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金庸小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庸的武侠小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蕴和深刻的文化意义。金庸、梁羽生的小说与古龙、温瑞安等人的小说的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在于金梁的小说不仅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时还有着较高的文化价值。所以，许多海外华人将金、梁的武侠小说选为子女教育的中华文化教科书。其中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典章文物、历史掌故、医卜星相、渔樵耕读、人文地理、山川史话等等，足以称之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大百科。金庸、梁羽生这两位作家的丰厚的文化知识和修养，甚至足以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学者汗颜无地。
金庸、梁羽生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杰出的继承者和优秀的歌者。进而，这两位作家在对文化的态度上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梁羽生小说的主旨是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那么金庸的小说除了继承和发扬之外，还多了一层批判与反思。
对汉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是金庸小说的突出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之一，这是梁羽生以及其他的武侠小说作家所缺少的，正因如此，金庸的小说才有着独特的精神风貌与思想光芒。为此，金庸的新武侠小说才真正的不愧于一个“新”字，不仅小说的表现形式及方法技巧是新的，小说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也是新的。
一般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武侠小说这种为中国所独有的文学形式，如何能承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熟悉金庸小说的人恐怕就不会那么惊讶了，金庸的小说创作，既然能够经历从武侠到“反武侠”的发展历程，那么金庸的小说承担文化继承和文化批判这样的双重任务也就不应该难以理解。不然何以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
金庸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主要是对汉人文化的反思与批判），首先是从汉人与少数民族（所谓“夷人”）的比较中渗透出来的。也许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同时还包含了与非理性与理性两个层次。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我们即可看出作者对汉文化及其汉人的民族性的审美态度和思想意识。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书剑恩仇录》是一部描写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组织反满抗清的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书，是一部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书。也就是说，它是歌颂汉民族的爱国侠士和民族英雄的书。书中的陈家洛、无尘道长、赵半山、文泰来、骆冰乃至余鱼同、徐天宏、周绮等等汉族男女僧俗英雄，无不令人起敬、令人感慨。由此可见，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成立的。
然而，若是我们再进一层，细心和深思的读者或可看到，小说中除了描写红花会这一汉人英雄集团之外，还描写了一个以老英雄木卓伦为首的回疆少数民族英雄集团（作者未注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只说是“回疆木卓伦部”）。正是在红花会与木卓伦部这两个民族英雄集团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到汉人英雄集团某些致命的弱点，也许是民族性的弱点，也许是民族文化观念的弱点。
