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顺与温州模式
文/ 胡方松
说改革开放40周年，说温州模式40周年，我们绝不能忘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嘉顺，他于1978年10月到1981年8月担任温州地委书记，先是配合第一书记王裕民领导地区工作，继而主政温州地区工作，在当时那个极为复杂极为困难的岁月，面对相当强大的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他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唯实而问，敢于担当，带领和团结地委一班人，领导和团结各县（市）干部，为推进温州农村改革，为发展温州农村商品经济，为温州模式的形成，做了大量难能可贵的工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郑嘉顺是一位温州模式的重要孕育者。
郑嘉顺是一位老革命，福建省福鼎人，出生于1923年12月，今年已97岁高寿了。他15岁离开家乡投身革命，曾长期在刘英、龙跃同志身边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948年10月担任瑞安县委书记，解放初期曾任温州地委常委、农工部部长，温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省属浙江省长广煤矿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四人帮粉碎后又调回温州工作，先是担任地委书记、专员，地、市合并后任温州市委书记、代市长。他对温州这片热土有着特殊的情感，在1978年调回温州工作时曾激动得彻夜难眠，上任后为温州改革开放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历史造成的原因，在郑嘉顺于1983年调离温州之后，他对于温州改革和温州模式的贡献，很少为人提起，也很少为人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若是再不追寻记述这段历史的话，那么恐怕真的要被人遗忘了，那就对不起温州模式的历史，对不起温州改革的先驱者。
作为当年浙南日报（温州日报的前身）的记者，我和郑嘉顺书记相识于对他的采访报道，在他调离温州工作之后，也曾多次拜访过他。现将我所了解的若干事情，就郑嘉顺在温州地区三年的改革之迹，简要记述于下，作为抛砖引玉，期盼有更多的人，能把郑嘉顺在温州改革初期的足迹，更多地留存于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温州地区与温州市有一段时间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区，温州地区只管辖各县的工作。
一、努力破“左”，温州解放思想的积极推动者
郑嘉顺对温州农村改革的一大贡献，对温州模式孕育的一大贡献，就是在1978年——1980年，以温州地委书记的身份，先后参与、主持和支持了多次思想解放活动，扫除了当时严重阻碍改革的陈旧观念和极左思潮，有力并有效地推动了温州农村的各项改革。
推动者一：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时间：1978年12月。
郑嘉顺到温州地区工作后，就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多个场合要求各级干部踊跃参加讨论，务必唯实而不唯上，也不唯书，尽快从“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当年12月9日至12日，地委举行地区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与会的不仅有各县宣传部长、专职理论干部、专职教学干部，还有地委、行署和各部委办分管思想政治工作负责人。讨论会认真学习了《光明日报》5月1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认真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和思想认识问题。郑嘉顺就这个重大问题的发言，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讨论的深入开展。
推动者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郑嘉顺支持“苦恼讨论”的做法有五：一是同意和批准公开开展“苦恼问题”大讨论；二是对如何开展好讨论提出了具体要求；三是要求机关和基层干部关心和参与“苦恼问题”讨论；四是时刻关注讨论的进展；五是对讨论中遇到或发生的问题敢于担当。我当时在温州日报农村组工作，是“苦恼问题”讨论的组稿编辑，对这些情况都有所知悉。
上世纪五十年代，按照毛主席“到农村蹲点”的指示，郑嘉顺组织温州地委、县委等领导分批到新桥、南白象两地蹲点，推广“几年要搞好几个点、下去要蹲好几个月”，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块吃饭。图为当时常见的背着被服下乡蹲点的领导干部队伍。
1979年年2月1日，温州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全会精神，由此启动了温州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随之，郑嘉顺又参加了县里的传达贯彻。他在地委常委扩大会和在有关县委会议上的讲话里，根据中央全会精神，都反复强调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意义，澄清了干部队伍中的各种糊涂思想，要求大家坚决实行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实而不唯上，从温州地区的实际出发，抓好温州的现代化建设。在同年11月25日召开的温州县委书记会议上，郑嘉顺在总结发言里再次强调，要集中主要精力抓经济，扎扎实实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他还特别进行了批“左”，强调当前“左”的影响仍然是我们进行“四化”建设的主要障碍，指出了当前经济工作中五个方面“左”的思想的突出表现，一是在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二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是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上搞“穷过渡”；三是在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问题上，离开了不断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根本目的，为生产而生产；四是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起调节的作用，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来批，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五是违背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生产上不从实际出发，瞎指挥的情况相当严重。郑嘉顺的讲话，对于各级干部尽快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桎梏中解放出来，实行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作为温州地区思想解放成果的一个生动展现，就是温州在1978年底1979年初，曾率全省全国之先，先后出现了主动发展一批个体户（乐清），开放了梧田、状元、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和完成粮油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出售多余粮食和食油。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难以允许的。
