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三谒龙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鹗论文,龙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所在
刘鹗与李龙川的关系，是他与太谷学派之关系的关键。他是李龙川
晚年的拜门弟子，1882年正式拜门后三年，李龙川即于1885年去世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环节的事实需要查清，其中带有基础性而互相
关联的，是刘鹗“三谒龙川”以及他向黄葆年提出的“二巳传道”问题
。为解读刘鹗和现存太谷学派遗书，拙作旧文曾对之有所考订，希望能
查清其中的基本事实及其联系，本无足挂齿。近得拜读方宝川先生大作
《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注：方宝川、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日本]清末小说年刊（21）.1998.12.），对拙作旧文予以提及并指教，感承不弃。这既促使区区对拙作旧文重新检点，也感觉这两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由于考证更兼辨证，文长繁琐，这里仅就刘鹗“三谒龙川”加以考订，故聊陈一得，以便就教于方宝川先生和学界同好。至于“二巳传道”问题则在另文续考。
二、“三谒”或“六谒”
刘鹗自述一生“三谒龙川”，本由刘鹗继室郑安香说出，见于刘蕙
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下略称《长编》）（注：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济南：齐鲁书社，1982.8.）。《长编》光绪二年（1876）刘鹗二十岁条记载：
继祖母郑说：“老祖自己说三谒龙川，第一次在扬州。”
光绪六年（1880）刘鹗二十四岁条又记：
继祖母郑说：“老祖自己说：‘曾经三次谒见龙川先生，第一次在
扬州，第二次在泰州，二十四岁那年，即第三次，才在扬州拜从，同时
拜门的有毛实君。在同门弟子中当时他年纪最小，因此曾刻了一方如来
最小弟子的图章。’”
“继祖母郑”即刘鹗继室郑安香，《长编》记载：“郑氏继祖母曾
和我说：‘我是庚子年四月初二日（四月三十日）到你家来的，那年我三十岁，家住在上海。’……郑氏继祖母生于同治十年辛未十一月十四日（1871年12月25日），浙江乌程人，名安香，后拜从黄归群先生，又取名复履。铁云先生殁后，住在苏州望星桥下塘奉母几乎二十年。 1925年，母郑老太太死，才到天津依我家过活。年余又回苏。1935年， 又来北京我家。1940年底，又回南，住江北泰州。解放后，1952年死于淮安故宅，年83岁。她懂得音律，能吹笛度曲，又能写几句小诗，有《灵岩口号》等数首，擅长星命之学，算命时可以抡指掐算，不用书，自言出于家传。”
刘鹗有《安香夫人名复履，为予同学友，□□四月初七日送之颖上
。上船后，回寓，不寐，偶成二律，无所寄托而云也》二首（注：刘德
隆，朱熹，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7.57—58.），可知她与刘鹗既是情笃之夫妻又兼“同学友”。
当1900年她30岁嫁给刘鹗时，李龙川已去世15年了。她是能文之人，学
派弟子，又“擅长星命之学”，也即“命理之学”——算命术。这原是
太谷学派教义的基本内容，又称之为“至诚前知”之道。刘鹗《壬寅日记》八月二十六日：“纵谈命理。列公云：予以月上伤官为用神。其说甚符。”即属朋友间探讨“命理”。安香夫人与刘鹗夫妇相处，不免涉及学派教义和往事，刘鹗告诉她自己曾“三谒龙川”，亦不过夫妇间自由话旧。而“三谒龙川”一语极易记取。以她对刘鹗所独据的知情优势，在刘鹗的亲属中，其实连刘大绅也不及，遑论没有见过自己祖父的刘蕙孙先生。当刘蕙孙先生写刘鹗年谱时，不问自己的父亲，而问“继祖母郑”那些往事，也是情理中事，因为她是“活资料”。
