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上半叶红学论评三百篇述略（之一）——《红楼梦稀见资料汇要》前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本世纪论文,前言论文,百篇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历史的进程已行将走到二十世纪的尽头，返身回顾本世纪上半叶的红学研究，由于有了半个世纪时间的间隔，这段距离足以使人变得比较从容、比较超脱，少了几分当事者的局促和偏狭，多了几分后来人的客观和包容。这是我们发愿汇编这样一部大型资料书的重要原因。同时也由于长期的积累，搜索和汇集了这一时期发表在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的红学论评约有五百余篇。这项收集和整理工作最早应上溯至二十多年前，即七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其第三辑即相当于本书所涵盖的时段，只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仅精选了三十三篇，而绝大部分摄制的胶卷沉睡于档案库中。至九十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在《红楼梦大辞典》完稿后曾有编辑《红楼梦汇要》（包括史汇、文汇、论汇）的设想，因人力物力不逮而搁置，其中“论汇”曾局部启动，到全国各大图书馆查阅、复印了数百篇资料，但一置多年亦未能利用。鉴于上述的渊源，我们感到将这一批资料加以汇集、整理、编辑、出版已不能再延宕了，否则，资料的流失和湮灭势所不免，而要重新再把散见于几十上百种报刊中的长文短论报头刊尾一一查找收集起来，其工作量和难度，将远远超过往昔。因此，为了使这项旷日持久的工作结出一个果实，更为了省却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检阅之劳和搜求之苦，我们编就这部《红楼梦稀见资料汇要》面世，相信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红学虽则远不如当代之“显”，但同样为人们关注和爱重。当时的人们对《红楼梦》的观感和见解自有其独特之处，作为一段历史是不可复现不能代替的；因而，不仅治红学学术史者应当了解，即便是普通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可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本书所涵括的时段已如上述，为本世纪上半叶，大体上自1911年至1949年。此前清代的《红楼梦》研究资料已由一粟所编《红楼梦卷》汇集，该书广搜精选，功力深湛，早已成为研红必备之书。我们这套资料上限力求与之衔接，下限则止于1949年。其次，本书所收作者不包括胡适、俞平伯等大家，原因是他们的论著已多次出版，广泛流行，不仅有《文存》、《全集》行世，而且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其红学论述已有专书出版，读者容易看到。周汝昌、吴恩裕（笔名负生）等名家有关曹雪芹生卒年及某些背景材料的考辨文字虽已见诸四十年代的报刊，由于他们在五十年代及其后有远为详备完整的专著和文集，已为读者所熟悉，故本书亦不再收录。再次，本书只收单篇文章，不拘长短，如果同一作者或不同作者的文章汇集成册，单行出版，则选收其当初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比方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和王昆仑（署名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是当时十分重要的红学专著，成书之前都曾在报刊上陆续刊出过。本书所收的《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红楼梦的世界》、《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红楼梦辨证的再认识》等文即为李著中的重要篇章。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影响更大，不仅在四十年代已结集成书，至八十年代更修订重版，考虑到此书当代读者较易得见，因仅收少量以为代表，另有太愚《红楼梦的语言》一篇不在《人物论》中，本书理所当然将其收入。此外，如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这一长篇论文，曾先发表在刊物上尔后又收入同名的一本文集中，则当然应在本书的收列范围之内。
作为一种资料书，保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编辑者所应遵循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从总体上说，我们采取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态度，不以学术观点、文化背景、政治倾向为取舍；在形式上也是数万字的长篇宏论和几百字的杂感补白兼收。就每一篇文章而言，以保持其原貌为整理的要求，仅作必要的文字标点处理，订正明显的舛讹，不加任何改动，并于文后注明其原载何处。现在本书所收录的一百余位作者的约三百篇文章，占到我们所及见的五百多篇的大部，未收入的除去上文说明的几位大家而言，数量已不多，况且其中有些是因旧时尤其是抗战时期报刊纸张印制皆差，实在无法看清楚而不得不舍弃。正因如此，我们这部资料书与其叫“选辑”不如名“汇要”也许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反映我们尽可能加大容量保存原貌的初衷。本世纪上半叶单本的红学著作很少，我们希望借助这里提供的散见于报刊上的几百篇文章，加上人们熟知的名家论著，得以大致复现这一时期《红楼梦》研究的真实面貌。
本书各篇以时间为序顺次编排，有的因报刊连载今加以集中，个别因性质相近小有调整，均不影响总的时间序列。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存真。
二
收入本书的三百篇文章如果试作一粗略的分类统计，大致是：短评杂感30篇，占百分之十；论文112篇，占百分之三十七， 其中综论约50篇，余者为人物论和艺术论；小考、评点及本事索隐90篇，占百分之三十；作者家世及版本含后四十回的探讨共24篇，占百分之八；序跋、书评及书话27篇，占百分之九；其他十六篇，占百分之五。当然，这样的分类不尽恰当，因为有的文章难以归类；统计也不可能精确，因为有的文章分割连载而成为很多篇。不过，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大致的印象，心中有“数”总比混沌一片来得清晰些，这组数字至少显示出人们的注意和兴趣的重点和趋向。
