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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着陆”来之不易
“软着陆”是指国民经济从“过热”状态平稳地降到适当的“温度”，并且在“降温”过程中震动很小。
大家一定记得，1992年上半年到1993年，出现了“四高、四热”的经济现象：高投资规模，高工业增长，高货币投放，高物价上涨。同时出现了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由1992年的5.4%上升到1993年的13.2%。
1992年8月，中央就开始采取措施阻止“四高、四热”，1993年7月实施以16条措施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这16条政策重点整顿金融秩序的混乱。但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1994年继续执行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希望能控制总需求以实现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1993年回落了31个百分点，但1994年通货膨胀率仍高达21.7%，达到了建国以来最高水平。
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使人震惊。要不要再加大紧缩力度？这时在经济学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通货膨胀不完全是需求拉动引起的，再加大紧缩力度就可能造成经济大幅度滑坡。
这时，80年代末的三年治理整顿的经验起了作用。1988年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使全国上下恐慌。当时采取了力度很大的紧缩政策，1989年通货膨胀率降到17.8%，但人们惊魂未定，继续加大紧缩力度，1990年到1992年，通货膨胀率为2.1%、2.9%、5.4%，通货膨胀降下来了，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1989年和1990年，GDP增长率猛跌到4.1%和3.8%。
“软着陆”就是从三年治理整顿的经验而来的。当时另一种说法是“点刹车”，这是针对“急刹车”而言的。“软着陆”、“点刹车”，在政策上的体现就是“适度从紧”。所谓“适度”，就是在不造成经济滑坡的情况下，解决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从紧”，主要是控制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1996年能否实现“软着陆”人们心里并没有底。1995年通货膨胀率由21.7%降到14.8%，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提出了1996年降到10%的目标，即所谓“发展看九，稳定看十”。在1996年年初的不少形势分析会上，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个目标难以达到。
由于国家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软着陆”终于实现了：通货膨胀率在6%左右，GDP仍然保持了近10%的增长速度。据预测，1993年到1997年，五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4%，最大振幅在3.5个百分点左右。从1977年到1997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四次波动，第一次波动振幅为8.5个百分点，第二次波动振幅为6.7个百分点，第三次波动振幅为7.5个百分点。在这四次调整中，第一次通货膨胀率由6.0%降到1.5%，降低了4.5个百分点；第二次8.8%降到6.6%，降低了2.2个百分点；第三次由18.5%降到2.1%，降低了16.4个百分点；这次由21.7%降到6%，降低了15.7个百分点。这次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效果很大，而经济振幅最小，是真正的“软着陆”。
这次能实现“软着陆”，说明我们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次宏观调控和过去历次相比，有很多新的内容。其中令人称道的是在有些方面比较成功地运用经济手段，主要是金融手段。
已经“软着陆”，为何还“适度从紧”
一般认为，“适度从紧”的目标就是实现“软着陆”。目标达到了，“适度从紧”的政策是不是该结束了？这样提出问题是希望在货币供应上能更宽松一些，认为应当致力于“启动”经济。相当多的企业开工不足是这一看法的论据。
但是，经济界相当多的人士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认为，通货膨胀虽然被遏制住了，但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通货膨胀压力主要表现在货币供应量上。为了向非经济专业的读者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介绍一点货币知识。金融学者把现金称之为M[，0]，M[，0]加活存款称之为M[，1]，M[，1]再加上各类定期存款称之为M[，2]，又称之为广义货币。M[，0]、M[，1]是可以立即变成需求的，M[，2]是潜在需求。M[，0]、M[，1]是造成现实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因素，M[，2]是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因素。最近两年，尽管M[，0]和M[，1]的增长率有明显回落，但M[，2]的增长率却居高不下。在八五期间，M[，2]平均每年增长29.7%，1995年降到29.5%，1996年要求降到25%，但从1月到7月还是27%。有的学者把M[，2]的增长幅度（代表总需求增长幅度）和GDP的增长幅度（“八五”期间平均12%，代表总供给增长幅度）相比，总需求超过总供给15个百分点以上，这是了不得的通货膨胀压力。
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对M[，0]、M[，1]、M[，2]三者之间的结构进行分析，认为M[，2]大一些并不可怕。提高存款利率，定期存款就多了，M[，2]就上升了；降低存款利率，定期存款就少了，M[，2]就下来了。在去年一季度以前的一年多时间内，M[，0]和M[，1]下降得很快，这是社会对商品和劳务需求衰减的征兆。去年取消保值储蓄和两次降低利率，扭转了M[，0]和M[，1]下降的势头。有的专家认为，要使M[，2]增长率降到25%，唯一的办法是再进一步降低利率，而降低利率又会增加现实通货膨胀压力。这一悖论表明，把M[，2]增长率作为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并不一定合理。同时M[，2]的增长与我国货币化过程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用货币的领域，现在都需要货币了，对货币的需求量自然就大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放松银根再提高增长速度是不合适的。1991年到1995年GDP平均年增长11.9%，1996年又有近10%的增长率。我国经济的问题不在增长速度，而在增长质量。适度从紧，就是不要再追求增长速度，而致力于增长质量的提高。如果放松总量控制，经济就要升温，国民经济中很多旧病又要复发。
在现有的行政格局和管理体制下，本来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行政性的投资冲动。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和召开党的十五大两个重大政治事件，更容易激发行政性的投资冲动，很可能出现“大干快上”，使经济再度过热。同时，在目前的情况下，扩大资金投放以后，资金不是用于企业急需的地方，而是进入投机领域。1996年1月到9月，银行信贷资金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2.4%，高于同期工业增加值12.9%的幅度。据银行调查，有一些企业用信贷资金去股市进行投机。
在经济开放度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低估本币的币值，可以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们的外汇都是短缺的。用人民币贬值促进出口是解决外汇短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一美元兑换1.7人民币贬到兑换8.7元人民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通常都采用这个办法以促进出口。我国也是把低估人民币的币值作为外贸平衡的一种重要工具。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出口多少，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扩大出口不仅是外汇平衡的必要，更是保证经济增长的需要。但是，低估本币币值虽然可以促进出口，但也会诱发通货膨胀，即输入型通货膨胀。
