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和国家论文,作风论文,理论联系实际论文,前途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党的优良作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概括。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将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又提出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977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大上提出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除此之外，党的领导人还一直强调要保持清正廉明的作风。其中最重要的，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因为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如果思想路线不端正，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各方面都会出问题，而且它还涉及到是不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因此带有根本的性质。
一、能否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照搬照抄。为什么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提出来的，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的。可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具有和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来，显然不能照抄照搬，必须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前的1919年，李大钊就在和胡适争论“问题与主义”的时候，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它的实境”（《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的萌芽。可是在后来的实际斗争中，很多人忘记了这个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过去讲教条主义，只讲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实际上党的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犯的就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后来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人，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更为典型。
正是针对他们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毛泽东在1930年5 月写了《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后来他进一步总结教条主义的沉痛教训，明确地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把它提到党性的高度，指出“没有科学态度，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在党的七大上， 他又把这个作风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首提了出来。从此，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全党发扬起来。正是由于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辉煌的胜利。
可是，现在很多人早把这个优良作风丢掉了，有的人理论讲得头头是道，一讲就是一大篇，可是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实际中来的，不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讲的，而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为作报告而作报告，为讲话而讲话，为著书而著书；有的人通篇都是大话、套话、空话、假话，空洞无物，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有的人在工作中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仅仅从文件、书本出发，或者从个人利益出发，正像有的群众所形容的，是“理论脱离实际”，或“理论联系实惠”。这些做法，都是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完全违背的，是广大群众极端不满意的。如果不解决，必然会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威信，降低党的威信，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信念，从而危及党的前途和命运。而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古语说“空谈误国”，事实上它不仅误国，而且害国。因此，能否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也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那么，在新的世纪，怎么继续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呢？
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就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也就根本谈不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现在，有的人虽然口头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心里并不真正信仰，存在着以下两种不好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怀疑主义和“过时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加以坚持。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再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金钱至上，或者一味地追星，或者随着感觉走，走到哪里算哪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确实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正确指导。有一些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著作并没有认真学习，就在大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这种态度是不对的。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第二种倾向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口头上讲得呱呱叫，实际上却是为了装门面，只要求别人去做，而自己则另搞一套，甚至完全背道而驰，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例如腐败分子成克杰，多次大讲反腐败，实际上自己却在大搞腐败。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荀子的话批评那些言行不一的现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原文见《荀子大略》。其下还说：“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见《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 页）像各地那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腐败分子，就是这种“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
第三种倾向是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使党吃了大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犯错误，大部分都与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有关。王明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马列著作背得很熟，做报告时随口就能引述马列的著作，唬住了不少人。但是，他只知道背诵马列的结论和词句，把这些结论搬到中国来，却不知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还反对理论联系实际。他在延安女子大学传达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还说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说什么“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他强调学理论是对的，但反对理论联系实际是错误的。正因为他坚持教条主义，结果先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后来他在作检查时，也承认他的几本小册子，完全是从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中照抄过来的。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的这种教条主义是非常浓厚的。对于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把它神圣化，认为不能有任何怀疑，必须绝对地贯彻执行。一些人自以为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吃了洋面包，就看不起在国内搞实际斗争的人。对于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是违背了国际指示，讥笑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
对于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 页）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领导全党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可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式地理解和对待了马列著作中一些已经过时的或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直到现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有的人不从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仍然还在坚持马、恩、列、斯、毛等人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或者仍然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过去那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僵化地看问题，觉得这也不顺眼，那也不称心，动不动就引用几句马、列、毛的个别结论，怀疑甚至指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怀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甚至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搞“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别人都脱离了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这种态度才恰恰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江泽民也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三个不能“停留”，在十五大报告中又提出三个“着眼于”，目的都是要克服教条主义，树立一个好的学风。在新的世纪，我们更要强调这一点，坚决反对那种照搬照抄或空谈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做法，反对那种以固有的理论限制实践的错误做法，坚持三个“着眼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
要克服以上三种错误倾向，就要切实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使他们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党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应该认真加以学习和领会，以它来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在这同时，特别要坚决反对那种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现象以及教条主义的做法，即既观其言，又观其行，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对于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要坚决地清除掉。
三、认真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
要做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除了坚信马克思主义之外，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认清中国的实际，也就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如果不能认清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无从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要认清国情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曾发生过多次曲折。在党成立之初，由于对国情缺乏认识，党的一大确定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在党的二大上，虽然对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这种认识是不深刻的，尤其看不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接连犯了三次“左”的错误。为了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当时曾开展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等人认真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又发生了偏差，使很多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
为什么会对国情的认识产生偏差呢？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调查研究。像王明只在青年时代参加过一段学生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21岁就到了苏联，回国后又一直在上海党的机关工作，没有亲身参加过工人、农民运动，没有进行过调查研究，对国情缺乏真实的了解，只能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列的词句。和王明不同，毛泽东一生都强调调查研究，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到他的晚年，他也经常抽出时间到农村、工厂作调查。正是由于他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他在建国以后，由于职位高了，工作忙了，身体差了，调查工作没有早期那样深入，下边的同志也往往拣他爱听的说，使他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调查的结论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对一些理论讲得看起来很精辟、很透彻，但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导致工作中的错误。例如“大跃进”之后，彭德怀、毛泽东、田家英等都曾到韶山调查研究，彭德怀、田家英看到的是“大跃进”后造成的严重后果，而毛泽东看到的却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一片丰收喜人的景象。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田家英的调查结论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结论是虚假的。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与他这种错误的结论是分不开的。
这就说明，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中介环节，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是不能一劳永逸的，这次的调查结论是正确的，并不能保证下次调查的结论也是正确的，必须反复不断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很快，要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正确地认识国情，必须反复不断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现在，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应该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切从这个实际出发。如果脱离了这个实际，就无法做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并不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和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可以了，还要去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果不去解决实际问题，就无法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要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还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早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在解释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就提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之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后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也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号召，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正是因为全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才不断发展，改革开放才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更多。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认真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建设才能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才能在新的世纪不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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