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进口与经济结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转型①是当今世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如何合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以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对结构变化的原因提供解释，然而将国际贸易理论与结构变化理论相结合的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中间品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代表着当前趋于分散化的国际分工模式，其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不容忽视。在此背景下，中间品贸易是否对一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产生影响？如果影响存在，具体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因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当中间品贸易根据不同的生产环节细分时，这种影响的作用是否有不同的体现？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传统上有关结构变化的研究主要是在封闭条件下对模型进行讨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Hsieh和Klenow（2007）、Matsuyama（2009）等学者提出应该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分析结构变化的相关影响因素。而中间品贸易作为开放环境下的重要经济现象，自然成为予以关注的对象之一。在国际贸易领域有许多涉及中间品贸易的文献，然而专门分析中间品贸易与经济结构的文献则较少。迄今为止，只有Stijepic和Wagner（2012）在理论上直接研究中间品贸易对经济结构变化的作用效果。此外，Ngai和Pissarides（2007）、Yi和Zhang（2011）在其理论的扩展部分也涉及中间品贸易的分析内容。然而，这些文献较多地讨论相对于封闭条件下开放经济的变化情况，并没有侧重于分析和强调中间品贸易对于经济结构变化的作用渠道。本文则试图通过开放条件下两国两部门的理论分析，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 有关于中间品贸易影响效果的实证文献主要集中于考察其对一国实际工资水平、就业、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如Coe等（1997）、楚明钦和丁平等（2013）的研究。针对部门间结构变化的文献则鲜有涉及，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分析的滞后以及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来自中国等9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ISIC二分位八大行业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BEC第42项和第53项中间品进口贸易以及其中来自电子业和汽车摩托车制造业这两个具有代表性行业的上游和下游中间品进口活动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二、中间品进口与经济结构变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本文参考Yi和Zhang（2011）及Keller（2002）等人的理论分析，探讨在开放条件下中间品贸易进口对一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渠道。按照李嘉图贸易模型的观点，在开放条件下生产率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本驱动因素，本文将沿用这一基本假设，同时为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中间品贸易在经济结构变化中的作用，本文采用单一要素，两国两部门模型。假设偏好为同位要素偏好，国家间和部门间生产率存在差异，一国贸易在各时期保持平衡②。 1.模型基本设定 （1）生产技术 假设开放经济条件下存在两国，即i国和j国，且存在m和s两部门，其中m为贸易品部门，s为非贸易品部门。对于i国而言，其贸易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与（1）式类似，
分别代表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劳动力供给和实际产出情况。j国的生产部门情况与i国类似。 （2）偏好 假设某一给定时点i国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i国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预算约束是：
（3）贸易模式
其中，
表示v国q产品的生产率情况。 为简化起见，本文进一步假设i国在制成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j国在中间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即两国在产业内进行完全分工，则i国的中间品投入全部来自j国③，在此假设下，设：
其中，
为具有水平差异的产品x构成的复合投入品；n代表j国中间品投入的种类，该中间品种类取决于j国企业家的研发投入χ。因此，不考虑研发资本折旧，至T时刻，中间品积累为：
同时，在生产率驱动国际贸易的假设下，由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设定可知，对i国而言，其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生产率高于非贸易品部门，有
。 假设全部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劳动力在一国内部完全自由流动，在国家间不流动。则在i国的每一时期，要素市场的出清需满足：
商品市场出清需满足：
其中，
为i国m部门的实际出口，即j国对制成品的实际进口。 在给定生产技术（公式（1）、（2）），满足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及市场出清条件下，经济体存在唯一的竞争性均衡。当达到均衡时，商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i国两部门的均衡价格分别为：
其中，
为从j国进口d产品所需的总成本，j国提供d产品的价格为
。
此时，
表示i国贸易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i国对中间投入品的支出份额为：
3.中间品贸易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 在均衡状态下，中间品贸易可以通过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增加和进口中间品投入成本的降低，即技术渠道和价格渠道两种机制对一国经济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1）技术渠道 由（2）式和（13）式可知：
（2）价格渠道
以上为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化产生影响的两种可能渠道：一种是通过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变化导致部门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进而影响部门间结构变化；另一种则利用在全球范围内进口中间品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并增加进口中间品投入数量，从而对部门间结构变化产生影响。在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上，相较而言，技术渠道对结构变化的影响更为深刻和持久，因为在全球范围内询价从而降低成本的程度较为有限，而中间品种类则会随着全球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 由此，给出本文的基本命题。 命题1：中间品贸易可以通过增加进口中间品种类的技术渠道和降低中间品投入成本的价格渠道对一国经济结构变动产生正向积极的影响，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命题2：在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化产生作用的两种渠道中，相对于价格渠道，技术渠道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更为主要。 三、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与经济结构变动 1.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为有效考察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本文选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的9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作为样本④国家，对其1985～2005年间的中间品进口和经济结构变化情况进行量化和考察。 （1）部门经济结构变化的测度：泰尔指数 对于部门经济结构变动的测度，在有限的相关实证文献中，学者们并未提供有效而被广泛接受的定量测算方法（Dobrescu，2011），因此，需要寻找能够反映部门经济结构变化的代理变量。干春晖等（2011）首次将泰尔指数（Theil和Henri，1967）用于产业结构的测度，然而与其认为当该指数不为0时表明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均衡状态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因此泰尔指数在通常情况下不为0。结合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对该指数的解释和使用，本文认为该指数能够体现由于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比重变化所带来的部门产出的变动，因而能够反映部门产出结构的变动和优化。该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和
