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文化建设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内容论文,文化建设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审计文化是一种形成于审计群体的职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为大家认可、遵循的价值取向，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形成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群体意识和具体化的物质实体的总和。2009年7月全国审计机关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加强“责任、忠诚、依法、独立、清廉、奉献”为主要内容的审计文化建设。不难发现，上述内容都可以归于审计职业道德的范畴，审计职业道德建设是审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09年3月25日，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审计机关党风廉政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重视加强审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很多职业道德范畴都可以在传统伦理文化中找寻到理论根源，挖掘“责任、忠诚、依法、独立、清廉、奉献”的传统文化根源对审计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责任
责任。即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审计人员的责任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应具有一丝不苟的责任感，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关注；二是在审计结束后，审计人员对查实的问题，敢于直言谏言。追溯“责任”的传统文化根源，可以包括“谨慎”和“谏诤”。
谨慎。谨慎一词早在先秦即已出现（见《荀子》之《不苟》、《臣道》等），古人提倡谨慎，是为了避免轻率而造成的失误。谨慎要求人们“言不轻发，事不轻举”，通过缜密的思考，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使言行合情人理、恰到好处。“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管子·形势解》）。谨言和慎行是谨慎的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和要求，“谨于言而慎于行”（《礼记·缁衣》）。古人之所以强调谨言是为了保证所言的可信度。“言不妄发，则言出而人信之”（《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八）。孔子认为，要多听多学、保留疑问，只说有把握的话，才能做到“言必有中”，减少过失。
在现代，审计人员的职业“谨慎”基本沿袭了传统文化中谨慎的精要，作出审计结论之前，要充分取证，缜密思考，作出的结论，才让人心服口服。
谏诤。谏诤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优良传统之一，从先秦开始，古人就将能否向君主直言作为判别臣下忠奸的重要标准。就是说，谏诤是出于维护国家、社稷的动机，而敢于纠正君主的过失，虽然表面是逆君，而实际上是利君。关于谏诤，荀子有过解释，“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荀子·臣道》）。在古代，用对君、父、夫是否能做到进谏，看成是否是真忠、孝、贤的标准。西汉的《说苑·正谏》还阐述了“五谏”，强调进谏时要采取适当的方法。《说苑·正谏》的五谏是：正谏（直接、正面的劝谏）、降谏（委婉地规劝）、忠谏（忠诚的劝谏）、戆谏（愚直地劝谏）、讽谏（用暗示的方法劝谏）。古人还强调要想劝谏取的实在的效果，关键有两条：一是充分的说理，把利害得失讲透。“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已矣”（《韩魏公集》卷一，《谏桓存稿序》）。二是赢得信任。“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古代的谏诤根本动力是责任，是做臣、子、妻的责任。
在现代，审计人员在查实问题后，很关键的就是把查实的问题向上反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审计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具有古代“谏诤”的典型特征。
二、忠诚
忠诚。指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上级、对朋友等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二心。就审计来说，忠诚就要求审计人员忠实于审计事业，对国家、集体和审计事业忠心诚实，为维护国家经济秩序服务。在古代“忠诚”的根本要求就是真心诚意、尽心竭力地积极做人做事。追溯“忠诚”的传统文化根源，包括“忠”和“诚”。
忠。早在春秋时代，《论语》、《左传》、《国语》就有不少关于忠的论述。最早忠的含义是指在人际关系方面，那时忠是一种相互的道德要求，并非单方面的道德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调对“公室”、“公家”的忠，忠的对象也逐渐偏向于君，这一变化在战国后期是明显的。《左传》中有“临患不忘国，忠也”，强调的就是对国家的忠。战国后期的著作，如《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大量讲的是臣对君的忠，以及忠君的具体要求。到了汉代，继承了法家的尊君卑臣，忠成了臣的片面义务。到了宋明，封建君权达到了顶峰，“君之言，臣不敢违”（《司马温公文集》卷十四，《迂书·士则》）。到了近代“道德革命”，君为臣纲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忠君之德，受到当时思想家的猛烈批判。大多数思想家主张恢复忠的本意，并给它赋予新意。谭嗣同说：“古之谓忠，以实之谓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专责之臣下乎？”（《仁学》下）批判的正是片面忠君之德。孙中山主张在否定忠君之德后，将忠的对象移于国家、民族、人民和事业，给忠赋予了时代新意。“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国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的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关于“忠”的含义，传统文化认为：尽心竭力、无私助善方能算是忠。“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春秋繁露·天道无二》），“忠，是要尽自家这个心”（《朱子语类》卷六），“为人谋时，竭尽自己之心，这个便是忠”（《朱子语类》卷六），先哲们强调尽心竭力，必须达到十分方能算是忠。清代学者戴震在《原善》卷下中说道：“竭所能之谓忠”，也是此意。但并不是所有尽心为人的行为都是忠，作为道德规范，还有其他的要求，忠要出于公而非出于私。《左传》成公九年：“无私，忠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都有类似的描述。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人谋之忠并非助恶而是助善。“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忠是有原则的，应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成人之恶”。