红花会与木卓伦部几度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满清统治者。然而这两个集团的目标、动机、方法、途径、结局都是不同的。红花会的主旨是要反满抗清、恢复汉人江山，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而木卓伦部则只是不甘欺凌，抗暴应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者的动机与目标的对比，红花会的目标和动机看起来要高尚得多，堂皇得多。实际上，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这种目标作为一种口号，其实也要空洞得多、狭隘得多（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红花会的追求中，“暴与非暴”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汉与非汉”。这不如木卓伦那么实在、明确和充满正义感。汉人总喜欢在口号上大作文章，将口号喊得越响、越大越好。
进而，红花会与木卓伦部为实现各自目标的方法，更有明显的不同。红花会的方法充满了曲折、悬念、智慧和机巧，即要让陈家洛以同胞兄弟之情感化乾隆、又以生命威胁乾隆、复以美女贿赂乾隆，无非是要乾隆这位满清皇帝改穿汉人服饰，建立汉人朝廷并“驱除鞑虏”。说穿了就是要招牌换记、不换药换汤、不换人换衣服。这种方法果真是机巧之极，同时又多少有些投机取巧，甚至有些卑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木卓伦部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抗暴应战，神必佑我”，说干就干，动真格的，来一个你死我活。两相比较，是否可以看出汉人与“夷人”的不同来呢？两个英雄集团、两个民族的气质与个性是不是就昭然若揭了？
再看结局的不同。红花会花招玩尽，怎奈乾隆临阵反水（这是必然的），致使红花会的计谋失败，险些在雍和宫中全部被毒杀，幸而抓住了乾隆的宠儿福康安作为交换条件，才安然脱险，最后“豹隐回疆”。而木卓伦部的结局则要简单得多，抗暴应战打输了，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两相比较，红花会的汉人英雄有惊险而无壮烈，有机巧而无气节，安然活着；而木卓伦部的全军覆没更加可歌可泣。正如一位现代诗人所写的那样：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真是令人遗憾，又令人感慨！
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中，又出现了这样的对比。不过这一回可不是两个英雄集团的对比，而是三支政治力量、三个历史人物或三个统治集团的对比。即明朝的崇祯皇帝、大顺朝（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满清统治集团的皇太极与多尔衮。
这三个统治集团及三种政治势力的对比，既有其简单明了的一面，又有其复杂而具有深意的一面。首先是作者必须尊重史实，即崇祯的明王朝覆灭了，李自成的大顺朝也只是昙花一现，而满清统治者乘虚而入、带兵入关、入主中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作者既然要以这一段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失败有失败的原因，胜利有胜利的理由；历史的变故固然不乏某种偶然性，但在一切偶然的背后，往往有着或显或隐、或浅或深的必然性的因果。明朝的覆亡固是不必多说，千里之堤早已溃于蚁穴，大厦将倾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作为新兴的政治势力的李自成集团又如何败得如此迅速、如此凄惨呢？这正是作者必须直面的问题。作者也没有回避这一点。小说中有三件小事颇能说明大问题：一是海外学子张朝唐赴中原大陆游历赶考，第一次遇上了明朝的官兵抢劫，第二次遇上了李自成溃兵的抢劫；二是崇祯杀了袁崇焕这位抗清明将、朝廷中坚、江山柱石，从而导致了明王朝的最后崩溃，而李自成亦逼死李岩，可谓异曲同工，耐人寻味，三是李自成在北京皇宫之中志得意满、哈哈大笑、不思进取、不听忠言而又醉眼朦胧、色眼迷迷、胸无大志、脑无乾坤的形象，足以让人寻味再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清统治集团，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它纪律严明；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它广罗人才；作为民族集体它生机勃勃、斗志昂扬、无私无畏。如是，明王朝焉得不垮、李自成焉得不败？尽管小说的主人公袁承志的同情心无疑是在李自成一边，帮定了李自成，而视明首、清酋为杀父之仇，但有关明、顺、清三种势力的三种不同的气象，又正是通过袁承志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传达出来的。作者为之煞费苦心。