分别代表一国某一行业的产出和劳动力人数，Y和L代表该国全部行业的总产出和总劳动力供给。该公式能够体现拥有高生产率权重的行业所发挥的作用，该指数越高说明一国的部门产出结构越趋于优化。本文侧重于考察现代经济结构的变化，即经济结构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行业间的变动，因此剔除第一产业的有关数据，最终选取样本国家的8大细分行业数据进行计算。 （2）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取BEC第42项资本货物零配件（运输设备零配件除外）和第53项运输设备零配件之和来识别中间品进口。同时，本文试图进一步对中间品进口数据按生产工序进行细分考察。由Sturgeon和Memedovic（2011）的研究可知，电子、服装鞋类制造以及汽车、摩托车制造这三大行业在全球分散化生产中居于主要位置。结合理论分析和行业特征，选择电子业和汽车摩托车制造业作为代表性行业，进一步对该行业的进口中间商品按生产工序的位置划分为上游中间品和下游中间品两类。 在控制变量方面，根据现有文献的理论研究，选取理论上可能对经济结构变化产生作用的变量。Stijepic和Wagner（2012）从需求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Michaels等（2012）分析了城镇化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林毅夫（2010）则强调了基础设施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考虑到教育的投入在一国经济发展中通常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将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硬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教育投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上变量的预期符号为正。此外，本文还设定了虚拟变量。尽管本文主要选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作为样本，以尽可能减少异方差性对估计结果有效性的影响，但样本国家内部的发展水平仍具有差异，考虑到这种差异可能对中间品进口的作用产生影响，在此采用虚拟变量进行处理。具体而言，根据样本期间内各国的人均GDP水平，将9个样本国家分为3组：中国、泰国、秘鲁、菲律宾为第一组，为样本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巴西、智利、哥伦比亚、马来西亚为第二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第一组有所上升；韩国为第三组。在此用D2和D3来反映第二、三组别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D1则表示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3）实证模型设定⑤
其中，Structure为TL指数，Import为中间品进口，
为其他影响结构转型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的构成及来源参见表1。
2.计量结果分析 （1）总体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本文首先利用总体中间品进口数据检验了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结果参见表2。总体上看，在样本期间内，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化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这说明中间品进口在经济结构转型中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具体而言，由第（1）和（2）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对个体固定效应予以考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显著提高（从0.148到0.616），这说明各国的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存在差异。第（3）～（8）列的结果表明，总体中间品进口能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结论具有稳健性，在控制变量不同的情况下，中间品进口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命题1得以验证。由第（3）列的结果可知，1997年、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东亚各国的经济结构变动产生显著影响，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作为暂时性冲击对于长期实际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较弱。尽管危机的爆发可能会暂时影响某些部门的产出和发展情况，但从长期看，其作用程度相对于其他变量较为有限。第（4）列的结果表明，当一国经济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处于较低的水平时，中间品进口通过技术溢出和价格渠道对经济结构变化产生的作用较为明显，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作用具有加速度的效果，但当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时，中间品进口对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会趋于缓和。 （2）不同工序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在全球生产分散化的背景下，中间品种类众多，由于不同种类中间品的性质及其在生产价值链中的作用会有所不同，因此对其做进一步的细分有助于更深入地考察中间品在经济结构变化中的作用，其中一个基本的细分便是对中间产品按照生产工序加以区分。本文选择电子业和汽车摩托车制造业作为代表性行业，对该行业的进口中间品按生产工序的位置划分为上游中间品和下游中间品两类⑦。出于数据可得性考虑，在此选用8个样本国家⑧1990～2005年的有关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参见表3。由表3的结果可知，来自上游的中间品进口无法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甚至会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来自下游的中间品进口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来自上游的中间产品自身所包含的技术附加值较低，因而技术溢出作用微弱，其市场价格更趋于竞争性的价格，因此成本渠道的作用也相对有限，从而无法有效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相比而言，来自下游的中间品可能因为自身包含较高的技术附加值，从而能够产生较大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促进部门间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这一估计结果可间接推断，相较于价格渠道，技术渠道在中间品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命题2得以论证。此外，从虚拟变量（D2和D3）可知，来自上游的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动的抑制作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减弱。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自身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从而有能力充分利用来自上游的中间品进口，并由此带动国内下游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下游企业创新的良性循环，进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而来自下游的中间产品进口的正向作用也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提升，但随着经济逐渐步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本国技术水平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一方面原有的下游中间品进口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会降低，另一方面本国对来自国外的技术溢出效应的需求也逐步下降，由此，下游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动的积极效果也会逐渐消失。