方宝川先生《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下略称《考辨》）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刘鹗谒见龙川，当至少有“六次”之多。《考辨》这么论道：
王学钧先生《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考辨——刘鹗与太
谷学派之关系》一文曾提出，“刘鹗一生只见到李龙川三次”。其所指
三次即刘鹗《述怀》诗提及的光绪二年（1876）和《龙川夫子年谱》所
载的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年（1884）。刘鹗一生仅见过李龙川三
次吗？从现存的史料看当绝不止三次。如果将《龙川夫子年谱》和《铁
云先生年谱长编》所载合并计算，刘鹗谒见龙川先生就有五次。
另据《刘氏家谱·刘成忠传》说刘鹗父亲刘成忠“殁于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三日酉时”。次年（1884）刘鹗丁忧回淮安。光绪十一年年初，赴扬州，住其姑母卞氏家。一边挂牌行医，一边从龙川先生就学。王学钧《“二巳传道”考辨——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论考之一》说：“《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在光绪十一年乙酉条下记有：“去扬州，从李龙川受学”一语。此语所据材料是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七》，“新年后，先君遂去家之扬州，依戚卞氏。不得志，且无以为生，乃悬壶为人治疾，依然门可罗雀也。”这也就是说，刘大绅并未提到刘鹗在扬州“从龙川受学”。实际上，王学钧也只看到《关于老残游记·七》，而未注意到《关于老残游记·六》中：“先祖既殁，先君以事赴扬州，受学龙川”这段话。所以《铁云先生年谱长编》的有关记载并非没有根据。这说明刘鹗在李龙川去世那年年初，尚在扬州谒见受学一次。加上上述五次，已知即有六次了。因此，刘鹗《述怀》诗中才会有“相从既已久，渐知叩两端”之语。否则，则难以理解。
拙作旧文《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考辨》（载北京图书
馆《文献》双月刊1990年第3期）、 《“二巳传道”考辨》（载南京《
明清小说研究》季刊1990年第3—4期合刊）两题本相关联，其中拙说实承“三谒龙川”说而来，不过参证《龙川夫子年谱》、刘鹗《忆丙子岁二十六韵》、《述怀》等资料，在时间、地点等细节上有所修正。《考辨》所据资料，与拙作所据资料并无不同，只是对资料的取舍、解读和考订方法很不同，故读后不由人不生为之一明之感。
但刘鹗“三谒龙川”，而有《述怀》自述“相从既已久”，并非不
好理解，非《考辨》所说“六次”才好理解的。比如，某人投师学艺，
只去了一次，这一次相从的时间达五六个月之久；另一人去了十次，每
次仅两三天。这“相从”之“时”间，谁“久”呢？若按《考辨》的算法和所谓可以“理解”者，恐怕只好说去了“十次”的那人时间“久”，因为其“次”数多。但这不合乎实际、常识和逻辑。缘故在于相从的“时”间之“久”暂和“次”数之多少，属不同概念，不好相比。将两个没有可比性的不同的概念相混淆，而欲考订人之经历，思考的前提即已不合理，所以难以“理解”了。
三、如是三谒
《考辨》所得出的“六”次之说能否成立，不妨先观察其考订的方
《考辨》并没有实证考察刘鹗三次或六次谒见龙川的具体背景和具
