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官僚制的现代化道路——韩国发展经验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官僚论文,道路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学术界在韩国经济成功原因的探讨中，一种观点偏于从政府方面考虑问题，强调国家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却否定政府的作用，简单地断定即使没有国家干预韩国经济也会成功。本文则认为：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同企业相结合的一种特殊体制；韩国走的是一条集权官僚制的现代化道路，即利用改造了的集权官僚政治构架推动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把国家的干预同市场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一.集权官僚制政治传统的障碍
虽然韩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但它的现代化却起步很晚。李朝朝鲜被认为是“比中国还典范的儒教国家”①。李朝中央政府利用一层压一层的宝塔式集权官僚构架紧紧控制住社会，土地资源，前现代手工业、矿业以及商业，都为官府所垄断或严格控制。上个世纪面临西方冲击时，中央政府因内部权力斗争而形不成坚定的革新图强意志，1876年“开国”后仍一直是搞官办现代企业，企图不触动现存制度而得到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实力；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密政治控制和经济统制，社会力量极度虚弱，地方上对西方的冲击也作不出积极的反应，甚至连中国清末那样的“洋务运动”也没有。因而，许多研究者把朝鲜现代发展的起步时间划定在日本殖民统治（1910-1945年）的初期。日本人废除了由政府垄断一切的集权官僚制经济体制，把以国家推动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明治模式强行搬到朝鲜半岛，朝鲜在日治时期经历了工业GNP年增长率平均为15%的高速经济增长。②但是，殖民化毕竟不是现代化。朝鲜在此时的发展动力来自日本人的强制和日本移民的替代，而不是根源于自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并且，韩国仅是朝鲜半岛38°线以南的一部分，在日治时期是比较落后的轻工业和农业区。1945年日本投降，1948年8月美国扶植李承晚政府成立，朝鲜半岛正式发裂为两个国家。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给南北双方的经济都造成巨大破坏。所以，准确地说，韩国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自主现代化进程，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才全面开始。
50年代，韩国采取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即引进外国技术，生产国内所需的非耐用消费品，以替代进口。这一战略是在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之下推行的，世界冷战格局为韩国提供了优越的依附发展条件。从1951年到1960年，美国共给予韩国经济援助近24亿美元。在美国的援助下，50年代的轻工业进口替代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纺织品、食品加工、化肥工业发展较快。到50年代末，棉织品、白糖、棉丝达到100%自给。85%的水泥、77%的新闻纸达到自给；并且，50年代出现了一批工厂、企业家，培养了技术工人，为60年代“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奠定的重要的基础。
尽管如此，韩国在50年代的经济建设是失败的。同周围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在50年代的发展速度最慢。1953-1962年，韩国国民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仅3.7%，而同期台湾为7.0%，泰国为5.1%、菲律宾为5.4%。并且，由于韩国50年代人口增长率高达4‰，其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仅为0.7%③。
韩国50年代发展缓慢有各种客观原因，比如朝鲜战争的破坏、人口稠密、矿山森林资源缺乏等。但主要原因则是制度上的障碍。
李承晚政府不重视经济发展。虽然二战出现大规模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但是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把精力集中在经济目标上。李承晚似乎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即南北统一的问题。1953年朝鲜停战后，李承晚仍不停地叫嚣武力“北伐”、“统一”。其实，李承晚最清楚美国决不会再次帮他攻打朝鲜北方。在“爱国主义”、“统一”等堂而皇之的口号的掩盖下，李承晚自由党同反对党民主党陷入无休止的权力争夺。朝鲜战争后，到处是创伤和饥俄，但李承晚政府对经济恢复无任何长期构想，一切都按照美国内森专家小组设计的援助方案进行。