在当年，红学既无政治的干预也无商业的炒作，凭藉自身的魅力和价值风行于世、备受爱重。正如有的论者所描述概括的那样：“旧说部里面几部流传极广的书，当以《红楼梦》为首位了。此书受新旧学者一致推崇，读者群中包括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有大学教授，有左翼文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沉迷其中。近来研究红学之风，更盛极一时，西南联大既设红学讲座于前（主持者为刘典文教授），文学家王昆仑复出版专著于后（太愚著红楼梦人物论），皆极有成就。此外各报的副刊文字更时有登载，谈红学者不一其人，此因《红楼梦》这一部足以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佳作，太伟大了。书内有各种各样可供研究的资料，有各种各样发掘不尽的宝藏。好比名山大川，气象雄奇，风景瑰丽，随便从任何角度去考察俱有蕴蓄不尽的异彩奇光。”（注：习之《红学之派别》，载1948年6月14 日北京《新民报日刊》）的确，《红楼梦》犹如一块磁铁，在它周围形成了一个磁场，吸引了各色各样的人，而在读者群中，最迷恋、最投入，或者说是用心灵去感受、用生命去体验的，首先是青年。
无论是从二十年代初闻天的《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注：闻天《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载1921年7月12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还是三十年代姜亮夫的《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注：姜亮夫《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载1935年6 月上海《青年界》第八卷第一号），以及四十年代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师生的对话研讨（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学术座谈会纪事》、《水浒传与红楼梦》、《汪辟疆先生的意见》、《十大问题》，载1944年4 月重庆书局发行《中国文学》创刊号“艺文丛话”），都可以看出《红楼梦》在当时青年人心目中的位置。闻天的这篇评论劈头就问道“人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繁忙究竟为的是什么？”这是文艺家思想家一刻不能忘记的，《红楼梦》这一部书可说是著者“对于人生的经验，对于人生的观察和他所味到的人生的意义”，“其中精彩的地方，真是‘美不胜收’，但是最引起我们的注意、怀疑和悲哀底所在，就是林黛玉之天真和薛宝钗之虚伪！”他激赏林黛玉从心坎中流露出来的“全人格”的爱，“这种爱就是伊底生命，失了这种爱就失了伊底生命”；同时论及薛宝钗因为要适应机械无情的社会，“就不能不丧失了伊底天真”，“伊底虚伪是拿了伊底赤子之心去换来的。诸君，这代价大不大呢？”有感于年岁愈大入世愈深烦恼愈增，“赤子的眼光Childish view 不能不改为灰色的眼光grey view”的苦痛， 闻天喊出“为了人生”奋力保持“人的中心”的呼声，“人的中心就是我底真生命、就是我底标准、也就是我底宗教、我底爱！”，“我们情愿为了赤子之心受人家底欺骗”，“终算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全人类”。在文后的短跋中作者说写这篇读《红楼梦》的感想是受到宗白华法国来信的触动，他们都努力在这个苦闷罪恶的世界人生中保持自己的天真和赤子之心，并且提到“雁冰兄也有意见”要发表，《红楼梦》成了他们的共同话题。一九三五年，姜亮夫在一篇回顾自己从小的读书经历的短文中写道：“英雄派的小说，历史派小说，差不多都看过，然而还不曾真的‘入魔’。后来不知怎的，偶然间在书架上发现一部《红楼梦》，偶然的翻了几页，不料竟成了整个中学生时代的好伴侣。”“我曾为贾府绘了顶顶详细的世系图，为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们画过像，又费了若干力去想像一个大观园的图模。这时我最赏识的是宝钗探春史湘云三人，其次才是黛玉、宝玉，为钗探湘黛四人画了四张特别大的像，题了些歪诗，作了些详论四人的文章。葬花词不必说是读得滥熟，就是零零散散的诗词，也记得不少，也陪过黛玉落泪，也陪过宝玉相思，……”后来读到王静安的《红楼梦评论》才觉得自己作过的评论文字太幼稚，这里还有如许大的哲理！
再来看看本书所收1944年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一次学术座谈会纪实，论题是“《水浒传》与《红楼梦》”，教室内外拥挤着两三百人，在抗战时期一个停电的晚上凭借着烛光聚会，讨论十分热烈。主讲人李长之教授先就本题作半小时的讲演，声明是以客观的对人物并无爱憎的态度作一个分析，指出两者的背境不同、意识不同、创作的过程和美的观念不同。《水浒》是不满现状的反抗，写落魄江湖的亡命之徒；《红楼梦》则在现状中求享受，写温暖的家庭。“所以我常说夏天最好的读《水浒传》，因为它写得痛快；冬天最好读《红楼梦》，因为它写得温暖”。《水浒》是史诗、是壮美，《红楼梦》是抒情诗、是优美；《水浒》中男女间金钱高于一切，《红楼梦》则以感情为重心，宝黛是柏拉图式的恋爱；《水浒》是短篇小说的集合，《红楼梦》是长篇小说；等等。又举出了二者的相同点在于都有形而上的思想，都假定有两个世界；都是描写寂寞，热闹之中的寂寞；都是细腻的、伟大的作品。其时系主任汪辟疆先生赶来参加，为大家作了十多分钟的精彩讲话。之后与会者谈锋屡起，同学们有问难、有反驳，也有补充李先生见解的，往来论辩，至十点钟散会还有人不舍离去。同学们的讨论由整理者归纳为“十大问题”：一、《红楼梦》所写的，是个温暖的家庭吗？《红楼梦》作者的思想，是享受的吗？二、林黛玉和史湘云哪个可爱？三、妙玉到哪儿去了？四、薛宝钗是否可爱？五、《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伤心史吗？六、眼泪是感情的表现吗？七、《红楼梦》的结局，在艺术上的评价怎样？八、梁山泊和大观园在哪里？九、太虚幻境的意义何在？十、宝玉为什么一定要出家，难道当了和尚，就圆满的完了吗？（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学术座谈会纪事》、《水浒传与红楼梦》、《汪辟疆先生的意见》、《十大问题》，载1944年4 月重庆书局发行《中国文学》创刊号“艺文丛话”）其中有些问题如作者的思想、宝钗的评价、妙玉的去向、英雄泪和儿女泪等等的对答论辩，十分精彩，引来了大家的掌声和笑声，足以见出探讨的执着和气氛的活跃。
当我们翻看这些半个世纪以前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红楼梦》的感受见解之时，真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既新鲜又亲切。觉得亲切倒不单是因为许多熟悉的名字就是我们师长或师长的师长，而是他们竟然和我们有相类的感受和相同的问题；觉得新鲜是因为他们的所想所言，充溢着时代和个性的色彩，鲜活如生，而为今人所不曾经历不可重复。谁说《红楼梦》不是一棵常青树呢，围绕着她永远有古老而新鲜的话题，温故可以知新，追踪前人的轨迹我们又一次进入了《红楼梦》，领略了她那内在生命的脉动。