体情况，而是把《长编》和《龙川夫子年谱》所记加以对比，认为《长编》所记刘鹗三次见龙川的情形，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记刘鹗拜从龙川和随侍上海的二次情形，有三处“未能相符”，而具总括性的不符在于：“《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所载三次谒见龙川先生之事，《龙川夫子年谱》皆无记载；而《龙川夫子年谱》所记的拜从和随侍两事，《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亦未述及。”便据此把《长编》和《龙川夫子年谱》两书分别记载的次数相加，“合并计算”得“五次”。此外，以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六》所说“先祖既殁，先君以事赴扬州，受学龙川”为一次，相加共得“六次”。
如果照这个方法来计算，刘鹗谒见龙川的次数，实也不止六次，此
不具论。问题在于，《长编》所记三次、《龙川夫子年谱》所记二次和
刘大绅所说者，果然可以这么简单相加的么？
且看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六》所说“先祖既殁，先君以事赴扬
州，受学龙川”这段话。照《考辨》的理解，“这说明刘鹗在李龙川去
世那年年初，尚在扬州谒见受学一次。”
但《龙川夫子年谱》记李龙川去世的这一年的行踪却是这样：
（光绪）十一年乙酉七十八岁。师在王锦明家。二月，王宅火，师
家居。三月，率陈士毅、黄葆年、谢逢源、赵成、拱铨游上海，仍寓西中和里。五月，迁清和坊。毛庆藩自豫章来谒。中法和。秋七月，冥赈。先率逢源回泰州。八月，遣赵成回山东。十月二十三日，遗命。十一月初三日，寿终。十二月二十日，葬青山紫泥洼。（注：谢逢源编.龙川夫子年谱.江苏泰州图书馆藏抄本.）
《龙川夫子年谱》由龙川弟子谢逢源编成，成书至迟在光绪十五年
己丑（1889），此时距李龙川逝世仅四年。其跋文说：
右先师《龙川夫子年谱》，起戊辰迄乙酉，凡七十有八年。编年为
纲，纪事为目。人事有间，天时无间。道统之源流，学人之考绩，嘉言懿行，据事直书。己未以前事实闻诸夫子，丙寅至丙子十年，离群索居，仅得大略。丁卯而后，南北追随，未离左右。呜乎！逢源事夫子年最久，迹最亲，管窥蠡测，知不足知，特恐人往风微，传闻互异，不且久而愈失其真乎？言念及此，究不敢以不文辞而默焉无述也。……光绪十五年己丑仲春门下溧阳谢逢源再拜言
谢逢源是咸丰九年（1859）李龙川五十二岁时拜门。跋文中所说“
丁卯”系同治六年丁卯（1867）。这之后，他“南北追随，未离左右”
。从年谱的行文来看，这之后对李龙川行踪的记载颇详。本年这样的记载，在时间和行踪上显然是连续的。这年李龙川不在扬州。王锦明家和李龙川自己的家都在泰州。三月（下文具体记述经过时写作二月，原文如此），他率弟子去游上海。七月返家后，他病倒不起，十一月初三就死了。
如果追究这年“年初”李龙川的详情，则《龙川夫子年谱》对上述
各条都有具体记载，这也是《龙川夫子年谱》的一种体例。云：
昼堂（按即王锦明）家后有小园，向南得精舍数椽，师常起居其中
，日与二、三子作叶子戏，曰：“花糊取河图，一六生成之数。参五错
综变化无尽。”自庚午至乙酉十有五年无虚日，虽岁除元旦不间焉。晚或继烛一枝，师精神照察始终不少衰，胜负不累千万而较及锱珠，局终则弗计焉。入局诸子莫不小心将事，罔敢神驰於外。则信乎赌场亦道场也。
昼堂院后有牡丹十数本，根下吉祥草暗长潜滋，自花自实。同人嫌
其以莠乱苗，嘱昼堂芟之。次日，师见草去，询知其故，乃吟曰：
“除我窗前草，天花迟不来。牡丹人尽爱，斗室为谁开？”为太息
昼堂事师甚笃。夫人唐亦谙师食性，日率女治羹汤，无间寒暑。师
每食必嘉其诚。以故先后十余年，安之若家人，父子无急言遽色。一日
，方为局戏，忽掷叶子怒曰：此后誓不在此。遂步归寓所。同人莫解其故。不三日室毁于火。
二月（按，上文写为三月，原文如此）师率诸人游上海，意常不乐
。命建安及逢源於风尘中访求人才。久亦弗得。
时沪上有贾某以洋务起家，累赀二十万，尝以七千金买妓为妾，设