而“内森计划”强调发展轻工业、开发出口产品、把韩国经济结合进世界市场、韩日关系正常化等内容，同李承晚发展重工业以便“北伐”的想法、闭关自守的观念、反日情绪都一一相抵触。所以，李承晚不仅不配合它的实施，反而暗中设置障碍。例如，美援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抑制朝鲜战争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而李承晚政府一直在暗中搞通货膨胀以聚集资金，聚集上来的钱又被官员们贪污、挥霍浪费掉，或用作军费开支。1954-1957年，美国在韩国一批搞了51个新的工业项目，但是李承晚政府看不起这些项目，不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结果使这些项目有的迟迟不能完工，有的未能充分地发挥作用④。在李承晚的抵制下，“内森计划”的各项目标一一落空。50年代的经济建设更象是美国的责任，而不像是韩国政府的责任。
由于不重视经济发展，李承晚政府也就感觉不到科学化国家管理的必要性。相反，他把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的李朝封建政治传统恢复起来。1954年，在美国顾问的影响下开始强调科学治国，讲求才能、任人唯贤的风气在逐步形成。但是，1956年春天的大选使李承晚自由党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有必要控制官僚机构进而控制住整个社会。于是李承晚大搞任人唯亲，把上升到内阁位置的技术官僚又一一撤换掉。这次自上而下的人员大撤换，使国家管理朝着反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个人关系、感情主宰了行政机构。其结果是加重了官场腐败，官僚集团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按照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的看法，即使是现代文官制中的官僚，也是容易趋向于保守、反对社会革新的力量。F·布洛克指出：“国家管理人员都是自身利益的追求者，他们对自己的权力、特权和财富感兴趣”⑤。在儒教传统中官僚垄断政治权力、社会荣耀和物资财富三者于一身，更容易成为一个顽固保守的利益集团。这种“官本位”的传统是儒教文化圈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李承晚的所作所为恰恰加强了它。在李承晚时期，大大小小的官僚“既没有理想，又无道德顾忌”⑥，一个个都跟着自由党大喊“爱国主义”、“政治立场”之类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在虚假的政治外表遮掩之下争权夺利。1957年起，韩国经济急骤滑坡；1959年上半年曾出现复苏，“随即却又被官僚机构的腐败抵销了”⑦。
韩国是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但在50年代，所谓的“自由企业”并未获得自由成长的良好环境。在日治时期，朝鲜主要的工厂设备都为日本人所有。日本人占工业投资的比例1941年为91%，1944年为94%⑧。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公布二号令将日本人的财产冻结、没收，并于1947年开始拍卖。1948年美军将这些归属财产移交给新成立的李承晚政府，因此1948年宪法中规定的公营企业的比重很大。李承晚宣称要搞“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期间出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感，李承晚大批地拍卖公营企业，转向“自由资本主义”。但无论叫什么“主义”或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政治权力控制和掠夺经济的传统照样构成发展的障碍。
拍卖公营企业是一个官商勾结瓜分归属财产的过程。1947年到1958年，共拍卖企业2029个，价值224.5426亿圆；不动产259369项，价值217.5961亿圆；其他2106项，价值1.6124亿圆。1956年实现银行私有化，1958年拍卖全部结束。实际上在1953年大部分企业都拍卖掉了。拍卖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但这只是平息社会舆论的欺骗。同掌权者没有关系或私情，不花足够的贿赂本钱，想买到工厂是不可能的。企业的售出价格只相当于实际价值的50%-65%。更便宜的卖出价只相当于估价的38%⑨。购买工厂的这种巨大利益是不言而喻的。
官商勾结的另一重要牟取对象是美援的款项和物资。50年代，美援是主要的投资来源。1953年——1957年，将近100%的固定投资来自美援，1958年—1960年来自援助的投资仍占80%以上⑩。1956年大选之后，自由党将分配美援的权力收到党部，以扩大自己在经济界的实力，同经济实力雄厚的民主党抗衡。于是在政治家、高级官员同企业之间结成了错综复杂的腐败之网。企业要想获得官价外汇、进口许可、银行贷款以及原料、物资，必须行贿自由党。而自由党的政治家们和高级公务员们以此大发横财。1959年8月到1960年3月，财务部和韩国和重建银行，为55个重要的企业公司提供174亿圆的贷款，自由党居然从中提取“政治基金”62.9亿圆，其中24.5亿作为选举基金，38.2亿是非法所得(11)。官商勾结的腐败机制使企业丧失掉经营自主权，企业成了“政治家们的采邑”(12)。靠同政治权力勾结而崛起的企业缺乏生存、竞争的能力，在1960年自由党倒台后纷纷倒闭。