三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红学在清代本是文人学士的戏谑之称，其学术地位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新红学的创建。今天，人们对新红学奠基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以及其后的许多著作都相当熟悉，也深知他们对当时和以后红学发展的巨大影响；然而，对于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的研究与建树则知之不多，对各界人士的热心探讨和一得之见亦相对忽略。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红学是多元的，多彩的，也是相当开放的。
首先，对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不仅有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而且也有尖锐的批评和深入的探讨。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不论是短评还是研究性的长文，论及胡俞著作表示钦佩的自不在少数，如谓其是《红楼梦》有史以来的“前途转机”（注：刘大杰《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载1925年12月1 日《晨报》七周年增刊），“有伟大贡献”（注：梅生《红楼梦辨》，载1923年4月20 日上海《时事新报》），甚至说“这一件大功，值得凌烟阁上标名（注：哀梨《红学之点滴》，载1927年9月3日北京《世界日报》），足见新红学的成就和影响。同时，也很有一些论者不赞成自传说，对新红学考证方法的有效范围提出质疑，如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注：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载1925年2 月《学衡》第三十八期）就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黄文写道：“余尝细阅其文，觉其所以斥人者甚是，惟其积极之论端，则犹不免武断，且似适蹈王梦阮、蔡孑民附会之覆辙”。“胡君谓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著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礽朱竹垞等，暨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他认为胡适的结论和方法“大背于小说之原理”，而这才是黄文着意阐发的重点，也是胡适种种附会的“根本之蔽”所在，“概以一语，曰，以实际之人生绳《红楼》耳。夫《红楼》者，小说也。”作者从小说的特性出发，论证《红楼》所表现之人生与实际人生迥然不同，指出：一、《红楼》为已经剪裁之人生；二、《红楼》为超时空性之人生；三、《红楼》为契合名理之人生；四、《红楼》为已经渲染之人生。“是则《红楼》一书之所叙述，殆断不能以实际人生相绳”。“居今日而读《红楼》，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如黛为人之卒失败，如钗为人之终成功等。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然即欲考证，亦只能限于著者本子二问题。问著者为谁何？生何年？卒何时？家世何若？成此书何日？出版何年？本子有几？优劣何若？审慎其结论，缺其所不知，以备文学史家之采择，而便读此书者得选善本而申感谢此大著者之意。外此，即非考证范围，即不容有所附会。”另一位署名怡墅的作者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在比较研究了各家关于《红楼梦》的解释之后，得出了以下几条：一、小说非历史；二、历史小说亦非历史；三、小说除“闻见悉所亲历”以外，须加以艺术上的锻炼，四、小说在“闻见悉的亲历”以外，更须有想像力；五、《红楼梦》经不起考证。它既非信史，那就只能“考”而不能“证”了。这位论者赞赏俞平伯的话：“总之，再炼，再调和，一切创造皆是新生，而非重现。曹雪芹以其生平之经验为材料尚可，以为即其生活之纪实则不可。”（按：原文未注出处，似来自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取其意。）他认为胡适的批评蔡元培“不免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结论是，“要了解《红楼梦》只有一要路：就是去读《红楼梦》！”（注：怡墅《各家关于红楼梦之解释的比较和批评》，载1928年10月29日《南开双周》第二卷第三期）
以小说的观点来看待《红楼梦》、重视其文学价值的论述还可以举出很多，大体上都是觉得学究气太重的研究无益于领略《红楼梦》的旨趣，人们之所以喜读《红楼梦》是因为作家打破了旧说部的惯例合于现代的文学原理，而“文学上之价值虽放诸四海通诸六合而不变者也，纵考据家论断精确亦足大贬本书之价值耳。”（注：汝衡《红楼梦新评》，连载于1922年6月30日、7月3日、7月4日、7月5日、7月6日、7月7 日、7 月8 日上海《时报》“小说观”专栏）更有的为了强调文学价值而趋向极端，谓“其历史的价值，可说是等于零”（注：吴俊升《我读红楼梦的见解》，载1922年3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所有这些， 都说明即使在新红学风行的时代，仍有各种持相异以至对立的观点，相互论辩，彼此补充，呈现一种率意而谈，颇为生动的局面。
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红学的学术视野相对宽阔，不拘囿于新红学的家数或与之论辩的套路，人们各各从自身所处的地位和所具的学养出发来认识《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由于时代所赐、风气所及，有的学者往往是在世界的范围内，把《红楼梦》置于同外国小说的比较中，来认识其价值、评说其短长的。吴宓就是很突出的一位，四十年代当他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回顾自己的《红楼梦》研究时写道：“宓关于此书，曾作文二篇。一曰《红楼梦新谈》，系民国八年（1919年）春，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演说。其稿后登上海民心周报第一卷十七、十八期。当宓作此演说时，初识陈寅恪先生（时在哈佛同学）才旬日。宓演说后，承寅恪即晚作“红楼梦新谈题辞”一诗见赠，云：‘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原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此诗第四句，盖勖宓成为小说家，宓亦早有撰作小说之志，今恐无成，有负知友期望多矣”！（注：吴宓《石头记评赞》，载1942年11月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十一期）吴宓作为早期的中国留美学生，在异国他乡以《红楼梦》为题作演说本身就是红学史上值得记取的一件事；而陈寅恪作为同学知友，题诗相赠，更为红坛学林留下一段佳话。这篇演辞亦即嗣后刊登在《民心周报》上的《红楼梦新谈》。该文开头第一段便写道：“《石头记》（俗称《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英文小说中，
