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西方大国“全方位防务”思想的基本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防务论文,战后论文,大国论文,思想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89(1999)03-0047-51
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大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明确的敌人已不存在,两大军事集团高度对峙的局面消失,原来隐藏在集团内部和国内的一些矛盾和冲突逐渐显现出来。美、英、法、意、日、德等西方大国开始对其防务政策进行较大辐度的调整,时至今日,其军事战略和防务政策已渐渐调整到位。尽管这些国家防务政策调整的内容不同,侧重点也有较大差异,但都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我们将其称之为“全方位防务”思想。该思想的基本思路是:着眼于对付国家或联盟可能受到的来自各方向、各领域、全方位的威胁,综合运用各种防务力量和手段,维护国家或联盟的综合安全利益。这一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应付威胁上,强调着眼多元化、全方位的威胁,维护综合安全利益。
在冷战期间,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双方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主要威胁,因此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是军事威胁。冷战结束后,虽然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对抗不复存在,但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比冷战期间更加复杂。
当前这些国家在对待威胁问题上有以下几点是共同的:一是对手的不确定性。冷战后各国的防务政策已不再像冷战期间那样有明确的敌人和对手,都强调把对付地区性冲突作为主要威胁。美国最新提出的“营造—反应—准备”战略认为,1997—2015年这段时间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战略机遇期”。美国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已顺利调整并更加适应冷战后的挑战,过去的对手有些已成为安全合作的伙伴,美国目前没有全球性对手。但当前的世界仍是“危险的”和“高度不确定的”。俄罗斯在北约东扩前曾一度认为俄罗斯现阶段没有明确的敌人,所以没有必要在特定方向建立打击部队。北约推行东扩计划后,俄罗斯重新确立了以北约为主要敌人的军事学说,但这一学说强调应付来自独联体内部和国内的民族冲突和宗教矛盾,并将俄罗斯周边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作为关注的重点。二是威胁方向的不确定性,即:由于对手的不确定,造成威胁方向的不确定。如东扩后的北约认为,当前对欧洲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南欧巴尔干地区和东欧新生民主国家,但由于防务范围的扩大,威胁的不确定性也相应增大,来自其他方向的威胁将严重影响欧洲的安全,亦需要加以防范。俄罗斯则认为外部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是主要危险,而国内发生的武装冲突也对国家安全构成较大威胁。三是威胁领域的不确定性。冷战后虽然军事威胁依然构成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但来自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威胁在逐渐上升。克林顿一上台就把维护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由于西方大国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维护信息安全显得日益重要,即使在军事威胁领域,范围也在日益扩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泛滥、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
二、在防务程序上,强调预防性防务、危机处理和制胜的统一。
冷战结束后,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下降,各国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一些经常爆发的危机事件和地区冲突。为了增强防务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西方大国在传统的威慑、制胜两个阶段防务程序上增加了危机处理过程,并明确提出了“预防性防务”的指导思想。例如,德国将原来的“对敌威慑,一旦失灵,立即战而胜之”的两阶段指导思想变为“对敌威慑,一旦失灵,立即部署部队进行危机处理,一旦危机处理失败,再遂行战而胜之”的三阶段指导思想。北约提出的“危机反应战略”除保留了原“灵活反应战略”中的“威慑”和“一旦威慑失败则争取战而胜之”这两个基本内容外,还加进了“控制和处理危机”这一环节。它强调北约首先准备以一支高效率的多国部队实施威慑,防止危机发生,一旦危机发生,则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控制危机,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发挥多种威慑作用,力争不动用武力即达到消除危机和防止危机升级的目的。美国在其最新的“营造—反应—准备”军事战略中规定了美军的三项战略任务,即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对危机作出反应、着手准备应付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就是通过“促进稳定”、“预防冲突和减少威胁”及“和平时期的威慑”等行动,建立一定的安全机制,防止出现冲突,从而营造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环境。对危机作出反应的行动有3种,即“慑止侵略或高压统治”、 “实施多种小规模应急行动”、“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这一战略完整体现了预防危机、危机处理和制胜三者的统一。