郑嘉顺在一篇文章里，曾对这段时间的工作，有过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时间：1980年秋。
郑嘉顺在温州推动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活动，就是精心指导和全力支持温州日报开展的“苦恼问题讨论”。
温州日报于三十多年前开展的这个“苦恼问题讨论”，在当年整个温州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涉及当时农村改革的众多问题，帮助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全社会及时转变了观念，解放了思想，以实践为标准，以唯实的思路，看待和处置原来本本上的条条框框和规定，默认、允许和支持广大群众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被称为“温州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讨论是由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的一封诉说心中“苦恼”的来信引发的，叫做“《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简称为“苦恼问题讨论”。整个讨论自1980年9月至1981年2月，持续了4个多月，先后讨论了“怎样看待‘乱’的形势”“如何理解放宽政策”“如何看待包产到户”“要不发展农村工副业和如何发展农村工副业”和“干部如何跟上改革形势”等问题，共组织刊登了34期稿件，发表了147篇文章。到1981年2月13日，由温州日报编辑部发表总结性文章告一段落。通过公开大讨论，比较好地解决了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村改革的种种错误观念和偏见，破除了长期以来极左思想对人们的禁锢，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家庭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农村专业市场的创办和繁荣，打造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可以说，没有温州日报开展的这个“苦恼问题”大讨论，也就没有温州1980年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而为人所不清楚的是，时任温州地委书记郑嘉顺，乃是温州日报这个“苦恼问题”大讨论的最为有力的支持者。
时间：1979年春。
1980年9月，在“苦恼问题”讨论开展之前，郑嘉顺看到温州日报所报送刊登陈敬练诉说苦恼来信的内参，深感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作为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地委书记，他对当时干部的思想动态比报社知道得更多，知道“苦恼问题”不仅仅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而且在地县两级机关干部以及一些领导干部中也存在。因受极左思想的长期影响，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头脑里还有大量的糊涂认识，思想上还有这样那样的“苦恼”。陈敬练在来信中所讲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苦恼”，而是代表了当时相当多的基层干部的思想。温州农村与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改革已经自下而上动了起来，许多地方都已自发地分小小队，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不少农民离土离乡，跑供销、做生意，或办小工厂、搞手工业，农工副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但当时在整个地区，从机关到基层，因长期受极左思想影响，有相当多的干部对此看不惯、想不通，说什么中央已经“右”了、“变”了、“修”了；有的把中央文件锁进抽屉里不敢向农民传达，有的甚至派工作组下去“纠偏”。这就使得那些工作在第一线的乡镇干部感到非常难办，产生了许许多多苦恼，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不及时解决干部中的错误思想，不及时解决农村基层干部中这样那样的苦恼问题，中央改革开放精神就落实不下去，温州农村改革就开展不起来。于是，郑嘉顺在看了“苦恼”内参后，就当即打电话告诉温州日报，要抓住这封来信，做一篇解放思想的大文章。
根据地委书记的要求，温州日报又派两名记者，就如何对待和解决农村干部“苦恼问题”，到正在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的瑞安县，向县委书记和部分干部广泛征求意见。大家的普遍看法是，希望能在温州日报上展开公开讨论。温州日报时任总编辑吴军和副总编辑丁春霖一起，向郑嘉顺汇报了调查情况和农村干部的意见，说准备在报纸上展开“苦恼问题”公开讨论时，郑嘉顺非常高兴，要求报社大胆开展讨论，并就如何抓好讨论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要求务必把“苦恼问题”讨论变成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变成广大干部自我教育的一个讨论，变成推进温州农村改革的一次讨论。他要求要好好讨论一下“苦恼”的原因，深入讨论一下包产到户问题，切实讨论一下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问题，等等。根据地委书记的要求，温州日报制订了一个具体的讨论方案。在温州日报展开讨论之后，他不仅自己每期都看，时刻关注讨论的进展情况，还叫机关干部和各级干部也都关心“苦恼问题”的讨论，通过“苦恼问题”的讨论来推进整个地区各级机关和广大干部的思想解放。
我又问：为什么后来永嘉包产到户闹得那么大，其他各个县好像都没有什么事情？
郑嘉顺对“苦恼问题”讨论的关心、支持，可说是非同一般很不寻常的。特别是他勇挡“部长批评”一事，让我感受深刻至今依然难忘。
那年10月份，国家农业部一位副部长到温州，跑了许许多多地方，调查要不要搞包产到户。在离温之前，他与郑嘉顺作了一番交谈，对温州日报“苦恼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批评和指责。
副部长：你们温州日报好大胆，公然说包产到户是一种生产责任制。中央文件上也还没有这么说，一家地方报纸怎么能随随便便说呢！
郑嘉顺：中央75号文件上不是讲了“包产到户”吗？
图3为车钩处于未压缩与未拉伸状态时，车辆由直线进入R=30 m圆曲线的几何状态图。根据以上的曲线模拟方法，得到表3。
副部长：中央文件是讲“三靠地区”（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可以包产到户，那也是一个权宜之计，不是什么生产责任制。温州不是“三靠地区”，怎么能包产到户？
郑嘉顺：农民有要求嘛。报纸上说说也无妨嘛！
副部长：我去看过了，什么包产到户，都是单干！
郑嘉顺：温州也有“三靠地区”嘛。