立乩坛举行善事。因实圃介见愿受业焉。师曰：必以万金为贽，否则不
许也。实圃以告贾，不果来。未几病殁。其妻与妾争讼累年，家产尽绝
原来，这年年初，李龙川在弟子王锦明家天天和弟子们玩叶子戏赌
博呢，据说“赌场亦道场”，而且连赌十五年无虚日，连除夕、春节也
不间息。他定居泰州后，在王锦明家住了十余年。今年初他从王锦明家的赌桌上突然发怒离开，回自己家去了。不知何故，后来王家失火。这在太谷学派中有特别解释曰“至诚前知”。然后他率众弟子去了上海。这位“圣人”赌瘾不小，嫖瘾也大。他晚年爱去上海，甚至以“圣人”而“飞车拥妓”，招摇过市。今年初，他以七十八岁老翁，临死的这一年，到了上海还命自己的弟子为他在“风尘中访求人才”，也就是在妓女中为他找侍妾。至于钱，自然由弟子们付，这在太谷学派中叫做“辅翼圣功”。下文有记，后来竟没有找到他满意的妓女，他老人家还愤愤撒娇，大光其火。
那么，刘鹗本年初在扬州如何能够“谒见”到在泰州赌叶子戏，在
上海找妓女的李龙川，而且还“受学一次”呢？不但如此，刘鹗也没有
去看望病中的李龙川和参加治丧，这在龙川弟子中惊天动地的大事。
现在，不妨把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六》的那段话的前后多引一
点，因为他是在这个场合下按这个宗旨提到刘鹗“受学龙川”的：
迨先祖迄病解组，全家侨寓淮安，先君随侍归里，益肆力于学，家传
者如治河、天算、乐律、词章、天文、医学、兵学，先君俱诣臻精绝。
后纵览百家，学既恣放，言论自不同人。于时事观察犀利，识见亦远到，以是又有狂人之目。先祖既殁，先君以事赴扬州，受学龙川。后复穷力内典，归宗于《易》。至是先君之学又一化绚烂归于冲简。而先君任天下之心，亦一变为悲天悯人。故投效河工，实出于悲悯一念，初非家食不足也。
刘大绅是在概述刘鹗一生的出身、经历、学问和信仰演变时提到“
受学龙川”的。其中误记也很明显。刘鹗本先于乃父归淮安，刘大绅误
记为“先君随侍归里”。而“受学龙川”，在刘大绅的行文语境中，只
在表明刘鹗是在刘成忠去世后，去扬州办事，才在扬州开始受学龙川。
然而这在时间上属误记。而其本意，不过说刘鹗曾是龙川弟子，因此在思想信仰上发生了变化，与《关于老残游记·附言》所说“盖吾先人自受学龙川以后，即届超凡入圣境地”同一用意。他并没有说到刘鹗一生中有几次谒见龙川，而且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意识。所以，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一文，虽然是刘鹗研究的重要文献，但对于考订刘鹗几次谒见龙川，却没有什么作用。
那么，刘大绅这样的语境和语义的说法，能算作《考辨》之所谓另
外“一次”吗？再以此证诸《龙川夫子年谱》光绪十一条所记李龙川的
本年行踪，《考辨》所谓“这说明刘鹗在李龙川去世那年年初，尚在扬州谒见受学一次”，能否成立呢？
刘鹗《述怀》有：“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弱冠”是虚龄二十岁，时在光绪二年丙子（1876）。但此说有时间，无地点。而安香夫人的回忆“第一次在扬州”，则又有地点、顺序而无时间。刘蕙孙先生将二说互补，在《长编》光绪二年（1876）二十岁条记载：“至扬州谒见太谷学派李龙川，执贽从龙川就学。”
《考辨》在引用了刘鹗《述怀》后，写道：“该诗诗意明了，颇易
理解。先师刘蕙孙教授据‘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推证，刘鹗是在光绪二年（1876）二十岁时，第一次谒见并拟拜李龙川的。”可知方宝川先生对《长编》也没有细读，一句话竟出现两处错误。《述怀》所云时间明确，无须“推证”，《长编》也并未“推证”。“执贽从龙川就学”是对“束脩事龙川”一语的翻译，有正式拜门之意。“执贽”即执“脩金”拜门，并不是“拟拜”。“拟拜”是打算拜而尚未拜，但《长编》和《述怀》都没有这个意思。《考辨》的这一误解，对以后的考订不利。
