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民文学”问题与欧阳友权先生商榷——尊重社会的文学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文学论文,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欧阳友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十多来年的时间里，“人民性”是一个很少被人们真正提起，却又往往被人们真正遗忘的文艺学概念。毫无疑问，“文学人民性”是一个伴随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过程走过来的一个文学理论范畴。在它的身上，打着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明显的历史印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人民性”只是一个20世纪的文学问题。也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丧失了21世纪的文学价值。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文学人民性”，我们为“文学人民性”问题进行怎样的界定。
应该说，欧阳友权先生在今天重新提起“人民文学”，确实是需要一些学术勇气的。因为，这本是一个已经不再时髦的理论话题。同时，还由于这个文学理论范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曾经被普遍地当作社会政治口号来使用。所以，在今天提及“人民文学”提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本身就显得有些沉重。不过即使如此，文学人民性也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在理解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时候就会遇到障碍：在文学的美学价值之外，究竟如何确定文学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古典文学史中，作品的思想价值应怎样去认定？在这里，文学“人民性”都是一把不可以忽略的尺子。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友权先生的问题提得好。因为我以为，今天是需要我们重新理清对文学“人民性”的认识的时候了。
说句老实话，我虽然赞同友权先生倡导“人民文学”的初衷，但是却不能赞同其文中所提出的几个基本理论观点。我以为，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去认识市场经济时代里的“人民”和“人民的文学”的问题。
“人民”从来不是一个空泛的理论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所说的“人民”的概念包容性是不同的。
我们如果要讨论“人民文学”是否需要“重新出发”的问题，那么首先应当回答什么是“人民”。否则，我们怎么知道“出发”的是哪一个“人民”呢？
孟子在《尽心篇》中曾说过：“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所言的“人民”，是指在一方土地上生活的百姓。这是一个地域意义上的“人民”概念，其中不涉及（只是“可能”不涉及）社会群体或集团上的区别意识。但是显然，孟子所说的“人民”是指当时的周民，其他的“四夷”之民则不在之内。
在我国现当代的发展历史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过程中，“人民”始终是一个带有阶级性的内涵变化着的概念。由于革命斗争策略的需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革命战争期间，“人民”曾是一个除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外，包括各个阶级集团的概念。用毛泽东的话说即是：此一时期的“人民”是由除“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之外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共同构成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统一战线的需要，在我党的政策中“人民”则是一个除汉奸之外，包括了国民党和一切抗日的社会集团的广泛的“民族”概念。当中国的现代历史走进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概念必然又发生了变化。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国内阶级矛盾再次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此一时期的“人民”概念则又回到了土地革命时期的那种理解。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的内涵主要是以是否拥护共产党，是否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为标准。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都是这种理解的结果。从1964年“社教”运动之后，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日益浓厚。包括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在理论上虽然仍然是以职业（如工农商学兵）形态存在的，但事实上，它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已经被阶级化了。只有非剥削阶级成份出身的人，才可以享受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人民”待遇。关于这一点，1980年版的《辞海》曾作的解释称：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对于“人民”的内涵，友权先生采用了我们通常的“社会实践主体”的标准。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起进步促进作用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即最普遍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应该说，友权先生所言并不为错。但是在宪法意义上，我们知道：人民其实就是社会公民的总称。我们所说的人民不应当是一个阶级性的或政治性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一切拥有公民权利的社会成员，部属于“人民”范畴。
人民文学早已在路上了，它还需要“重新出发”吗？