从这个角度看，单纯依赖商品进口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在长期内不具有可持续性，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可能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更为关键的因素。 此外，由表2和表3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见，适龄劳动力占比及教育投入对经济结构变动与预期一致，充足的劳动力和教育公共投入的增加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结构变化也具有正向的作用，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劳动力供给和中间品进口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基础设施的作用并不直接。尽管如此，仍不能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的积极意义。在回归结果中，城市化发展水平对经济结构转型存在负面影响，这与通常的预期相反。然而，这一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传统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即在经济的起步和初始发展阶段，上述国家的城市化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半城市化”的特征：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的过程中，仅单纯地为城市经济增加了廉价劳动力供给，新增城市劳动力人口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经济生活，也没有造成城市需求结构和要素技术结构的明显变化，反而抑制了城市经济部门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当前，要改变这一状况恰恰需要有力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全球生产分散化分工及各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中间品进口对于一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值得关注，但现有文献在理论和实证上对此的讨论却十分有限。本文通过构建开放条件下两国两部门模型，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随着一国中间品进口的发展，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增加能够带来高生产率部门的技术进步，从而带来该部门相对产出的增加；中间品进口的发展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本国的进口成本，增加本国贸易部门的相对产出，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即中间品进口能够通过技术和价格两种渠道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等9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业附加值、进口产品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本文的基本命题。结果进一步表明：总体上说，中间品进口增加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动，但其作用效果对中低收入水平国家更为有效；同时，从生产工序角度看，相对于上游中间品的进口，下游中间品的进口在促进经济结构变化上更为显著，这一结果间接表明，相对于价格渠道，技术渠道在经济结构变化上的作用更为主要。 对中国而言，由前述分析可知，技术可以通过中间品贸易的形式在国际间传递，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投入品种类和进口附加值含量来推进本国技术发展，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实现本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也就是说，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成果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当期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仍需积极引导高级中间品进口，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生产分割体系与垂直专业化的区域分工体系。然而，正如前文分析所示，经济结构的转型不能仅仅依靠中间品进口贸易的促进，且这一促进作用也会随经济的发展而趋于弱化。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推动本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发展，从而在由中间品进口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递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促使资源流向高生产率部门。这一方面需要在国内培育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新企业成长的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逐步调整对外贸易模式，鼓励创新型企业的对外贸易。同时，考虑到人口结构等因素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其经济结构调整任务也应当争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期合理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笔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马涛副研究员提供了按工业部门分类的SITC五位数中间产品编码表。 ①根据发展经济学国际手册（2008），结构变化通常指在生产和要素使用过程中，经济体各部门间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一般把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一起定义为结构转型。结构转型更加强调产业间的动态变化以及产业内部生产效率的改进（王勋和Johansson，2013）。 ②从这一假设可知，该模型可以视为由一系列静态经济体构成，除非分析必要，文中省略时间角标。 ③笔者进一步放松了两国垂直产业内贸易完全分工、i国中间品投入全部来自j国的假设，在此情况下，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读者如有兴趣可向笔者索取。 ④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各国人均收入水平数据，选取样本区间内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4000美元的国家，同时排除袖珍岛国如圣文森特、格林纳丁斯和格林纳达等不具有典型性的国家，结合数据可得性最终选择巴西、智利、哥伦比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秘鲁这8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时也将中国纳入样本国家。 ⑤在模型设定中，笔者进行了有关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组间异方差、组内序列相关和组间截面相关的计量检验，经检验发现，本文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样本数据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问题，因此在估计时进行了相关修正。 ⑥为通过调整拟合优度说明国家间存在个体效应，在此使用OLS方法；由于本文设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为避免共线性，同时考虑到GLS估计方法本身着重关注组间异方差、组间截面相关和组内序列相关，并不重点关注个体效应，因此，第（4）～（8）列并没有加入个体虚拟变量。 ⑦读者若对相应分类产品代码感兴趣，请与本文笔者联系。 ⑧秘鲁SITCRev3数据的起始年份较晚，为获得较大的样本容量以确保估计的有效性，在此将该国予以剔除。剔除秘鲁并不影响本文获得一般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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