副部长：温州地区我都跑过了，沿海平原去了，山区也去了，永嘉最贫困的山区公社都去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包产到户的。
郑嘉顺：不能那么讲吧。温州那么多山区县，那么多贫困社，总还有一些要包产到户的。
副部长：我要给你们省委写信，浙江不能包产到户。
郑嘉顺：包产到劳，行不行呢？
副部长：这样要犯错误的。
说来奇怪，国家农业部的副部长，居然反对包产到户，还到地方说三道四。要知道，那几年温州交通极不便，也没有什么知名度，来自北京的高层领导很少，这个副部长应是一个很大的官员了。这么一个大干部，指名批评温州农村的包产到户，批评温州日报“苦恼问题”讨论，对郑嘉顺的压力不谓不大，对温州日报的压力不谓不大。因为，这个“包产到户”，在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不仅一直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曾是碰不得的高压线，谁胆敢去碰谁就可能要身败名裂。尽管1980年已吹来了改革之风，但极左思潮和极左势力仍然相当可怕。几年后我有幸获知，当年国家农业部领导曾集体抵制包产到户，直到1981年开春万里副总理到农业部开了专门会议，才算是解决了问题。所以，1980年那位副部长在温州的态度，不只是代表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国家农业部整个高层的态度。这就使得副部长对温州日报的批评，对温州地区包产到户的态度，带有更为强大的背景之力，并可能带来甚为可怕的后果。但郑嘉顺自有定力，没有任何唯上之意，且当面把副部长的批评挡了回去。这对温州日报的“苦恼问题”讨论，可称为一个最得力的支持和保护。事后，郑嘉顺曾把这个副部长的指责，给温州日报领导讲了一下，但没有任何的批评之意，还说“苦恼问题”讨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跟着那个副部长的批评，那么温州日报“苦恼问题”的讨论，恐怕就有可能夭折了。我听说那个副部长的批评后，曾也深感后怕，因为那篇稿件就是我编发的，那个观点也是我提炼的，如要追查责任，我肯定是逃不了的。完全可以说，没有郑嘉顺的积极支持全力支持，也就没有“苦恼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和成功。更为重要的是，这也直接地推进了温州又一次思想解放活动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推进了温州农村改革的率先开展，有力地推进了温州农村包产到户的顺利进行。
郑嘉顺所指导、支持、呵护的这一次思想解放活动，在主政者历史上是少有的。它带有温州一地特有的内容，解决的问题也带有温州的鲜明特色，推进思想解放的广度和深度也胜人一筹。在郑嘉顺之前，温州没有人推进过；而在郑嘉顺之后，恐怕也不太多。
二、敢于担当，包产到户试验的最早批准者
郑嘉顺对温州改革开放的贡献，对温州模式形成和问世的贡献，最突出的就是包产到户。是他启动、批准了温州1956年震动全国的永嘉包产到户，是他批准、支持了1978年永嘉五尺公社的包产到户，也是他推动了1980年以来温州整个地区的包产到户。这一个大贡献，知道的人并不太多，值得多花点笔墨诉述一番。
先说1978年的支持之事。
地点：永嘉县。
郑嘉顺1978年10月到温州履职不久，就深入到永嘉县调查研究。不到永嘉还好，一到永嘉就碰到了一个大问题：同不同意该县五尺公社的包产到户。因为时任永嘉县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地处山区的五尺公社，围绕包产到户，已经唱了三出“大戏”，不知怎么办才好。当郑嘉顺问是哪三出“戏”时，县委书记就一一作了汇报：
第一出叫“武松打虎”。“武松”是指干部，“虎”是指包产到户。1977年，五尺公社搞包产到户，县里组织了一批人，下乡去整顿，到地里把农民种下的苗都拔了。
第二出叫“陈州放粮”。第二年春荒，不能让社员饿肚子，县委只得又带上一批人去发放救济粮，一共10万斤，摊到每个人头上不过10斤，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而县委放粮 ，社员骂娘。
第三出叫“红楼梦”。刚刚开场。1978年秋，县委豁出去了，决心让五尺公社包产到户，为期一年，试试看。社员们说这是“红楼梦”，梦者，非实也。以往多次的“拔苗”“放粮” ，把县委信誉给破坏了，社员们对县委的表态不放心，担心“包产到户”搞不长，很快要变成“红楼”一“梦”。
1980年永嘉农村召开社员大会实行包产到户的情景
说了三出戏，县委书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请示问地委书记：我们该怎么办？
这与其说是汇报请示，不如说是在送“炸药包”。在那个极左思想严重的年代，“包产到户”是最令干部头疼害怕的一个问题，因为早就与资本主义划了等号，说支持“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谁要沾边谁就要倒大霉，甚至身败名裂、妻离子散。何况五十年代永嘉包产到户的悲惨遭遇，撤职的撤职，打右派的打右派，坐牢的坐牢，如今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当领导的最怕同包产到户沾边，躲都怕来不及躲，谁也不会随随便便去表态。可如今这个“炸药包”当面送到手里了，郑嘉顺作为地委书记，又该怎么表态呢？
郑嘉顺当然知道这个表态的利害关系，但他却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干部。他可以不点评这三出戏，也可以不理睬农民有没有饭吃，大不了让县里再来一出“陈州放粮”就是了。可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身为一个领导干部，总不能有办法可想而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农民饿肚皮吧。而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使他增强了信心，对所谓搞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的天条产生了怀疑。最为重要的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他就一直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生产责任制，而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因此，他在县委书记说后只稍微停顿了一下，就明确地表态说：五尺公社是个山区，不搞包产到户，没有出路，让他们去包去吧！县委书记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即交代有关人员，马上告诉五尺公社，地委领导已经同意五尺包产到户，五尺的包产到户再也不是“红楼梦”了！要把这个精神传达到每个生产队，让每个社员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永嘉五尺公社的这个包产到户，也因此成了温州最早一个由地委领导表态支持的包产到户。这个时间节点，在中国包产到户的历史上，是很值得书写的一笔。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村里十多位农民自发起来的包产到户，时间是1978年12月。而永嘉五尺的包产到户，是一个公社农民自发行动起来后再由地县领导支持的包产到户。这反映了当年农村早期包产到户的两种形式。小岗的包产到户值得大书特书，五尺的包产到户也值得人们讴歌。对于温州来说，就更应如此。
从深圳一路北上，寻访团来到北京，所到企业，无不被同一个问题困扰——人才流失。和郭健聊天，发现利丰雅高虽也存在这一问题，但并不突出。