友权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的主张，乍一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这是我们过去的习惯想法。但是我仔细推敲后，又实在不敢苟同。友权先生的讲法显然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人民文学”曾经“出发”过，只不过是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这一“出发”过程停滞了落后了；其二是说，今天的社会文学不是“人民文学”，是“非人民”的文学。因此需要“人民文学”来“重新出发”一次。否则就会……细细想来，友权先生所言真的是一种我们当代文学曾经有过的历史真实吗？
先说“人民文学”的曾经“出发”。我们知道，实际上直到第四届文代会以前，我们虽然喊过许多关于“人民文学”的口号，我们也表述过许多看起来像是要为人民的文学生活服务的愿望。但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做的都是教育人民的“文学工作”，我们从未有真正让人民自己拥有文学和文学生活的念头。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文学是政治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是教育人的，而不是为了人的。让我们回过头去想一想，在当代文学的前30年里，我们让文学反映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反映“四清”“社教”，反映“文化大革命”，反映与“走资派”的“路线斗争”，接着又是“反思”又是“改革”，又是“新启蒙”又是“人文关怀”……我们经过了十八般观念理性折腾的文学，它除了是社会的政治工具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外，它除了不断地教育人民外，什么时候成为过人民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真正关心过人民的文学需要吗？肯定没有！它只是常常把自己的文学需要当成了人民的文学需要，常常把自己设想成了人民的文学而已。所以，友权先生所说的“人民文学”，从人民的文学生活和文学需要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当代文学的多数时间里，它根本就不曾存在。又何来“出发”一说？
再说今天中国社会的文学态势是否属于“人民文学”范畴。友权先生在其文章中认为：“写人民”的未必就是“人民文学”；媚俗大众不是“人民文学”；迎合时尚不是“人民文学”；网络写作不等于“人民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我赞同友权先生的说法。因为，我对当下的中国文学现实也不怎么满意。另外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如果说某种文学现象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民文学”，显然也不可能。因为在不同的文学现象中，其所表现出的“人民性”是不相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却不能够同意友权先生将上述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几年的文学，排斥出“人民文学”的范畴。同时，我也不能赞同友权先生取消它们“人民文学”资格的做法。在我看来，“人民文学”并不是一个完美化的文学理想和抽象化的文学概念。也就是说，“人民文学”不是一片漂浮在天上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云彩，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多样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现实。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我们听到的相当多的声音（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对文学现状的不满言词。关于“伪批评”，关于“文学边缘化”，关于“炒作”，关于“新启蒙”，关于“人文精神”，均对文学现实持斥责态度。可谓是：诸多的“屎盆子”均扣向了从90年代开始走向信息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承认，此类说法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其总体上则是错误的。我承认目前的文学确有泥沙俱下的情况存在，我也承认目前的文学现状与我的个人欣赏需要有很大距离。不过我以为：我们不能要求人民的文学生活回到那种只能接受思想教育，由文学家来塑造人民灵魂的状态。因为人民是一个由不同的社会人群和社会集团与阶层异质构成的。说得准确一些，就是：人民是大量的散在的以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生存的生命个体组成的。用阿尔文·托夫勒的话讲就是：人民作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它的内容则是由大量的不同的“小众”形成的。对于这样构成的“人民”和社会，其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千差万别是绝对正常的。由此，文学出现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主题话语也是极自然不过的事。
倘若我们承认“人民”是一个社会公民化的概念，倘若我们承认“人民”是一种多样的现实存在，倘若我们承认“人民”拥有文学生活的选择权利，倘若我们能够尊重“人民”和社会所做出的文学选择，倘若我们对市场经济文化能够多一点理解，倘若我们能够自己少一点“文化贵族意识”，倘若我们能够把自己和“人民”真正地放在一起，倘若我们能够多一些与人民相通的“平民心态”，我们就会发现：“人民文学”早已经在那里了。因此，对于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而言，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人民文学”去“重新出发”，而是要重新去发现“人民文学”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早已经步入了了正常发展的历史时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没有必要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绝对工具化。它需要去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它需要去满足人民大众不同的多样的文学需要。而满足社会的文学生活需要，本身也是文学自身所以会存在的基本理由。进入新世纪以后，情况仍然如此。所以说，人民文学其实已经上路了。而且到目前为止，走得总体上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