惟
W. M.ThacKeray之《The New comes》最为近之。自吾读西国小说而益重《石头记》。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盖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细征详考，当知其然也。”（注：吴宓《红楼梦新谈》，载1920年3月27日、4月3 日上海《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十八期）以下即以其在哈佛修习之小说理论，对《红楼梦》加以论析。吴宓的另一篇文章为《石头记评赞》，1939年作于昆明，原稿系英文（A Praise of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后撮译其要点，发表在1942年桂林的《旅行杂志》上。该刊在篇前的编者按中说：“此篇由中西比较文学之观点，评定《红楼梦》一书之文学价值并阐发该书之优点，读者自必感觉兴趣。书中的事迹与理想，经作者详为分析，且多用图表，帮助读者不少；篇中小说与艺术理论的指示，抵得一部文艺论，其功更不限于文艺批评而已。”（注：吴宓《石头记评赞》，载1942年11月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十一期）《评赞》之作上距《新谈》已二十年，在“以西洋小说法程规律，按之石头记，莫不暗合”这一点上一脉相承，其贯通中西、融会而出已见，则更进一步。他认为“石头记为中国文明最真最美而最完备之表现，其书乃真正中国之文化、生活、社会、各部各类之整全的缩影，既美且富，既真且详。”其叙述主人公灵魂的历程，“可与柏拉图筵话篇，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新生及神曲，歌德威廉麦斯特传比较。又可与卢梭忏悔录及富兰克林自传反比”。文中更以《石头记》与西万提司之《吉诃德先生传》比较，指出《吉诃德先生传》乃最佳之骑士游侠小说，此书一出，“西班牙盛行已久之千百种骑士游侠小说，竟无人读，一扫而空”；而《石头记》乃最佳之才子佳人小说，《石头记》出，“旧日之才子佳人小说弹词，降为第二三流，有识者亦不爱读之矣”。由此见出《石头记》的影响和地位。此外，本文专有一节叙及《石头记》早年的诸种译本（英文、德文、法文）和以《石头记》作成学位论文的法国巴黎大学里昂大学诸君的情况，特别推重李辰冬的著作。这些史实和见解，都值得重视。
以中西比较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红楼梦》自然不止吴宓一人，当时学兼中西又熟悉《红楼梦》的人几乎都有这方面的心得。他们往往是在读了大量西方小说之后，返观红楼，愈觉其佳妙；或是在学得了西方文学理论后，按之于红楼，无往而不合榫。如汝衡在《红楼梦新评》中也说过，“《红楼梦》为最佳之写实派小说，其体大思精，虽西洋小说，亦罕有其匹”（注：汝衡《红楼梦新评》，连载于1922年6月30日、7月3日、7月4日、7月5日、7月6日、7月7日、7月8日上海《时报》“小说观”专栏）；上举黄乃秋文所据之小说原理亦来自西方文论。这在西学东渐、新知纷呈的文化背景下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不单是西洋，东洋的理论来得更切近，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便是某些论者乐于据引的文艺论，有一位作者大段征引了该书第三篇“文艺上根本问题的考察”来批驳道学家对《红楼梦》的曲解，说明“艺术的道德不道德，卑下不卑下，不在情节，乃在精神。”（注：平沙《知识与“红楼”》，载1924年4 月2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红楼梦》作为言情小说，情、爱、性，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从现代心理学、性学的观点来阐释正是一种新的尝试。二十年代末在上海出版的《情化》杂志创刊号上登载了竞生的论文，提出胡适的科学方法只是第一步的成功，“名著如《红楼梦》，不是用科学方法所能得到其精湛之所在的。因为科学方法重在返本探原，而将万绪变化的神情归纳为简单无味的逻辑”。因此他倡言“创造的方法”，“这不是玄学的渺茫，而是有规则与条理的，它与科学方法不同处，它不仅重视客观，而且兼及主观。这个‘创造的方法’，每为‘心理分析家’所取用，因为研究人类的心灵，非用创造的方法不可。”他认为林黛玉忧郁哭泣近于变态的性格，有其病理上的根据，也与性的不满足有关。（注：兢生《红楼梦林黛玉的哭》， 载1928年5月1日上海美的书店发行《情化》第一卷创刊号）由此可以明显看到弗罗伊德学说的影响。不论张竞生的此种分析是否合于《红楼梦》创作的实际，仍不失为一种严肃的学理上的探讨。与张文差不多同时，刘大杰发表了《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文章从人们对郁达夫小说的否定性批评谈起，指出“这些没有艺术的眼光，就来批评人家作品的话，不仅可以不答辩，简直可以把它当做耳边的风声，因为他们不懂一件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是超乎善恶道德的，读一件作品，应该欣赏这件作品的艺术，并不是分析这件作品中的道德成分。他们因为错认了批评的根本问题，所以得了这些偏见的结论”。“《红楼梦》里面描写性欲的文字，真是多极了，比郁先生的描写还要深刻的地方，实在是不少呢！不过我们读《红楼梦》，是拿艺术的眼光来欣赏的，所以那些地方，我们只觉得他的描写的深刻，总不至于说他是淫秽的写实。”（注：刘大杰《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载1929年2 月《文学论集》）正如沈雁冰所说“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被视作不道德，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注：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载1927年6 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卫道的先生们一方面指斥《红楼梦》为“诲淫”之作，另方面又以畸形的心理津津于性的描写。刘大杰此文从正面揭破卫道士虚伪的假面，以纯正的艺术家的眼光来鉴赏和肯定红楼梦中有关性欲描写的文学价值。在长期封闭的、性教育和美育都十分欠缺的中国社会文化氛围中，刘文显示出一种难得的开放心态和艺术眼光。