中央政府带头腐败，下边的官员也各有自己腐败的本钱。50年代中期以后，腐败严重侵蚀司法、税收部门。税收从不按时间和规定收缴，随意地敲榨勒索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家常便饭，中小企业很难生存。在街区和农村，警察和地方官随意敲榨百姓。市场机制被严重破坏，好的机会和运气由生产经营部门转移到投机领域。企业界风气败坏，企业家都眼盯着买通官场，钻空子，投机取巧，企图一夜发财。社会财富迅速地向官商勾结之处集中。50年代末，韩国经济走向崩溃，却出现了一个“特权消费阶层”，它由腐败官员和奸商所组成。1960年，韩日关系趋于正常化，引进日本的技术和资金尚未开始，而日本的末流艺术、酒吧音乐、奢侈消费方式却率先涌入大城市的街头。韩国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而汉城却成了“亚洲第一消费城市”(13)。
无论是国家主义学说所强调的“政府作用”，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自由竞争”或“企业家职能”（entrepreneurship），在50年代的韩国都难以找到。
二.朴正熙的政治革新
韩国在60年代初走的是“先政治变化、后经济发展”的时序。1960年春，李承晚被学生的“4·9革命”推翻。新上台的民主党因内部权力斗争而很快分裂，形不成坚强的领导力量。张勉政府无力驾驶混乱的政局，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无力贯彻；在“民主政治”的外表下，官场腐败有增无减，1960年末连国会通过财政预算都要依靠贿赂的手段。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金钟泌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短命的张勉民主党政府。
重视韩国发展经验的人，都看到韩国在60年代以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重要性。资源贫乏，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内部市场狭小，这些因素决定了韩国不能闭关自守地发展起来，必须转向外向型经济。对外开放是美国的要求，在美国的劝告和压力下，1958年—1960年台湾进行了“自由化”改革，1960年日本也进行了进口等方面的“自由化”改革，韩国则由于李承晚的抵制和政治动荡等原因而未及时推行。
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比如引进外资，放松进出口限制，贬低韩元币值以利于出口等，都是美国一再要求的，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般道理。具体的经济政策是容易制定的，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把它们落实。韩国成功的经验与通常人们所感觉到的出入很大：韩国对外开放的措施连细节都是美国顾问早在50年代就提出的，重要的不是制定出了什么政策，而是如何保证各项政策落实。韩国转为外向型经济的改革是1964-1965年，但经济起飞却是早在1962年。朴正熙1961年5月16日政变上台后，对旧政治体系动了“大刀阔斧”的手术，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1)中央政府坚定地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务实方针。朴正熙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最大的政治，用“现代化”、“经济发展第一”的口号取代了李承晚“反共”、“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口号。把对朝鲜北方的军事抗衡，转变为“发展、建设和创造的竞争”(14)。在外交上，李承晚以“反共”的立场主导，只同美国的最亲密盟友建交；而朴正熙的外交政策则以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原则为主导，在短短的两年多“军政府”时间内，就把外交关系由23个国家扩展到76个国家。在对待公营企业的态度上，李承晚出于厌恶“社会主义”，几乎把所有的公营企业仓促而草率地卖掉，1960年公营企业占产值的比重只有6.89%。而朴正熙则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偏向，不是从“主义”出发，而是从实际效益考虑，一上台后便兴办公营企业，1970年公营企业占产值的比重上升到9.0%；70年代发展重化工业，虽然公营企业有足够的力量承担，但朴正熙政府从效益出发又把大部分项目交给私营企业，1977年公营企业的比重又降到7.9%，略高于日本(15)。什么方法能获得最大效益、最高速度，就采用什么方法。
(2)实行科学治国或专家政治（technocracy）。朴正熙集团在政变后的几周内，共逮捕、开除政治家和公务员13000多人，夏末达到17000多人，在两年多军政府期间共有35684人被逮捕、判刑或从官场清除(16)。汲汲于个人权力的政治家、老“民族主义者”、腐败无能的官员，几乎所有的当权者、党魁让他一下子全部逮捕或开除。充满腐朽、堕落气息的旧政治体系突然被打破，上上下下来了一个大换班。大约11%的官员被赶出官场，他们的位置由技术官僚来补充。掌握中央权力的是由美国训练出的一批务实的军人。年长者朴正熙也只有44岁。他不仅受过美国的教育，在二战期间也受过日本军校的正规教育。1963年10月“归还民政”后，留在政府担任部长职务的军人，多数是具有同他类似背景者。这些人具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注重具体的管理，注重现实的任务目标，厌恶形式主义和政治空喊。学历和文凭是选拔官员的依据。据1971年对全韩203个副道（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中的176人的访问调查，其中大学毕业的100人，研究生毕业的72人；100%的会日语，75.5%的会英语；49岁以下的占73%(17)。