作为五尺公社包产到户的一言定音者，郑嘉顺这个支持，当可写入包产到户的历史。在那一年，作为一个地委书记，如此公开表态支持一个地方的包产到户，恐怕在全国各地是不多的。郑嘉顺是不是开了全国地委书记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第一声，这个我说不上来，但说郑嘉顺是全国最早支持包产到户的一个地委书记，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说1956年的批准之事。
每天扫完厕所，她就偷偷地躲在子弟小学围墙旁的树林里，看坐在教室里的雷钢读书，或者去幼儿园看雷红。留厂察看期间，她每月十八元工资。餐餐吃三分钱一份的青菜，早上就吃一个馒头，一分钱一份的稀饭都舍不得吃。这样，每月能余十块钱，她就用雷钢和雷红的名字存银行，一人五块。
郑嘉顺对包产到户的鲜明态度，远不只1978年郑嘉顺对五尺公社的公开支持，早在这个表态二十多年前，也就是1956年，他就曾批准了温州地区包产到户的试点。
如今关心包产到户历史的人都知道，在63年前，也就是在1956年，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和农工部干部戴洁天，在县委主要领导李长茂和其他人的支持下，在永嘉县燎原社进行了包产到户的成功试点，并在全县作了推广。而为人们所不知道的是，最早批准永嘉这个包产到户试点的，或者说启动永嘉这个包产到户试点的，并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正是时任温州地委农工部长郑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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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郑嘉顺不只是同意在永嘉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同时还布置在各县都要搞一个包产到户的试点，并明确由各县农工部长负责，这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随口轻易之言，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决策。其时温州地区比如今的温州市大得多，共有16个县，包括如今丽水市和台州市所属的部分县。郑嘉顺所布置启动的包产到户试点，也就在整个地区16个县同时展开了。如此大规模的包产到户试点，郑嘉顺不会不知道，这是要肩负巨大责任的，更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当年一个县农工部长，曾当面对我说过，郑嘉顺布置过这个全地区的包产到户试点，曾让他感到吃惊，也感到钦佩。郑嘉顺不仅是启动布置了全地区包产到户试点，还在布置之后进行过检查，听取过各地试点工作的汇报。1956年11月，郑嘉顺又带领地区农工部工作人员，配合永嘉县委，到试验包产到户的燎原社，考察包产到户试验情况。到了燎原社，只见秋收冬种高潮已在全社兴起，所有空闲地都种上了春花作物，并兴起了群众性积肥热潮，田野里和房屋边到处都是烧焦泥灰的男男女女。郑嘉顺同社员进行了座谈，他们个个都喜笑颜开，对包产到户表示满意。对此，郑嘉顺断定，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如此高涨，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包产到户这个试验是正确的，要认真总结经验，向地委和省委报告。
当年温州农村和全国一样，于1956年1月全面实现了初级社，紧接着于5月又再一跃而实现了高级社。初级社时，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比较高，进入高级社后，统一口径，集体劳动，一个社的规模又比初级社大得多，出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生产关系上，农民从单家独户的个体经济，突然转变为高度统一的集体经营；而在生产力上，社员依然还是用一条扁担、两只粪桶、一把锄头，跟着牛屁股，蜂拥到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干似的田里，进行“大兵团”作战，干活“一窝蜂”，评分“满堂红”，队长难当，社员观望，社员积极性和工效反而不如初级社。为了研究分析高级社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商讨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中共温州地委于1956年5月15日，由郑嘉顺带队，组织各县县委农业书记、农工部长，到各县巡回检查工作，寻找办法。一行人要去的最后一站，是温州地委基点乡——永嘉新桥乡。郑嘉顺打算在这里“解剖麻雀”，商讨解决高级社如何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办法。在面对问题研究决策的会议上，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发言时，手里拿着4月29日《人民日报》，宣读了报纸上登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这篇文章，汇报了“组”和“户”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设想，并向地委提出了试验包产到户（组）的要求，说既然社员可以包工包产，可否根据人民日报精神，在永嘉试验包产到户。态度坚决恳切。
郑嘉顺正在考虑为包产到户试点找个合适的机会，听李云河提出了试验包产到户的要求，切中时弊，当可答应，但事关重大，既要敢于有为，也要慎重从事。经过考虑，郑嘉顺在会上答复说：试验可以，推广不行。他说“推广不行”的意思是，推广要等到试验以后再研究。郑嘉顺的答复，虽然只有几个字，干系却极为重大，因为这是温州地委对永嘉试验包产到户的第一次正式表态，也就是这个表态批准和启动了此后影响和震惊全国的永嘉包产到户，使永嘉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郑嘉顺对此曾说了这样一句话：“从此开始，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算是拉开了序幕，无意中我成了‘拉幕人’”。说是“无意”，实乃“有意”也。
让李云河没有想到，也让参加检查组各县领导没有想到，郑嘉顺在批准李云河的要求后，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说道：不仅永嘉可以试验包产到户，各个县也都要抓一个社试验包产到户，而且务必要抓好。根据呢，就是邓子恢同志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各县的同志回去后，要马上向县委汇报一下，尽快把试点的社定下来。各县农工部要把包产到户试验，作为今年工作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农工部长要亲自抓试点，务必抓出成绩，抓出经验。他同时也有一个要求，只能试点，暂不推广。