引进新的观念和方法，为《红楼梦》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也不免存在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现象，此种倾向也被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并有所警示。比如熊润桐在《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一文中有这样的话：“近来文学批评界里面，许多人很喜欢拿西洋文学中的什么主义，去贴在《红楼梦》的面上，他们有的以为《红楼梦》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有的以为《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这两个判断，彼此是很相反的，究竟谁是谁非？在我看来，他们大家都是武断，都有同样的谬误。他们祗见得《红楼梦》的一部分，并不曾把《红楼梦》的全体观察清楚，便拿了他们自己平日所嗜好的某一种主义的招牌，随便加在《红楼梦》上！”这位论者认为《红楼梦》的精神是彻头彻尾东方的，和西欧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红楼梦》自身有独立的价值”，何必“不远千里的从西洋借那些动人耳目的主义，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标榜。”（注：熊润桐《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载1924年12月1 日《革新》第一卷第六期）历史不会重复，却可能有惊人的相似。这种提示不仅在当年足以清醒人的头脑，即在今天又何尝不是有益的箴言。
四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红学既然呈现出多元的、开放的局面；那么，对于晚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样重要的著作，也不致冷落。在这点上，今人似乎有个错觉，认为像《红楼梦评论》这样首次系统阐发《红楼梦》的哲学和美学价值的专论，在以后很长的时期里，反应寂寞，几成绝响。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我们看到，在本世纪上半叶的红学论评中，不乏提到《红楼梦评论》并给以崇高评价和积极响应的文章。
二十年代发表在《清华文艺》上署名涛每的《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就是一篇对王著进行全面介绍和充分评价的文章。该文写道：“《红楼梦》一书为中国小说界空前未有之著作，历来研究批评者非常之多，或从文艺方面，或从影事方面，或从考据方面；然皆流于穿凿，蔽于一端，见其偏而不能见其全，务于小而失其大；因为研究者立足点不高，故不能赏识原书真正伟大之价值。近读王国维先生以前所著之《红楼梦评论》一文，其见地之高，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王先生这一篇评论过人的地方，就是他观察立足点很高，所以能够看见常人所看不见的地方。他对于宇宙人生美术有精到的见解，所以能阐明别人所不能阐明的哲理。”（注：涛每《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载1925年10月《清华文艺》第一卷第二期）又如三十年代《红楼梦杂话》一文亦屡屡引述王国维的议论，据以发挥，“王氏的《红楼梦评论》中又说，此书中壮美的部分，较优美的部分多。本来艺术作品的目的，不在给予我们以道德的教训，而在赋予我们以最淳澈的美感。我们读一种作品，不应该理智地计较其思想的是非得失，而应该直觉地享受其审美的愉快。哥德的作品是这样，易卜生的作品也是这样，曹雪芹的作品又何尝不是这样。王氏之读《红楼梦》自始至终不曾以功利的眼光去计较其思想之是非得失，而只是彻头彻尾的欣赏其悲哀的壮美。”（注：红瓣《红楼梦杂话》，载1938年7月30、31 日天津《庸报》）又有《红楼梦之思想》（注：王家棫《红楼梦之思想》，载1933年11月10日上海《光华大学》第二卷第三期）一文，谓人生痛苦无常，亦以王国维之言为善。这些论者都能体察王著的精神，道出其超越之处和精华所在，《清华文艺》上的一篇更能见出王著的缺陷，足见其非同庸常的学术水准。这位作者认为，“王先生评《红楼梦》之根本观察点，盖发源于叔本华之哲学思想。然而《红楼梦》作者与叔本华二人之所见是否能相合至如此程度，吾人不能无疑？予终觉根据一家言以看他家，终不免有戴起颜色的眼镜看物之危险，因所引证无论如何精密，总脱不过作者之成见，而其他不合其成见者，容易忽视过去……此实东西学术接触时作学者所应万分留意者也。”“故以叔本华之学说看《红楼梦》，不如就《红楼梦》看《红楼梦》”。应当说这是很中肯的见解，有助于人们全面地理解《红楼梦评论》，也有益于“东西学术接触时”学者保持客观的态度。
四十年代之初有两篇出于同一作者的文章，即《叔本华与红楼梦》（注：陈铨《叔本华与红楼梦》，载1940年7 月昆明《今日评论》第四卷二期）、《尼采与红楼梦》（注：陈铨《尼采与红楼梦》，载1941年11月昆明《当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显然是直接受到王国维论著的影响而写的。这位作者回忆二十年前还在清华作中学生时得读《红楼梦评论》，因了里面“许多精透的见解，当时我爱不释手，叔本华和曹雪芹的悲观思想，充满了我的心灵”；今虽时过境迁，此文“始终是第一篇影响我思想的文章”，“像静庵先生那样有见识的文艺批评家，还寥若晨星”。他认为叔本华和曹雪芹的思想，同一源泉，就是解脱，就是对生存意志永远的清除；而男女之欲是生存意志生命延续的伟大表现，故必须压制寂灭之，因而“林黛玉在艺术上不能不死”，以完成贾宝玉解脱的程序。至于尼采，后期反对叔本华哲学最激烈，其人生态度和曹雪芹也极端相反。因而“研究叔本华，我们只能解释《红楼梦》；研究尼采，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批评《红楼梦》。根据叔本华来看《红楼梦》，我们只觉得曹雪芹的‘是’；根据尼采来看《红楼梦》，我们就可以觉得曹雪芹的‘非’。”作者认为尼采痛恨悲观主义，主张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虽偏激，但进取，是现代中华民族的对症良药。在这里作者多少有些借题发挥，其论及《红楼梦》的地方并无超出王国维之处。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这样一篇文章。