崇祯、李自成的失败和满清的胜利，我们固可以从多方面去探究其深刻的原因，诸如农业文明的发达与腐败、游牧文明的简陋与生机，明朝包袱过重、李自成过于轻敌，满清发奋图强；明朝败于天灾人祸、李自成败于胸无大志，满清胜在励精图治又乘虚而入……等等。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对汉、满两个民族的民族性及民族文化特征的比较和研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此做了深刻的提示。就算满人胜在“乘虚”，而汉人败于“内乱”，这也是民族性及民族文化特征的反应。就算满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汉人总是自己将自己打败了，汉文化及其汉文化心态总是从内部开始腐朽，从极盛走向了衰败，从而不堪一击。不论怎样看，其中历史的经验、文化与民族性的教训，总是值得我们去总结、去反思。而作者选择这样一种历史背景，这样的小说题材，其内在的主题及其文化反思的思想倾向总是不能忽视的。
也许金庸的第三部小说《雪山飞狐》能够更进一步的说明问题。
《雪山飞狐》中没有多少民族矛盾和斗争，从而也没有什么民族性的比较与鉴别，这部小说所写的内容是汉民族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写的是李自成当年的四大卫士胡、苗、范、田因一偶然的误会导致了胡卫士与苗、范、田三位卫士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关系危机，进而导致了胡、苗、范、田四姓的后人之间长达百年之久的仇恨、复仇、反复仇的“生死链”。以胡氏后人为一方，以苗、范、田三姓的后人为另一方，长时期的相互冲突、追杀，血泪斑斑。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寻常的复仇与夺宝的故事，再穿插一些爱情与报恩的花絮，加上小说叙述方式的独特与技巧，使人眼花缭乱，十分的紧张、好看。
可是，再多的花絮也掩盖不了一个残酷得有些荒唐的事实，这是一个汉人的兄弟之间的“窝里斗”的故事。说它残酷又荒唐是因为，其一，胡苗范田的先人乃是结义兄弟、情同手足、义薄云天，而他们的后人却你死我活、纠缠不休；其二，胡卫士与苗、田、范四人都对李自成忠心耿耿，只因一个小小的误会便导致了相互间的仇杀，并进而引起了长达百年之久的仇杀，其三，李自成的生命危机是满清人造成的，因而胡苗范田的共同敌人乃是满清人，但胡卫士及苗田范等人却只认准了吴三桂这位汉奸，“保”他或杀他，总之是只要拿他开刀，而置真正的民族大敌于不顾，因而引起了胡与苗范田之间的误会（这种误会基于同一个认识的“误区”）；其四，满清仇人已经统治了中原故国，而胡、苗、范、田的后人居然无一人正面与满清为敌、找清廷复仇，而是把仇恨的目标对准当年同胞兄弟的后人，对准自己的族人，对准“私仇”，而忘了“公敌”；其五，更加令人气愤的是，为了私仇，田归农、范帮主居然投向了“公敌”的怀抱，借大仇人的力量来对付同胞；其六，李自成当年留下的财宝明明是要做“举大事”之用，而苗、田的后人以及天龙门南北二宗却一心想盗取宝窟、中饱私囊，置大义、大事于不顾，完全被一己的私欲贪婪所支配；其七，小说中重点叙述的两场战斗，恰恰是两场“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战斗：胡一刀对苗人凤，苗人凤对胡斐。……这一切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荒唐，却又如此的深刻和真实。这些汉人与汉人英雄原来不过如此。原来正是如此！相比之下，胡一刀、胡斐以及苗人凤还算是有侠士风、英雄气的，至少要比卑鄙无耻、投敌卖友的田归农和范帮主要强。但胡、苗之间偏偏被“仇恨”迷眼，斗杀不止，一死方休。尤其是后一场，明明是胡斐救了苗人凤，明明是满清的大内高手以及叛卖兄弟的范帮主要害苗人凤，胡斐抓住了这些人，苗人凤却要胡斐放了这些人，非但不去报仇，却要找胡斐的麻烦。因为胡斐在情急之下与苗人凤的女儿苗若兰躺在一张床上，令苗人凤气急败坏，从而置大敌、真敌、大义、真义于不顾，一心要追究胡斐的“非礼”，从而造成了两位好人之间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残酷局面。这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境：苗人凤算什么他妈的大英雄！？……可是，仔细一想，又觉得，苗人凤正该是这样的苗人凤；胡、苗、范、田正该是这样的胡、苗、范、田。他们是汉人哪！不然一部汉民族的历史从何写起？
二
金庸对汉人的民族性的反思和对汉人的文化人格的讽喻几乎形成了一种下意识，渗透入小说的叙事过程之中，渗透于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