当然，把官僚队伍换上知识精英，并不一定能实现“科学治国”。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较具普遍性的问题是，大学生进入官僚队伍很快被“同化”掉，变得一样保守和腐败。关键问题是实现决策和管理和科学化，服从科学的权威。朴正熙上台不久就成立了“经济企划院”，约由90人组成，其中20%是经济学家，其他为政治、法律、公共管理、教育等方面的专家。这个专家荟集部门的成立，是科学治国的标志。从此，国家机器的运转，以经济企划院制定的经济计划为轴心。来到经济企划院以及各部企划室的人员，都是从国内外名牌大学毕业。这些人知识渊博，却缺乏实践经验和处理复杂行政事务的能力；然而韩国的“经济奇迹”正是依照这些人制定的计划和政策而创造出的。朴正熙政权推动的韩国现代化，不向传统和社会惰性作出让步或妥协，不立意搞自己的“民族特点”，而以军事效率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这样，更重要的是知识，而不是处理上下左右关系的“经验”。企划院在制订经济计划时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不受长官意志的干扰，而以科学的理论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这即是“科学治国”的道理，主宰国家机构的不再是个人权威和感情好恶，而是科学知识。
(3)严厉惩治腐败，保持行政效率。朴正熙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上台的。政变后的大批逮捕和开除，是对腐败官场的一次大清扫。打击的范围很广，以官商勾结、受贿索贿、裙带关系为主。军政府揭露出民主党时期“任人唯亲事件”2300多起(18)。在打击官商勾结中，首批逮捕高级官员、首长官、将军20人，另外包括12名大企业主，分别处以判刑或罚款。严厉打击同制度变革相结合。政变后不久就实行了“监查”制度，有公开监查还有暗中监查。
腐败和效率不可能共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有一个“两难困境”：由于迟发展的原因，政府不能不广泛地干预经济，利用行政机构推进现代化；然而广泛地干预经济又难免官场腐败而丧失掉行政效率，结果使各项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落实。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朴正熙政府把打击腐败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所谓“军事革命”的清扫，60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大为改善，使其朝外向型经济的改革顺利进行。60年代后期，随着出口生产业务的扩大，官员介入经济生活的面积随之加大，腐败之风又重新抬头，不仅影响经济政策的效果，也引起普遍的社会义愤，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打击范围扩大，“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都是严厉打击对象；同时采取了“连带责任制”措施：如发现贿赂案件，不仅处分行贿、受贿双方，也处分责任监查员和监查机构领导人；1975年，朴正熙又发动了“庶政刷新”运动，在运动中大批清除腐败官员；1977年以《总理指令》公布了12种肃清对象，其中包括“在提升和调动中走后门者”、“刁难群众者”、“颁布不适当命令的长官”、“索要礼品者”、“懒惰和没有时间观念者”、“无能力者”(19)。如果一个官员被清除出官场，他的名子就记在《庶政制新奖惩记录薄》上，不得到与他同流合污的企业或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否则双方都要受到处罚。
以上三个方面的政治变化是在集权官僚制框架内进行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at Authoritarianism）。霍夫海因茨和考尔德在研究东亚经验时指出：强大的政府、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以及有效的市场是发展成功的国家的特点(20)。查默斯·约翰逊也认为：“新威权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韩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韩国模式同日本模式的共同之点(21)。虽然同样是“强政府”，但韩国同日本有重要的区别。日本不是一个集权官僚制社会，日本社会中有大量自发性群众团体、组织和地方自治传统。而韩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国家，上边是宝塔式官僚组织，下边像韩国学者经常引用孙中山的话所形容的那样是“一盘散沙”似的民众，是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的国度，中央政府向来是“强大”的，只有表现在控制社会上；而在推动制度变革、科学化管理和社会创新方面，却常显得无能。因此，对集权官僚构架的改造和利用是十分重要的。李朝王室和李承晚把集权官僚仅仅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而朴正熙专注于发展的目标，把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当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这一转变是理解韩国经济奇迹的关键之点。韩国的学术界、知识界和民众都把朴正熙的政变称为“军事革命”，面把全斗焕在1979年12月12日推翻崔圭夏的政变称为“政变”。