在标题和行文中并没有提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而在精神气脉上却与之贯通，那就是牟宗三所撰题为《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的长文，约有二万字，牟宗三认为红学的考证虽较合理，究竟与文学批评不可同日而语；作家们对描写技术与结构穿插的赞叹也只是一种赏鉴，很少涉及作品表现的人生见地，“中国历来没有文学批评，只有文学的鉴赏或品题”。“在《红楼梦》，那可说而未经人说的就是那悲剧之演成。这个问题就是人生见地问题，也就是支持那部名作的思想主干问题”。那么，悲剧为什么演成呢？不是善恶之攻伐，是由于“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上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发于情，尽于义，求仁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可见其悲剧观念同王国维十分近似，而且他们都是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充分评价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的悲剧性质，“后者正同释伽牟尼一样，都是以悲止悲，去痛引痛”。故“宝玉出家一幕，其惨远胜于黛玉之死”，他要解脱此无常，其狠与冷并非是恶，吾人何所饶恕？“惟如此无可恕无所恕之狠与冷，始为天下之至悲。”（注：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载1935年12月15日、1936年1月15 日《文哲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第四期）
此外，从哲学意义和时代思潮来解析《红楼梦》的文章还可举出一些，如熊润桐《八十回红楼梦里一个重要的思想》（注：熊润桐《八十回红楼梦里一个重要的思想》，载1923年4 月上海《革新》第一卷第四期）、王树槐《谈谈〈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注：王树槐《谈谈〈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载1947年9月30 日《文化先锋》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陈觉玄《红楼梦试论》（注：陈觉玄《〈红楼梦〉试论》，载1948年4月15日《文讯》第八卷第四期）等。 熊文以“因空见色”四句偈语为《红楼梦》的纲领，用“灵与肉”的冲突加以解析，谓“空”与“灵”相当，“色”与“肉”相当。偈语的前两句是《红楼梦》的正面，后两句是背面，风月宝鉴的正反之诫一段话“简直就是一篇读《红楼梦》的方法论；就是教人研究《红楼梦》应该钻入他正面所写着的肉的生活里，去领会他前面所藏着的灵的神秘！”他悟出曹雪芹解决灵肉冲突的方法是与朱熹、周敦颐大异其趣的，从而劝告青年不要做一个“以灵制肉”的道学家。王文谓“《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据我看来，统言之，便是求人性的充分发挥。”其要点一是“忘己为人”的精神；二是“超越现实”的精神；三是“解脱罪恶”的精神，求取心灵的解放。陈觉玄所撰为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其核心在于提出贾宝玉这个人物的“体情遂欲”的新人性论在文艺中的反映，并结合作品列举了“新人”八个方面的特征。“新人”形象的哲学依据是清初启蒙思潮中的新型人性理论，“其特征就是人们自我之醒觉与发见，强调人类性去反抗封建的传统，对抗中世纪礼教的人生观，把人性从礼教中解放出来。”“新人”形象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因为都市商业经济成长的结果，便有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抬头，对于旧社会制度由不满而生怀疑，甚至予以否定，这是新兴市民意识表现的自然姿态，他们便需要能够表现自我理想的新文艺之产生了”。这一篇文章似乎是最早提出“市民说”而过去却被忽略了。
上述诸文前一篇发表于二十年代初，后两篇发表于四十年代末，合同本文前面述及的一系列相关篇章，尽管见解各异、深浅不同，但可以得出这样的总体印象，这一时期对于《红楼梦》意蕴旨趣较深层次的探求，始终没有停歇过。
五
在探讨《红楼梦》哲学和美价值的同时，人们并未怠慢了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份内”的多方面成就，诸如文学观念、艺术结构、人物塑造、文学语言等等。作品的总体价值和艺术机体的每一个方面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前文所说的“多元”也体现在文学范畴内研究角度和层次的多样性。
其实，在本文第三节所叙的那些不以史传观点而以小说的观点看待《红楼梦》的评说中，和以西洋文学原理来衡估《红楼梦》的论述中，就已经包含着对曹雪芹小说观和文学观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国旧说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观念。这里，可以再举出较晚的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注：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载 1943年8月15日《东方杂志》（重庆）第三十九卷第十一号）和关懿娟《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注：关懿娟《〈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载1945年1月1日《华声》半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二文来对这一问题作些补充和归纳。高语罕举出四点来把握作者的文学观：一、它是写实主义的；二、它反对无病呻吟；三、它注重创造；四、它重视卓越的描写技术。文章对各点均依据小说作了申述，结语谓：“由此看来，《红楼梦》（指前八十回）的作者的文学观点是如何的伟大，是如何的革命：由此，始可与读《红楼梦》！”关懿娟的文章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曹雪芹先生替我们完成了一个和平的文学革命”，文中以西班牙的骑士文学作比，借用拜论的话，“西万提斯一笔杀死了骑士行事”，意即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出来后，那班靠骑士文学讨饭吃的作家，自觉没趣，不敢再作。至于《红楼梦》底作者，“比‘吉诃德爷’的作者厚道得多，他不用讥讽，也无需嘲笑；开宗明义，便堂堂正正的假借石头答空空道人的话说出来”。“即使作者不说这段话，自其全书观之，我们也能明白：这本《红楼梦》，不但与前代千百本平庸的小说有别，且是一本有意挥去那业经发霉的才子佳人思想的书。”《红楼梦》的章回仅具形式，“它的本质和内容，已非章回体所能规范得住了”。“作者之成功，就在他有眼光，有勇气，摆脱俗套，把这书做成一本无可挽救的大悲剧。”总之，《红楼梦》为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为中国文学史立下一方界石”。这类论述大体上揭示了曹雪芹的文艺观，给《红楼梦》在文学史上定了位。与此相关还有一篇《红楼梦林黛玉论诗》（注：刘梦秋《〈红楼梦〉林黛玉论诗》，载1946年4月1日《东方杂志》（重庆）第四十二卷第七号）的文章，实际上也折射出了曹雪芹的诗词修养和理论观念。