参证刘鹗《述怀》和安香夫人所说，可以确定，刘鹗有初谒龙川一
事。这事《龙川夫子年谱》无载，但可以在体例上得到解释。年谱对来谒而未拜门者，存在不载的现象。如王锦明的两位族弟王锦云、王锦春，于同治十二年拜门时才予记载，而前此已从李龙川“拜经十余年”，即属这种情形。
安香夫人说“第二次在泰州”，则有地点、顺序而无时间。《长编
》也许感到无法系年，便采取了“阙如”的办法，干脆不予落实，便直
接跳到第三次谒见，于光绪六年二十四岁（1880）记：“赴扬州第三次
谒见李龙川，与毛庆藩同时拜从。”根据便是上引安香夫人的“三谒龙
川”之说的第三次。此说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记有不符之处。《龙川夫子年谱》记载：
（光绪）八年壬午七十五岁。秋，张国英请游上海。丹徒刘鹗来。
泰州高尔庚来。命授泰阶、泰鼎读。鹗字云抟，尔庚字星仲，州禀生。
按《龙川夫子年谱》体例，这表明本年刘鹗正式拜门，被接纳为门
弟子。这一年刘鹗二十六岁而非二十四岁，且早于毛实君（庆藩）一年
拜门，也不在扬州而在泰州。这都是与安香夫人所说的不符处。
尽管安香夫人所说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载有这些不符，但有一点
相符，那就是两者指谓着同一事件，即刘鹗拜门这一事件。这个事件是
唯一的。《考辨》据这些不符而将两者相加，加出的二次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刘鹗分别于二十四岁和二十八岁各拜门一次。
可是刘鹗一生可能两次正式拜门吗？自然不可能。然而《考辨》没
有意识到同一事件被自己加成两个事件，相加的结果导致了明显错误的
结论，同时再一次表明这种简单加法的似是而非。
《龙川夫子年谱》载刘鹗于1882年拜门，而安香夫人回忆在二十四
岁1880年拜门，两者所记的拜门时间歧异，这可以得到解释。如果以《
龙川夫子年谱》的文字记载为准，则可以说安香夫人的回忆存在时间的
误记，刘鹗并非二十四岁，而应是二十六岁拜门。对于数十年后的回忆来说，此类细节上的误记是可能的。这与刘鹗所记“束脩事龙川”的误记一样，他并非二十岁时而是二十六岁时才正式拜门。
在“三谒龙川”中，除了初谒龙川、正式拜门，还有一次谒见龙川
，即“第二次在泰州”。这意味着刘鹗在拜门之前曾第二次谒见李龙川
，但拜门后就没有去再见。但《龙川夫子年谱》（光绪）十年条载：
四月，率陈士毅、黄葆年、谢逢源、黄樨、刘梦熊、刘鹗、赵成、
拱铨游上海，寓西中和里。四月，命陈士毅奉经诣芦台，黄葆年奉经诣
遵化。五月，师长子汉章卒於扬。六月，中法失和。八月，师回海陵。
樨字木犀。梦熊字渭卿，鹗之兄也。师命各写经一部。
由此可知刘鹗是引见自己的兄长刘梦熊在泰州拜从李龙川，而后又
一同随侍龙川游上海。这与安香夫人所说“第二次在泰州”，只有泰州
一点相符，而顺序不符。
《龙川夫子年谱》所记刘鹗谒见龙川，只有两次，这与“三谒龙川
”并不冲突。上文已证，“三谒龙川”说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载的次
数在事实指谓上有包含性，在具体时间上存在误记，而《考辨》的那种
加法却属似是而非，《龙川夫子年谱》所载二次尚不足以构成推翻安香
夫人所说的“三次”的证据。因而可以存在一种解释：刘鹗自述曾“三谒龙川”，除初谒龙川、正式拜门外，还有一次，据《龙川夫子年谱》记载，这一次不是第二次，而是第三次，即他在拜门之后的光绪十年随侍龙川由泰州去游上海。从而，《龙川夫子年谱》所记刘鹗两次谒见龙川，尽管与“三谒龙川”说的具体时间等细节有不符之处，但在次数上却包含在“三谒”之中。
《考辨》欲推翻安香夫人回忆的刘鹗自述“三谒龙川”一说，其勇
可佳，只是资料及对资料的解读和考订，至少在目前尚不足有为。不知
方宝川先生以为如何？
收稿日期：1999-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