诚。诚是真实不欺的品德。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以诚为美德。在先秦最早提倡诚，并做论述的是《孟子》，后来《中庸》对诚做了系统的论述。诚既是道德规范，也是道德修养的态度和方法。诚的最基本要求是“真”。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诚是天道，天真实不欺，永远按客观规律运行，故能成就万物；人道之诚是对天道之诚的效法。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就是这个道理。诚要求人们真诚为善，首先是不自我欺骗，更重要的是不欺骗他人。诚还表现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真心实干，全心全意。诚不仅是德、善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二程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减，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程颐、程灏：《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只有出于诚方能成事，否则将一事无成。
忠与诚的关系。忠建立在诚的基础上，忠离不开诚。朱熹说过“忠，只是实心，直是真实不伪”（《朱子语类》卷十六）。朱熹的弟子陈淳也说：忠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北溪字义·忠恕》）。
三、依法
依法。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以法律为准绳，忠实于法律，要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工作；要依法对审计事项作出判断和处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还要求审计人员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亲属、朋友牟取私利，不能徇私枉法，时刻用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纪律来检查、约束和评价自己的行为。追溯“依法”的传统文化根源，当属“礼”。
礼。是“四德”、“五常”之一，又是“四维”之首，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中国古代，礼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
礼最早起源于上古的宗教祭祀，《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后来逐渐演变为政治上和伦理上的礼。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同“仁”是分不开的，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其倡导的“礼”属于政治上的“礼”，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将礼在伦理领域得到阐发。荀子的《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和调整。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主张礼治，即以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即礼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以礼人法，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以礼人法的过程亦即法的儒家化过程，以礼入法始自魏、晋，历南北朝至隋、唐而集其大成。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所制裁的。明丘溶《大学衍义补》云：“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四、独立
审计人员在实施审计和撰写报告的过程中保持客观、公正、独立是审计主体最根本的职业道德。审计的独立性相当重要，因为审计的权威取决于审计的独立性，也正因如此现在各国的审计机构都把独立性（或客观性）作为一条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政府审计、社会审计或内部审计都在审计标准上对客观公正独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独立性包含两层含义：审计主体在实施审计和撰写审计报告过程中能保持公正的态度，客观地进行审计判断；从审计主体与被审计单位的关系上来说，审计主体不受被审计单位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支配，具有独立性。追溯“独立”的传统文化根源，可以包括：公正、修身、慎独。
公正。公正是指审计人员公平正直，审计工作中没有偏私和偏见。中国自古视公正为美德，在《尚书》、《诗经》、《左传》、《管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就多次出现“公正”、“公平”等词，并不乏对其的明确定义。认为公正不仅是一般人的处事之道，而且是执政者的为政之道。因此，古人论公正，往往都是对执政者的希望与要求。《管子》中说：“为人君者，公正而无私”，认为公正乃是君主的美德。古人认为公正的基本要求是不偏私，对人对事均以法律、道德、情理为准则，一视同仁。在同一情况下，用同一尺度和标准。“无偏无陂”、“无偏无党”、“无反无侧”（《尚书·洪范》）。古人认为公正广泛体现于选才、用人、施政、赏罚、评价、分配以及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各个方面。“公正二字是撑持世界底，没了这二字，便塌了天”（吕坤：《呻吟语·治道》）。要做到公正、公平，就必须出于公心，“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文子·下德》）。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公无私”。
修身。严于律己，其德日新。修身是一种个人自我教育、自我磨炼的道德活动。是个人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活动。古人讲修身，不仅是为了完善自身，也是为了完善社会，所谓“修齐治平”。修身的起点是立志，“立志而圣则圣，立志而贤则贤矣”（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修身的根本要求是诚意正心、严于律己、持之以恒、日新不已。真诚地持之以恒地不断加强道德修养，才能不断完善、日新。
慎独。道德上的高度自觉。既是儒家倡导的一种修养方法，也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在任何环境、任何场合下都能坚守道义，人前人后、明处暗处始终如一。“不以视之不见而移其心，听之不闻而变其情”（《刘子·慎独》）。《大学》说“诚于中，形于外”，外在的慎独是内心真诚的表现。一个人能长期做到慎独，说明他已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己内在的道德品质。审计的独立也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需要审计人员真正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真诚。