在对《书剑恩仇录》的分析中，我们只着重了对红化会与木卓伦部这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总体性的比较。在这部小说中，两个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比较也是耐人寻味的，别的不说，就说爱情表达的方式及其婚姻观念，也是明显的“汉不如夷”的。在陈家洛与霍青桐、喀丝丽姐妹的爱情关系之中，老实说陈家洛是对不住这一对异族姐妹的。而且，在大胆地表达爱情、追求爱情方面，陈家洛以及其他的汉人更是望尘莫及、惭愧汗颜。木卓伦部有公开的“偎郎大会”，让青年男女公开地欢聚，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表达自己的心意情感。这种令人心神俱醉的场景对于汉人而言，象是梦境一般。相比之下，汉人的爱情与婚姻无疑要保守、落后、不幸甚至残酷得多。比如陈家洛的母亲徐潮生，明明爱的是于万亭，却被父母之命嫁给了陈世倌，从而造成了一生的不幸。又比如袁士霄与关明梅这一对师兄妹之间，明明可以“自由恋爱”（这已是大大的理想化了），却终于因为不习惯于这种自由，又拙于表达与理解，平直的大路也被曲折的心理弄得曲曲弯弯、别别扭扭，乃至于最终天各一方又咫尺天涯。终于不成眷属。更不必说汉人余鱼同对于已婚的骆冰的那种幽暗而又残忍的爱恋了，就算是文泰来与骆冰、徐天宏与周绮这两对“幸福”的“典范夫妇”，究其真也只是“恩情”多于“爱意”而已。与阿凡提这位少数民族的异人的夫妇之间的爱情婚姻的情景相比，那真是愧煞人又羡煞人。如前所述，作者对于少数民族的爱情表达方式及婚姻生活的幸福情景的叙述与描绘，或许不无理想化的成份，然而相对而言的汉人的爱情与婚姻的叙述与心理揭示却是异常真实的。作者对“夷人”的这种理想化，正是为了要为汉文化及汉人的不幸树立一种鲜明的对比参照系。目的与动机乃是对汉文化的批判及对这种生活状态的不满。这种不满和批判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了，金庸的叙事目的就已经达到，在这一方面，陈家洛与霍青桐姐妹的爱情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限于篇幅，我们对此不能进一步展开分析。
最能说明问题的，也许还是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几位年轻的女性形象，即围绕在主人公张无忌身边的四位姑娘，赵敏、小昭、周芷若和殷离。在小说中，不同民族的民族性以及不同民族的人的文化品格与文化心态，会集中地、突出地体现在具体的人物形象中，从而不同的人物形象便有了不同的典型意义。
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倚天屠龙记》这部书中的四位姑娘，恰好有两位汉人，两位异族（赵敏是蒙古族，小昭的血统比较复杂，她的母亲是汉人与波斯人的女儿，父亲是朝鲜人，算起来她有1/4的汉人血统，而有3/4的异族血统，所以大致上应该算是异族）。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小说中的两位异族的少女都是可爱的形象，而两位汉族少女则是“可怕”的形象。不论作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事实是如此：赵敏、小昭是可爱的、心理健康的；而周芷若、殷离虽然美丽，却又是可怕的、心理变态的。
我们可以进行较为详细的比较，这四个姑娘的共同点，是她们都很美丽，都爱张无忌，而且张无忌也爱她们。她们的不同点，那就各有各的不同了。我们这里只着重于民族性的比较，先比较赵敏和周芷若。按说赵敏与张无忌之间最为无缘，即使产生爱情也最为无望，但小说的最后却偏偏让赵敏与张无忌结成了伉俪，之所以如此，除了命运的安排，更主要的就是由赵敏的民族性格决定的。张无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家伙是一个好人，却又是一个糊涂虫，是一个拙于表达、心慈面软而又没有选择意识及主观能动性的人——正如大多数汉人青年一样（这也是民族性及生活文化方式决定的）。在四个姑娘中，赵敏的不利因素有三，一是认识张无忌最晚（周芷若最早）；二是生为蒙古公主，与张无忌是民族仇人，亦是张无忌的事业的对头；三是她曾率领部属大大地得罪过汉人英雄，其中包括张无忌的师伯、师叔及其他的亲朋故旧。她最终获胜的原因也有三条：一是勇于表达、不羞不臊；二是视荣华富贵为粪土，委身下嫁；三是爱情至上，超越民族仇恨，离别父母兄弟（说叛离也行）。若非如此，这位有情人可与心上人成为眷属？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周芷若，她认识张无忌最早，关系最近（同一阵营），而且形势对她最为有利，可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及她的性格的固有的弱点，使她与张无忌终于咫尺天涯。她的性格的弱点——与赵敏形成鲜明对照：一是怯于表达情意，只能玩点子暗示；二是不敢违抗师命，从而做出了欺骗张无忌的事；三是不能忘情于世俗的荣华富贵，反而一心想往上爬，要当峨嵋派掌门、明教教主夫人，进而还想对皇后娘娘“取而代之”。总之恰好是赵敏的反面。更不必说她“失恋”之后的心胸狭窄、怨毒、残忍阴暗、变态等种种疯狂病症了。
小昭和殷离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对比。小昭温柔如水，对张无忌一往情深，而且心胸广阔，勇于献身；而殷离却性烈如火，烧昏了头，终于不识张郎是张郎，而且疯狂变态，以做恶为乐，具有畸型的占有欲和明显的病态心理，两人最终都离开了张无忌，但小昭是为了救张无忌而献身远别，从而可歌可泣；而殷离却是精神恍惚、病症已深，以至于当面错过，只能让人哀之叹之。