农村大办高级社后，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的问题很快就暴露了出来。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叫做“生产组和社员应该包工包产”。文章里虽然没有“包产到户”4个字，却论述了社员个人包产是完全可行的。文章说：“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高级社），只有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组和社员不包工包产，这就产生了问题，就是社员只顾赚工分，不关心社里生产。”而当时分管全国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同志根据全国农业合作社出现的新情况，及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指导思想：改进生产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保证办好社的关键。他还提出：可以包工包产。作为地委农工部长，郑嘉顺不仅知道邓子恢的讲话精神，也仔细阅读过人民日报的这篇署名文章，以及四川省一个地方介绍包产到组的经验。于是，他对包产到户也就逐步有了思考，即在温州如何能试一试这个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
不久，即第二年3月，郑嘉顺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最后也就与永嘉和各县的包产到户没有了联系。尽管如此，郑嘉顺在1956年所启动的全地区包产到户试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县一个小村一个小队的试点，也不是农民因没有饭吃而被迫进行的自发行为，而是在一个地区有领导开展的全面试验，是为解决农村高级社社员出工不出力而主动进行的有关生产责任制的可喜探索，在全国恐怕也仅此一例，再无其他。
我曾当面采访过郑嘉顺，为什么1956年要在整个地区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他的回答是：当时在农村高级社内部，社员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再不解决就要严重阻碍农业的发展，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包产到户。
我又问：有风险吗？不怕风险吗？
郑嘉顺答：无论是对是错，试点总是可以的，这符合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工作方法。即使试点错了，改过来也就是了。对风险，当初确实没有考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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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嘉顺说：除了永嘉，其他各个县的包产到户试点，确实没有引起过大的风波，因为他们只试点没推广，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永嘉之所以闹得那么大，是因为试点之后马上就开会推开了。本来省里分管书记也是肯定的，哪知北京高层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一定，永嘉县委也就在劫难逃了。
在省金融办和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公司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积极践行“夯实基础、稳健创业”的指导思想，在业务拓展、风险控制、队伍建设、企业文化、内部管理等方面积极作为，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和主要业务指标总体完成良好。
其实，对于当年那么处理永嘉包产到户，郑嘉顺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对此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根据协同育人组织活动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要坚决落实好协同育人组织活动经费保障机制，在活动决算工作上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但要保证活动的顺利展开，还要确定经费能够满足协同育人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还要对组织活动上表现出对经费的节俭，对工作的务实。把经费用到关键的地方，达到协同育人组织活动的效益最大化，经费最少化，效果最佳化。从组织活动开展的具体行为上来说可以通过对一些具有政治教育意义的免费景点开展教育活动，比如在展览馆、博物馆以及学校的校史展览馆等地方开展活动不但没有经费的支出，还同时接受了深刻的教育。
1957年浙江省委查处永嘉包产到户案件时，我已不在地委工作，所以查处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当省委查处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是持保留态度的，我认为他们试验包产到户是为了搞好高级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即使有错误，充其量不过是工作上的失误，更不应该上那么高的“纲”，说李云河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
与同时代的鲁迅相比较，胡适更为乐观。本着坚定的进化观念，胡适对年轻人，以及中国社会未来一直充满信心。此外，基于进化的时间观强调古今异质，一切皆变而无物常住。在进化洪流中，任何存在及其价值都是有限的，象征终结的“死”必将随“时”而至。“死”也意味着随时间不息地奔涌向前，历史的人或事必定滞留于既往，而被进化之流无情抛弃。所以，胡适主张“死了的文言”当“废”，作为工具的真理用过可“换”。所谓“过去”不仅是时间的流逝，而且意味着与那“时”有关的生命的消失。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似乎标志着一切过去都将被斩断、被忘却。往日不可追，故人旧事随之沉寂。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传承？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说来也真是奇了！历史居然让郑嘉顺与包产到户结了割不断的情缘：1956年5月，是郑嘉顺有幸批准了李云河进行了全国最早的包产到户试验；23年后，1979年5月，又是郑嘉顺在温州地区干部大会上，根据省委文件，宣布为李云河这个全国知名的历史大冤案平反，并把李云河调到温州水电局担任局长；1956年5月，是郑嘉顺布置了在整个温州地区进行了全国空前绝后的包产到户试点；23年后，也是郑嘉顺让温州地区成为一个全省和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最普及的地区。
今年四月份，西安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王岩民总经理（所长）一行三人拜访了位于日本东京的西铁城时计株式会社总部，并参观了长野县佐久的机心工厂，本着双方合作互惠的理念，在金秋十月里，西铁城时计株式会社机心事业部一行拜访了西安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地区实际制定近期、中期及远期规划，要有目的、有步骤地采取示范引领、骨干带动、抱团前进等多种形式，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稳步推进，实现阶段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教师专业成长，提升课堂教学效益，真正做到育人育才。
三说1980年的推行之事。
到了1980年，在中央首提包产到户的（1980）75号文件下达前后，郑嘉顺就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唯实思路，以多种方式方法，在温州地区推行包产到户。