预防性防务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建立世界和地区安全机制、加强国际防务交流与合作、建立军事信任措施的方法,来达到预防危机、减少冲突的目的。在建立世界与地区安全机制方面,主要有: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维护集体安全的职能,建立地区性安全会议、磋商和对话机制,裁控谈判机制,外交斡旋机制等。在加强国际间防务合作与交流方面,主要有:国际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人员交流、“和平伙伴关系”、军售与军援、“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计划”等。在建立军事信任措施方面,主要有:建立通讯措施,如建立各级指挥机关的“热线”联系,进行定期或不定期会晤等;增加军事透明度的措施,如通报边境驻军情况、军事设施的检查和参观等;军事行动的控制措施,如限制兵力部署、演习训练范围和规模、侦察巡逻活动的范围和方式等。如美国将其在亚太地区防务的重点从威慑转移到预防,制定了预防、威慑和战胜三原则。美国“预防性防务”战略有四根支柱,一是依靠同日、韩、澳等国之间的军事联盟;二是建立地区安全信任机制,支持东盟地区论坛在亚太安全对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同中国全面接触;四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投送系统的扩散。
传统的危机控制理论主要从国际政治和外交角度研究危机控制的方法和原则,如保持通信渠道的畅通、选择有限的目标、维持抉择的灵活性、为双方保全面子等。在防务领域,强调在外交斡旋的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军事手段,如增强战区作战能力、向对手显示己方打败对手的决心、预先采取行动等,迫使对手放弃入侵企图或动摇其决心,从而避免危机的升级。美军认为,预先采取行动以防危机升级,可能是预防、遏制和解决冲突的最佳途径,这些行动包括炫耀武力、有限打击、建立禁飞区等。
在战争准备的对象方面,这些国家把地区性冲突和中小规模的战争作为重点。如: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虽几经调整,但都把打赢两场几乎同时爆发的大规模战区战争作为军事准备的基点。英、法、德等国也都把对付地区性武装冲突作为防范和打赢的重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战成为一种新的战争形式。这些国家把打赢信息战争作为未来制胜的关键。美军还明确地提出了进攻性和防御性信息作战的概念,并组建了面向21世纪的数字化部队。
三、在防务使命上,强调集体(联盟)防务义务、国际维和义务和自身防务的统一。
冷战时期,西方大国为同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结成了各种军事联盟。联盟的安全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防务更多地依赖并从属于联盟的防务,联盟的防务政策往往就是成员国的防务政策,安全领域“搭便车”的现象比较普遍。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开始进行重大调整。在继续分担联盟防务义务的同时,各成员国开始逐渐加强自身的防务建设。同时,为了争夺世界和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西方大国开始更多地参与世界和地区安全事务,尤其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因此在防务的使命上,要求做到集体防务义务、国际维和义务和自身防务义务三者的统一。
联盟战略是西方国家防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联盟一直是进行防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冷战结束后,华约解体,但与之相对抗的北约集团不仅没有相应解散,地域范围反而从原来的西欧扩大到中欧和东欧,成员从16个进一步增多到19个,职能从原来的抗衡华约集团扩展成全面负责欧洲政治与安全问题,其防务的范围从西欧和北大西洋扩展到全欧洲。北约近几年多次出兵巴尔干地区制止当地发生的武装冲突,同冷战时的无所事事形成鲜明对比。在亚太地区,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澳新联盟也相继调整到位,它们都被赋予了新的更多的职能。这种双边和多边联盟已成为美国亚太防务战略和构建中的亚太安全结构的核心。这一切都表明,军事联盟在西方国家防务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随着华约的解体而下降,相反,其作用在增大,地位在升高。
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有助于扩大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推广西方式的和平与民主。为了在冷战后更好地参与国际维和事务,美国提出了“非战争行动”理论。非战争行动主要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撤侨、建立禁飞区、缉毒、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军事观察行动等。美国在冷战期间对本土的防务问题考虑较少。然而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世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美国本土也同样可能遭受来自不同领域的攻击,尤其是恐怖活动在美国国内日益猖獗,其自身安全正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因而美国开始注重加强其本土防务。
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德、日两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借口履行联盟防务义务、国际维和义务和自身防务义务,突破了有关法律的规定,扩大其所谓的防务范围,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维和行动,为其向海外派兵和干预别国内部安全事务创造了条件。在亚洲,日本借美日安保体制调整之机,将其“防务”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甚至把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包括在内,公开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同时,它公然违反日本宪法关于不得利用军事手段参与和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定、1954年日本参议院《关于不许向海外出动自卫队的决议》,于1992年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先后几次派遣自卫队跨出本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欧洲,德国也突破了其宪法关于“武装力量除用于防御目的外,只能在基本法明确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即只能参与北约规定的地理范围的军事行动的规定。自1991年以来,德国已先后6 次出兵境外。这表明,派遣军事力量参加国际军事行动已成为德国防务政策的目标之一。
