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翻译史的再定位
张桂丹
（重庆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 宋代在翻译史上被看作是佛经翻译的末期或者衰落时期，然而只用佛经翻译这一个维度去看待一个朝代在整个翻译历史上的地位未免“考虑欠佳”，笔者试图从多角度去分析宋代翻译史，以期对宋代翻译史进行重新定位，并认为宋代翻译史可以称之为翻译再发展时期，因其在译经制度、活动类型、翻译形式和翻译人员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
关键词： 宋代；翻译史；定位；再发展
中国翻译史分三次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传统认识中，宋代翻译史隶属于佛经翻译。一般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2004：18）简言之，宋代在整个翻译史的地位是佛经翻译的衰弱时期。众多翻译史书籍也倾向于淡化宋代翻译史，对宋代翻译史的研究也相对较少。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只是在第二章第二节中花了少许笔墨简述了一下宋朝外事方面的口笔译活动，但是重点并不是宋代，而是隋唐和其他周边国家；谢天振对比唐宋时期译经的特点，并没有专门讲解宋代翻译的章节（谢天振，2016：55）；乌云格日勒研究翻译制度，对宋代佛教和译经事业相对关注较多（乌云格日勒，2010：54-56），但重心还是佛经翻译，不能体现独属于宋代翻译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式中，Fe为单位用水量支撑的农业经济规模（元/m3）；Wd为农业用水总量（万 m3）；Gn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诚然，以伟大翻译家玄奘为代表的唐代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辉煌从某种程度上也盖住了紧随其后的宋代翻译的光芒。并且，“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导致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从公元11世纪开始迅速衰落，译场时代也随之结束了。”（谢天振，2016：56）客观上来讲，宋代就自然会被定义为佛经翻译的衰落时期。
2．1 总阳性率 1 202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检出1种或1种以上非典型病原体感染417例，总阳性率为34．69%（417／1 202）。患儿中1种非典型病原体感染362例，占总阳性病例86．81%（362／417），2种非典型病原体混合感染39例，占总阳性病例8．63%（39／417），3种非典型病原体混合感染16例，占总阳性病例3．84%（16／417）。
但是，就翻译本身而言，佛经翻译只是其中一种，更多的翻译活动发生在国与国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宋代翻译进行重新定位，相对唐代的佛经翻译鼎盛时期而言，宋代可称之为佛经翻译的再发展时期，这里的再发展，不仅包括对佛经翻译本身的再发展，还包括佛经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发展，例如翻译活动类型，翻译形式，翻译人员等，以揭示宋代翻译的独特历史意义。
1 翻译制度的发展
宋代译场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当权者希望通过译经来传播佛教，形成“治心”思想；另外，朝廷把译经看作一种外交活动，以期同中亚、印度等国保持友好外交关系。并且，为管理流通佛经译本统治者附设印经院，“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佛经翻译、刊印，佛经目录编撰和佛经训诂学的发展都有贡献。”（崔峰，2009：3）
宋代译经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翻译制度上。随着印度佛教在中国的衰落，宋代的官方佛经翻译接近尾声，但从数量上来看，宋代译经数并不少于唐代鼎盛时期，并且宋人对于佛经翻译给予足够重视，建立相关机构专门管理相关事务。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施护先后来京，朝廷设立译经院（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该院由三堂组成，正中为“译经堂”，东首为“润文堂”，西首为“证义堂”，分工明确，译员还有自己的宿舍，各地僧院还设立翻译学校，招募学员。此举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近170年的佛经翻译。唐代的译场已经很成熟，但宋代译场制度的完善也值得注意，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分工细致，机构完备。”从唐代到宋代，译场不断发展，日趋完善。
《外国传五·勃混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该国国王向打使使进贡上表），表云：为皇帝布万岁寿，望不责小国微薄之札。其表以数重小囊缄封之，非中国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其字细小，横读之。以华言译之云：’勃泥国王向打稽首拜皇帝万岁万万岁。愿皇帝万寿。今遣使进贡……”（马祖毅，2004：114）
外贸翻译则多见于海外贸易中。宋代海外贸易发展迅速，与宋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数目远远超过唐代。在开展贸易之前，语言不通的问题必须先解决。一些人看到了语言交流的重要性，并掌握语言技能以谋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陈咏：日本僧人成寻来宋后，商人陈咏主动担任翻译，并一直陪他回到京师，并受成寻感化，剃度出家。（王丽萍，2005：268-280）
宋代延续唐代的佛经翻译，并且结合外贸发达的特征，外贸翻译活动显得格外突出，外交和军事等翻译活动也成为重点。宋代北有辽国（契丹族）、金国（女真族）、西有西夏国（西夏族），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得翻译活动十分重要。
2 活动类型的发展