1994年1月1日，实行汇率并轨，汇率由一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变为8.7元人民币，人民币过度贬值，有力地促进了出口。与此同时，企业的外汇通过结算集中到国家手中。外资也大量进入。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了保护出口，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外汇，以阻止人民币升值。这就使得外汇储备占压了大量资金（近3000亿元）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为了减少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只好抽紧银根，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
所以，要将本币币值低估作为外贸平衡的一种手段，那么就得有另一种手段防止通货膨胀。这个手段就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所以，从外贸平衡需要，我们也不能放弃“适度从紧”的政策。
“适度从紧”并不是一味从紧。我们不要追求增长速度，但也不能让速度滑坡。这就要灵活地掌握“从紧”的力度，根据情况适时微调。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要加大技术改造的投资强度，促进技术更新换代。对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也可以适当提高投资。在启动消费方面，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促进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要大力开拓国外市场，使一般外贸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软着陆”不等于经济已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完成了“软着陆”的任务，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国民经济中很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
国有经济改革滞后是当前一切问题的焦点。说国有经济改革滞后是指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改革滞后。把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重点喊了好几年，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全国关注并寄以期望的试点企业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明文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只能是极少数，而现在试点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独资公司，实际是原来国有企业的翻牌。国有企业改革停步不前，使部分企业陷入困境，也紧紧拖住了银行。银行改革因国有企业的拖累不能前进，还把国有经济中的矛盾几乎完全转移到银行身上，加剧了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实际是老百姓存款的风险，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最容易引起社会震动。所以，金融风险是影响社会安定最为危险的因素。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现在宝贵的资金70%投进了国有企业，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比重只有2%。国有企业问题不解决，整个国民经济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
国有经济怎样才能走出困境？第一，要缩小摊子。国有企业的摊子有多大，一是从国有企业的职能出发，和其职能不相关的行业、产品要放手交给社会；二是从财政注资能力出发，财政背不起就应当主动放包袱，放手吸收其它经济成份注资。如果不自觉地缩短国有企业的战线，它也会自发地萎缩。自发的萎缩后果更糟。战线缩短以后，集中力量搞好必须由国家办的那部分企业。第二，要减轻负担。现在国有企业负担太重。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左右，GDP只占40%左右，而上交财政却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我们还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津津乐道，说国有企业贡献大。必须加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税收征管工作，提高非国有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相应减轻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使其有能力进行技术更新。第三，要转换机制。转换机制包括资本注入机制，改变非财政即银行的注资思路，有效地利用资本市场。从资本注入机制的改革，引发企业产权结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增长方式等一系列方面的改革。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又一深层次问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低下，企业经营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目前多数企业经营困难不是注入资金不足，而是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要。现在大批生产力闲置，是因为这部分生产能力和社会需求脱节。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效益，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在一两年内经济结构调整会有明显的效果。因为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问题，又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解决产业结构问题根本办法是深化改革，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宏观上，要改变地区分割、行业分割的状况，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为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创造条件。在微观上促进企业主动适应市场。产品结构的调整，应当是企业自己的事。只要企业真正转换了经营机制，企业就会主动适应市场需要。政府在结构调整中也应积极发挥作用。代表宏观调控的产业政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截长补短”，但还可以通过金融、税收、财政等多种手段，引导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合理流动。农业是天然的弱质产业，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农业就很难在同其它产业的竞争中得到必要的生产要素。一些社会效益高于企业效益的产业，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的基础产业，高投入、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
国民经济中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影响我们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了“软着陆”以后，利用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把改革向深入推进，这样，有可能使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