赵敏和小昭的可爱不必说了。周芷若、殷离的不可爱、乃至可怕却要多说一句，我们将一切罪责都推到两位年轻的姑娘身上，那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有违于作者的主观愿望及同情心。真正的罪魁祸首必须到民族性及其民族文化中去找。周芷若、殷离两人是典型的汉家姑娘，却因此有着不幸的命运。周芷若的命运决定于她的师父灭绝师太，这位以“灭绝”为名的老师太“正直”得十分残酷、糊涂得十分霸道、严格得明显的变态。她置民族仇恨的大义于不顾，而一心要对明教这一“邪派”异己灭而绝之，与其说是为了正义，不如说是为了门派的私仇（在金庸的小说中多次出现这样的主题情境）。因而不仅以“毒誓”逼迫了周芷若，以“掌门”诱惑了周芷若，实际上还以平时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周芷若的个性与心理、培育了她的畸型的价值观念。殷离的精神变态的原因则更为明显、也更为简单，是对汉人的一夫多妻制以及“无情”的婚姻的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造成了她的偏激的行动，从而影响到她一生的命运，以及个人心理的畸变，看起来是一位特殊性格的人物的一种偶然性的遭遇，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价值体系及其民族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她的不幸，是其父亲娶了姨太太引起的，更是这种社会体制与观念造成的。由此深入下去，我们才能看到金庸小说的思想的真谛。
到了《天龙八部》，金庸的思想境界更进一步提高了。明显的例证，是对民族矛盾及其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有了新的思想认识和新的处理方式。即不再囿于狭隘的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而是上升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考虑，更多地倾向于和平主义及民族的和睦与团结，推行“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从而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矛盾，并对战争与和平有着新的思考，只有和平才是合乎人类各民族的整体利益的最大的“正义”。这当然是一种现代人的思想，作者将其贯注于对古代历史人物故事的叙述和描写之中。这对于武侠小说而言，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有着决定意义的根本性的主题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英雄、而非传统的侠士形象）——萧峰——他是一位契丹人，一位异族英雄。这实在是一改传统，反了乾坤。
熟读金庸所有武侠小说的读者或许会有一种同感：萧峰其人恐怕不单是《天龙八部》这一部小说中的大英雄，而且还是金庸所有的小说中的“第一好汉”，是一位举世无双的英雄。
然而他却是一位契丹人。
这对于具有传统思想观念及民族自尊心的汉人读者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小的刺激。除非我们的思想境界都提高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境界，或者，汉人的民族心理已经茫然、盲目或麻木。又或者，依照我们惯有的那种喜欢投机取巧以及“精神胜利”的心理惯性，会因为萧峰“毕竟是接受汉文化的滋润和薰陶而成长起来的”而感到窃喜或庆幸，甚至以为这正是我们“汉文化的胜利”。
可是，萧峰依然是契丹人。他流的是契丹人的血，而且具有契丹人豪迈强悍的英雄本色。我们固不应谨守“血统论”的陈规俗念，而应考虑到民族融合、尤其是民族文化的融合的优势与现实，但我们又不能忘了，正是书中的汉人，因为个人的某些私欲与私愤（又是如此！）以及一些僵化教条的观念、加上胆小怯懦的心理，而将“乔峰”逼成了“萧峰”，将一位具有侠士情怀的丐帮帮主逼成了一位满怀孤愤不平而又终于自我超度的异族英雄。这不正揭示了汉民族的民族性及其民族心理的隐秘么？萧峰的英雄气概及其豪迈精神的光芒，映出了无数汉人武士、侠客、江湖人物的形象的低矮、卑污及其心理的狭隘、盲目和愚蠢。直至萧峰之死，辽王耶律洪基固然莫名其妙，在场的无数汉人武士，也没多少人真正理解这位英雄，只有一位丐帮长老吴长风说了一句明白的公道话：“萧大侠，我们这些汉人都不如你！”——这句话也正是作者要说的。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这样说，那是因为他对汉人及汉文化的痼疾隐秘知道得太多、看得太深、太透了。《天龙八部》一书，多半就写的是这些。那种种人欲横流，无人不冤的疯狂人世，正是汉文化世界的深刻的寓言。作为萧峰的结义兄弟的虚竹，一方面是“想做和尚而不得”（想逃避），另一方面则又是“深迷于温柔富贵之乡”（还是逃避），且不说他的为人的迂腐和思想观念是何等的矛盾。而萧峰的另一位结义兄弟、半个汉人段誉（他的母亲是摆夷人）也至多不过是一位“性情中人”而无半点英雄之气。这样的人无疑不能拯救世界，其余的人更是等而下之，不足提及。
