是身体结构的一部分，属于‘自然的范畴’”（注：转引自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康德的理论表明， 天才从诞生之日起，就只象他自己，天才具有一种不能明确传达的独特性。俄罗斯当前普希金研究中的一个新观点恰好诠释了康德的看法。Γ·列斯吉斯强调：“普希金从一开始就不是‘象所有的人’，而几乎‘谁都不象’”（注：【苏】Г·列斯吉斯《俄国文学中的普希金道路》文艺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他的见解有别于被以往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意见，即普希金早年皇村学校的诗歌是模仿古希腊诗人、俄国前辈诗人茹柯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等的习作。正如康德所说，艺术天才具备某种无目的独创性，所以天才创造出来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人们无法用任何客观规则来界定、描述它们。艺术天才的作品同摹仿完全对立。康德强调了天才的先天素质，忽略了天才善于广纳百川的品格和异同寻常的勤奋。
天才是天赋和勤奋同时作用的结果。普希金很好地体现了天才的这一特征。从遗传基因来看，普希金的双重血统对他成为天才确有影响。现代医学成果证明，遗传是影响天才发展的主要因素。地域相距越远的不同血统混交孕育的后代，其天分超常者的比例高于同一血缘结合而生的后代。现代医学还发现，天才的先辈中往往不乏天分高者。普希金的家谱给予这一观点以充分的论据——从母系来看，普希金的外曾祖父黑人Α·汉尼拔聪颖过人，受过很好的法国式教育，是俄国18世纪著名的工程师和数学家；外祖母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被公认为当时聪慧、富有教养的女性，其语言表述能力极强，是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宝囊”。普希金皇村学校同窗杰尔维格在普希金偏居米哈伊洛夫斯克时前去探望好友，他对玛丽亚一口漂亮的俄语和极佳的写作能力惊叹不已。父系这一方，普家人对于文学、诗歌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造诣。普家是当时莫斯科贵族阶层有名的“诗人之家”：父亲谢尔盖·李沃维奇酷爱并擅长朗读文学作品，能用法、俄文写诗，并且具有戏剧表演才能；伯父瓦西里·李沃维奇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远亲中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普希金也长于作诗；另一位族中之人、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发现者穆辛·普希金（1744—1817）是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俄国历史文献的收藏者和出版者。普家可谓是“人才硅谷”。
天才的发展还与后天的生活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天才早年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人文方面的家庭气氛和地理意义上的自然环境。
普希金的家庭环境相当优越。家中藏书甚丰，尤以法国古典作家、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居多。父亲经常举办“家庭沙龙”，当时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卡拉姆辛、德米特里耶夫、巴丘什科夫、茹科夫斯基等都是常客。伯父早就注意到侄子的诗歌天赋，着意培养他往这方面发展。外祖母和奶娘是俄罗斯民间童话故事的储藏室，从她们口中流到普希金心田里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养份源源不断。家中常年聘请法国人作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18岁以前的普希金一直生活在景色优美的环境之中——莫斯科、莫斯科近郊的扎哈洛沃、彼得堡郊区的皇村——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象回旋曲般反复盘旋在普希金一生的作品中，象：短篇诗作《致尤金》（1815）、《小城》（1815）、《梦》（1816）、《秋天的早晨》（1816）、《乡村》（1819）、《皇村》（1823）、《皇村的回忆》（1814和1829）、《“我记得早年的学校”》（1830）、《“我重又造访……”》（1835）；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和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等。现代人地关系新视野的研究证明，文化的发生、天才的出现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人杰地灵”（严格说，应是“地灵人杰”）表述的就是这个道理。
普希金相当勤奋。据家人回忆，普希金从小就酷爱读书、写作。他常常连续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地扎在父亲的书房里不出来，外祖母常常要“驱赶”着他休息、与同伴们玩耍。8岁时， 小普希金开始尝试写法国风格的小喜剧，后又写诗。他曾将自己的习作拿给法国家庭教师看，受到一阵奚落后，仍不气馁。皇村时期，他是学校图书馆的头号常客、勤奋异常的读者——这一点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极深的印象。流放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时，他为搜集民间文学的素材四处拜访，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
普希金对天才问题有一番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侧重于灵感、创造性想象。诗人认为，天才具有博大的胸怀、开阔的视野：“细致很少和天才相连，通常总是和纯朴伟大、开阔的性格相连”（注：《书信·思考和杂记片断》（1828）《普希金全集》第7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59—60页）；普希金的诗歌里经常出现“灵感”两字。 普希金指出，灵感是诗人创作的重要动因之一，是创造性想象的基础，但灵感非激动，激动丧失平静，从而失去完整，他说：“灵感是将心灵安排得能生动地接受印象和演绎概念。灵感为几何学所需，有如为诗歌所需”（注：《书信·思考和杂记片断》（1828）《普希金全集》第7 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第57页）；在普然金看来，天才总是与真理密不可分的，天才具有一下子揭示出真理的能力。
普希金的历史主义观、启蒙主义思想和宗教哲学观无不渗透着对真理的绝对遵从。普希金的全部创作实践也证明：真理是人类唯一值得顶礼膜拜的东西。
俄罗斯诗人、作家们大多具有思想家的素质。他们不满足停留于文学领域，而要超越文学的界限，进行革新生活的探索。普希金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普希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他是艺术诗人、思想家诗人，是艺术家型的思想家！他身上既承载着前几代的沉积，又归聚着当代各项运动的总汇，因而，他的作品业已成为俄罗斯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若将眼光放得再远些，不妨做个大胆的预测：普希金的作品还会象当年激动人心那样，激励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当代人和完全属于新世纪的未来人的心灵。对于文明人类发展进程、革新人类生活内容说来，普希金的作品是永远能够激励才智和情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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