本研究将经过验证的含promoter-DGAT2-pCAMBIA1304的拟南芥阳性植株培育T2代后，选取幼苗、叶片、茎、花及果荚等组织器官进行GUS组织化学染色，以野生型拟南芥作为阴性对照。通过 GUS染色发现，野生型拟南芥没有被染色，而含 DGAT2 基因启动子的拟南芥叶、茎、花、果荚和种子均呈现蓝色(图6)，说明克隆的DGAT2基因启动子能驱动报告基因GUS的表达，克隆到的启动子片段都具备转录活性，但在拟南芥不同器官中的表达水平没有明显差异。
推动者三：从“思想苦恼”的困惑中解放出来。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所有制，严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关键在于使农民有自主权，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就只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们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后，在全地区大胆放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温州农村成了全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
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当年在浙南日报（温州日报前身）农村组工作，深知在温州这样一个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之难。一是中央文件还只讲“三靠地区”（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可以包产到户，并没有讲全国农村各地都要包产到户。二是主管农业生产的国家农业部领导，当年都反对包产到户，曾到温州调研的一位副部长说温州没有一个地方需要包产到户。三是温州地委领导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很不一致，有公开不赞成以至反对包产到户的。四是农村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思想普遍不通，认为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五是温州曾长期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泛滥”，推行包产到户又很容易被戴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如此等等，都给郑嘉顺在温州推行包产到户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和难度。但郑嘉顺并没有因压力之大而不敢担当，也没有因难度之大而胆怯退缩。
郑嘉顺当年在温州地区推行包产到户，主要做法有四：
其一：先开一个小口。1979年11月，郑嘉顺在县委书记会议的总结讲话里，就为温州地区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开了一个小口。他在讲话的“稳定所有制，加强责任制”这个部分，先后两次提出要“工分到田，责任到人”。他先是强调：“规模不大的大多数队，应搞临时性、季节性作业组，实行小段包工，按定额记工分，有些农活也可以采用‘工分到田，责任到人”；继而又指出：“不能一劳永逸，以为分操作组就天下太平了。五保户、困难户要照顾好，可以搞‘工分到田，责任到人’”。这个“工分到田，责任到人”，其实就是包产到户的换一种说法。虽然这只是开了一个小口子，但有了这个小口子，大口子也就不可避免了。1980年7月10日至13日，在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下达之前，地委召开山区工作会议，交流山区工作经验，研究从山区实际出发，放宽经济政策，允许贫穷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发挥山区优势，尽快使山区富起来。而有了山区的包产到户，沿海平原地区的包产到户也就不远了。
其二：讲究舆论引导。1980年3月，经地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恢复出版地委机关报《浙南日报》，财政每年拨款20万元，1980年5月试刊，7月1日正式出版，作为解放思想、推进农村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舆论阵地。为此，郑嘉顺为报社配备了一个思想解放工作唯实的领导班子，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军兼任浙南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丁春霖任浙南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周益林任副总编辑。在浙南日报正式出刊后，郑嘉顺高度重视和关心报纸的改革舆论导向，不仅大力支持日报在版面上公开开展“苦恼问题”讨论活动，有效地扫除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县两级机关干部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温州实行包产到户的怀疑、抵触和纠结情绪；而且还要求浙南日报敢于报道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活生生成就，消除干部群众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疑虑和担忧，增强和提高实行包产到户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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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重视以点带面。在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下发之前，郑嘉顺善于抓住敢于先行一步包产到户的县，来推动其他县的包产到户。1980年7月6日，永嘉县委发出85号文件——《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建立各业生产责任制，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意见》，要求农村各级党组织必须搞清楚三个问题：一、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三、明确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关系。文件根据永嘉山区特点和目前生产力水平，提出了建立责任制的四种形式，包括小段包工、联产到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在边远山区、孤门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把“双包”责任制列入“正册”，正式推行了包产到户。这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决定，发生在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中发1980年75号文件颁布前两个月，是温州以至全国比较早的一个推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党委文件。到底行不行呢？县委书记在签发文件之前，向郑嘉顺汇报请示。郑嘉顺明确地回答：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解决农民温饱，什么样的责任制都可以，包产到户当然也可以。地委书记的明确态度，也就更加坚定了永嘉县委推行生产责任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决心和信心。郑嘉顺不仅支持永嘉县委的决定，还以永嘉县委的决定来推动其他县的包产到户。