三
在金庸的小说中，或许有一个人能与萧峰相比，那就是《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郭靖是金庸小说中的“第一侠士”，萧峰是“第一英雄”，两人各有千秋。而郭靖是地地道道的汉人，这或许可以稍许平衡一下我们的心态。
不过，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那便是侠士与英雄的差异。两者之间，我们或许会敬佩侠士，却倾心于英雄，郭靖固是了不起，却不能令我们心折。进而，郭靖的形象渗入了过多的作者的主观理念，多少有些人为的痕迹，可以说是一种“理念形象”，而萧峰则是真正鲜明生动的“本色英雄”。这不仅只是一种艺术形象及其艺术方法的区别，同时也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根本的差异，郭靖年纪不大，却总使人觉得这位仁兄老气横秋（这正是民族性使然），萧峰虽然年过三旬，而又饱经沧桑变故，却始终生气勃勃、英气勃勃、无与伦比（这是一种理想人物的参照系）。
进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萧峰这位契丹人是在中原长大的，而郭靖这位汉人却又是在蒙古草原上长大的，看起来恰好扯平。但“文化”只是育人心、脑、培养人的价值观念，却不能同化人的血脉。是以，孰为侠士，孰为英雄，可以说是“命定”的，几十年的生活能改变人的观念，却不能“化”掉人的血脉。
更进一步，萧峰与郭靖的这种交叉替换，你到中原，我到草原，都生活在异族中间，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扯平”，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传奇，而是作者的一种独特的思想观念的反映，即文化交融与文化的选择、优生、再造。这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按通俗的说法，是对民族特性与文化环境的深刻思考。这就不仅仅只考虑人物的民族血统了。汉人的血统和文化不见得坏，却只有到蒙古苦寒之地才能开出真正的侠士之花来，只有与蒙古人的民族性格及其文化精神交流与融合，才能培育出郭靖这样的一代侠士。反之亦然，萧峰若非接受了汉文化的培育和影响，至多不过是一个未脱粗陋的萧远山罢了。由“远山”而及“峰”者，中原文化自有一份独特的功劳。
由此可见，金庸对汉民族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是要全盘否定，更不是要搞民族虚无主义（这不必举例再说）。金庸小说中更为重视的，乃是特定的文化环境对人物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生长在金国的王府，这种异族文化影响使他成了贪恋荣华富贵的小人和出卖祖宗故国的汉奸，可我们又怎能怪他呢？《天龙八部》中与萧峰一度齐名的慕容复，同样是异族而定居于汉人中间，却因一心一意要复辟早已灭亡了的大燕国，一心一意要做皇帝，因而汲取的是汉文化的特定的一类，机巧奸诈、阴险残忍，终于变成了一个妄想狂。这一笔帐，恐怕“王孙血”与“汉文化汁”要各占一半。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创造人，岂能推脱？
说到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当然要首推金庸小说创作的最后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盖顶之作”《鹿鼎记》。在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这一方面，《鹿鼎记》可以说是集大成的、无与伦比的。小说的主人公韦小宝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千古奇人”。不客气地说，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一形象，比起韦小宝来，无论是生动性、丰富性、深厚性及深刻的程度，都是小巫见大巫。韦小宝的父亲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他的典型意义却丝毫也不会受到影响。之所以称他为千古奇人，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史上前所未有，更因为他是中华千古文化源流所孕育出来的精灵式的怪胎。对于此人的性格及其文化价值，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略有涉及，而要详尽地解剖这一文化生物的独特形象，则恐怕要写出一部、乃至几部专书才行，这篇文章的篇幅已尽，不如就此打住。也给读者留下一个小小的悬案，以待他时，下回再做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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