五、清廉
审计主体的廉洁与否，决定了审计机关是否能正确、全面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廉洁对国家审计人员来说具有双重要求：首先，廉洁是对国家公务员，包括审计干部的职业要求。其次，《审计法》规定审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廉。在中国古代，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廉而不刿”的句子（《老子》第五十八章、《荀子·不苟》），“廉”在先秦就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用来比喻人品行端正、刚直，有气节。“廉”的道德要求，是人们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它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忠廉》）。在中国古代廉洁是各级官吏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规范，“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三国志》卷十八，《魏书·李通传》引王隐《晋书》），宋代吕本中指出，为官者从长远利益考虑，也应该廉洁自律。只有做到清、慎、勤，才“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舍人官箴》，《宋元学案》卷三十六）。古代对“廉”是高度重视的，“廉者，仕之本也”（王文禄：《竹下寤言》卷二，《廉戒》），“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古代还有“廉生威”的说法，即是说廉洁就会有威望与威严。与廉相对的是贪，贪是堕落的起点，是万恶之源。唐太宗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吴兢：《贞观政要·论贪鄙》）；清初顾炎武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明代洪应明说：“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洪应明：《菜根谭》）。古人提倡俭，“俭以养廉”，认为官吏所以贪污，大多由于生活奢华，“俭则无贪淫之累，故能成其廉”（石金成：《传家宝》三集卷二，《群珠》）。所以提倡廉洁，与提倡俭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从政者不仅要以廉自律，还应该以俭自律。
六、奉献
奉献本为进献、进贡之意。后引申为为社会、国家、群体、公益、事业尽心尽力，努力贡献的精神。奉献亦属于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的范畴，传统文化中对奉献的基本要求是尽伦、尽责。
尽伦、尽责。君、臣、父、子、夫、妇要各尽其责，土、农、工、商、官、兵要各尽其职。古人强调居其位要尽其职，明人吕坤说：“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则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县则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则任天下之重，朝夕思虑其事，日夜经纪其务，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于才者，求尽吾心；限于势者，求满吾分”（吕坤：《呻吟语·修身》）。对于居官不尽职，无功而受禄的人，被古人称为“尸位素餐”。汉代王充解释说：“素者，空也。空虚无德，餐人之禄，故曰素餐。无道艺之业，不晓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与尸无异，故曰尸位”（王充：《论衡·量知》）。居官者尸位素餐受到人们的鄙视和谴责。“才不胜，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胡居仁：《居业录》）。
奉献精神的高要求，是树立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样便能为国家、为社会和民族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因此，认识到自身利益与国家、社会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儒家提倡“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从葛洪的“爱国也如家”到范仲淹的“与国同忧”、“与国同存”和梁启超的“以国事为己事”都是为了使人能有这样的境界。古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责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吕坤“自古贤圣，孜孜汲汲，惕励忧勤，只是以济世安民为己任”（吕坤：《呻吟语·品藻》），梁启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很好的证明，顾炎武也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了这种责任感，就能将国家、民族利益自觉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必要时牺牲和奉献个人的利益，以保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汉书》卷四十八说的“国耳忘家，公而忘私”说的就是这种精神。春秋时，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礼记》中也有“苟利社稷，不求富贵”，认为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个人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这种崇高的奉献精神不仅表现在国难当头，民族灾难深重的危难之秋，也表现于平时。上古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战国时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三国时诸葛亮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北宋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挖掘审计文化建设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根源，可以更加明晰上述范畴的内涵和历史发展脉络，对于今天的审计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审计文化建设主要内容的六大范畴，基本都可以归结为审计职业道德的范畴，挖掘上述概念的传统文化根源，进一步深化了审计职业道德的理论研究，对审计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审计职业道德是审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促使审计人员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是审计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传统伦理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条分缕析，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