其四，善于乘势而进。在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下达之后，郑嘉顺就以贯彻落实中央文件为动力，乘势在全地区尽快全面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初，经郑嘉顺提议和主持，温州地委在泰顺县召开为期10天的地区各县主要领导会议，学习中央75号文件精神，统一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思想认识，部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工作，并进行了相关的业务培训。在郑嘉顺的精心组织和推动下，会后各县随即认真组织贯彻落实了中央1980年75号文件精神，温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就得到了推行、定型和完善，90%以上生产队在当年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当然，在推行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问题，但怎么也挡不住大得民心的包产到户。
作为包产到户最早试验的批准者，作为包产到户全面实行的推动者，郑嘉顺对温州农村改革的贡献是可歌可书的。我们要记得60多年前李云河和永嘉县委高举起包产到户试验的旗帜，也同样要记得批准这个全国最早包产到户试验和40年前在温州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郑嘉顺。
三、唯实而问，温州模式要素的热忱肯定者
郑嘉顺对温州农村改革的又一大贡献，就是注重和坚持从温州实际出发，敢走一条发展商品生产的新路子，比较早地肯定了温州模式的各个要素，包括家庭工业、联户工业、专业市场等等，早人一筹地启动和展开了温州农村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构成要素，这个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最有权威性的一个说法应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一篇文章。1986年3月，他在当年《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说：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形成了不同于苏南和浙江宁波、绍兴地区的另一种经济格局。王芳同志讲的这些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基本特点，其实就是温州模式的基本要素。对这些温州模式要素，无论是家庭经营、家庭工业、联户工业、专业市场，还是购销员、个体户，郑嘉顺都是其中诸多要素的最早肯定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明确地予以肯定、支持了。
郑嘉顺对此有过一个总结，他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温州农村改革带来150万左右劳动力需要转移。农村的种养业安排了一些，但数量有限。乡镇企业较少，安排不了。而城镇还有近20万青年待业，农民根本不能进去。我们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确定两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发展商品生产；二是动员能工巧匠到全国各地去做工或经商。于是，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很快就发展起来。金乡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标牌。宜山再生布、袜、帽，直至棉毯等，都家家户户生产。麻步的编织袋，从平原开始扩大到山区。塘下五金、标准件，梅头羊毛衫更是遍地开花。仙降各类鞋子从家庭、工场，形成总公司。柳市的低压电器从前店后厂，扩大到大半个区家庭生产。桥头的纽扣还从永嘉农村发展到青田的海口。
1978年，乐清柳市最先出现“前店后厂”，许多农民“洗脚上岸”，从事家庭工业生产
遍地开花的温州家庭工业
郑嘉顺的这个总结，至少讲了三个意思，一是发展家庭工业联户工业是地委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确定的；二是发展家庭工业联户工业是为了解决农村150万左右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三是讲了当时家庭工业遍地开花的八个地方。而郑嘉顺所讲的这八个地方，家庭工业的兴起，绝大多数都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同后来人们说的十大商品基地还有一些不一样。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郑嘉顺应是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来总结的。
郑嘉顺肯定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在于他有一个发展非农产业的思想。对农村要发展非农产业，郑嘉顺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到温州地区工作后，很快就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在1979年的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他就强调“农、工、副一定要结合”，要发展社队企业，还要发展商业等等。在一次地委工作会议上，他曾脱稿郑重地讲起了非农产业问题，说温州地区人多地少，土地人均不到5分田，难以维持农民的温饱生活，各地既要重视农业生产，也要重视非农产业，不能再“以粮为纲，其他都不讲”，粮食生产要一抓再抓，非农产业要一讲再讲。只要粮食生产能保证，农村各行各业都可以发展。越是劳动力多的地方越是要发展，越是包产到户早的地方越是要发展。
这可能不是郑嘉顺第一次讲非农产业，也不会是他唯一一次讲非农产业，但即使如此，肯定非农产业也是相当早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对温州第一阶段改革的回顾一文中，就曾专门有一个部分讲非农产业的发展，说温州“农村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的发展为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创造了条件，农村非农产业的大发展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条件”。回顾温州农村初期改革，把非农产业发展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在其他领导的文章里，那是很少见到的，就此也可窥见发展非农产业在郑嘉顺的心中之重，在温州的历史上之早。因为他有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强烈思想，因而他确定农村要发展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也就自然而然了。