“经卷种类繁多，总共四万多件，包括公元三四世纪时的贝叶梵文佛经，以及用古土耳其文、藏文、西夏文和现代土耳其文撰写的佛典。有世界最古老的经文誊本，也有《大藏经》未收的佛典和禅定传灯史等极珍贵的资料。及至价值连城的地志典籍，以及摩尼教、景教的史书和梵文、藏文典籍等等，足以为古代语言研究带来新的曙光”。此外，还包括各种可能为东方学、汉学研究带来巨大改变的史料。又过了许多年，人们才开始明白，不仅止于东方学，这些经卷竟是足以使世界文化史的每个研究领域都发生改变的珍宝。”（井上靖，2014：184）
外交翻译主要体现在宋与契丹和女真之间的朝堂和宴会礼仪方面。据《礼志二十二》记载，“契丹使节入见皇帝过程中，译者的主要使命是在契丹使节按惯例询问皇帝是否健康如意时，负责将这些话语翻译成汉语，再由通事舍人向皇帝转达。”（脱脱，元：2804）译者无权直接对话皇帝，这不是官位高低问题，而是礼节上的必要性所决定的，译者在外交活动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除中央机构外，地方寺庙也在默默进行着佛经翻译，也有相当的规模和制度，对人员要求比较严格，“只有具备特殊能力的僧人或世俗官员才能参加”，“除翻译人员外，所有人禁止进入翻译场所”。（谢天振，2009：56）敦煌莫高窟藏经阁内挖掘出的经卷即是在宋时期藏入的，由于是民间寺庙内非官方行为，脱离官方保护，大部分经卷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丢失。但是这些经卷也能展示出当时译经活动的活跃。
宋代翻译形式除笔译外还有口译，并且口译发展迅速。自赵匡胤建立宋政权，“我国不仅与东南、东北的许多邻居国保持友好往来，而且恢复了与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远在非洲北海岸的国家累派使节前来我国。”（黎难秋，2002：36）为接待各国使节，宋代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外交事宜。宋代的外交与翻译官员体制与唐代相比已所有发展，设立的机构有三：在礼部设主客、鸿胪寺和客省引进使，鸿胪寺下还有不同机构专管分管不同管家的朝贡事宜。外国使臣来觐见，按理应有口译人员伴随传语。到了南宋时期，鸿胪寺被撤，外事活动归礼部接管，设立“客省”，“其下自然也配有翻译人员。”（黎难秋，2002：38）这一时期的口译人员素质比较高，颇有文学素养，口译活动中，不仅仅是记录双方的对话，还能将外国表文译成四六字骈文。
3 翻译形式的发展
军事翻译可供参考的史料较少，认识很难全面。在边境地区，军官与百姓自发学习外语，“多负壮勇，识外邦之情伪，知山川之形胜……”（脱脱，元：9331），这些军民在宋方与境外敌对作战中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金元战争，大量北人南下，宋代政府从中招兵买马，这些人的汉语口音与南宋统治区有较大差异，需要翻译，称为“通事军”（通事即翻译）。
七月的一个晚上，我轻车熟路地上了槐树，出乎意料，窗上的洞眼又被纸团堵上了。我将纸团拿下来，打开，上面写了四个字：翘翘，要要。
4 翻译人员的发展
翻译人员不仅是语言文字的沟通者，还是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间交往的参与者，在宋代频繁的对外交往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翻译人员的存在显得格外重要，译者的社会作用也在不断多样化。宋代翻译人员的别称主要有“译者”、“译人”、“译语”、“译语官”，还有“通事”、“传语”、“译语殿侍”等。南宋末年的周密指出：“译者之称，见《礼记》，云：’东方曰寄’，言传寄内外言语；’南方曰象’，言放象内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传外国之语，与中国相知；’北方曰译’，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义，皆僧人，官员等皆译之名也。”（周密，1988：94）可见东西南北，全国各地都遍布翻译人员，只是称呼各异，足见当时翻译事业的活力。
译者的基本职能当然是翻译，但是宋代的译者不仅仅是翻译这么简单，他们承担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任务，是宋代多民族国家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的媒介，为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程民生从译者角度，探索译者的社会作用，包括“传递境外信息，直接担任外交使者，刺探传递情报，贸易中介，传播谣言并制造混乱”等五方面。（程民生，2013：63-64）他认为翻译不仅是外交语言的传递，也是一种商贸、外交手段乃至斗争武器，并且认为译者本身即是对外交往中不可替代的武器。由此可见，宋代译者充当的角色多样化，在翻译活动中十分活跃，在政治、军事、外交和外贸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 小结
对宋代翻译历史的研究可以考究的因素除了佛经翻译以外，还有翻译制度，翻译活动类型和形式，以及翻译人员等，在定位一个朝代对翻译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时，应该多方面衡量。宋代翻译制度完善，口笔译皆有发展，人员的社会作用也在多样化，在翻译史上需要重新定位，是基于唐代的翻译再发展时期，对宋翻译史研究应该多维度，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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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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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55-56.65.
[9]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译者>[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4.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3（C）-0101-02
作者简介： 张桂丹（1989.12-），女，福建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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