下面来看艺术结构，这方面专文不多，有一篇《红楼梦之结构》，谓小说之结构指情节及布置情节之方法。该文大段征引日本盐谷温氏的《中国小说概论》复述情节尔后论曰，“至于《红楼梦》之布置情节也，则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不紊不乱，如线穿珠，如珠走盘，可谓我国小说中仅有之作。”（注：王家棫《红楼梦之结构》，载1933年11月25日上海《光华大学》第二卷第四期）在其他综论《红楼梦》的文章中也常常涉及这一方面，如说“其全体之结构，甚似欧洲中世之峨特式教堂，宏丽、整严、细密、精巧，无一小处非匠心布置，而全体则能引读者之精神之至上崇高之域，窥见人生之真象与其中无穷之奇美。”（注：吴宓《石头记评赞》，载1942年11月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十一期）而最为人称道、被人引用最多的当数李辰冬的论《红楼梦》结构。他在《〈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这篇论文的第一节就是专门讨论结构的，他写道“读《红楼梦》的人，因其结构的周密，与其错综的繁杂，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后左右，波涛澎湃；而且前起后拥，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于何地，止于何时，使我们兴茫茫沧海无边无际之叹。”他以张道士提亲引起的宝黛风波和宝玉挨打这两段故事作例，让人们注意海水怎样地涨潮，许多小浪怎样地摧动，潮退以后又怎样化为无数小浪，起伏相继，余波未尽。他以中外名著如《西游》、《水浒》、《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等作比，认为无一可及。在这些作品中“选文的人，很容易选一篇自有起讫的文章；至于《红楼梦》则不然，如果选了一段精彩的文字，往往令人莫名其妙，因为他的起，已在前数回中伏下，他的落，到后数回中还有余波。”只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和曹雪芹一样，“没一点结构的痕迹”。曹雪芹“不像巴尔札克用尽精力，去驾御这五十匹马，让人家喝彩。他对他的人物，一点显不出故意驾御的神色，好像海洋对于波涛一样，任其澎湃泛滥，一点也不约束，一点也不领导，然而个个波浪，没不是连结的，个个波浪，没不是相关的。“总之，《红楼梦》固以贾宝玉为主人翁，但叙事不一定全以他为中枢……然均以宝玉为证。以结构而论，没有与《红楼梦》可比的。”（注：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载1934年11月26日、12月2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四十七、 四十八期）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本为他1934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至1942年在国内正中书局出版。该书“以文学的立场，把小说当做专书来研究”，“是破天荒的创举”（注：雅兴《红楼梦研究》（书评），载1942年8月30日《文讯》第三卷第二期）， 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一年内出至六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书中的各个篇章，在出版之前曾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上文所引《（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即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篇，应能代表此期《红楼梦》艺术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水准。
《红楼梦》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个热门话题，不仅学者作家关注，更为广大读者乐于谈论。作为研究者，上举李辰冬文章中即有一节专谈人物描写，他还另有一篇《〈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在北平《晨报》连载，（注：李辰冬《〈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载1935年5月24日、28日、30日《北平晨报》“北晨学园”第八一四、八一五、 八一六号）分别论析宝、黛、钗、凤、雨村及薛蟠诸人。作家端木蕻良在《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中称“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说里，我最爱红楼梦”，喜欢书中传写人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生动手法，从对照反衬中显出各人面目的高明技巧，以及深入人物心灵的本领。（注：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载1942年6月20 日桂林《文学报》第一号）至于见诸报端的各方人士的人物评论，时有一得之见和独到之处，如说红楼姐妹中最重要之三人，分得真（湘云）、善（宝钗）、美（黛玉）三字；（注：绪《宝钗、黛玉、湘云》，载1944年9月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如说贾政并非一味责骂宝玉，也有亲子之爱的流露；（注：仁《亲子之爱》，载1947年3月30 日汉口《星报周刊》第三十二期）如说全书人物独贾母能幽默，以其阅世深、有胸襟，加上聪明、闲暇，于是幽默出矣；（注：绪《红楼梦发微·幽默》，载 1944年5月13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等等。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宝、黛、钗三者及相互关系。