三.国家推动资本主义
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日本及“四小龙”）中，韩国朴正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突出。政府干预经济有两种方式：一是宏观调控，利用金融、信贷、税收杠杆“刺激”企业；二是行政命令，直接插手企业的活动，政府插手企业经营活动，主要是帮助提供信息服务和帮助解决困难，并不限制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同时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竞争意识也得到发扬。这与李承晚时期不同，李承晚政府一方面没经济计划，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却把企业当成“采邑”，压抑了企业家阶级的成长。朴正熙称自己创立的经济模式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学习日本的“产业政策”，将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府在市场力较弱的情况下，大力扶持企业家阶级的兴起，这就是所谓“指导的资本主义”的实质。
1962年到1979年，朴正熙政府一共推行了四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年）强调电力、煤、水泥和其他能源、基础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强调扩大出口和振兴科学技术。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为出口生产作准备。计划公布之后，受到国内外专家的指责，认为它野心太大，各项指标都不切实际。然而到1966年，只有少部分指标未达到，多数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5%，农林水产业为5.3%，电力、交通及公用事业为8.1%。
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政府同企业两头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调动。比如在能源基础工业方面，朴正熙命令被他逮捕的大企业主去投资，以立功赎罪；在出口方面，政府推动由原来开发农矿产品转向开发轻工业品，这就避开了资源不足的短处，利用了人力资源充足的优势。总统朴正熙每月召开一次出口会议，亲自帮助解决困难。政府成立了一个半官方组织“贸易促进会”，它的分机构遍布全国各地，连驻外大使人员也肩负为国内企业家推销产品的任务。
出口赢利的生产由私营企业承担，这就把社会个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60年代，企业界的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朴正熙上台后对腐败政治进行的大清扫，不仅改善了国家管理，堵住了官商勾结的路，也改造了企业家。在朴正熙的体制下，没有许多空子可钻。企业要想获得贷款、进口许可、减免税收等，必须以自己的“实绩”说话。非法经营受到惩罚，漏税、不正当减税、行贿官员和银行职员、欺行霸市等在李承晚时期泛滥成灾，在朴正熙时期却被严格的法制秩序杜绝。由于法制经济秩序的建立，企业家的注意力又由行贿官场、钻体制的空子而转回到技术革新、产品开发和经营管理上。
6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服装、鞋、假发等轻工业品的出口生产所带动。“二五”计划期间（1967-1971年），国民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0.5%。70年代的经济增长则是以重化工业为主。1972年开始推行“三五”计划。但在工业生产方面，“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基本上被“重化工业发展计划”（1973-1981年）所取代。韩国在70年代转向重化工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要加强军事防御能力；第二是轻工业已有很大发展，出口开始受到国际保护主义的限制，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重化工业发展计划”的主要内容有：1973-1981年投资960亿美元，扩大钢铁、铜、锌、铅、铝的产量，建26个原料工厂、39个通用机械厂、7个电子设备厂、8个精密仪器厂、9个码头，石油提炼能力扩大到86000桶，计划到1981年人均产值达到1000美元，年出口额达到100亿美元。
这个计划让人看来更不现实。虽然韩国已经经历了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但经济基础仍很薄弱。在计划提出时韩国人均产值仅318美元，年出口额仅16亿美元。然而，韩国的经济奇迹，就是把“不现实”变成“现实”。计划推行的结果是70年代的发展速度高于60年代。1972年—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5%，1977年高达10.3%，1978年高达11.6%(22)。奇迹创造出来了，被人惊叹为“人为的奇迹”(23)。