郑嘉顺最早肯定家庭工业，是在一次下乡调查中。
时间：1979年。
郑嘉顺讲他和地委确定发展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虽然没有讲“确定”的具体时间，但还是可以推算清楚的。这个“确定”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底是1979年，还是1980年，还是1981年，暂时还没有找到正式的文件，但我想，至迟不会迟于1981年8月。因为，到了1981年8月，温州地区与原温州市就开始进行合并，温州地区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温州地委“确定”发展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时间，应在1981年8月之前。而“发展”先要“肯定”，“肯定”必定要早于“发展”。因此，郑嘉顺肯定温州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时间，更应是1981年8月份之前更早一些时间。即使把这个“肯定”和“发展”的时间都定格在1981年8月，那也是一个很早的时间。
其实，郑嘉顺肯定家庭工业比1981年8月早得多。这个我是从一位老领导那里得知的。我在温州日报工作时的领导和老师蔡育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长期在温州地区农办工作，1980年温州日报复刊后担任报社编委兼农村组组长，曾多次跟随郑嘉顺书记下乡调查研究，对郑嘉顺积极推动农村家庭工业一事颇多了解，曾对我说郑嘉顺是如何抓家庭工业的。他说郑嘉顺肯定家庭工业，是有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的。郑嘉顺曾说过，既然党的政策一直是允许农民可以有家庭副业，可以有家庭手工业，那么，允许农民可以有家庭工业，也应是题内之义。因为，家庭副业虽然通常都是讲家庭农副业，但从来没有人说过只限于农副业，也没有哪个文件上讲过只限于家庭农副业，因而也可以是家庭工副业；而家庭手工业去掉一个“手”字，不也就是“家庭工业”了？我们都说要为人民谋利益，家庭工业能给农民增加一些收入，这有什么不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蔡育麟说，郑嘉顺肯定家庭工业，就他所知，最早是1979年下半年，到瑞安县塘下区检查工作时说的，他看到塘下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从事家庭经营，他就明确地对当地领导说，家庭工业值得肯定，不能指责和否定。如果觉得还看不准，那就再看一段时间，默许它的存在和发展。只要不影响粮食生产，就要加以支持。可以说，郑嘉顺在温州走到哪里，都支持哪里的家庭工业。一是热情肯定各地农村出现的家庭工业，二是积极引导各级干部正确对待家庭工业，三是在相关的会议上倡导家庭工业。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不简单的。
郑嘉顺最早肯定专业市场，是在一次听取汇报后。
时间：1981年夏。
这年7月，郑嘉顺到平阳县调查研究，县领导向他汇报了宜山区出现了再生纺织品市场，请示应如何对待为好。郑嘉顺听后说先带我去看一看，是好是坏总要眼见为实啊。
当年的温州地区与当今的温州市不一样，地委工作就是领导各个县，地委领导也就常往县里跑，一年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趟，而不是只是坐在机关里。作为地委书记，郑嘉顺往农村里跑的次数比别人多，对农村的了解也比别人多，考虑问题更比别人唯实得多。对农村出现的专业市场，郑嘉顺早有所闻，这次到平阳，也就是想到实地看一看。他到了宜山区江山乡新河村一看，只见在几百米的河岸上，居然有两三个大小不一的市场，有专门经营再生腈纶纱的，有专门经营再生腈纶衣裤的，小船进进出出，人员来来往往，有当地人，有外地人，有本省各地来的，有外省各地来的，熙熙攘攘，好不热闹。郑嘉顺一看一问，回头就对陪同的县委书记、县长说，这样的专业市场好得好，不仅要越办越好，还要越办越大。如果温州农村每个县都有几个这样的专业市场，那农民富裕起来就快了。
宜山农村专业市场起步早发展快，有一个为人所不大知道的原因。1981年春天，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农委主任袁芳烈为包产到户问题，到宜山区调查时，听到区乡干部反映，宜山有几万台织布机，纺出来的再生布很多，供销社收购不了就停止收购了，可又不准农民自行买卖。因为当时国家政策规定，农村所有农副产品都只能由供销社统购包销，个人是不能贩卖的，否则就要按“投机倒把”罪处理。当地老百姓说，供销社不收购，个人又不让贩卖，我们岂不是又要讨饭了。虽然有人胆子比较大，自发闹了一个市场，但心里总是不踏实，生怕哪一天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给抓了。袁芳烈知道后当即表态说，从今天起，供销社能收购的收购，收购不了的就让老百姓自己去卖。袁芳烈的这个表态，顿时就解决了宜山发展再生腈纶纱布再生腈纶衣服的一个大问题，再生腈纶的专业市场也就应势而发，从自发到自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如果说袁芳烈是在关键时刻催生了宜山的农村专业市场，那么郑嘉顺就是宜山农村专业市场的及时肯定者。袁芳烈的催生放行是首功一件，郑嘉顺的肯定支持则是大功一件。当然，郑嘉顺所肯定的农村专业市场，并不只是宜山一地，凡是其他地方的农村专业市场，他也都同样肯定支持，时间恐怕还更早一些。
与此相一致，郑嘉顺还似是温州十大商品生产基地的最早肯定者，温州农村购销员和个体户的最早肯定者。如此等等，等等。
从1978年到1981年，郑嘉顺在温州地委工作三年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温州贯彻落实之期，也是温州农村改革破土起步之期，亦是温州模式逐步孕育之期。正因为有了一个思想甚为解放的地委领导，才使得温州农村改革在起步阶段，先人一步，快人一步，赢得了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先发优势。也正因为郑嘉顺的思想比较解放超前，温州农村改革早走了几步，个体经济发展快了几步，市场经济多了一些，因而直到1981年，温州仍然被认定为是一个“资本主义泛滥”之地，要来一个打击整顿才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温州改革的超前，反映了郑嘉顺改革思维的超前。不能因为当时地区领导班子中的问题而忘了郑嘉顺的改革之声，不能因为当时温州城市的问题而无视温州农村的改革之果，也不能以所谓“资本主义泛滥”等等之“乱”而否定温州市场经济正在艰难生发的改革之势，更不能因为地市合并而遗忘温州改革起步三年的改革之路。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的时候，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怀念为温州改革和温州模式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在温州改革初期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郑嘉顺，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温州模式初期的辛勤孕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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