四、在防务手段上,强调综合运用多种防务力量和方式来维护安全利益。
冷战后,西方各大国在处理防务问题时遇到的最大挑战也许是面临不确定的、全方位的威胁和防务资源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使人们时刻感到战争的危险,国家不惜把大部分的资源用于维护安全。为了弥补资源的不足,同时也为了应付不同领域的威胁,这些国家在实施防务手段上,都强调要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综合运用多种防务力量和多种方式,其中军事力量和战争手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政治、经济、科技、心理等非军事力量和非战争手段已被提高到和前者平等的地位。
美国在1995年年度《国防报告》中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始终建立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两大支柱之上,发挥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的威慑作用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环节。为此,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强大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强大的作战部队和作战能力。但在处理危机时,不能单靠军事力量,而要根据地区危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层次来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综合使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保持地区稳定和力量平衡。法国在分析了冷战后的国际战略环境后认为,防务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它涉及国家的各个方面。要实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确保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的国家安全总目标,需要全体国民的参与,为此,法国确立了“总体防御”的总方针。这一方针强调把国防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融合为一体,依靠各种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以对付来自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威胁。此外,法国还特别重视国家的经济安全,强调控制敏感技术的转让是保证法国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在军事力量的运用上,也强调要多种力量、多种手段并用,冷战后更提出了军事力量运用“一体化”的原则:一是“多国家一体”,即在未来的战争中以美国为核心,与盟军一起实施多国部队一体化作战。二是“多军种一体”,即实施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并在空间系统的支援下,形成四位一体的多维作战体系。三是“多兵种一体”,即将现役和后备役部队、作战和支援部队、常规和特种作战部队、前沿部队和本土部队、战略任务部队和一般任务部队等各类部队混编成综合性作战集群,遂行多兵种联合作战任务。四是“多战法一体”,即威慑与实战并举,陆、海、空、天战并举,防御战、攻坚战、封锁战、电磁战、心理战并举,多战法相互补充,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
五、在军事力量部署上,强调在多个方向上保持一定的“前沿军事存在”,加强力量投送,确保应急反应,掌握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冷战后,西方大国在军事部署上的最大变化是从冷战时期以“前沿部署”为主转变为以“前沿存在”为主,减少了前沿驻军的规模,更多的机动力量被用于支援前沿存在的部队。为此,这些国家根据任务将部队分成3种:一是前沿存在部队,用于威慑和提供早期预警; 二是应急反应部队,用于在紧急情况下增援前沿存在部队;三是战略预备队,用于打赢较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这一转变需要有强大的力量投送能力作保障。
美国对其海外军事部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主要是大规模削减了驻欧美军,确保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重点加强了美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防务力量。为此美国确立了军事部署的3原则:欧亚相对平衡、 东北亚和中东重点部署,以及全球多样化部署。1992年,美国提出了“以本土为基地,保持一定数量的前沿存在,随时应付全球性地区危机”的“战略陆军”理论。这一理论要求美军必须具有快速投送能力,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洲际机动作战,在战争初期迅速、及时、充足地把快速反应部队和预备队投送到爆发地区,支援前沿存在力量遏制、处理危机并打赢各种规模的地区冲突。
北约在冷战后提出了“全方位防御”方针,以取代原来的“前沿防御”方针。这一新方针强调相对分散地部署兵力,在多个方向上保持一定的“前沿军事存在”,以便对突发事件作出全方位的应急反应。为此,北约赋予常规部队以主要作战任务并将其按战备等级和用途分为“主要防御部队”、“快速反应部队”和“增援部队”3大部分, 其中“主要防御部队”是北约一体化部队的主体,是主要的前沿存在力量;“快速反应部队”是一体化部队突击力量的“拳头部队”,重点用于对付突发事件;“增援部队”是北约的战略预备队,主要用于增援欧洲大陆的海外部队,由美、英、加等国军队组成。北约实现东扩后,受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暂时不会在新加入国家部署更多的军队。但可以预见,随着对这几个新加入国家军队改造的完成,为了保持一定的前沿存在,北约必然会在这些国家领土上部署防务力量。
“全方位防务”思想是西方大国着眼于冷战后出现的多元化、全方位、不确定的威胁而提出的,在防务空间、手段、职能上较冷战时期都有明显的扩展。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各国防务政策共同点的集中体现。可以预见,随着各国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调整的逐步到位,这一思想会更加成熟。
收稿日期:199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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