同60年代的成功一样，70年代也靠的是政治的高效率同企业家的牟利意识的结合。在执行“重化工业发展计划”期间，朴正熙在政治上搞“维新体制”。这个专制体制一方面禁止罢工，禁止讨论南北统一问题，不准公开攻击总统；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对官僚行政人员的控制，严厉打击腐败，如前面介绍的连“调动走后门者”也要被清除出官场，这就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使经济体制的运行更加良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的突出特点是其指令性，而60年代的计划则远远不是指令性的。出于效率的考虑，政府选择私营大企业家承担项目，点名让企业家投资，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强迫他们。企业家不敢违背政府指令，却又积极性不高，因为重化工业风险大，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测性。1975年，政府又实行了一套新的“刺激”体制，政府承担风险，保证原料供给和产品销路，给予企业更大的贷款和税收方面的优惠。1974-1979年，一般贷款的年利率最低为15.5%，最高达24.0%；而重化工业项目贷款年利率最高也仅3.1%，最低为—14.9%。且不说行政命令，仅这种利息制度就是无形的命令，促使企业家扑向重化工业投资。1977-1979年的全部工业投资中，重化工业占75%以上(24)。企业家常常只顾眼前利益，并不考虑国家发展这样的大问题，多数投资者都是被这种刺激体制所“刺激”，而不是被重化工业的前景所吸引。政府追求发展目标，企业家牟取眼前利益。一种特殊的模式把政府的作用同市场功能结合起来，从而爆发出巨大的效率和能量，使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
经过60、7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韩国由亚洲最贫穷、最无希望的国家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国”。70年代重化工业的成功，使韩国经济同台湾有两点重要的区别：(1)韩国重化工业占产值的比重和出口的比例超过轻工业，汽车、造船、导弹、电子等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并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台湾则以轻工业为主；(2)韩国以私营大企业或“财阀”为主，台湾则以中小企业为主，公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占产值的比重远大于韩国。韩国更像日本，被看作“第二个日本”。
政府同企业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朴正熙政府同企业之间有一种相互配合、相互利用的关系。政府利用企业来完成计划指标，而企业利用政府提供的各种优越条件包括引进外资、外国技术等来不断使自己壮大。在开始，政府在分配资源上并没对某些企业有倾斜或照顾，但是，一些大中型企业在出口生产中所做出的贡献，使它们从政府的“刺激”体制中得到更多的好处。朴正熙时期，银行都国有化了。它们按照政府的规定或指令，把低息贷款分配给出口成绩突出的企业。政府在60、70年代给予出口生产企业和资本密集企业的实际贷款利息率分别为：—5.3%（1962-1966年）；5.7%（1967-1971年）。-6.2%（1972-1976年）；3.5%（1977-1979年）；1962-1971年，国民总产值的3%作为利息津贴贴给了效益好的大企业；1972-1979年，这个比例增加到10%(25)。除了银行贷款方面的优惠外，还有减免税收、奖励等方面的优惠。60年代中期为了推动出口，规定免除出口企业5年所得税、法人税，然后3年税收减半；出口生产所需的进口原料、设备，减免关税。1966年，出口企业所减免的国内税收和关税共103.54亿圆，1968年为303.88亿圆，1970年为624.40亿圆(26)。韩国政府的这一种“刺激”方法，实际上替效益好的企业进行资本积累。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的结合，是日本的经验；而国家直接帮助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却是韩国的独创。
具有哲学头脑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企业家队伍的成长壮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熊彼特曾指出：“只有在企业家们表现得像骑士时，经济才能保持它的发展势头”，“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那些冒验贯彻新观念、敢于创新的具有远见和勇气的人们”(27)。朴正熙政府在推动出口导向工业化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企业家阶级，也创造了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70年代中期，韩国有大中型私营企业500多家，其中大企业集团或“财阀”六七十家，最大的20家财阀占制造业GDP的30.2%。财阀企业的兴起，一方面拉大了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却使韩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全斗焕政府的经济成就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80年代世界经济的景气，二是私营大企业的竞争力。