暨大校刊的“学生之页”上有篇读红文章说黛玉值得怜爱，宝钗值得敬爱，《红楼梦》的主题决不是薛林争逐宝玉，“不能说宝钗是最标准的妻子，就一定要嫁给贾宝玉，宝玉又何尝是最标准的丈夫呢？宝玉、黛玉才是天生的一对”（注：戴潮声《读红楼梦记》，戴1943年5月15 日《暨大校刊》第一期）另有一位作者在《幸福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重读红楼梦》说，“宝玉和黛玉的结合，照理是可能的，虽然这结合不一定会美满，但它可以创造一种生之奇迹，一种超越生命的幸福，这幸福也许短暂，它的形成已经预示了它的毁灭”。“黛玉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谢了！宝玉却像一朵云，没入那虚渺的太空……”（注：谢紫《重读红楼梦》，载1947年9月25 日《幸福世界》第一卷第十一期）虽然人们的同情常在林黛玉这一边，但赞美薛宝钗性格并给以高度评价的，并不少见，《曾国藩与薛宝钗》一文可堪代表。该文作者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胡适与鲁迅对举、曾国藩与左宗棠对举，进而引述了红楼梦中一系列薛林对照的故事，归结道：“总之林若无薛，其可爱处不显；薛若无林，其可贵处不见。我意黛玉若是男子，必是左宗棠，都是眼高心大一流人物。……宝钗若是男子，必又是一个曾国藩。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前谓友人拟为曾薛做媒，此似嬉言，实则不是；如果世间人人之妻规夫以曾，人人之夫期妻以薛，人我之间确可免去不少无谓争执。须知曾薛型所代表者乃是人与人间关系之最高理想”。（注：实斋《曾国藩与薛宝钗》，载1943年11月上海《天地》第二期）不过更多的读者在佩服宝钗出将入相的才华和道学修养的渊深之余，还是把票投给了以生命殉情爱的林黛玉，“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拥黛派”（注：蛟兄《论宝钗》，载1947年5月4日、11日、25日汉口《星报》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期）。薛林的话题，确是永恒的。
这一时期所有关于人物的评论中，见解最深刻、分析最透彻、文笔最优美、影响也最深远的要数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自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在《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刊出了一系列《红楼梦》人物主要是女性人物的评论，依次为袭人、晴雯、探春、鸳鸯、司棋、尤三姐、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凤姐、可卿、湘云、宝钗、黛玉、贾宝玉等，于1948年结集成《红楼梦人物论》，共收文章十九篇，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印行。正如当时的一些书评所说，“太愚先生的近著，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完整的文艺批评”、“作者是一位有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造诣的人，他运用了史的唯物论的方法和他那修养有素的如花妙笔，把这部若干年来被模糊、被歪曲、被割裂、被一知半解红楼梦，正本清源完完全全地提示给读者了”。他“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剖析作品中的人物，并且告诉我们怎样去探索作者的灵魂。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了解过去的人物，而且教我们怎样去认识自己身边周围的人物。”（注：明沙《〈红楼梦人物论〉读后》，载1948年4月1日《现代妇女》“儿童节特辑”）《红楼梦人物论》在八十年代重又修订再版，当代读者易于看到，故本书仅收一篇作为代表。
关于语言，研究的专文不多，王潢《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有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中国语言的成熟，有赖于曹雪芹”，作家“不仅是语言的挖掘者，还是语言的创造者”，《红楼梦》是“中国语言的宝库”。（注：王璜《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载1944年7 月15日《东方杂志》第四卷第十三号）计开在《红楼梦的对话》中则谓小说的叙述描写死板，人物由对话而“起死回生”。（注：计开《红楼梦的对话》，载1942年8 月桂林《文学批评》创刊号）太愚复有一篇《红楼梦的语言》（注：太愚《红楼的语言》，载1947年9月10 日上海《国文月刊》五十九期），当然不在“人物论”之列，现收入本书。此外，在不少长篇综论中多有论及语言的，如说《石头记》为中国文之最美者，“纯粹、灵活、和雅、圆润，切近实事而不粗俗，传达精神而不高古”。又能恰合每一人物之身分性格，纤悉至当；更具备中国各体各家文章之美于一人一书。（注：吴宓《石头记评赞》，载1942年11月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十一期）有的短文专对《红楼梦》中的“早晚”、“驳回”等用语加以辨析探讨，（注：浪漫书生《红楼梦中之“驳回”》，载1931年5月16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高寿庵《红楼梦中的“早晚”》，载1933年5月27 日北京《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八十七期）是很切实具体的语言研究。
《红楼梦》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除去前文述及的在中西文的坐标中观照外，也偶见《红楼梦》与《子夜》、《红楼梦》与《茶花女》一类题目（注：萍生《“红楼”与“子夜”》载1933年5月22日、23日、24日、25日北平《华北日报》副叶；郭云浦《〈子夜〉与〈红楼梦〉》，载1935年11月上海《青年界》第八卷第四号；英之《〈茶花女〉与〈红楼梦〉》，载1928年8月3日天津《泰晤士报》“快哉亭”）。较多的还是《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比较，如《水浒传》，本文第二节曾涉及，还有一位论者比较阅读二书之感受：一个是“快读”一个是“细绎”。一个是橄榄，一个是雪梨。正如春兰秋菊，各极一时，同样动人。若说耐读，则红楼到处可以流连；而水浒利落，大刀阔斧，一览无余。“我情愿吃那橄榄的亦苦亦甘，暂不吃这雪梨的又脆又甜！”（注：竹心《〈石头记〉与〈水浒传〉》，载1926年11月21日北京《世界日报》“说书摊”）可谓形象真切，道出个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