80年代初起，全斗焕政府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即减少国家干预，把经济由“国家主导型”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经过60、70年代的发展，韩国的企业已具备脱离政府的襁褓而独立发展的能力，产生了突破集权官僚体制的要求。深入的现代化就是经济成为自组织系统并实现政治民主化。全斗焕的经济改革以及卢泰愚至金泳三的政治改革是势所必然。
注释：
①Donald Stone Macdonald:The Korea,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Society,Boulder and London,1988,p.32.
②Suh,Sang Chul: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Korea Economy(1910-1940),Cambridge,1978,P.170.
③World Bank:Korea's Experi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and Industry,Washington,1988,P.4.
④⑩Edward S.Mason,et al.: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Harvard Uni.,1980,PP.193-194;PP.194-195.
⑤Donglas McEachern:The Expanding State Class and Economy Since 1945,1990,Harvester Wheatshenf,P.22.
⑥Hahn-been Lee:Time,Change and Administration,Fonolulu,1968,P.99.
⑦Andrew C.Nahm:A History of Korea People,Seoul,1988,P.436.
⑧韩国银行：《朝鲜经济年报》，1948年。
⑨本多健吉：《韩国资本主义论争》，1990年日文版，第157页。
(11)Hyun-Dong Kim: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Evolving Transpasific Alliance in the 1960s,Seoul,1990,PP.59-60.
(12)Henderson,Gregory:Korea: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Harvard Uni.Press,1968,P.198.
(13)(18)(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华夏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144页。
(14)Wslter C.Clemens,Jr·:GRIT at Panmunjon: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Divided Korea,Asian Survey,Vol.Ⅶ,No.1,1973.
(15)Jones,Leroy P.and Il Sakong:Government,Business,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Korea Case Studi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epublic of Korea(1945-1975),Cambridge,1980.
(16)数字来源：(韩)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韩国的军事革命》，1961年朝文版第80-81页。
(17)Dae-sook Suh and Chae-jin Lee(eds):Political leadership inKorea,Seoul,19,P.92.
(19)Bun Woong Kim,et al.(eds):Administrative Dynamic and Development:The Korea Experience,Seoul,1985,P.339.
(20)Hofheinz,Roy,Jr.and Kent E·Calder:The Eastasia Edge,New York,1982.
(21)查默斯·约翰逊的这种观点是颇有影响的。参看：（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151-185页约翰逊的文章。
(22)有关各经济计划及执行情况的数字来源于韩国银行、经济企划院的统计资料及计划草案。
(23)乔恩·沃伦洛夫认为韩国朴正熙政府推动经济的效率远高于日本政府。参看(美)乔恩·沃伦洛夫著《人为的奇迹》，华夏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
(24)Suk-chae Lee:The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Plan(1973-1979),in Lee-jay and Yoon-hyung Kim(eds),1991,P.432.
(25)Wontack Hong:Market Distortions and Polarization of TradePatterns:Korean Experience;Tenek Kwon:The Economic Development,GreenWood Press,1990,PP115-128.
(26)(韩)李熙：“资本积累与国家的作用”，李大根编《韩国资本主义论》，1984年朝文版，第207页。
(27)Heilroner Robert L.:The Wordly Philosophers,New York,1961,P.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